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寫《論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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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人类的最大难题
　　
　　二十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无疑就是「我们怎样才能战胜极权主义?]
　　十五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威廉.夏尔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时，一种无比深刻的悲愤与恐惧之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合上书，我一直在想：要是当年希特勒在进行军事扩张时稍微更有耐心一点，结局又将如何呢?或者说，假如希特勒并不一味向外扩张，而只是不断地加强对内的控制，那么，德国人民还能够摆脱纳粹的统治吗?当人们不幸落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魔掌之中时，他们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战胜极权主义
　　
　　大致说来，我是在一九七O年间完成了思想的转变的。鲁迅说：「人生最大的痛苦便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其实，鲁迅并没有充分的资格说出这句话---既然他还能公开地说出它。在最黑暗的社会里，你是听不见任何大声抗议的。它甚至不是一个沉默的社会。请想一想：每一个早上和夜晚，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响彻着[三忠于]、「四无限]的誓言和「东方红]的歌声。不要以为这完全是表面现象。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控制了一切；而谁控制了思想的表达，谁就差不多是控制了思想本身。我不能不发现，我们正置身于人类有史以来最专制、最暴虐的一个时期。我倒并不认为世界已面临末日，我毕竟知道在这个星球上确实还存在着自由的社会和自由的人民。我也不担心这个「左]的极权怪物会吞并全世界，因为它显然缺乏足够的力量。我甚至不相信它能维持得太久，既然它已经开始了动荡不安。但是，我清楚地，也许是过分清楚地懂得：彼处的光明不能自动地取代此处的黑暗；一个无力于向外扩张的政权，并非没有充裕的力量对内压迫，它当然不会千秋万代，像它自己吹嘘的那样，然而却很有可能耗尽我们一代、两代人的生命，我真希望有那种饮上一口，便醉上五十年、一百年再醒的药酒。可惜我知道这种药酒并不存在。不，即使人间真有这种药酒，我也不会去喝的。逃避，如果是可能的话，它可以免去痛苦，但无法免去耻辱。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去战胜极权主义，那怕我们一时未能获得成功。
　　适度的压制会招致反抗，并且它往往比平淡无奇的安逸生活更能激发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可是，过度的压制是会消灭反抗的，确切地说，它能把反抗压缩到几近无形的程度。过度压制肯定是要伤害和侵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把一切正义的事业扼杀于襁褓之中，而且还因为它把任何伟大的精神都窒息于封锁之内。虽然我同意康德的看法，认为善在于立志。不过，除非你的善良意志能外化为可见的行为和后果，否则它便会由于缺乏体现而无从证实。伟大人物和伟大事业都不是一下子可以成就的，因此，假若当它们初露端倪之际便遭到残酷的镇压，那么它们便不可能完成、不可能实现。尤其是，纵然出现了伟大的行为，如果它们不能为众人所知晓，那么这些伟大的行为也就不能获得它们应该获得的完整意义。这后一点也许更为关键，说「反抗吧，你们的反抗不可能取得成功]，这并不可怕，因为谁都知道罗马不是一天之内就建成的；但要是说「反抗吧，你们的反抗不会留下任何痕迹]，那就太可怕了，因为无数个零相加依然是零。问题在于：要抹杀一件发生过的事实，使之留不下任何痕迹，并不是做不到的。这就是极权主义社会最为恐怖之处。
　　每一个在极权统治下生活过的人，无不体尝过那种令人绝望的软弱无力之感。面对着庞大的、现代化的镇压机器，面对着你无法与之自由交流，因而显得陌生且充满不测的敌意的由他人组成的社会，你发现自己竟是那么渺小、微不足道、不堪一击。一切自由都被剥夺，唯一余下的自由只有那任何外力无法剥夺的自由!!思想自由。可是，能够自由地思想却不能自由地表达，这对于思想是极大的折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思想显然要好过得多。无怪乎很多人要放弃思想，宁肯让自己敏锐的头脑麻木下去了。我想，在这漫漫的长夜，一颗自由的灵魂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也许就是默默地拿起笔来，暗中记下眼前发生的一切，等待着有朝一日公诸于世，让全体同胞、让全世界的人知道那沉重的铁幕下无比痛苦的真实。但是，我又想，难道我们就只能作一名黑暗现实的控诉者吗?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待着别人来营救我们、等待着从别人那里获得大声说话的机会吗?难道我们就真的不可能做出任何更主动的事情了吗?一个不屈的受难者的形象是好的，不过，如果能成为一名英勇的斗士，那就更好。
　　
　　寻找出一条从内部改变极权社会的途径
　　
　　坦率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并不知道我能够作些什么。我只是不相信，确切地说，是不愿意相信我们真的是无路可走。我感到我们好像是置身于一个巨大而危险的迷宫之中，出路一定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死胡同，是能把探索者活活吞掉的死胡同。科学家讲究「试错法]，可是和极权主义打交道却很难去「试错]，因为它的代价过于高昂。全部问题在于：在极权主义这个铜墙铁壁铸成的牢狱中，究竟哪一块砖头是可以撬动的?我相信事在人为。我所说的「事在人为]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是相信我们自己一定能打开出路，其二是相信极权主义者一定会犯错误。不少人之所以持悲观的看法，以为囚禁于极权主义社会内部的人民不可能对之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一方面固然是低估了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偏重于从纯理论的角度考察极权社会，忘记了极权社会的统治者们也是人，而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我并不是寄希望于偶然性，因为人之要犯错误实在是个必然性。即便从理论上讲，极权主义社会，有可能可以完善到天衣无缝的地步，但是由于极权统治者自身的愚蠢和任性，他们也必定会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从而使追求自由的人们有机可乘。毫无疑问，极权统治是利用人们身上的弱点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如果人们自身没有缺陷，极权统治根本不可能产生。我相信，任何一个对极权社会略有研究的人都深知这一点，那么，你们为什么会以为极权统治者们自己能是没有弱点的呢?
　　当我们说极权统治是利用人们身上的弱点建立起来的时，我们仅仅涉及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同样毫无疑问的方面是，极权统治也是利用人们善良的愿望建立起来的。这些人终究会从自己的经验中认清极权主义的真面目，从而根本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把极权社会比作牢狱是贴切的，就其对人的束缚而言；但是政治制度毕竟不同于建筑物，它不可能在一经修成之后便可自然地维持其存在。政治制度是活的东西，它时时刻刻需要人们的参与。无论如何，极权统治不可能在失去人们的自觉支持，尤其是最有理想、最有能力的那批人的自觉支持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记住，在构成极权统治那似乎是无可匹敌的威力中，正包含着我们自己提供的一分力量。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当然也就可以削弱它的威力。
　　我坚信，极权统治一定是可以从内部予以击溃的。我决不承认只有通过外部的力量才能摧毁极权统治的观点。那种观点实际上等于承认极权主义不可战胜。如果说当代人类社会有两大问题：其一是自由社会如何保持其自由，其二是极权社会如何克服极权，那么，从逻辑上讲，我们必须承认，后一个问题显然更为重要。假如我们承认自由社会有可能堕入极权主义的深渊，同时又认定极权主义社会并不能靠自身的力量重获自由，那么人类的前途就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了。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寻找出一条从内部改变极权主义社会的途径。
　　
　　不应对最高领导层的自动转变抱过多期望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从一开始，我就不赞成对最高领导层的自动转变抱过多的期望。因为，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并不大。一般说来，在现代极权主义社会中出现一位自由主义的最高领导人，其可能性要远比在世袭君主制社会中出现一位自由主义的君主更小。毕竟，君主之成为君主，靠的是血统；这就不像在现代极权主义社会，一个人要当上最高领导者必须依靠他能适应那种封闭的意识形态和残酷的权力斗争。一位具有君主血统而又具有自由主义气质者固然是难得一见，但一个能够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爬上权力宝座而同时具有或仍然保持自由主义倾向者，恐怕就更为难得。退一步说，世袭君主制并不能有效地担保每一位继位者都是十足老练的专制主义者，而现代极权主义社会通常都总是努力使那些十足老练的极权主义者登上宝座。再者，对一个世袭君主而言，他的权力的正统性主要是来自他的血统而不是来自他的政见（在相当程度上)，因此他可以推行一套与过去大不相同的主张而不必担心因此失去权力。但是一个登上了最高权力宝座的极权主义者，他的权力的正统性，主要来自他以往的政治活动被他的同僚所认可，所以他如果要实施一些与过去大不相同，因而也就是与难于为其同僚所认可的政策，他就很可能失去同僚的拥戴而失去权力（例如赫鲁晓夫)。
　　我并不排斥最高领导层自动转变的可能性。但是对我们来说，这种可能性是可遇而不可求。它在我们的努力之外，因此我们也无需乎为之过多地思考。执迷于这种可能性是有害的，它会使人们用等待代替奋斗。这对于渴求自由的我们尤其不适合，因为只有凭借着自己的奋斗而争得的自由才可能具有其完整的价值。
　　当我说我不赞成对最高领导层的自动转变抱过多的期望时，我是说我不大相信在极权社会中会出现这样的领导者，他会自觉自愿地推行一整套自由主义方针，从而根本上改变极权社会的性质。我并不否认极权社会的最高领导层很有可能出现种种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为我们争取自由提供可资利用的机会。我知道并且相信，在极权统治者内部充满着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本身不会或很难会自然而然地导致自由化的结果，但是它们确实可能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十分重视极权统治者上层的变化与斗争。现代极权主义制度有一个巨大的弱点，那就是它不能为其最高权力的运用和交替找出一种稳定的办法或规定。这就导致了其上层变化与斗争的激烈，频繁以及不可避免。
　　
　　关于「文化革命]中权力斗争的几个问题
　　
　　这里有必要谈一谈「文化大革命]。为了兴建「文化大革命]这项浩大的工程，毛泽东不仅花光了多年的积蓄，而且负上了巨大的债务。正是通过「文化大单命]，中国大陆的极权主义才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也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的极权主义才产生了不可弥补的裂痕。不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动机是什么，「文化革命]的客观效果是使亿万中国人民卷入了上层的权力斗争或曰路线斗争，这就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党的高层领导团结一致的虚假外貌打破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神圣光圈消失了。诚然，「文化革命]在全国胜利地建立起空前严酷完整的控制，可是这种胜利是一种「图穷匕首见]的胜利。本来，极权统治的力量在于它巧妙地结合了「理想]和「恐怖]，「文化革命]的结果却是破坏了这种结合，它使「恐怖]走向前台而使「理想]失去光彩，这就使得极权统治自身陷入了不可解决的危机之中。
　　考察「文化革命]中几次重大的权力斗争，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文化革命]初期，人们之所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去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固然是出于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对「左]的革命理想的追求，同时也是出于对刘少奇、邓小平一类人派工作组压制群众的反感。问题在于，像刘少奇、邓小平这类人，虽然与毛泽东有着许多分歧，但是他们也并非人民自由权利的守护神。因此，到了「文化革命]的中、后期，鉴于现实的日趋恶化，怀旧思想确实越来越强，然而实际上，我们并不是真心地希望复旧（回到「文化革命] 之前)，确切地说，我们的希望不仅止于复旧。人们对被打倒的若干人寄了同情，决不意味着对他们在被打倒前的所作所为的一律认可。后来人们支持邓小平和早先人们支持毛泽东是很不相同的。早先人们支持毛泽东，是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是为了实现毛泽东的理想；后来人们支持邓小平，却是希望他自己的意志能够影响邓小平的意志，是为了实现人们自己的理想。这就是说，我们并不相信邓小平会主动地搞自由化，我们只是认为我们有可能促进他搞自由化。
　　第二、关于林彪事件。并不是所有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才改变或开始改变其政治观点的。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在获悉林彪事件后，首先是感到兴奋（终于有人想干掉毛泽东了)，其次是遗憾（「惜乎不中秦皇帝])。毛、林之间为了权力而火并，这一点并不费解。对许多人来说，令人费解的倒是在于那个一贯极「左]的林彪怎么会写出一篇那么「右]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依我之见，不论是毛泽东先于林彪而正常死亡，从而林彪名正言顺地接管最高权力；还是林彪秘密杀死毛泽东（像历史上传说的赵光义杀死趟匡胤）而顶替王位。总之，只要林彪能在表面上正常的情况上夺得权力，他就很可能会继续宣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因为唯有那样才能够证明其权力的「正统性]。在这种情况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就会永远地藏之秘室。当然，在实际措施上，林彪也会大幅度地修改毛泽东路线，但他很少可能以至于绝对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极权统治本身。反之，如果林彪不能顺利接班从而被迫与毛泽东公开对抗乃至于刀兵相见，他就一定会亮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旗号，以反对毛泽东的极权专制为号召，这样他就很可能采取一些具有更多的自由化倾向的措施。换句话说，由于在中国gcd高层领导人之中十分缺少甚至于也许根本就没有真正具有自由主义信念的人物，因此，除非是他们处于某种公开的反对派的地位，从而不得不以自由民主为号召以期赢得人心，战胜对方，否则他们一般是不大肯在自由化方向上走得太远的。
　　以上两点对经验事实的分析，有助于加强我在前面提出过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可以重视，应该重视，有时甚至是必须重视高层领层内部的矛盾与分歧，但决不要一味地依赖它。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拟定我们自己的战略和策略，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立场。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于任何倾向于自由民主的派别和措施，都是一种坚定有力的支持和深谋远虑的引导，对于任何半心半意、动摇不定的派别和措施，都是一种推动!---向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和一种抵制---当它们试图中止或倒退的时候；对于任何坚持极权主义的派别和措施，都是一种明确的反抗。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过分疑虑重重而失去果断行动的良好时机，也不会因为过份轻信而再一次被人出卖。自由的人乃是那具有独立意识的人。确定一种独立的立场对于我们有着至关重天的意义。
　　
　　追求自由还是追求权力?
　　
　　我知道，一直有不少人，其中有一些很聪明、很能干，他们对于自由民主的含意并非一概无知，这些人非常关注最高领导层的分歧与斗争，他们对其中的某些派别表现出明显的亲近乃至投靠意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那些领导人会真心实意地搞自由化，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相比之下，那些领导人较为开明。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得到那些领导人的信任和重用。他们热中于获得权力，显然更甚于坚持权利。只要能够被纳入执政者的行列或者是成为它的外围，从而能够直接地或间接地运用或大或小的权力作一些多多少少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他们宁肯舍弃自由，起码是推迟对自由的追求。
　　我很熟悉这种人，很理解这种态度。在那黑暗的岁月，我所痛苦的是没有自由，而这一些朋友所痛苦的却是怀才不遇。「不遇]什么?不遇「明主]（其实也不一定非明主不可，只要能用自己就行）。怀的什么「才]?统治别人的才。这些人一般都不重视自由和独立的价值，在他们各自的千差万别的「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构想中，几乎都暗含着对一个无限权力的欣赏与需求，至少是缺乏对权力应当加以严格限制的明确信念。他们批评当权者，不过是批评他们事情做得不高明，而不是批评他们侵犯了人民的自由权利。他们心目中的民主，无非是职位能对他们开放，至于这些职位本身是否必须加以明确的界定，从而社会的，尤其是个人的某种自由的、自发的活动范围是否必须加以保护，那倒是无关紧要。基于这种态度，他们最关心的就不是如何抵制无限权力的侵犯，而是如何接近，挤入那个权力中枢。
　　我毫不怀疑，这些人中间的一部分（当然不可能是全部）的确怀有试图利用权力作一些好事的善良愿望。但是我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尽管现实中的极权统治总是搞得十分残忍、恶劣，但从理论上讲，极权统治的本意却是在于要做好事，它所自夸的一点恰恰在于，由于权力的集中、绝对，它就能够在不受任何牵制、干扰的情况下为所欲为地干好事。极权统治不是别的，它正是要垄断一切做好事的权力。因此，从理论上讲，它不但不排斥，而且还鼓励并用全副力量支持那些在承认其绝对权威的前提下为其效力的人。否定极权社会的现实是容易的，因为它实在乏善可陈；否定极权社会的理想就难多了，因为它看上去那么富于魅力---尤其是对于那些统治欲超过独立意识的人。这些人所以抱怨极权社会，只是抱怨它的现实，并不是抱怨它的理想。事实上，他们常常正好在用极权社会的理想去批评极权社会的现实。关键在于：你是否坚持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容侵犯，是否坚持权力本身必须受到制约。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某些人的立场是不一致的。我并不否认极权统治有可能接纳一些能干的好人，我也不否认这些能干的好人有可能运用手中的权力作些好事，我还知道，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情况下，在其它各处均以黑暗笼罩而全部灯光集中照射在那唯一的权力舞台的情况下，这些好事，尽管在阳光普照之下多半是平淡无奇，而在那样特殊的背景下是会显得光辉耀眼的，因此它很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但是，我要指出的是：
　　第一、由于绝对权力的腐蚀作用，极权统治必然会更多地干坏事，更少地干好事。
　　第二、为了维护自身对作好事的权力的垄断，极权统治势必会打击一切独立于它的良好意愿和良好行动，它势必要打击那些最自尊、最优秀的人们，从而为阿谀逢迎、妬贤害能大开方便之门。
　　第三、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当权者们聪明、能干，对全社会实行了慈父对幼儿般的无微不至的控制和统治时，它也会造成整个民族在意志力和创造精神方面的退化。一个极权社会，搞得好，可以造就少数几个伟大的，或者更准确些说--显得伟大的（因为别人都被迫跪下或被砍倒）的个人，但是它一定会造成一个渺小的民族。
　　总而言之，我既反对一味地寄希望于极权统治者上层的自动转变（自觉自愿地走自由化道路），也不那么欣赏舍弃对自由、独立的追求，力图通过靠近极权中心并适用这样的权力做一些事情的立场。假如说「内部]是指本国，「外部]是指外国，那么我必须说，我不相信从「内部]不能战胜极权主义；如果说「内部]是指极权主义统治层，「外部]是指这个统治层之外的社会和个人，那么我必须说，没有足够强大的「外部]的力量就不可能战胜极权主义。
　　
　　我们的特殊困境
　　
　　我希望在极权主义社会内部获得一种在极权统治者权力之外的力量以战胜极权主义。但是我立时发现我的这个愿望包含着某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东西：既然极权主义社会的本质就在于极权统治者绝对权力之外再无任何独立的政治力量，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指望利用独立的力量去战胜极权主义呢?前不久，一位朋友向另一个人介绍他所理解的我的观点时说：解决言论自由问题是战胜极权主义的第一步，那位听众---一个反应极快的人---当即补充一句说：也是最后一步。正是如此。假如我们连言论自由都没有，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要说什么话都必须遵循极权统治者给我们定下的框框，我们当然不可能战胜极权统治者，除非他们自己乐意让你战胜；然而，假如我们真正有了确有保障的言论自由，我们还用得着去战胜极权主义吗?它不是已经被战胜了吗?一个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国家难道不已经不再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了吗?
　　这就是我们---处于极权主义社会之中的人民---特有的困境。意识不到这种特殊的困境，找不出打开这个死结的办法，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我说的是「卓有成效的斗争]，如果不计较成效，只谈进行斗争，那当然是可以的，也永远是可以的。严格地说：只要进行斗争，就不可能毫无效果。但要做到「卓有成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在对方火力最密集之处发动正面冲锋，你当然也会取得某些效果：你能牵制以至于消耗对方的力量，激起人们的义愤和勇气。如此等等。不过那毕竟不是最有成效的办法，如果你能找到另外的更好的办法的话。
　　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充满了人们争取自由民主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可是仔细研究一下这些英勇斗争所发生的背景，我们不能不发现，他们的条件一般要比我们好一些。大多数争取自由的斗争都不是发生在绝无自由的条件之下，而是发生在多多少少有了一些自由的条件之下，起码是发生在存在着若干缝隙的条件之下。旧式的专制主义在垄断权力、控制社会方面，远远没有现代极权主义做得那么精心，那么彻底。不错，鲁索因为他的独立不羁的思想（至于鲁索的政治思想包含着那些弊病，此处不谈）而备受迫害；不过从我们这些生活在极权社会的人的眼光看来，那些迫害算得了什么。许多自由思想的着作遭到明令禁止，那当然是十足的暴政；可是，自己的着作被禁止何尝不是一桩幸事。我倒不是说越挨批越有名，因而是幸事。问题在于：一本书被禁止首先表明了这本书能出版，表明了这本书已经出版，表明了统治者只有事后追惩的能力而没有事先预防的能力，你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有印制成书公诸于世，这本身就是大幸了，从极权暴政之下的我们的角度看。极权主义对出版实行了空前严格完整的控制，相比之下，臭名昭着的书报检查制度都显得是那么软弱无力和漏洞百出。后来我读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在沙俄制度下持不同政见的活动家们（其中许多公开鼓吹直接的暴力革命）的遭遇和在极权制度下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其中绝大部分根本不是持不同政见，而只是对当局，包括对地方当局有一点小小的意见，有些一甚至是忠心耿耿的布尔什维克）的遭遇的惊人区别。这种区别在中国大陆也同时是引人注目的。
　　我无意替旧式的专制主义作辩护，我只是说，和现代极权主义相比，旧式的专制主义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当毛泽东宣布他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时，他实在太谦虚了，倒是后来他说的「我们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这句话要比较地合乎实际。
　　在极权社会中进行斗争的最大困难在于，我们甚至没有立足之处。不少人欣赏「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斗争策略，步步为营，稳步推进。可是我们应该知道,「费边社]的人们所以能这么做，首先在于他们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他们的出发点，对于我们来说，差不多是我们的目的地。甘地（Gandhi)的不合作运动该是很吸引人的了吧，但那首先有赖于你能广泛传播不合作的思想，而要传播不合作的思想，又首先有赖于能传播对当局的批评态度，如此等等。我想：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大名鼎鼎的自由斗士之所以大名鼎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反对的那个专横强暴的政权还算不是极端的专横强暴，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他的意思是，最好的政府，人民感觉不到它的存在。遗憾的是，为了自由而进行的那种最了不起的斗争，由于它的敌人的空前强大与残忍，这种斗争对于外界的人来说，甚至对于内部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以及对于整个有纪录的历史来说，也是「不知有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