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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生平与学术思想
陈敏之
小节
* 一
o （一） 1927 ～ 1940 （12～25岁）。
o （二）1940—1956（25～41岁）
o （三）1956～1974（41～59岁）

* 二
* 三
一
顾准生前，多数读者只知道他是一个会计学家、经济学家，至于他在历史、哲学、政治等领域中的学术思想，则鲜为人知。这不足怪，因为在他连基本工作权利都被剥夺殆尽的年代，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一种幸运，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读书、思考、写作。现在保存下来并得以公开问世的遗作，是在一种十分奇特的条件下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如果没有 1972 年冬我在北京寻找他和同他的晤见，没有 1973 至 1974 年这两年间同他频繁的通信以及在通信中进行的学术讨论（有趣的是 1973 至 1974 这两年，他在生活上的处境相对平静，是一个难得的可以充分利用的空隙），那么，他的这些学术思想大概也无法逃脱伴随他的躯壳一起离开这个尘世的命运。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几经周折出版，王元化是最早读到此书中的一位。他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认为此书“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着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他对于从 1917 年到 1967 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结合实际独具卓识的着作。”“由于作者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这些章节删去或改写。这本书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读了这些凝聚着智慧和心血的文字，不得不使人为之感动。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也许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湮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怎样的毅力！”陈修良在以（坎坷的一生的思想家顾准）为题的文章（见《上海滩》 1994 年第 6 期）中说：“上海，为现代中国奉献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思想先驱。但是，集革命家和思想先驱于一身的人物毕竟是少数，他们是特别出类拔萃的勇士。我想，我们的老战友顾准应该是跻身这一行列而无愧的。”对于顾准的为人和他的思想的评价，我，作为他的亲兄弟不想再作任何评说，我只想在这里以简约的文字对他一生的经历和学术观点作一些客观的介绍。
顾准一生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一） 1927 ～ 1940；（二） 1940 ～ 1956；（三） 1956 ～ 1974。

（一） 1927 ～ 1940 （12～25岁）。
1927 年在我国现代史上是十分重要的关键的一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所进行的第一次反帝反封建大革命在这一年以国共分裂、革命失败而告终，继之而来的是绵延的十年之久的内战。 1927 年，顾准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稚气未除，为了挑起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以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二年）毕业的水平，进入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从这一年起，一直到 1940 年离开立信，离开上海，前后13年，可以说，他是在立信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在这14个年头中间，他的成长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激励他勤奋地学习和工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终于从一个练习生成长为会计学专家、教授，有多部会计学着作问世（其中有些未署自己的名）；另一方面，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正确途径，终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成为一个忠诚的党的地下工作者。1934年以后，他曾担任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职委书记与文委副书记。
（二）1940—1956（25～41岁）
这16年跨越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初的7年。如果说前13年他的工作和生活相对比较稳定，那么这16年中他的工作变动较大，足迹从苏南而苏北，而延安，然后又回到华东（苏北～山东）；上海解放，随军进入上海。这16年中，工作有顺利的时候，也有某些颠踬，其中以1952年三反运动中受到撤职处分， .1对他以后的命运影响最大。这一时期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实际工作者，担任的职务有：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到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回到华东后曾任利丰棉业公司负责人，苏中行署货管处长，山东工商总局副局长，渤海行署副主任，山东省财政厅长。上海解放，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不久，调去北京，曾任建工部财务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5年，入中央党校学习。
（三）1956～1974（41～59岁）
离开中央党校，到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当时中科院的负责人曾有意要他去经济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他坚辞未就。以后要他去资源综合委员会任副主任，勉强同意了，不过，经他要求，仍兼着经济所的研究工作。可是，研究工作不过刚开了一个头，厄运再次临头，1958年戴上了右派帽子，按照规定，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再次进入经济研究所，作了一些会计研究 .2。1965年，“文革”前夕，再次戴上右派帽子。不久，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当然在劫难逃。从1956年到1974年，在这漫长的18年中，他立志进行的探索、研究，真正能够利用来写作的时间也不过是他生命的最后短促的两年，而这两年，也是利用了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存在的某种空隙。如果上帝对他宽容一些，不要过早地夺走他的生命，那么，他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料，相信一定会比现在多得多。
综观顾准的一生，说他“一生坎坷”，并非过分。在顾准身上，绝对找不到一分奴气或媚骨。“少年得志”（指12至25岁。他自称这是他职业向上时期），也许增强了他的自信；而自信常常表现为傲气。在他和我的通信中，“睥睨”这个字眼出现过不止一次。这种居高临下、傲视一切的气概，在倡导每个人成为“螺丝钉”、“驯服的工具”的社会里岂能容得；而他又是一个有自己的主见、心口如一、说话没有遮拦的人；他的性格中的这个致命的弱点，在这个“史官文化”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国度里，悲剧的命运无可避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二
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张劲夫同志《关于顾准同志的一件重要史实》的一篇短文。文中所说的“重要史实”，指的是1956年顾准曾向孙冶方提出过对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问题的看法。这篇短文的结尾说：“这一史实，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顾准曾向冶方指出的看法，在五十年代能提出这样重要的看法是很难得的；二是冶方对后来印文集时未附上这一后记 .3，感到欠缺，在临终前当面叮嘱他的两位学生，尔后再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补印这一后记。冶方的严肃科学态度，在这样一件事上，也反映出他的高尚风格，是令人敬佩的。” 去年，经济研究所成立40周年，我在应约为《经济研究》（1993年第10期）写的《从＜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谈起》这篇文章中曾说：“这件小事，居然引起了劲夫同志如此认真的重视，他不仅亲自核实事实，而且还撰写了这篇短文，足见他对正直、严肃的从事理论研究的一些老同志的关注和深情。” 我还说，“值得称颂的是冶方同志，我国先贤所说的道德文章，在冶方同志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不是么，如果治方不在他这篇文章的后记中有这样的记述，谁也不知道这件事。这同现在某些人为了争所谓发明权甚至可以对簿公堂，其风格相距何其遥远。1975年冶方度过七年多漫长的单身监禁的苦难，出狱后获知顾准的部分骨灰洒在三里河的小河中，每天清晨都要去河边散步，以寄托对亡友的思念。顾准生前也曾对张纯音（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已故）非常自信地说：“冶方如果被放出来，他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我。”他们两人情深如此，可是，在历尽劫难以后，竟未能再次一见，实在是一桩无法弥补的遗憾。
顾准写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以下简称《试论》是在1956年到了经济研究所以后。此文曾数易其稿，到最后定稿前后经过约一年。当时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中央党校刚传达。顾准有鉴于前苏联农业的严重停滞（1954～1955年前苏前粮食总产量还低于沙俄时代），在离开中央党校前他撰写的《学习毛主席关于十大关系报告的体会》这篇文章后，提出国家在农产品收购中贯彻等价交换政策的必要性，并以农产品收购中流入农村的购买力如何形成工业品的最大市场，以及它对工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等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4，实际上，这时他已注意到在工农产品的交换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中遵循价值规律的重要性。《试论》是《体会》的进一步发展，作者自己也说：“写作《试论》的动机有二：第一是想把《体会》的主旨即价值规律的作用扩大到整个经济生活；第二，反对当时倡导的不久还见于实行的降低生产资料价格的另一种观点和措施。”《试论》所面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着作中当时被人们视作经典、不能更改的一些基本原理，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及其他着作中再三提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交换将被废除，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不再存在，分配将利用劳动券；生产资料一旦为社会占有，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社会的生产品将直接用为再生产的生产手段与生活资料，不再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等等。既然货币、商品都已经废除、消失，价值范畴和价值规律自然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余地。《试论》为了论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货币、商品不能废除，价值范畴、价值规律仍应继续存在并发挥其应有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某些论点或结论不能不有所突破。这在当时斯大林的权威着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问世不久的情况下，需要多么大的理论勇气。距离《试论》的发表，37年过去了。关于商品、价值规律的理论讨论，现在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因为实际生活已经远远超越当时理论讨论的范围和程度。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说过，“社会的生产活动只要继续进行下去，社会分工只要继续存在和得到发展，商品生产就不可能从经济活动中被排除出去，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被停止活动。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才是商品，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就不再是商品，这种观点和马克思自己对商品本质所作的科学分析是直接相悖的，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只是改变了生产资料作为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和生产是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它并没有改变，也改变不了商品生产中劳动二重性和价值二重性的本质。”“苏东剧变之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经济没有搞好，无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市场经济，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承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存在并使其能充分发挥作正常作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而已。决定社会性质的，是所有制，是剩余劳动的占有和分配，而不是别的”（拙文《从＜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说起》，《经济研究》1993年第10期）。以劳动券代替货币，列宁在苏维埃初期曾尝试过，失败了，认为这是“力不胜任” 的，因此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再去找这个麻烦。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确立，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仍会有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解决。
究竟什么原因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产资料一旦为社会所有（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对商品、货币和采取如此坚决的排斥态度，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不仅常常容易被忽略，从理论或逻辑上也很难找到解释。顾准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以下简称《原始积累》)这篇文章中对此提出了他的理解。他认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被他自己的劳动所异化了——这是他（按指马克思）的根本哲学命题，是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出发点；是他坚决主张社会主义不再存在商品关系（这是他称之为拜物教的一种关系）和价值范畴的原因。” 顾准说，“现在读《原始积累》章，看到他从‘农民土地的剥夺’开头，看到他把鸟一样的自由劳动者的存在作为资本主义兴起的惟一或几乎唯一的必要条件，在理解了他的学说的‘发源地的秘密’（这是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评论黑格尔的用语）之后，就不难理解了”。哲学的思考和科学的分析在这里产生了矛盾。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不统盘研读马克思主义着作，这个“发源地的秘密”是不容易找到的。理论界为之争论不休，政治家因此在实践中陷入误区的问题，本来是并不难解决的，然而最后，却仍然必须经过几十年的痛苦经历之后由实践来纠正，实在是得来不易的教训。
《原始积累》一文写于1973年6月。作者在文章的开头所说“感谢促进者” 的这个促进者，是作者30年代的一个老朋友李少甫（已于1979年去世），文章是应他的要求写的。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试刊）曾刊登过此槁，（我手头现在还保存一本），但至1980年1月正式出版时，此文据说被一位权威人士下令抽掉。1981年，得到黄逸峰同志的支持，此文才得以在上海《社会科学》（198年第5期）公开发表。
过去我读《共产党宣言》，因为缺乏必要的关于西方的历史知识，不可能不是望文主义，一知半解，生吞活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十分可笑。我相信，和我类似的人不在少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都曾提到市民阶级（近代资产阶级前身）和城市共和国，两者同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诞生和发展有着不可分割、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可是身为东方的中国人对之却只能瞠目以对，不知所说为何物。作者指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城市共和国，起源于城邦国家，而城邦国家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它的渊源远远超过中世纪，是西方传统的一个显着特点。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它同罗马传统的法权观念有关系。那么，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又是如何摆脱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而成为自治体的？简单说来，是城市用钱向封建主赎买来的。你给钱（常常是封建主为了筹措军费需要巨额现款），我就给你（允许你实行自治的）一纸特许状（英国作家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法国瑟诺博斯着《法国史》中对此都有相关的叙述，可参阅）。（在中国，这实在是不可理解，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在中国，朝廷兴军募晌之事很多，但是决不会有出卖特许状，由此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式的自治体的可能。”“考究其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联在一起的。”他说：“我们中国人只知道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或者蒙古人、满洲人带兵打仗，杀败旧皇朝和一切竞争对手，登上宝座；知道汉武帝打匈奴，缺钱，有着名的‘杨可告缗’ .5，征收财产税，对象主要是商人，结果是‘中人以上家率破’。哪里知道城市可以花钱买特许状，取得自治权利，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支持统一的基础！”他进一步指出：“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个人权利，在理论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固然，这不过是纸面上的保障，然而纸面上的保障也是世世代代斗争结果的记录。可惜，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西方和东方在法权观念和传统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差别。作者明确指出，“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他对我们中间有些人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用简单的非历史的类推：既然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就应该无条件适合，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顾准认为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必须批判。
他认为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独特的产物；认为有了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从中产生出资本主义来。为了论证后者这个命题，作者从西方历史中撷取了一些向资本主义进军中的“落伍者”为例证。其实，这些“落伍者”一点也不落后，在当时都是一些强大的商业城邦或商业共和国。其中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皮萨、佛罗伦萨，现代银行和国际汇兑制发源于此，近代物理学和实验科学滥觞于此，她们还是文艺复兴的故乡，为现代资本主义举行过奠基礼；又如汉堡（由不来梅和卢卑克等北欧商业城邦组成的汉撒同盟），12、13世纪后曾显赫一时；再如西班牙诸城市公社。西班牙首先发现新大陆，征服拉丁美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为什么市民阶级在转化成为资本家的路途上有这么多都倒下去了呢？作者认为，商业城市，惟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不过，如果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只以城市为取得征服扩张的财源之所，而不保护她成长的话，那也是长不出资本主义来的。
关于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发源于英国？作者是这样回答的。
甲，那时的英国承受了历史积累起来的全部科学技术、合理经营知识，以及航海、商业、殖民的全部有利后果；
乙，英国本身的有利条件：（一）她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并以保护她的商业利益的扩张为基本国策，（二）这个统一的王国作了异常的殖民扩张，不过，她不是以建立一个罗马式的拿破仑式的大帝国为目标，而是古代希腊式的殖民地——对母国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殖民地。
丙，基本上采取富于商业冒险精神的贵族所组织的垄断公司（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等）的形式。19世纪中期，穆勒在他的着作中，十分强调一切营业性事业都绝不宜由政府来办，它实际上反映了从17世纪以来英国的基本态度。我们中国则恰恰相反，和从汉代盐铁由国家专营到清代食盐官卖，广州十三行是皇商的传统相比，两者的差别是如此明显。
丁，对战争采取的政策不同，其结果也不同。作者以拿破仑战争为例，法国失败了，英国胜利了。作者在这里说，英国的对手，采取王朝本位政策的，虽然所继承的历史遗产都相同，却无例外地抑制了发展，而在英国，每一次战争都是财神的胜利，最后是产业革命。
作者认为，在英国首先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是不能达到这种结果的。由此推论，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一直到庚子、辛丑才被敲醒过来，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作者认为这不过是梦呓。
在《原始积累》这篇文章里，作者还对资本主义定义，忍欲、节约和清教徒精神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和绝对贫困化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作者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只集中在下面这一点上：“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主义阶级”（《共产党宣言》恩格斯附注）感到不满足，因为这样的定义对于工场手工业、农业或是机器大工业都是适用的。作者认为，对照中国的状况，还得补充以下几点：“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
作者认为，清教徒精神，确实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忍欲”和“节约”包涵不了，还要加上冒险精神、创业精神；“上帝的选民”的意识，就是要以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那种宗教精神。这几种精神互相结合，可以表述为崇尚个人才能，力主个人权利神圣的“极端个人主义”。作者在指出清教徒精神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外，同时也指出了它残酷的一面，例如贩运黑奴、残害童工等，因此连基督教徒也谴责他们。
绝对贫困化的问题，理论界也曾热烈讨论过一番。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极其明确的。他说：“（1）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说过什么绝对贫困化；（2）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工资被其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但是他所说的必要显然是弹性的，是水涨船高的。马克思本人，如果认为工人生活水平会从资本主义发轫之初的一般平民生活逐步下降到‘收租院’的水平，他还能是马克思吗？（3）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和他在哲学上坚持无产阶级是人从自己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异化出来的残缺不全的人的观点密切相关。从这个命题出发，资本主义不消灭，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不回到社会化的人手里，这种异化不会结束。不管我们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总之，不了解他的这个理论，也就不会理解他的贫困化的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诞生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亚洲产生了中国、朝鲜、越南，在欧洲，诞生了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对朝鲜、越南，英法在对埃及的战争中虽然遭受了挫败，但是，资本主义看来还有顽强的生命力，一下子还望不到它的末日，原因何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篇文章是作者针对我提出的问题所写的。文章首先回顾了历史，指明战后（这里指二次大战）20年帝国主义全面退却了，帝国主义变成了经济帝国主义；老殖民主义变成了新殖民主义；在与古代罗马帝国相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真实涵义，其立论的基础是：“甲，帝国主义本国，不复是基本的工农业生产国家，她只产奢侈品，正如罗马和意大利不再生产粮食，而只生产橄榄油、果品和畜牧产品一样。她靠剥削殖民地过活，正如罗马当时靠剥削行省（罗马的行省太守剥削行省是十分可怕的）过活一样。乙，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将要堕落到罗马的Proletariat那样，免费供给、寄生、腐化。丙，文化上、科学技术上的没落，当然更是必然的。丁，当年，罗马产生过一批金融资本家，他们借款给到行省当太守和财务官的人，利息极高，但是偿还是有保证的。帝国主义国内财政资本的统治，又是和罗马的事例相类比的。”但是，实际生活表明，现代经济帝国主义并没有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所指出的那条路，而是走了另外一条不同于罗马帝国（也就是不同于《帝国主义论》的道路。作者指出，19世纪下半期，英国确实曾迷恋于殖民主义，因而在德、美等国工业突飞猛进的时期，英国大大落后了。一直到本世纪50年代以后，她才懂得了这一点，并且迎头赶了上来。而且，由于工人运动的传统，使英国获得了福利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号（因为她的国营经济已及于铁道、保险、煤矿、铁矿等部门）。其次，她们的科学技术并未衰落。再其次，丢掉殖民地，减少或者没有国防费用的负担，成了急剧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
帝国主义没有走列宁指出的道路，资本主义也没有按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发展。马克思预言过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其理由是“（一）资本主义的生命线是资本的增殖，但是，高利润必须低工资，低工资造成消费不足，造成恐慌；（二）而且，当资本有机构成愈来愈大，同量的剩余价值表现为愈来愈低的资本利润率，资本利润率有趋向于零的趋势，也就是资本主义有无疾而终的趋势；（三）从社会结构上说，资本愈趋于集中，愈来愈多的资本家将被剥夺，资本和私有制及其社会性质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显着，社会主义化，最后不过是一举手之劳”。这个预言，本世纪初愈来愈不合乎事实，于是有列宁的发展。列宁的发展未被证实，1929年的经济恐慌，又使人们回到马克思，所以有30年代（第三）“国际” 总危机之说。现在事隔40年（按：指以作者写作此文年代计算），1929年那样的恐慌一直没有再现，而且似乎也不会再现，原因何在？
作者在引举沙赫特 .6和凯恩斯两个怪人，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大公司、大政府、大工会以及多元主义哲学、学术自由和民主政治等因素以外，认为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它不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作者作了这样一个假设：1929年恐慌时期，如果那些坚持前凯恩斯经济学说的政党，下令禁止一切异端的思想，资本主义早就完蛋了。作者说：资本主义是一大堆罪恶的根源，可是这一大堆罪恶不断被揭发，不断受到注意，老是在作一些大大小小的改良，于是，它虽然“气息奄奄”了，却老是混下去了，有的时候还显得颇为活跃。这显然是批判在那里发挥了作用，使资本主义的生命能延续下去；但是，作者又同时指出，批判归根到底，资本主义要被批判送终。作者还作了这样的预言：“我看，资本主义不会通过暴力革命灭亡掉，这是因为它在批判——改良。但是，它会在批判——改良中一点一点灭亡掉。”
三篇经济论文，其中《试论》写于1957年，距今已37年，其他两篇均写于1973年，离开现在也已21年。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或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将来的命运，这些问题都同当前的实际生活和人类今后的命运有着如此密切和重大的关系；这些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不论你同意或不同意，讨论它们，通过讨论甚至争论，使我们的认识、思想不停滞在某一点上而有所推进，总会有所研益，这正是顾准所乐意看到的，虽然他现在已看不到了。
三
1969年4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曾以庄重的言词宣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扞卫毛泽东同志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党的接班人以这样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公开载入党章，史无前例。不幸的是两年以后，林彪没有等到接班，便自我爆炸，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一片荒漠之中，成了我党历史上极为难堪的一页。
翌年（1972年），像狂飚一样席卷中国大地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这时似乎因为出现了顿挫而相对地显得有点平静，这是一种难得的暂时的空隙。非常幸运，这一年的初冬，我以探亲的名义去北京探望年近九旬的老母亲，还意外地没有费多少周折晤见了音讯隔绝多年、生死不明、约有十年未见的五哥顾准。从此以后，开始了京沪两地没有间断过的通信，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人世为止。收集在《顾准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中曾经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书名出版的都是1973～1974为两年通信中写下的遗墨。
请者不难发现，《文集》中的有关西方史、其中尤其是有关希腊史、希腊文明几乎占了大半的篇幅。1972年冬，我和顾准晤见之后，我曾向他提出想读一点历史的意愿，他劝我应当先读一点西方史。在我们的通信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说过，不懂得西方历史，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的土壤上，它离不开西方的历史背景和传统的影响（他曾慨叹《资本论》的某些译文，因为译者不懂得西方历史，译得不准确，还自己动手译了某些段落）；正像西方人如果不懂得中国历史，不懂得孔、孟、老、墨、荀、韩等等就不可能懂得中国文明一样，有人曾严厉批评过言必称希腊罗马，其意当然是批评这些人只会背诵洋历史、洋教条。身为中国人，对中国的历史一知半解，当然是可悲的；不过，反过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对西方历史一窍不通，不了解由以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不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义和它的精神实质，又怎么可能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可悲的是，这个至为浅显的道理至今似乎仍不被重视，满足于一两本红宝书，仍然迷恋、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这种陈腐的传统观念。
现代西方文明袭古代希腊文明的传统，这已为举世所公认。我不知道顾准立志研究古代希腊史起于何时，不过，我相信不会迟至70年代以后，因为没有相当的积累，1974年是写不出《希腊城邦制度》这样的着作来的。我还可以肯定他的这种研究是服务于他自己立下的下述目的：（1）为了彻底读懂马克思主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义；（2）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渊源；（3）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但是，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他沉潜下来默默地去作这种研究和探索的呢？1972年冬，我和他晤见时，他已是孑然一身。妻子汪璧早在四年前无可奈何地先他弃绝尘世；老母亲和孩子想见面不得；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得不到一点亲情的温暖，过着最清贫、孤独的生活。我历数他一生的经历，实在无法理解他究竟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或错误，沦落到如此地步？我能够找到的理由只有一条：他只相信科学和真理，而不服膺任何权威；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曾说过：“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 .7在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娜拉走后”提出的这一大堆至今还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他是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梦寐以求的是我们国家民族的腾飞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他去世于1974年12月，1989年及之后发生了东欧、苏联的巨变，他都不及见。但是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早地敏锐地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正是由于困扰着人们当今最重要的，也是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的问题，使他置所有一切于不顾而去潜心研究、探索。他说过：“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惟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点，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成份），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惟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是肃然起敬的。”他接着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这里，请注意，他反对的是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而不是革命的理想本身。
吴敬琏和顾准相处，有十多年之久（1956～1974年）。他对顾准在这一期间的了解比我更多更深，更为可信。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想，一个人只有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播下了革命理想主义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结果的问题，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了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回到北京以后，他拖着低烧咯血的病躯，废寝忘食，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书籍，闭馆以后，回到学部大院的集体宿舍再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写出了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着。”李慎之说：“他（顾准）曾经是一个极其热忱、甚至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但是50年代以后，个人的遭遇，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不使他要努力弄懂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当他意识到民主起源于古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国家以后，就下定决心要用十年时间，先研究西方的历史，后研究中国的历史，进而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的未来进行探索。”“他为弄清楚希腊城邦制度，从地理到历史，从人种到字源……一点一滴地搜罗材料，排比材料，分析材料，打破了许多中国人仅仅凭中国自己的历史而对外国所作的想当然的了解，他终于弄清楚了只有希腊那样的地理、历史、文化条件才能产生在古代世界是孤例的民主制度。” .8
《希腊城邦制度》1982年出版后，曾引起学术界、尤其历史家的关注，评论的意见不尽一致，这是极其自然的。有的认为：“顾准同志的遗着《希腊城邦制度》是我国城邦史的开山之作，它以崭新的面貌和独到的见解为城邦史的研究增添了一朵奇葩。”“顾准同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希腊城邦制度。他是我国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观察了城邦制度对西欧中世纪乃至近代历史影响的学者。他指出：‘城邦制度的流风余韵，在罗马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时代，一直流传不衰，还对近代西方历史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在这里，他省略的内容由他先前写的另一份笔记（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文，见《文集》310—330页）表达了。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级的渊源可以上溯到罗马和罗马以前，它是希腊文明的产物。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地的自由城市的兴起，更和希腊一罗马的法权观念有关’。正因为城市具有特别的法权，所以它有特殊的政治地位，‘资本主义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这些论述读来使人耳目一新，但要得到公认还需进一步论证，这一任务顾准同志已无法完成了。” .9
另一种意见，在肯定《希腊城邦制度》由于选题的重要和涉及问题的深度，它仍可称为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关于希腊政治、经济制度史的一部专着之余，认为“城邦绝非希腊所特有，而是古代欧洲、非洲、美洲曾经存在过的。在神州大地，它也存在过。”“按照我们的认识，城是人类社会最早自行瓦解的原始公社演化出来的一种公民集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原始公社的普遍性决定了城邦的普遍性。” 也许限于篇幅，作者未能列举史实予以证明。文章作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一元史观的指导作用特别不容忽视。弄清楚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透彻、准确地说明各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 .10”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对每一个研究者来说，都有选择的充分自由，原是不应强求一致的，也只有经过充分的自由讨论，学术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
希腊城邦和城邦制度，在古代世界历史中，是不同于古代各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等）的特殊的仅见的例外，是孤例。但是它对后世的影响却十分巨大。也许我们可这样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两种不同道路和分野就是从希腊城邦和城邦制度开始的。因此，探索和理解希腊城邦和城邦制度的起源以及它的发展历史的轨迹，对于当代的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希腊城邦和城邦制度的起源和形成，顾准有一段十分简明的说明：“当希腊产生出她能够作系统而概括思考的知识分子来的时候，她是处在世界上一切文明民族的最独特的环境之中。”
“希腊文明，也是渊源于从中亚出发的大陆最古文明。这个文明首先繁荣在两河流域和埃及；希腊是经过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希腊人原来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农。然而那里土壤太贫瘠，而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岛而不广阔的海域，使他们很快进入到以通商、航海和手工业为生。很幸运，他们周围是一些丰饶的文明的王国和帝国（巴比伦、埃及）；远处，黑海和地中海两边有蛮族，但也是开化的蛮族（恺尔特人、斯基泰人、柏柏尔人等）。既然有如此独特的地理条件，又以商业、航海和手工业为生，他们本民族无需从独立城邦建成统一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所以，甚至荷马时代的巴息疏斯（部落王）也被民主制度（当然多半是贵族的寡头政治）所取代了。”
“这种环境，是埃及、两河流城、波斯、中国、印度所没有的，她们都是大陆国家，她们不能不以牲畜和农耕为主。他们的大陆而非海岛半岛的地理环境，使她们不能不一开始就建成王国和帝国。”（第241页）
希腊城邦制度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场我们东方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绚丽斑斓的图画：它的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它的公民、公民权和公民意识，它的独特的与我国古代完全不同的官制、兵制，城邦对于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独立的坚强意志，城邦的法治精神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整套国际惯例和近现代国际法的萌芽，它的杰出政治家（梭伦、伯里克利斯）和灿烂的文化、艺术等等；顾准向我们介绍了城邦制度的许多特点之后，特别注意到了城邦的民主制度是不是就像许多历史家认为的那样，是从氏族民主直接演变过来的？
有些着名的历史家虽然也承认历史上的希腊也存在过王，但他们认为，希腊的王不是东方那样“神授”的王，英雄传说中即使有神授王权的模糊的迹象，那也是纯粹出于诗人的想象，希腊的王原来是氏族民主制度中的民选军事领袖。
顾准指出，马克思本人也受了极大的时代限制，因为马克思生前，还根本不知道有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埃特鲁里亚文明，除迦太基而外，欧洲两个海上文明都是不知道的。现在翻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确实代表马克思的意思）认为罗马、雅典都是以氏族方式‘在一起的土着’直接形成的国家。换句话说，把历经沧桑，最后在海上文明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迥异于国家的城邦，和易洛魁人那样的国家的部族联盟等同起来，这真是天大的错误。要知道，从易洛魁人的部落联盟，到埃及、巴比伦那样从部族工基础上成长的国家之间，相隔多少历史阶段？而埃及、巴比伦那样的亚细亚国家和文明的城邦走的又不是一条路，在其间划上等号，真是误尽苍生？”
对于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是直接从氏族民主演变过来的这一论点，作者是深有怀疑的。他提出如下的问题：“一切民族都经历过原始公社阶段，氏族民主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征，我国当然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史中找不到一点城邦影子呢？埃及、两河流域、以色列和叙利亚、印度、波斯等等的历史，我们发现在那里也同样找不到什么城邦制度的影子。”“共同之处是有的，它们都存在过神授王权，有一个身兼军事领袖和最高祭司，或者用我国史籍的语言来说，叫做‘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最高统治者，即君主。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人民是他的‘臣民’。这种王权起源于部落王。原始公社性质的部落的王，也许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选军事领袖。因为那在遥远的古代，不可能见于史籍。……这种‘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征服业绩被渲染为神的业绩，在征服中建立起的王权也被渲染为神授的王权。王权所依靠的是军事力量。但惟有手执宝剑的王同时又是‘受命于天’的王，他才具有精神上的权威，王权才世袭得下去。王权是神授的，所以我国周代的王称为天王，他是‘天子’——‘天的儿子’。古代东方诸国各有不同的宗教，王权神授所用的说法五花八门，各尽其妙，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第83页）
作者列举史实证明：远古希腊一样存在过“神授王权”，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权” 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演变出来的东西，它并不是直接从氏族民主递嬗过来的。
上世纪末开始的考古发掘，及其后长时期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辛勤研究，使得远古时代的希腊史的面貌彻底更新了。考古发掘把英雄传说中的特洛伊古城（即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叙述的以木马计取胜的那次战役故事的发生地）发掘出来了，把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亚加米农（特洛伊战役中一方的统帅）的都城迈锡尼发掘出来了，把传说中的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王的宏伟的宫殿发掘出来了。这些地下发现的图版、壁画、以及许多文物，使人们无法相信，这些巴息疏斯（王）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选军事领袖，人们不能不肯定，他们和“东方专制主义” 的诸王一样，是“受命于天”，统治剥削大批劳动人民的“王”。
史学界发现，希腊文明开始于克里特（位于地中海北侧、希腊半岛之南的一个岛屿），它从克里特传播到大陆希腊，其中心是迈锡尼（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部）。克里特文明一直可以推溯到公元前3000年，其极盛时期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二千年，克里特已经有了如下的手工业者：武器匠、木匠、铁匠、皮革匠、制壶匠、青铜器匠、镂刻匠、象牙技师、画家、雕塑家等等。” .11于此可见，公元前二千年的克里特已经达到何等的文明程度。
到公元前14世纪，克里特衰落了，迈锡尼兴盛起来了。14世纪初期，迈锡尼的王宫和卫城改建得规模宏大，城市不仅是王宫所在地，而且成了政治经济中心，聚居着王廷的文武人员、工匠和奴隶。王宫建筑宽广，有好几层楼。用巨石建筑的城垣，狮子门和豪华的圆冢，都是那个时代的建筑物。 当时的迈锡尼“统治着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雅典）、彼奥提亚、优卑亚岛、爱琴那岛，它扩大及于特萨利亚、爱奥尼亚诸岛屿、埃托利亚（中部希腊科林斯北侧）。克里特这时也许倒转来向锡尼纳贡了。”（第91页）
公元前12世纪特洛伊战争之后，迈锡尼王朝急剧衰落了，多里安人（北方的希腊人，原在今希腊东北和保加利亚南部）的入侵，不仅使希腊大陆上相对统一的局面从此破坏。更重要的是大大推进了迈锡尼时代早已开始的海外殖民。“远古的灿烂的希腊文明中心东移了。而那里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第100页）有趣的是，城邦的发育和城邦制度的发展是在小亚细亚，然后又回到了希腊半岛本土，兜了一个圈子。”
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开始时似乎都有国王，这是因为他们在新地方建立新国家所能效法的楷模，还只能是他们所熟悉的旧制度，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些城邦开始时希腊人还居少数，要等到本土移民逐渐增加上来，和当地人民逐步同化的时候，这些城邦人才彻底“希腊化了”“但是一旦这些城邦希腊化了，王政就有名无实，实际上成了贵族阶级统治了。”（第117页）
发生在希腊城邦的贵族政治和我国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有什么异同之处？作者作了对比之后说：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当然是贵族政治，但不是组成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用“法治”来行使的政治统治，它是几个贵族世裔或贵族中杰出人物的“人治”；同时，“世卿政治”下。国君仍然保持着至尊的地位，至少理论上可以随时亲掌政权。这种“世卿政治”，在中国史上是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然后通过激烈的兼并和法家的政治改革成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皇朝而最终结束了的。希腊的贵族政治性质与此不同，历史上说，它是王政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过渡阶段。历史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自然就不一样了。（第122页）
“公元前7世纪以前小亚细亚这个中心，不仅发展出来了新政制——城邦制度，发展出来了兴盛的海上贸易和城市手工业，也发展出来了新的文化。” 产生了一大批着名的诗人、文艺家、哲学家、数学家、医学家。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学术上的创造发明总要有长期的积累，公元前6世纪以后，小亚细亚诸城邦思想家和学者辈出，正证明了前一个时期小亚细亚这个文明中心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公元前7世纪起，希腊文明的中心，又从小亚细亚移回希腊本土了。古典时期希腊史上几次着名的历史事变，如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等中心都在希腊本上。发源于小亚细亚的新文化、新政制，开花结果却在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城邦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了”。（第125页）
作者特别关注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既然希腊同样存在过神授王权时期，那么她的城邦民主制度又是怎样从王政演变过来的呢？城邦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阶级关系剧烈变化，城邦建立之初所征服的本地居民，原来是依附民或农奴身份，在漫长的世代中，他们在语言风尚上希腊化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人力的缺乏，必定使他们上升到了自由民的地位。这些自由民，连同希腊本土来的新移民，构成城邦的非贵族的平民大众，他们是心怀不满的潜在的民主主义者，”在希腊本土，非贵族的平民大众，是僭主推翻贵族寡头政体所依靠的力量；他们以后也推翻僭主，建立了民主政体。（第24页）
从王政到民主政治，一般都经过贵族政治或僭主政体作为过渡。“希腊城邦的贵族政治，并不是杰出的一二个贵族的‘人治’，它是合议制的，它会发展出一套贵族这个阶级内部的民主惯例。从而必然逐步建立起一套规章制度，这就是法律和法典的渊源，总之，这是‘法治’”。（第121页）
“希腊诸邦的内外环境极不相同，各邦统治阶级对付新形势所采取的政策也不同，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各邦历史演变也就多种多样。在希腊本土，同属多里安人的国家，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在新形势下大举移民海外，发展工商业，使得它们内部发生剧烈的政治变革，于是兴起港主，推翻贵族，解放农奴；斯巴达则征服美塞尼亚，扩大了农奴数量，加强了对农奴的镇压，为此建立了公民中严格的军营生活，从此以后，长期内经济和艺术文化的发展，是和斯巴达无缘的。她的‘战士——公民’的特权公民的‘民主’制度，则九百年间保持不变。又如特萨利亚，她的四周是高山，贵族役使农奴耕牧于广漠平原之中，希腊世界的沸腾的经济生活与剧烈的政治变革对她影响微弱。”（第154页）这就是希腊诸邦在公元前8世纪到6世纪之间历史演变过程的多样化。
僭主，含有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思，是不合法的王，是事实上的专制君主，但是都不称王，而用一些“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等以示谦逊的称号。“这种个人专制的政体，是一些个人野心家专利用贵族寡头政体面临新形势下的无能、纠集心怀不满的平民群众，组织个人卫队、毁弃当时的宪法或惯例，夺承政权而形成的，他们在夺取政权后，实行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政策，然而政权则不向平民开放。就城邦制的一般演变规律来说，僭主的暴力推翻根深蒂固的贵族寡头政体，是走向‘主权在民’的一种过渡形态，也算还是必要的过渡形态。”
“僭主所取代的政权．大体上是贵族寡头政体所依赖的力量，是无法忍受经济上惨遭剥削和政治上绝对无权的农奴或平民。他们当政以后念念不忘的固然是一己的或家庭的私利，可是为此他们就必须采取牺牲贵族、有利平民的政策。因为如果平民政治上成熟了，他们就无需依靠僭主来贯彻他们的意志，他们可以自己起来革命，建立民主政体；或者，至少利用平民意志的贵族，已经不能建立僭主政体，只能在民主政体的框架中获得一己的领导权了。正因为两个彼此敌对的阶级，一个已经统治不下去，一个还未成熟到可以统治，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胜负不决，行将两败俱伤，于是才出现凌驾于两个阶级之上的僭主专制政体，用强力来把社会维持下去。公元前7至6世纪的普遍状况是，继僭主政体以后，出现了普遍的民主政治时代，僭主政体所起的，正从贵族寡头专政到民主政治的过渡作用。（第187～188）作者在这里强调指出，僭主政治这种历史现象只发生在希腊，是希腊城邦特殊条件下的产物。
僭主既然是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以篡夺、窃取政权，当然要讲究一些“僭术”，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有几则论“僭术” 的，颇有深意，不妨录之如下：
“相传……僭主司拉绪布卢（米利都）曾遣人问计于另一邦（科林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到黍穗四顾齐平而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主人，司拉绪布听到了，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人。” .12
“（僭主）还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些足以使民众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此，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和其他的人好像陌生人一样。……僭主还要使住在城内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集合在他的宫门之前。”
这样僭主既可以借以窥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 .13
“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恃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僭主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们毫无敌意，而公民都抱有对抗的情绪。” .14
“返观我国古代的历史，对照起来，不仅‘战国时代’三分晋国的韩、赵、魏是僭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草莽的刘邦也是僭主，然而两千多年来的我国历史虽有直书弑君的传统，虽有正统与非正统之争，却从来没有僭主这个概念。一切开国皇帝，无论是在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无论是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无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达成‘我其为周文王乎’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的天子。其实，往上推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统，从殷商‘传统’的观念来看，又何尝不是僭主？”（第184—185页）
希腊的僭主既然夺得了政权，为什么不像我国和东方国家，进一步称王或称帝，却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成为转化为民主政治的过渡形式？作者为我们作了分析：“城邦大小，不像领土国家那样，可以在王国中央建成一个住居着王室及朝廷以及为王室及其朝廷服务的形形色色人员的王都，这样一个王都，惟有广大领土的国家才供养得起。同样，惟唯有有这样一个王都，王权才能用辉煌的宫殿、神庙、仪仗、御林军装饰起来；又惟有这些装饰，‘奉天承运’的谎言才能发生效力。蕞尔小邦的希腊城邦，僭主周围虽然围绕着一批雇佣卫队、顾问和战友，但规模究竟有限。而他们兴起的时候，又值希腊古代王权传统已被航海、贸易、神人同形的宗教，人文主义的文艺所摧毁。贵族阶级亦即知识阶级充满着一种‘玩世不恭’的不信神的精神的时候，要把他们属于他们侪辈的，只因为手段高明，获得了政权的僭主尊为神情的王是绝对办不到的，于是这些事实上的专制君主，只能是僭夺者和篡窃者的僭主了。”（第185页）
为了把僭主政治这一仅仅发生在古代希腊史上的特殊的历史现象和它的历史作用比较彻底地弄清楚，顾准确实作了一些穷究的功夫。1973年6月，他专门从英国历史学家格罗脱的着作《希腊史》（共12卷）中选择了其中的一章《希腊的僭主政治》（收入《文集》时篇名为《僭主政治与民主》），并为之写了跋，寄给了我，使我和《文集》的读者确实受惠不少。
公元前7至6世纪的200多年间，正好是我们的春秋时代。在这期间，希腊史则是以贵族向寡头和僭主政治为中介，从王政时代过渡到希波战争后雅典民主的全盛时代。在我国，恰好在同一时期，则是从“礼乐征伐”所出的天王，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过渡到七雄并立，法家兴起，以至秦汉统一这么一个过渡时代，我们向专制主义变，希腊向民主主义变，希腊以外的整个世界（也许要把罗马、拉丁世界、迦太基、日耳曼蛮族除外）与中国几乎事同一律；200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这种基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从这时就开始了。
希腊城邦制度的全部优点和弱点，在希波战争（公元前6世纪）中充分显露出来了。作者以其冷峻而饱含感情的语言作了如下分析：“希腊文明本身也渊源于这些古老的东方文明，因为它从头到尾是海上文明，一连串历史事变又促使它发展起来了一种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这种城邦制度在可称为偶然的历史条件下——小亚细亚内陆在赫梯（王国）崩溃后长时期内没有出现强大的王国——居然获得了充分发展所必要的几百年时间和空间，它不仅在海外巩固了，希腊本土也城邦化了。自治自给的，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余地的城邦制度，在这几个世纪中，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了东方古文明的遗产，加以消化，加以改造，并以跃进的速度加以提高。公元前6世纪波斯被征服以前，事实上希腊文明已经高于‘东方’文明。然而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使它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一盘散沙，使它宁愿各别屈从于大帝国成为它的藩属，无法团结起来外御强敌，并在对外战争中谋求民族统一。其结果，藩属帝国的那些城邦，还势必要派兵出战，在帝国的旗帜下，向本民族的其他城邦战斗，有的城邦的僭主还成为王国的驸马。波斯兴起后，只有避难移民，却没有团结抗战的打算”（第200—201页）。但是，希腊城邦终于觉醒了。在以雅典、斯巴达为核心的团结奋战下，强大的波斯入侵结果终于以彻底失败告终。
作者继续写道：“这次战争的结果，充分证明了创造和发展的希腊文明优于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也证明了城邦制度固然会在各城邦之间造成不团结，然而城邦内部民主制度，不仅在和平生活中发展了各个人的创造能力，在危急存亡关头也把千万人民团结成一个人，对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一旦外敌侵犯使这些城邦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就完全可以战胜在专制主义经济驱迫下的，貌似强大，实际上是离心离德的帝国军队。希波战争胜利以后，创造的而不是墨守成规的希腊文明从此跃进得更快，‘古典时期’的希腊，是人类文明极其光辉灿烂的阶段，对后来历史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城邦希腊没有在希波战争中克服它制度上固有的致命弱点，这种弱点，在此后105年的历史演变中，最后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城邦希腊的消亡……”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作者写到这里，来信告诉我，他“卡壳”了。在他写给我的一份笔记中还可以找到这样的痕迹：“你还记得，两个月前，我跟你说过我的‘迷惑’。我写《希腊城邦制度》，本来是有感于在希腊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中，个人创造性发挥到了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其中关于哲学、科学、文学的，至今我们还深受其惠。所以要写，是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对于林立小邦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文明历来的大敌波斯，而且这个波斯帝国，此时已经奄奄一息，而希腊则纵然在自相残杀，还是方兴未艾——对这种不顾大体实在受不了，不知道该歌颂不，有点迷惘起来了。”（第207页）那么，迷们和卡壳后来又是怎样解决的呢？作者同一篇笔记中说：“在早期文明历史中，文明的创造和繁荣大都起于林立小邦的局面下的某些邦之中。然而要使这些珍贵的人类精神财产大规模地传播开去，军事征服，以及军事领袖的独裁政制——亦即君主政制是不可缺少的。”“作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对小邦林立的迷信是批判掉了，然而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作福音，我更嗤之以鼻。”（第209页）
城邦的根本精神是自治自给，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充分体现“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 的特色。作者对这种直接民主制无疑是十分倾心和赞佩的，但他也一再提醒我们，这种直接民主制只有在小国寡民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他认为，在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 的口号，挂苏维埃式的、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点，独裁国家，别的结果是不可能有的。
这里，应当提到斯巴达了。斯巴达不是严格意义下的城邦，它在古希腊史中是一个变例。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南部，在征服其临近地区美塞尼西以后，被征服的人民一直处于称为黑劳士的农奴地位。为了防止“叛乱”，保持征服所建立的秩序，黑劳士永远处于严厉的监视之下。斯巴达的男人从小就处于严峻的军营生活之中。一切艺术文化会松弛这种恒久的警惕和严峻的军营生活，于是斯巴达人从此就不要艺术文化了。斯巴达还有一个奇特的规矩，新生婴儿要送给长老，经过检查，若认为不适宜让他生存，就抛到泰革托斯山峡的弃婴场。强健的可能成长为良好战士的婴儿才允许养育成人。青年人终年不穿鞋，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团队里，从事锻炼、运动和学习语文。少年人和青年人都必须奉命去作苦工，并且必须绝无抗拒之意，绝无怨言地去完成。成年公民每人领受一分份地，由黑劳士耕种，交纳实物贡献。公民不得从事生产劳动，他们必须参加公餐，不论贫富都吃一样的东西，每人交纳定量产物给公共食堂供公餐之用。全部公民都是战士，平时都生活在按军事编制的集体里，军事操练一直不断。他们还相应地建立起来一套集体主义的，不怕个人牺牲，惟军事荣誉重于生命的精神进行训练的制度，希波战争中防守温泉关的斯巴达王李奥尼达部下300名战士全部战死。其中有两个因患病得李奥尼达允许离队，一人闻警返队战死，一个生还本国，受到全民蔑视，以后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奋勇作战，才洗雪了污名。
斯巴达的全权公民最多的时候不过一万人，到公元前5世纪时，不到六千人。边区居民从军组成辅助部队。黑劳士也要从军，任军中杂役。斯巴达的重装步兵，是整个希腊世界最精锐的军事力量。
雅典和斯巴达始终是希腊的两个中心。希波战争就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核心，团结整个希腊各城邦共同奋斗，才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的。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的仰慕，同样，斯巴达精神也是后人仰慕的对象。它的尚武精神，它的平等人公社，它们看来是“共产主义” 的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都使得她在古典希腊时代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以至支配的作用。
作者曾慨叹过：“1918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斯巴达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马克思。”（第258页）对于斯巴达体系，作者自己承认“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 他说：“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借寡头政体，严酷纪律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需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不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歌颂它伟大的着作，还要雅典人来写。”（第256～257页）这样的评价，应当说并非完全出自感情。
对于斯巴达的农奴制和雅典奴隶制并存的问题，作者原来的计划是打算专门有所论述的（见《希腊城邦制度》后记，见《文集》第221页），以后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没有来得及写出来。因通信中我向他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学术界曾经引起迷惑和争论、至今还没有定论的问题，他在以信函形式回答我的问题时附带地论述到了雅典古典奴隶制和斯巴达黑劳士的问题（见《文集》第287页～292页。篇名《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是后来加的）。在《希腊城邦制度》中，作者已提出过，希腊奴隶起源于买来的奴隶（战俘，从蛮族那里贩买来的奴隶），并非起源于社会内部的债务奴役。这里，作者明确指明，大规模的奴隶制，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中雅典取得胜利后，战争中获得的大量战俘，转化为奴隶；而一旦奴隶成为物质生产的重要劳动力，就要搜罗奴隶。作者认为，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惟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其条件是：具有可以拥有奴隶的自由民（相对于没有这样大的个人权利的王朝臣民）；商品货币关系发达，使财富有无限积累的可能，使自由民有把财富投资于奴隶这种‘生产性固定资本’上的要求。没有这些要求只会有鸳鸯、袭人这种奴隶，奴隶成不了制度。普遍的劳动者，是乌进孝管下的，比鸳鸯、袭人生活困苦无数倍的赋役农民。十分特别的，雅典市的警察和档案管理员也由奴隶充当，他们是国家奴隶，也是买来的，由国家供给饭食，可以自由择居，这算是最高级的待遇。其他充当家庭仆人和手工作坊帮工的奴隶，因为人数少，主人对他们接近的机会多，容易产生感情，大体上还能获得比较过得去的待遇。待遇最残酷的是矿工。主人可以释放奴隶（即解除其奴籍），也可以由奴隶把按惯例属于自己合法收入的钱款存储起来，积成整数向主人赎身。被释放奴隶取得外邦人的身份，如果他死后无嗣，遗产归主人家继承。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作者向我指出，埃及、巴比伦等所谓“东方”，没有希腊、罗马的奴隶制。这一点马克思是知道的，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古典的即奴隶制的（注意，马克思用古典一词，指历史的古典时代，即希腊盛期和罗马时代，包括奴隶制和奴隶制还未发展起来的“公民城邦”时代）、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之外一定要加上一个亚细亚的。“马克思的‘亚细亚’或‘东方’，指的是大陆务农的领土王国或帝国。那些领上王国或帝国，王朝的威力所寄，在于农民的贡赋和‘徭役——兵役’，这和滨海的工商业城邦，国家的威力所寄是海上贸易的海军是不一样的。这些国家的最大要求是‘教民耕战’，耕战的民绝对从属于王朝。你说他是奴隶吗？有功可以授爵。你说他是自由民吗？！他又绝不如希腊罗马的公民那样，凡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就有参政的权利。他没有‘政权’，只是有战功可以授爵，他对他所耕种的土地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的一切财产，王朝随时可以征发。他的产品，甚至不能自由出售。在这种情形下，拿合乎西方的‘自由民’和‘奴隶’的范畴来对待这种‘赋役农民’，是格格不入的。”（第290－291页）
自由民和奴隶的范畴，不见于波斯、埃及、巴比伦、中国。《旧约》上也没有见过这类名词。这个名词的起源显然是希腊，是城邦制度中的概念。黑格尔把东方的制度称作普遍奴隶制，即王或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连大臣也不自由——比如，绦侯周勃随便就被下了狱，高帝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了，又出来当丞相了，这在深具自由民概念的西方是办不到的。
亚细亚生产方式，它的涵义究竟指的是什么，马克思本人没有作过明确的阐述。斯大林不顾马克思的本意，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干脆阉割掉了。把社会发展的五种生产方式，即五种社会形态公式化教条化了。这里不过是作者个人所作的一种大胆的理论推论，其目的是要恢复马克思的本意，当然，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因为目的在于供大家作进一步的探究。
中国，没有产生过自己的宗教。道教，严格意义上说来，它不是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舶来品。通信中，顾准关于基督教的一些比较系统的论述，使我第一次对基督教这个至今还在影响着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社会现象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
基督教本来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反对派，或者说是一个异端。它之所以能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是由于罗马帝国精神上的解体。原来，罗马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变为罗马帝国以后，不仅罗马城邦和意大利这个老根据地，而且整个罗马帝国广大领土，都遭到了精神解体的危机，基督教正好提供了当时迫切要求的福音。
罗马没有哲学，如果说有，无非是征服的哲学。罗马把那时可以征服的世界，全部征服了。罗马皇帝安敦倾向于不动心的希腊斯多葛哲学。不久以后，罗马陷入地方军阀争夺皇位的残酷战争之中，显贵们的未来也朝不保夕，至于原来勇敢守法的罗马公民，早已经过Proletariat（最下等级）这一段经历，完全消灭掉了。凡不是奴隶主的，不论是罗马原来公民的后裔，还是被征服的民族，还是奴隶的后代，都呻吟在罗马的无个性的、无民族性、无创造性的、昏天黑地的世界主义统治之下。没有未来，没有理想。现世的事情，有人看来，因为已经极度圆满而无复可为；有人看来，因为极度绝望而无复可为，大家把精神寄托到宗教上去是惟一的出路。这个世界，证明了原罪教义是天经地义的，皈依用他的血救赎我们原罪的主耶稣吧。新宗教就这样不胜而走了。
高度文明的希腊人的精神危机更甚于罗马人，危机来得比罗马人早。基督教的传布于罗马帝国各地，就是首先在希腊语人民中传布的（《新约》的最初文本是希腊文本）。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落的希腊人的宗教，它是犹太教的圣史和希腊思想的混合品。
新宗教的教义，因为是希腊思想使之精致化了的，所以它才能在那时候的西方文明世界不胫而走，这是十分明显的事。
新宗教是希腊思想的宗教化，这是西方学者公认的（参见《文集》第239～241页）。
蛮族覆亡罗马帝国，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
蛮族征服了罗马帝国，基督教征服了蛮族。
“教会是黑暗时期的罗马典章、罗马法制、希腊思想的保藏库。”（第249页）“欧洲的蛮族征服，不像在中国，由古老的文明同化了蛮族，以致蛮族文明后来竟然全部消灭。欧洲蛮族征服之后，后来没有由“罗马人”光复过，蛮族文明以骑士文明的形态，发展成为和教士文明并行的一种文明。教士文明还是罗马传统。但是两种并行的文明并不是各不相干的，它们在互相渗透。文艺复兴，终于扫掉了古老文明的壳子，古老文明渗透到世俗文明中去，压倒了宗教文化，进一步发展成了近代欧洲的文明——这是一种注定要传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去的进步文明。”（第249面）
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会，做过许多坏事，它掠夺地产，剥削农奴；它制造战争阴谋，多次造成流血的大屠杀；它提倡迷信，搞圣者遗骨的崇拜，搞异教裁判所，多少创造性的科学和科学家被扼死了，残杀了；它穷奢极欲，出卖赎罪符，多少庄严的主教宫殿成为最荒唐的寻欢作乐之所。然而，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最重要的是它是黑暗的中世纪的唯一的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保护者；它是惟一的学术研究中心。(《文集》249页）
“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又是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说它是政治权威，一部分是直接符合于事实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它有时候和帝国争夺欧洲的政治最高权力；当没有一个欧洲范围的帝国的时候，它本身事实上就是欧洲的最高政治权威，所以教廷能发动和组织十字军——虽然它的权威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第250页）
“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至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延颈就戮。”（第250～251页）
“基督教并不教导人们超脱一切，它不是出世的，它要求人们参与人世间的活动，要求人们为善。它宣扬爱，强调‘爱你的邻人’。它还提倡并实行消费共产主义，凡‘信主’的，要把一切财产捐献给教会。它还‘允许人们犯错误’，错误了只要忏悔，就可救赎。不仅如此，它还宣扬人生来就带来一份原罪，主耶稣用他的血救赎了人们的原罪。人们要信仰主耶稣的道，这是得救的惟一办法，信道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解放了自己，还有责任解放全人类。”（第247页）
宗教是一种文化、社会现象。宗教至今还在人类社会中发生着巨大的影响。看来，在相当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宗教还不会从人类生活中消失。认识基督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它的思想渊源，它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作用等等，对于我们，应当是有积极意义的。
顾准有一个奇特的异乎寻常的观点，他认为西方史是外来的海上文明，而不是当地土着的文明。希腊文明源于克里特文明，这是埃及文明跨海过去的，经过一再的海上迁移，形成了海上文明的希腊文明。
罗马，“它和希腊、迦太基一样是外来的海上文明，而不是土着的文明。罗马与拉丁，是当地土着同化于海上文明较早，形成的一种混合文明，它兼备两者之长，成了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力量。西方史整个说来，是外来的海上文明作为“模子”，强迫同化当地的土着（伊卑利亚、凯尔特——高卢、维兰诺瓦等等）而形成的。”（第282页）
“迦太基是从西顿·推罗（今黎巴嫩境内）向西殖民形成的。另一支较早绝灭的海上文明是埃特鲁利亚（Etruria，约在元前1100年），它是从小亚细亚吕底亚西迁到意大利半岛北部形成的。罗马，极可能是土着的拉丁人，在强烈的埃特鲁利亚这一海上文明的影响下或领导下，按照海上文明的样子建起城来，形成一个城邦，这样开始她的历史的，但是，后来罗马人赶走并征服了埃特鲁利亚人。”（第282页）
顾准认为，所谓海上文明，是指从某一地方的土着飘洋过海到一个新地方所形成。这种移民，不同于游牧民族的陆上迁移，而是经过一段并非与人斗争而是与自然斗争的历程；一般说来，陆上迁移，举家连同全部财产可以全部装载在一辆牛车上缓慢地往前移动，海上迁移，风险大，有血缘关系的老弱不宜同行，同舟者往往是抱有同一目的而并非有血缘关系的青壮年；到达一个陌生的海岸，周围的一切都不知道，移民要在那里生存，必须筑城而居，逐步扩大它的活动与征服领域，希腊城邦就是这么起源的。反之，非海上文明的文明，则是部族胞族形成集团，出现部族王，各部族王之间相互征伐、兼并、逐步扩大成为大王国或大帝国。
筑城聚居的海上移民的城邦，一般是城邦，不是领土国家。政制，一开始几乎无例外地是贵族政制，亦即元老院掌权，地位平等的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参与政事。
“部族王经过征战形成的王国，一般是专制主义政制——不仅中国、波斯、埃及、巴比伦、印度，直到古代史上所发现的任何这样的国家，包括西欧的高卢、塔尔苏斯、日耳曼等全部如此。所不同的是，部族王凡兴起不久的专制色彩较少，王与‘战友’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平等；部族王国历史愈久，王权的尊严愈往上提，专制主义的色彩愈浓厚。”（第283～284页）
指出海上文明与大陆文明形成和发育成长的不同的历史条件，对于理解人类社会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何以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别会有所启迪。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是一个在部落王基础上经过不断征战形成大一统的大陆国家。一个广土众民的大一统的国家，没有政治上的绝对权威是不成的。范文澜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也不错的。所谓“史官文化”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超过政治权威的这种文化。”（第244页）
“孔子是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孔子自命为继承文武周公的道统，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使‘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这种文化对象的几乎是惟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问题。在我国战国时代，就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百家争鸣”，热闹过一阵，但为时甚短；即使在当时，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大声疾呼，不准进行学术的辩论，认为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第243页）
顾准引用龚自珍《乙丙之际着议第六》中的一段文字，认为它对史官文化作了极好的解释。
“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家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第352页）
这段文字把史官文化的实质描绘得再精当不过了。作者不无嘲弄地接着说：“君天也，天不可逃也”，中国知识分子就是生活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这种史官文化的传统之中。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在西方，政治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在王权以外还有一个并行的教权），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着作的和尚。绵延承袭了二千多年史官文化的传统，其影响自然不可能在旦夕之间打扫干净。明了这一点，对于应当如何正确对待当今的诸多文化现象，当是大有裨益的。
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存在过奴隶社会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封建社会起于何时？郭沫若曾把我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界线定在实行“初税亩” 时，此说曾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但学术界对此说仍有不同看法。不过，习惯上仍把秦汉大一统以来称作封建社会，其实，秦汉以郡县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完整的说法似乎应当是中央集权、绝对君权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结合。在这里，绝对君权是核心，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君权是绝对的权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到王荫茂（清道光年间的户部侍郎）关于货币的秦疏被皇帝驳斥的时候，曾讥讽地说过：“不知道他是否因此挨了屁股？”在西方人崇尚个人尊严的眼里看来，这是不能容忍的，表现了对中国专制主义憎恶的感情。它与西欧的封建制，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
在西方，封建关系并不限于“授土”和“效忠”两者。这种权利和义务，成为关系两方面都必须信守的契约，并不仅仅受封者对授封者负有义务，在王侯作超额索取时，受封者可以反抗。倘若授封者对下面的权利是绝对的，那就是绝对君权，就是专制主义，就不是封建制了。这就是英国大宪章的来历，也是英法等国议会的实际起源。
其所以如此，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因素：（1）罗马法的契约——有关权利义务的传统影响；（2）和世俗权威并行的，还有一个宗教权威。即使是强大的王侯，要像我国春秋时代那样兼并，吃掉对方，会受到强有力的反抗，因为在它后面还有一个宗教权威，这是他受不了的。
欧洲中世纪，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反对封建诸侯的分散主义，虽不得不和城市（市民阶级——亦即近代资产阶级前身）结成同盟，还不得不打倒宗教权威的偶像，进行宗教改革；这种情况——不同于我国历史的比较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确实不易为中国人所理解。而这个过程，恰恰是进入近代议会民主的开端。
《文集》中关于骑士的文明的篇章，是作者专门为了答复我的提问而写的。作者很谦逊，特地声明“对此没有认真摸过，得到的骑士文明的概念，大部分来自零星的外文文学资料，这样要缀成一篇笔记是不可能的，不过，既然提到，就来胡诌一通吧。”（第293页）
作者告诉我们，骑士文明的民族渊源是日耳曼人。“在森林中的日耳曼人，是质朴、勇敢、贞洁的，是西方一夫一妻制，女子可以当继承人的传统的保持者，并一直流传到现在。”（第293页）
日耳曼人征服罗马以后，其中惟一的一支法兰克人，建立了法兰克王朝。他们没有建立充分发展的官僚机关，因而不得不把政权分散下去，封建割据也就成为不可避免。5世纪前后，欧洲还有另一支日耳曼人，到后来建立的挪威、丹麦、瑞典等国，他们的大胆、勇敢、尚武、爱好航海冒险，不亚于骑在马上的征服者，历史上曾经征服过英格兰，法国的诺曼底，地中海的西西里。
政权分散化，其最底下的一层，拥有一块最小的封邑，它的主人是骑士或“从男爵”。封邑也就是庄园，其中有身份上依附于封建主的农奴。在这种世俗政权的结构旁边，是高度集中的教会，它完全超越了当时王国的界限，是西方世界的民办性组织。主教直接受教会指挥，教皇由红衣主教选举产生。世俗政权不仅是分散的，也是粗陋不文的。文化都在教会掌握之下，骑士是战争中的主角，每一个骑士都带一个扈从，人自为战。骑士军的存在，不过两三个世纪。骑士精神比骑士军活得更长久。
骑士精神非常重视忠诚（忠于誓约不是忠于某个人）、守约（重然诺）、荣誉感（个人尊严）、一夫一妻制，对妇女的尊重、保护以及骑士式的恋爱。不要忘记，现在在公开场合，使用的礼仪性语言中把女士们放在先生们的前面，还是这种骑士风度的余韵。
关于民主问题的一组文章，共四篇，都是在通信中写下的，并非另外专门撰写的文章，编成文集时，才加上篇名。时间集中在1973年3、4月两个月中（只有其中一篇未标明时间，现在回忆，不会早于或迟于1973年3月），可见当时我们一开始通信，最关心的话题是民主问题，讨论也最热烈。我记得在讨论中，我曾提出过不同意的、反对的、甚至反驳的意见，这在《文集》有关的文章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痕迹。不过，我究竟提了哪些不同的意见，时隔20多年，已经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因为是在兄弟之间的通信中讨论民主问题，问题虽然是非常敏感的，但讨论却是放言无惮、无所顾忌的。因此问题也讨论得比较深、比较彻底。
开始，讨论集中在民主究竟是目的还是方法这个问题上。他坚持认为，民主是方法不是目的，根本的前提是进步，而只有进步才是没有止境的。他说，说什么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等等，那是早期人类的认识，已经由现在更进步的认识所代替了。坚持民主，必须坚持科学精神。他认为惟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 所谓科学精神，应当是：（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研究化粪池的人和研究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的人具有同样的崇高性，清洁工人和科学家、将军也一样；（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前一时期的不完备的知识A，被后一个时期较完备的知识B所代替，第三个时期的更完备的知识，可以是从A的根子发展起来的，所以正确和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惟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批倒。惟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第344～345页）
在另一处，他把问题又深入了一步，所用言辞也更明确而直率。他说：“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么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定为目的又怎样？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样？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这个答复，其实暗含着：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有进步。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第370页）
所有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同志都应当对这个问题进行冷静的、严肃的深入的思考。思考的结果，也许有些人会这样想，既然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而地上建立天国是彻底的幻想，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样想，不免太肤浅了。人类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不但要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改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个问题愈来愈紧迫了），使人类的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难道这个目的不更博大吗？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第375页）
顾准撰写上述言辞是1973年4月29日，到今天我执笔准备结束这篇文章，正好23年整。23年以前，在我们兄弟之间讨论人类的根本问题，其目的无非是希望在继续争取人类美好的未来的事业中能找到一条更妥善的途径和方法，再也不要发生内心为善而恰恰做出许多恶行的蠢事，使人类继续蒙受羞辱，并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想，这是一个公民应有的希望和权利。

陈敏之 2013-08-20 13:3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