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因徐世昌倡言和平统一，故为顺应国内外要求和平的政治气氛，徐世昌在就任当日便免去了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从表面上看，段祺瑞的去职似乎表明皖系和直系打了个平手，但实际上段祺瑞当时仍担任参战督办并控制着安福国会，北京政府实权仍在皖系军阀手中，相较而言，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势力则完全被挤出了中央政府。然而，直皖之间的冲突并未因冯段同时下野而平息，相反却更加激烈了。

1918年11月中旬，徐世昌正式发布停战令，并倡议召开南北和平会议。此时，德国在欧洲战场刚刚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作为战胜国的协约国成员英、法、美等国又回到了中国角逐利益，对于日本趁自己忙于欧战而企图独霸中国的做法，他们十分不满，自然也就反对日本单方面支持的皖系军阀武力统一中国、助长中国内乱的政策。美、英、法等国通过多种渠道向北京政府和南方护法军政府提出停战议和的要求，同时在外交上向日本施压，使日本宣布停止对段祺瑞政府的单独借款，同意参加四国银行团，与各国采取一致的对华政策。

外国列强的积极主和，加上国内和平统一呼声的高涨，这一切都为南北停战和谈创造了有利条件。终于，1919年2月20日，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和会，参加和会的北方总代表为朱启钤，南方总代表为唐绍仪。和会才开始不久，双方就在陕西停战和参战借款两件事上谈崩，和会就此中断。陕西问题，是段祺瑞破坏和会的一个措施：在北京政府先后以徐世昌和国务院的名义，连下几道停战命令后，陕西北军将领因得到段祺瑞的支持仍拒不听命，对抗徐世昌；参战军和参战借款问题也同样如此。3月，陕西停战实现，吴佩孚等国内各方面人士纷纷通电要求继续和谈，美、英、法、意四国公使也不断敦促北京政府。4月，和谈重开，双方冲突的焦点又落到了“取消安福国会”上，南方出于护法目的，要求取消“安福国会”，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但北方却坚决反对，因为它既是段祺瑞控制政权的工具，又是徐世昌当选总统的法律根据。

在南北代表的激烈争论中，和谈改为秘密谈判，表面上讨论恢复国会等问题，实际则是角逐地盘划分、权力分配，但矛盾始终还是无法解决，至4月底，和会再次陷入僵局。5月初，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南北和谈一度恢复，并联名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要求拒签和约。但是，这并没有使南北议和出现转机。5月13、14日，南北代表先后宣布总辞职，和谈破裂。此后的和谈断断续续，毫无进展，终于陷入停顿。1920年6月，南北议和曾经重开，但不久就因北方发生直皖战争，南方发生粤桂战争，“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合，南北又复不合”，而使南北议和彻底破裂。

下面介绍1919年中国发生的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与“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一方的协约国集团与战败一方的同盟国集团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了和平会议，与会共27国（苏俄未被邀请），和会的目的在于对世界秩序和各国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拟定对战败国的和约。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召开过多次类似的会议，而每开一次这样的会，世界格局就会随之被重新划分一次，并会保持一定的时间。

19世纪初期，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横扫欧洲，打乱了欧洲原有的政治格局和统治秩序，拿破仑用战争向欧洲输出革命，使欧洲的封建君主们十分惧怕，于是联合起来对抗法国。随着后来法国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欧洲各国遂于1814年至1815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会议，讨论“拿破仑战争”后在制裁法国的基础上，重建欧洲统治秩序和国家体系的问题，历史上称这次会议为“维也纳会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在1815年6月9日签署，9天后，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惨败，盟军攻入巴黎，法国封建统治复辟。维也纳会议后，欧洲政局形成“维也纳体系”，该体系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瓦解了维也纳体系，战后的巴黎和会确立了凡尔赛体系（我稍后介绍），该体系最后因纳粹德国的崛起而瓦解，进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期，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即雅尔塔会议，会议确立了二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即雅尔塔体系，这个体系一直维持到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关于雅尔塔体系，我会在今后的文章中介绍，今天着重关注巴黎和会。

1919年初，英、法、美、日、意五国着手准备会议，规定英、法、美、日、意五大国为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可参加和会的一切会议，比利时、中国、塞尔维亚等国为有“个别利益的交战国”，只能出席与其本国有关的会议。巴黎和会虽然名义上是由英、法、美、日、意五大主要战胜国政府首脑和外长组成的“十人小组”主持，但实际上则是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三人操纵，这三人被称为“巴黎和会三巨头”。巴黎和会上，协约国集团通过以《凡尔赛和约》为主的一系列条约，对战败国的领土和殖民地进行了再分割，形成了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

由于中华民国段祺瑞政府曾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也属于战胜国之一，因此，当时中国的北京政府和南方护法军政府联合派出陆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五人为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了七项希望条件，但其中六条被和会最高会议拒绝，仅山东问题被列入讨论。在一战其间，日本借对德宣战之机，出兵攻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战后，中国政府要求日本将战时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山东特权归还中国。

在会议辩论期间，中国代表顾维钧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但英法等国却按战时同日本的密约，支持日本的要求；美国虽反对日本独霸山东，主张五国共管，但由于日本坚决反对，甚至以退出和会相威胁，遂不得不妥协。1919年4月30日，美、英、法三国会议在邀请日本参加，拒绝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

5月1日，陆徵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有所不利。虽然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总统府智囊机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但媒体还是将中国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公之于众。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消息传开，举国震惊。5月4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3000多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指一直负责中日交涉事务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随后游行队伍冲击东交民巷，遭外国巡捕阻拦，于是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所，冲入曹宅，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赵家楼。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30多名学生，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北京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逮捕的学生，但此后仍继续对学生进行镇压，严禁其干政，最终引发了6月3、4日更大规模的逮捕事件，激起了全国各界的愤怒，北京的学生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纷纷以罢课、罢工相抗议。迫于来自全国的压力，6月10日，北京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的学生，徐世昌还下令罢黜一向对日卖国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自己也提出辞职，后被各方挽留，但仍免去了国务总理钱能训的职务。

巴黎方面，陆徵祥曾试图“保留签字”，但被拒绝，5月23日，北京政府电令陆徵祥，如不能保留，即全约签字，但在中国代表团内部，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三人均明确表示反对签字；国内各界人士、学生，国外华工、留学生、华侨等也都纷纷要求政府拒绝签约。6月28日，巴黎和约签字之日，中国代表团在最后努力被和会拒绝之后，决定“不往签字”，并于当日电告北京政府。至此，不但“五四运动”达到了其斗争目标，而且中国外交也冲破了近代以来“始争终让”的局面，开创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