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绞痛乡土情景中的“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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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情景中的“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
　　看惯了新中国抗战电影的人们，很自然地会以为农民对外族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惜的是，事实上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中，并不存在这样的“理所当然”。
　　在历史上，农民中的大多数当然知道自己属于什么国（王朝），也知道自家的民族归属，这是私塾先生和乡绅们，通过圣贤之书告诉他们的，也从俗文化中的戏曲说唱中得到了强化。但是，对于国家的认知，除了舞台上模糊的帝王将相之外，主要来源于交粮纳赋的政治现实，由于这种现实相当冷酷，所以这种认知不会很清晰或者明确，甚至还带有点不愉快的感觉。至于种族的体认稍好一点，农民不仅可以明确感知到异族跟自己的文化差异，而且能够清晰地辨认出彼此的体貌特征，从鼻子眼睛到头发胡子。晚清国门始开，第一次见到西洋人的小知们，竞相描绘的，都是洋人们金发碧眼的容貌，一般老百姓，也正是从他们的述说中，深切地感觉到了自己和洋人的不同。严格说来，尽管我们在历史可以找出很多下层百姓的爱国事迹，但他们真正关心的所在，还是自己生活的社区，即他们的宗族和乡社，异族入侵者，遭到农民自发抵抗的真正原因，往往是这些侵略者破坏了农民的生活，危及到了他们的屋庐田园和妇女孩子。
　　电影《鬼子来了》，虽然在感觉上有点后现代的荒诞，很为某些见惯了英雄主义格调的人们所不喜，其实倒是真实地反映出一直处在国家底层的农民，在民族国家遭受侵略时的“国民状况”。电影的主人公和他所在村庄的老百姓，对于压在他们头上日本鬼子，显然并没有多少深仇大恨，他们之所以关押着那个鬼子和翻译官，只是因为害怕将鬼子交给他们的抗日人员（当然也因为这种关押行为本身而害怕外面的鬼子）。当迟迟没有人来“取货”，手里的鬼子成了累赘、麻烦乃至祸患的时候，他们曾经打算将鬼子处理掉（杀掉），但临了却谁也下不了手。还没有被现代化污染的农民就是这样，没有仇恨，难起杀心，“觉悟不高”，很有些妇人之仁，实际上是中国农民天性的善良。最后，农民用自己最常用的方式解决了难题，像日常赶集一样进行了一场交易，鬼子被放了回去。可是，满以为可以换回同等善意的农民，等到的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在一场“军民联欢”之后，鬼子进行了大屠杀，全村的父老乡亲，都倒在了血泊里。其时，日本已经投降，鬼子已经在身份上变成了败军，日军指挥官之所以还要大开杀戒，仅仅是因为村民关押“皇军”的行为触犯了日本武士的尊严，所以即使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经成为战败国，但“支那猪”却还是要受到惩戒。虽然电影是虚构的，但日军看不起胜利的中国人却是一种普遍的情绪，其实，我们在冈村宁次、今井武夫等侵华日军将领的回忆中，也能找到他们对于“搭车”取得胜利的中国人“不自信”的嘲讽。这种嘲讽，其实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从某些日本人的嘴角上消去，导致日本的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长时间跟日本以外的人有很大的距离。
　　影片的结局是全片最荒诞的所在，在大屠杀中漏网的主人公，回村看到屠杀的惨状，真的愤怒了。如果在此之前他能有此时十分之一的情绪，那个被他关了很有些日子的日本人早就人头落地了，后来的麻烦肯定就不存在了。当他挥着砍刀前去复仇的时候，只能去战俘营了。可惜，作为战胜者的国家此刻已经不需要这种仇恨（而在此之前，国家曾经想方设法激励和动员出这种东西来），不仅不需要，而且要制裁这种复仇行为。事实上，此时的日本军人，已经变成了将要大打出手的“国军”的宝贝，在国民党正规军和阎锡山的军队里，都存在着一大批留用的日本军人，某些臭名昭着的战犯，实际上已经成了内战的“国家顾问”。当然，一些日本军队的技术人员，也为共产党的军队留用。虽然真实的世界里未必会有国军将领授意日军砍掉私自报仇者人头的事情，但事情的逻辑也就是这样的，违反国家意志者应该受到惩罚，而当违反者是农民时，惩罚就更加严厉。这里，作为中国人的一方，没有爱国者，也没有爱国行为。当民族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国家和农民之间甚至存在着逻辑上的冲突与扞格。而作为侵略者的一方，其刻入骨髓的残忍，通过电影近乎荒诞的叙述，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民族主义说到底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本质上为了某种需要建构出来的。要想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社会动员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在民众里，也存在过类似的民族主义情怀，那是因为中国的古代国家有基于儒家伦理的华夷之辩，也有种族和文化层面的国家建构，在外族入侵的时候，甚至还有社会精英的大众动员，显然，这种建构和动员，比起现代国家而言，力度要差得多。特别是，当中国被西方拖入现代的时候，原来的国家理念，随着天下观的崩溃而支离破碎，原来的社会精英也灰头土脸，好不容易形成的对西方的大规模反抗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得到了因戊戌政变而走向反动的政府的默许，但所凭借的其实只是虚幻的刀枪不入法术，当法术不灵的时候，大家则纷纷作鸟兽散。民众面对列强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能有的更多的是无奈和麻木。
　　这种无奈和麻木曾经刺激过很多仁人志士，鲁迅的故事是我们所熟知的，他为此而放弃了前程很好的医学学业，投入到唤醒民众拯救灵魂的事业中。另一个军人的故事我们可能不太熟悉，那是着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在他还是小军官的时候，有感于北方老百姓，谁统治都行，谁来了给谁纳粮的言论。成了气候以后，开始在自己的军队中实行爱国主义教育，每个营都有展览室，挂着国耻图，教育士兵要想着收复被侵略的国土。当然，这样的唤醒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共产党人，直到今天，国民党的老人，还在感慨，共产党就是会宣传。其实，在国家的建设中，当政的国民党也并不是没有起过这方面的作用。然而，尽管如此，在中国广袤的乡土上，还是大量存在着传统和现代之间特有的麻木。
　　无论是理性的民族主义者还是现代的“愤青”，都只能从受过现代教育的群体中产生，而传统的农民，支配他们的主要是生活的理性。其实，他们并不喜欢外国人，即使这些人没有为他们所不习惯的长相，也有他们所不喜欢或者说看不惯的行为习惯，从某种程度上说，即使状况同样糟糕，他们倒是宁愿接受中国人的统治。但是，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是，侵略总是要来的，而且来的时候，平时统治他们的政府总是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把他们丢掉不管成了某种惯例。对于一般的平头百姓来说，逃亡毕竟是一种不得已，本身就意味着无限的风险，多少人的逃亡，只是应付战争初期混乱的临时措施，一旦局势稍有缓和，还是要回到本乡本土来讨生活，只要侵略者不过分地烧杀抢掠，接受现实无疑也是一种选择。如果外来侵略者纪律稍微好一点，再来点小恩小惠，那么老百姓可能就要以手加额，欢喜念佛了。当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分区统治，其中的美占区和日占区相对怀柔一点，于是老百姓的万民伞一顶又一顶地送到了美军和日军指挥部。我们当然可以对这种行为加以道德批判，但却难以阻止类似行为的再演。正像电影中的村民可以跟鬼子一起“联欢”一样，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同样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欢，尽管这背后也许有着很多的无奈。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在日记里就记载了许多次吃饭和看戏的经历，都是北京商民邀请，“与民同乐”，人家其实并不乐意。
　　当国家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百姓，将大片的国土和民众丢给侵略者的时候，我们这些后人，显然没有那么充分的理由去谴责当时的老百姓，为什么不去和鬼子以死相拼，做人体炸弹。老百姓在什么时候，首先要考虑的都是怎么活下去，“to be or not to be”这种莎士比亚的问题，在老百姓那里，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to be，活下去，只要有这个可能。所以，在侵略者的治下，他们也要就业，要谋职，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做生意的做生意，免不了有顺民的面目，如果按道德至上论者的诛心之论，无论做什么，都可能是间接地为侵略者提供了某种服务。但如果真是这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诚心实意为侵略者做事，甚至为虎作伥，跟出于谋生的需要，不得不做点事情挣饭，两者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赞赏梅兰芳在沦陷区蓄须明志，不登台演戏的壮举，但似乎也没有必要谴责那些在日本人治下依然吃戏饭的人，因为他们的储蓄不够多，家里大人孩子要吃饭。给鬼子汉奸唱戏，并不等于就是汉奸。然而，在国家至上观念占上风的时候，所有在沦陷区生活的人，都不同程度地负有道德上的罪感，或者被那些逃到大后方的人们认为有罪恶。抗战胜利后，不仅沦陷区中国人开的工厂和商店，变成了敌产，连在沦陷区上学的大学生，都被称为“伪学生”，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这种道德批判，其理据，实际上是以道德优势自居的霸道，是国家至上的强横，正是这种霸道和强横，在电影里则表现为主人公的头颅，最终被代表中国国家力量所恩准的鬼子的刀斫下，头颅的眼睛里透出一个血色的世界。
　　多少年来，我们看惯了电影电视作品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悲歌和赞歌，可是，如果真的想把农民都变成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人，需要国家给他们更多的东西，比如教育、自治、福利、保障等等，就是说，要使他们变成公民，否则，一旦鬼子来了，世界还可能变成血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