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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五一六”这一天

　　1966年5月16日，可悲的“五一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于焉开始。 愿我中华民族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了这一天。未来的董狐，未来的司马迁，我向 你们致敬。对于那场奇灾大祸，请你们秉笔直书，不要为尊者讳，不要为贤者讳， 不要曲笔掩饰真相。作为一个被孤立的右派分子，我的所见所闻实在可怜，我不明 了真相。我只知道“五一六”那一天中国还没有红卫兵和造反派，三四个月以后， 他们才粉墨登场的，怎能把罪责都推给他们？早在他们登场以前，文革不是已经宣 布开始了么？早在宣布开始以前，文革不是已经事实上在进行了么？灾祸不是已经 周期性地濒临华山夏水了么？这该从哪一年算起呢？1964年的四清运动？或是更早 些，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还是回头说说“五一六”这一天我在做些什么事情吧。

　　十三天前，5月3日下午，我开始拉大锯锯大木，做了解匠。在本镇北街人民剧 场的空地上，我和罗师傅架起马杆，接连几天解泡杉木。解出来的板子运回木器家 具社，交给木工师傅，做毛主席语录牌——本镇各个单位急需此物装点门面。这些 语录牌，长方形，红漆底，黄漆字，所说的多半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必要以及阶级斗 争之必要，挂在各个单位的门面上，赫然生辉，一夜之间便显得大家都在革命了。 解泡杉木，进度快，很来钱，我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拚命干。我的肩膀和背胛被阳 光灼伤，起泡，脱皮，露出嫩肉，红得难看，搽些凡士林，油亮亮的，像腌卤肉。 “我唯愿天天解这个。”罗师傅说，笑嘻嘻的，黑脸露出白牙。他的肩背黑得像烟 熏的腊肉。他不怕晒。“等嫩肉晒黑了，你就不怕晒了。”他安慰我说。

　　不等嫩肉晒黑，我们就暂时改行，吃抬工钱去了。本镇正在建厂，需动力电， 镇劳动站就抽调拉车的、打铁的、做砖瓦的、烧窑的、拉锯的，选他们中间那些身 强力壮的，近五十人，编成抬工队，去青白江区（属成都市郊）抬电线杆。罗师傅 被选入抬工队，我虽然身不强力不壮，也只得跟着去。抬工们怜悯我太瘦弱，不让 我抬，只叫我同三位打杂的壮妇一道跟着走，上坡下坎，过桥涉水，从旁扶助那些 桩子欠稳的抬工。做的是辅助性的小工，拿的是抬工的大价钱（每天两元一角）， 问心有愧，第二天我坚决要求做了抬工。别的抬工嫌我差劲，不愿同我联杆对抬， 有个年轻的抬工还整我，趁我弯腰蹲下去准备上肩的时候，他猛地一下直起身来， 让抬杆将我压翻在地，砖瓦窑的黑胖大汉杨季火就叫我去同他联杆对抬。杨季火是 本镇有名的莽汉，不识字，老光棍，酗酒成癖，饭量惊人，力气极大，腿比我的腰 粗，勇于斗殴，打架曾经咬掉别人一只耳朵。看见他的尊容，我就想起《水浒》上 的没毛大虫牛二，暗自畏怯。他把那个整我的年轻人训斥一番，然后对我说：“我 们两个一文一武，我不会让你吃亏。”他将套在抬杆中央位置上的绳圈往他那一头 移动两三寸，这样就减轻了我肩上承受的重量。每逢我们走到险处，他察觉我桩子 不稳，两腿颤抖，总叫我伸出手臂去搭在他的肩膀上，以便有所攀援。我们多次横 涉稻田，水深没膝，遇到翻越田埂，他总放矮桩子，一腿跪在田埂上面，让我先跨 过去。尽管有杨季火的照顾，十六个人抬那重量超过一吨的水泥电线杆，于我毕竟 是太重了，弄得我非常狼狈，多次踩虚脚，跌倒在池，腿上胫上碰得伤痕累累，下 唇碰破流血，发生进口危机。我的两肩，前些日子拉锯时晒脱皮露出的红嫩肉，如 今又被压肿，进而压青压紫，最后压烂溃脓。“遭孽，文人落难！”我听见杨季火 对别人这样说。此话当时属于反动言论。杨季火是文盲，不知厉害，所以这样瞎说。

　　起自青白江区的桥梁厂，终至城厢镇的钢锉厂，以直线计，约有七公里的路程。 抬完了这一路的电线杆，抬工队又动手挖窝，竖杆，架线。前前后后，忙了五十多 天，都有我在。其中有一天就是“五一六”。查当时的日记，这一天看来也平平常 常，在我。 这一天天刚亮我就醒了，急急忙忙吃了母亲为我煮的早饭，便往正在修建的钢 锉厂跑去。在那里，我和别的抬工乱纷纷地踏着车轮爬上两辆货车，双臂撑着，翻 跨入车厢内。人到齐后，两辆货车相继驰向青白江区的桥梁厂。货车厢内当然没有 座位，抬工们都站着，彼此攀肩附背，一任簸来簸去，正好相撞取乐。一个爱说笑 话的抬工忽然吼叫：“簸箕街到了！”惹得大家轰笑。簸箕街是成都市区一条热闹 的大街，大家都熟悉的。一个烧窑工，小名熊二娃，其实已经是个老大爷了，他常 常成为取笑的对象，被呼为“安禄山”。还有个砖瓦工，戴眼镜的，视力不佳，被 谑呼为“珍宝岛”。他姓曾，说话很“宝”，走路常跌倒，故名。这一群快乐的抬 工都属下层百姓，挺能吃苦耐劳。他们说起笑话来，无所顾忌，就是不肯议政。严 酷的政治运动，闭塞的社会生活，粗俗的文化趣味，天长日久，养成他们怕官怕斗， 知足常乐，休谈国事的人生态度。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天，这平平常常的一天， 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奇灾大祸已经宣布开始。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不久以后他们竟会突 然发作政治疟疾，奉诏去“关心国家大事”，奉诏去“造反”，奉诏去砸烂这个和 那个，去唱语录歌，去揪当官的，去成立“革命组织”，去参加“大辩论”，去 “保卫毛主席”，去打人，去挨打，去被另一派打成“反革命”，去跪着“请罪”， 去哭，去戴大红花“平反”，去“文攻武卫”，去“解放中江”，去上战场，去杀 人，去被杀，去同“保皇狗”“大联合”，去“清理阶级队伍”，去被“清理”出 来，去入“牛棚”，去批林彪，去批孔老二，去“反击右倾翻案风”，去评《水浒》 兼骂所谓的投降派，去批邓……这些政治魔术，他们都想不到，在“五一六”的早 晨。想不到未来的这一切，所以他们现在都很快乐，挤在车上簸来簸去，大讲笑话， 不论荤索。每天二元一角，这在本镇该是最高的工资标准了，他们很满意。恐怕只 有我一个人不快乐。我头晕，想呕吐。我昨夜失眠了，因为我家中出了使我忧伤的 事情。

　　三天前，5月13日，在我家中，大弟再次殴打十六岁的幺弟，居然操刀要砍。 我跳出去挡住大弟，幸末发生流血事件。我回老家以来，当木匠的大弟一直认为是 我这个“大右派”影响了他的前程，使他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所以恨我，一向不理 睬我。幺弟对我很好，听我的话，夜夜还要我教他识别北天的星座，听我讲希腊神 话中这些星座的故事。大弟骂幺弟“中了右派分子的毒”。幺弟不眼，同他吵起来， 他便大打出手。夜晚，本镇第三段居民委员会开会调解我家的纠纷。大弟常看报纸， 了解近期风向，他坚信他自己和一个“大右派”划清界限，并帮助幺弟划清界限， 乃是革命壮举，绝不会错。殊不知居委会的干部不看报，思想落后于形势，不但不 表扬他，反而把他臭骂一顿，还要他写检讨，保证以后决不操刀。受了这番羞辱， 大弟回到家中，愤然扬言：“我要斗争到底！”两天后他去木器家具社投诉于我的 监督小组组长，一个绰号白脸鸡的木匠。白脸鸡的革命觉悟很高，鼓励大弟今后多 多向他告密。我知悉了此事，所以忧伤失眠。

　　同车一位壮妇给我几粒仁丹，噙在嘴里，头晕稍减。到桥梁厂，下车。幸好这 一天的活路不重，尚能支持，虽然头重脚飘，背脊寒颤，常打喷嚏。上午抬的都是 短型的电线杆，较轻。下午两组轮换抬一根长型的电线杆，也还可以。中午照例借 农家的锅灶，付农家的柴钱，由三位壮妇下厨，煮洋芋面皮稀饭两大锅，随大家舀。 抬工们饿极了，也不择席，三三五五蹲在遍地鸡屎鹅粪的农家院子里，吃得霍霍有 声，笑语喧哗。有那些带了辣豆瓣酱来的，带了泡酸菜来的，带了腊肉来的，大家 就一窝蜂拥上去吃。闷恹恹的我只吃了半碗，便在院角的竹篱边坐下，看杨季火一 碗又一碗地埋头大嚼，吃得好香。他的门齿因打架被撞落，致使狗窦大开，有利于 喝稀饭。他的身边放了半瓶酒，不时地拿起来灌两口，满意地舒一口长气，接着又 喝稀饭。他的胖脸和肥胸被汗水浸出了油光闪闪的橄榄色。他吃一会松一松裤腰带， 旁若无人。

　　“你吃几碗了？”我问。

　　他不应声，张开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八。想是半醉了吧，他一边灌酒一边谈起 旧事来。我这才知道，年轻时他在广汉机场给美国兵当过炊事员，也是见过大世面 来的。使我惊奇的是他说五十年代初他在《川西日报》食堂又当过炊事员。难怪有 些面熟，我早就见过他！“我们那位家门社长对我很好！”他说。我知道他指的是 社长杨效农，一位很有学识的老干部。我曾经是杨社长的下级的下级，在五十年代 初期。如今我面对着杨季火，忽然怀起旧来，好像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般，暗自感 伤不已。问杨季火为什么后来又离开了报社食堂，他不肯回答我，吞吞吐吐，面有 愧色。三年以后“清理阶级队伍”他被揪了出来，我才知道他有过小小的贪污劣迹。 他在会上认罪交代，一开口就惹人哂笑：“我不说大家都晓得，我这个人从小就是 无产阶级……”文革结束以后又过了好几年，砖瓦厂的莽汉杨季火死于酗酒伤肝。 愿他夜台常有冥钱买醉，呜呼！

　　抬工们吃完午饭，纷纷到竹林间去小睡。我独自坐在院角的竹篱下望着青翠的 田野发呆，看见几条田埂上走着三三两两的农民，手提木凳和竹椅，各自回家去。 一位老农走向我们所在的这一座院子，想是这儿的主人吧。一位农妇站在门前问他： “今天队上又开什么会哟？”

　　“廖馍馍不咸挨了秤砣。”那位老农说笑话作回答。

　　我懂，他说的是“廖沫沙吴晗还有邓拓”。连我们这里的乡下也在批“三家村” 了，在“五一六”这一天。两天以后，邓拓自杀身死，做了文革的第一个冤鬼。

流沙河 2013-08-22 13:1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