《与神亲嘴》第四辑有两种启蒙和复兴摆在我们眼前复兴还是归正，启示还是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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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还是归正，启示还是启蒙

　　有过两种启蒙运动，一种是建立在对信仰和道德的传承之上的、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一种是反宗教的、先在审美上砸烂一切旧世界、后在政治上砸烂一切旧世界的启蒙运动。一种以人的谦卑和对神圣价值的敬畏为出发点，一种以对人的意志的偶像崇拜为出发点。也有过两种人文主义，一种是有神论的人文主义，以荷兰的伊拉斯谟为代表，他整理出版希腊文的新约，反对经院哲学对人的捆绑，主张恢复个人与上帝的活泼的生命关系。对后来的马丁·路德产生了极大影响。另一种是我们熟悉的无神论的人文主义，每个人都活得像自己的上帝，因此到最后“他人就是地狱”（萨特）。也有过两种社会契约论，一种是“圣约”下的契约，是以对超验价值的敬畏为前提的人间秩序。一种是商业合同的延续，仅仅把民主视为多元利益的妥协，这种契约论或宪法观本身就默许了背约的正当性。今天的中国，也有两种自由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因为对世俗政治及其哲学背景的绝望，像顾准那样“从彻底的理想主义到彻底的经验主义”。一种是超验主义的，相信“天赋人权”的背后有终极的神圣价值，那才是一切正当性的来源。今天的中国也有两种文化保守主义，一是保守本土价值的保守主义，一是保守人类普世价值的保守主义。用刘军宁先生的话说，就是更新文化，“让普世价值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这是一种值得赞许的中庸之道，也是我所理解的他呼唤文艺复兴的本初意义。但“文艺复兴”一词，却不足以涵盖他的基本诉求。
　　不错，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场夭折的文艺复兴，高举普遍意义上的人的结果，是高举出某一些人。仅有德先生和赛先生，不能带来复兴。真正的复兴，是三个“R”，一个都不能少。没有宗教信仰与道德根基的复兴，没有一种敬畏神圣价值和宇宙秩序的法治精神的复兴（而不是立法崇拜和立法复兴），个体与人性的张扬，只会成为一个单向度的、可怕的词。没有敬畏感的多元主义，任何一元都可以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今天，肉体与眼目的欲望充斥了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整个社会。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个体尊严的启蒙，尚不能在政体上得到回应，就继续无限高举人的价值，而看不到神圣性在一切事物上开始撤离之后所产生的恶果。以“经济”一词为例，这个词最初源于“圣经”中的希腊文，意思是一个按着善的价值进行管理的团契，也就是神的家。英文的“经济”一词最初出现于修道院的团契生活中。它的核心原则就是彼此相爱。而“启蒙”几百年后，今天的“经济”变成了只和价钱有关，和价值无关。法律的权利话语也是如此，无限上升为我们认识人与人关系的最强势的话语。当我们在一家餐馆坐下来，我们就立刻坐实了“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我们的思维方式被这种关系彻底洗脑，人与人最初的爱的关系，开始被一个以人为本的话语体系彻底阉割。
　　今天，有两种启蒙和复兴摆在我们眼前，一种是继续以人为本的老路，一种是向着神圣的价值归正，谦卑的领受启示，而不是傲慢的自我启蒙。重新找回对生命、道德和秩序的敬畏。以人为本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最彻底的实证主义，使我们无法看清人在一部宪法中的位置，也无法看清人在一场婚姻中的价值。人无法和永恒建立起生命的关系，人就没有终极意义上的平等、自由和尊严。当一个只能活70岁的人山盟海盟，说我永远爱你，就像一座只有70年土地使用权的房屋，法律说它的所有权永远都是你的。这两个“永远”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的爱人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哄我们到死？人的尊严和人的复兴，必须要能回答这个问题。真正的文艺复兴是帮助我们建立这种关系，而不是砍断这种关系。否则就世界而言，我们被釜底抽薪；就我们而言，世界也被釜底抽薪。
　　
　　
　　2007-1-23于成都大学
　　
　　此文应《南方周末》关于“文艺复兴”的约稿而写，因谈及宗教复兴而未能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