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坏脾气中华帝国：制度的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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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制度的断想(1)
　　中国很早就确立了相当完善的官僚制。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国家实际已经进入了欧洲15、16世纪才出现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态，形成了具有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有税收和财政体系以及庞大的常备军，甚至形成了欧洲到近代晚近才出现的文官选拔系统。相对于欧洲，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制度是“早熟”的。但是更可能的是，这种“早熟”的评判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暗含着以西方作为评价标准的意思。实际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跟中国的文化一样，是按照自己的理路发展的。长期以来，虽然中西之间不能说没有交流，但这种交流还远远达不到在制度文化层面上相互影响的地步。中国的制度几千年来，一直走着自己的路。这条路，虽然不时地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干扰，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其他文化输入，比如佛教文化的影响，但是它的发展却一直在官僚制帝国的轨道上行进。不仅跟中世纪的西方，而且跟周边的印度都非常地不同，甚至与一直跟我们学习的日本也很不一样。
　　从秦汉起，官僚体制就是中国制度的核心问题。而这个核心问题又可以分成两个大的子问题。一是官僚的选拔问题，当时称之为“选举”。实际上，正如古往今来许多人指出的那样，中国政治的中心可以归结为选举。通过选举制度以及相应的文化，官员选拔的金字塔居然将整个社会联结到了一起。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层，其活动和文化实际上都在围绕着选举进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也可以被称为“选举社会”。历朝历代都将选举视为关系王朝命运的头等大事，显然不是古人头脑发昏，因为稳住了选举，就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二是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制衡。中国是个巨型的帝国，皇帝依靠对于他来说显然有些过于庞大的官僚群来管理国家，如果没有起码的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权力的运行将是无法控制的。所以宏观上有行政、监察与军事上的三权分立，而微观上有相权的分割以及每个部门的权限细分，与各个部门之间权限的模糊和相互渗透。
　　虽然庞大的官僚金字塔是中国制度的基本特色，但中国的皇帝却并不是像日本天皇那样的虚拟君主，皇权的专制也是中国制度的特征。皇权总是力图要将官僚体系变成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不断强化自己的直接权力。从理论上讲，秦汉以后的皇帝跟西周和西周之前的王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是天下的共主而是独主，是国家所有人惟一的君主。皇帝的权力，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无限的，如果皇帝要一意孤行的话（只要他不在乎丢掉祖宗的江山），其实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在历朝历代，皇帝总是试图直接统领官僚体系，操控一切，不惜利用身边的侍从机构，取代原本运转良好的政府首脑机关。到了明清两朝，皇帝甚至取消宰相制度，皇帝既做国家元首，又当政府首脑。然而，官僚制的本质规定相对而言是选贤与能的，着眼点是能力，而君主制的本质规定是世袭的，着眼点是血缘。对于如此庞大的集权帝国而言，事实上只有强调管理者的能力，才能保证帝国运转的正常。君主制与官僚制是相伴而生的，谁也离不开谁。正如皇帝一意孤行会导致王朝崩溃一样，从历史上看，明朝废相也付出了沉重的制度代价。
　　君主制和官僚制虽然相互依存，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没有冲突和矛盾。中国的官僚虽然在现在看来好像是皇帝的雇员，但就古代社会而言，那时入仕的士大夫们却并没有今天人们在政府机关的感觉。诚然，官僚中不乏借官职谋饭碗的刀笔吏，但很多从小熟读圣贤书的人，他们将修齐治平的理想寄托在仕途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仕途不过是他们借以实现理想的工具。虽然，官僚制是皇权对士大夫的某种“赎买”，士大夫通过入仕，获得地位、金钱和荣誉，维持他们体面的生活。但是，传统时代的官僚体系不仅担负着管理职能，而且还有对社会的教化功能，使社会生活符合王朝正统的道德伦理的要求，甚至使民众对皇权产生一种类似宗教式的感情。只有这样，在一个粗糙的农业社会里，治理才有可能顺利地实现。这种管理与教化的双重职能，免不了会导致有人抱着致君王为尧舜的期望，指望成为帝王师，从而实现某种理想。在他们看来，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角，具有学理和道德上的双重优越。因为是他们，而不是皇帝，承负着古代圣贤学说，是古圣贤的继承人。结果，士大夫做官，往往雇员的感觉不强，反而把自己看成道德教化的体现，他们为民父母，是引导民众走向道德正途的导师，而不仅仅是管理的机器。雇员和教化的两种角色长期以来一直在打架。作为官员，实际上的主要任务是催科（征粮、税）和听讼（司法审理），但为官的表面文章却是让他们爱民如子，倡导“无讼”。由教化导致的帝王师的感觉，使得官僚体系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总是有点别扭。直到清朝，皇帝才明确地将士大夫的野心压下去，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只是皇帝的雇员，既为皇帝管理民众，也替皇帝教化民众，皇帝甚至连教化的模本（圣谕宝训）都做了出来，士大夫只管照本宣科就是。士大夫将精力转向儒家经典辞章的考据，以及具体治理技术的追求（实学），但是并没有真的完全放弃帝王师的理想，一有风吹草动，还有可能冒出来。即便没有这种理想的追求，官僚体制自身也存在着自己的逻辑，不可能完全按君主的意志行事，否则这个体系将无法运转。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帝和官僚们一直在明里暗里地斗法，此消彼长，集中体现在皇权与相权的争斗上。最后到了明朝，虽然皇权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而皇帝自身则因这个胜利，陷入了这样的境地：或者非常劳累地日理万机，还捉襟见肘，或者干脆撒手不管，听任宦官的摆布。如果想过正常的生活，不是向官僚体系托付更多的权力，就得更多地依赖行政法规，因此付出了国家机器更加低效的代价。
中华帝国：制度的断想(2)
　　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不是不能对农村社会实行军国体制的管理，政权也不是不能下到县以下。秦朝曾经有在县以下设置有俸禄的乡官的制度安排，不仅设置乡官，而且实行乡间的什伍编制，严厉推行连坐制。秦以后，这种乡村管理体制，在历史的某些阶段，总是有复辟的尝试。这样的乡村管理，其实，在短时间内，无论是对农民的管理控制，还是对赋税的征收，都有很好的效果，只是这种制度安排时间一长，就会暴露出交易成本迅速提高的趋向，甚至达到王朝政府不堪承受的地步。所以，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不管统治者奉行什么思想，主观愿望如何，对农村却只能实行近似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乡官逐渐变成差役，跑腿的，将空间留给乡居的绅士和其他精英。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我们讨论制度的时候，离不开“道”和“术”这两个中国味道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可以是能意会的、蕴涵某种理想状态的境界，术则是实现这种境界的途径和方法。但是，具体落实到制度和政治操作上，道则意味着文治精神，它包括重文轻武，以文官治军，推行道德教化，重视礼仪，维护伦理型的意识形态，等等；术则意味着权术，或者说权力技术，包括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权力监督和权力运用的技术操控，等等。
　　文治精神是自秦汉以来每个常态的王朝所必须具备的。道理很简单，“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中国历史上，企图以武力的方式维持国家的王朝并不是没有过，但没有一个能长久。不断充实的儒家理念也许对版图的扩张用处不大，但对于维护一个分散宗法制的农业国度，却有无穷的妙用。春秋战国以降，虽然西周那种贵族式的完整的宗法结构被破坏了，但这种以血缘姓氏为轴心的父系宗法制的某些基本元素，却随着贵族社会的消亡而散落民间，成为小农生活共同体的黏合剂，再次形成平民意义上的宗法制。这种宗法制，由于没有了过去那种严整的梯形树根结构，我把它称之为“分散宗法制”。由于这种“分散宗法制”的广泛存在，当西汉初年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的时候，从政、教两方面对社会都是一种适应。当然，儒家伦理的推行，对宗法制也是一种促进，使得宗族向大型化的方向发展，导致贵族社会的再生。从东汉末年开始，官僚贵族化的倾向，以门阀的形式再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制已经笼罩在门阀政治的阴影之下。好在，在官僚制的自身规律作用下，贵族化的趋势最终还是被遏制了。中国进入了长期而稳定的小农社会，分散宗法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父子、长幼、尊卑、男女（有别）这样的结构性概念，成为不可撼动的文化核心，支撑着中国社会的运行与再生。正因为如此，每个正常的统治者，都无一例外地不仅要将儒家伦理捧在头顶，而且要贯彻到社会每一个层面。中国历史上的几百个皇帝中，不乏能文者，也不乏狂妄自大之徒，但社会却始终只有一个主导意识形态，一个教主。关键的是，这个教主不是皇帝本人。因为，这个意识形态是在皇帝之上的，一旦动了这个东西，他和他的王朝存在的合法性就有了问题。
　　当然，文治精神不仅仅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推行，还伴随着国家政治以及社会活动的仪式化（礼仪化）。“天王圣明”的尊严，尊卑有序的秩序，权威的认同与服从，必须通过长时间的仪式的熏陶和演练，才能内化为人们的不自觉行为。历代王朝对礼仪重视的程度不亚于财赋与军队。官僚体系中，负责礼仪的专门机构，只有增加的份，而没有缩减的可能。官办的学校教育，学礼一直都是主要的内容，以至于到后来，老百姓一致认为，上学就是达到“知书达礼”。近代中西大规模接触之初，中国在马戛尔尼使团来访和1859年中外交涉中，所表现出对礼仪问题的过分反应，实际上不过是传统文治精神的一种过度反弹。
　　正因为有了意识形态的推行和礼仪化制度这两个基本要素，古代制度呈现出文官第一的特色就可以理解了。正如阎步克先生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自汉以后，儒生和文吏的结合，为官僚体系提供了成员。而事实上，在这个结合过程中，儒生的味道逐渐压倒了文吏，以至于察举制运行到后来，通经和达礼才是进入仕途的基本条件。再到后来，是官僚基本上就意味着也是士大夫，非正途（科举）出身的人，按惯例总是被排除在士大夫的核心群体之外。至于官僚所需的操作技术，则由上不了台盘的吏和后来的幕僚承担。
中华帝国：制度的断想(3)
　　文治精神到了这一步，已经进入了术的领地。古代制度安排上的权力制衡，也属于术的层面，除了前面讲过的文武制衡，还有行政与监察机构的制衡，行政机构之间的制衡，地方官员之间的制衡，以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制衡，等等。实际上，古代政治中的权术还远远不止这些。可以说，当年韩非子列举的那些驾御之术，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仅在君臣之间，而且在臣臣之间，年复一年地推陈出新地上演着。只不过，我们已经很难在制度的设置上看出痕迹了。
　　中国古代制度阐释方面最易被人忽视，同时也最暧昧不清的所在，应该是官僚机构，即所谓衙门的运作方式与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最后都要通过衙门的运作才得以实现。衙门实际上是刀笔吏和衙役的空间，自唐朝以降，吏和衙役已经成为一个介于官民之间的特定群体。他们的政治地位不高，其中的衙役甚至被列为不得参加科举的贱民行列，但是，他们才是政治运行不可或缺的人物。无论是中央机关还是基层的县衙，没有主官，政务不会停滞，而没有了吏和役的奔波跑腿，那么所有的事务都可能停摆。多少年来，这是一个变化最少的角落。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他们有着自己的规矩，按着自己做事常规行事。大一点的政治程序性的变化多少会导致他们行为的改变，但用不了多久，还有可能溜回旧日的轨道。当然，朝代的不同，皇帝的不同甚至于官僚个体的不同，是会影响到他们，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是政治操作层面中参与博弈的一方。
　　制度从来就不是静止的组织和框架，从来没有动不得的“祖宗之法”，虽然保持稳定是中国古代制度的规定，但变化确是一直在进行之中。纵观两千年的官僚帝制，制度的改变总是从补充性变革到替代性变革，再到框架性改变。人们总是先在制度上打一块补丁，然后再慢慢地让补丁下面原来的机构失效，最后才取而代之。在中国，制度的惯性总是在发挥着作用，稳定毕竟是人们最为看重的政治目标，因此总是力图避免因结构的动荡而导致整体的动荡。凡是气魄大动作大的变法，往往难以成功，越到这个制度的成熟期，就越是这样。
　　中国现代意义的制度变革，比起我们的东亚近邻日本来，发生的时间并不晚，但变革本身走的弯路，却远比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多得多。清朝最终丧失了和平改制的时机，而辛亥革命后的制度变革，却像浮在水面上的油，跟社会格格不入。说实话，虽然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传统和传统制度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但传统制度的阴影还在遮蔽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政治行为。我们只有在向别人学习的同时，回顾自己，也许才能真的走出我们自己的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