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日记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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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
陈敏之
顾准，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由党中央发动的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运动，简称“三反”）中倒下，从此以后在上海消失了。他是头上戴着“恶劣分子”的帽子离开上海的。他究竟是“恶劣分子”，还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我决无意于为他翻案，现在也已无此必要（党对他历次所受的错误处分，在他死后已经先后进行平反、纠正，虽然不无遗憾的是这些都来得迟了一步，死者生前未能亲见）。我的目的只是想把他被扭曲了的形象，恢复其本来的真实面目；这也是我道义上责无旁贷的一种责任。
顾准和上海应当说有着比较深的渊源。从1934年起，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有一个时期，我们家里成了印刷发行党的秘密油印刊物和宣传品的机关）、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江苏省委职委书记、文委副书记（书记为孙冶方），一直到1940年7月去苏南抗日根据地为止。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顾准随军南下，担任准备接管上海财政经济的一支干部队伍——青州总队（下分财政、工业、轻工业、银行、商业、公用事业等大队，共约二千人）的总队长。上海解放，他担任上海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上海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潘汉年），华东财政部副部长（部长陈国栋）。从1927年至1940年，他在我国着名的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14年。通过自学，30年代他自己也成了有一定知名度的年轻的会计学家。他的职业和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使他对上海的经济和职工运动具有一定的了解。
1952年2月29日上海市委召开宣布黎玉、顾准等八个党员撤职或开除党籍处分的干部大会我也参加了。当时除了震惊，也感到愕然。我相信他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无关，但为什么要给他这样严厉的处分，实在不能理解，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我至今还记得，就在召开这次大会的前一天，顾准还在电台作关于开展“五反”运动（指一些资本家的行贿、漏税偷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五反” 是由中央发动与“三反”先后同时开展的一次运动）的广播讲话。（顾准遗留下来的自传材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受谭震林委托，暂时负责‘五反’运动的领导，并在谭和顾之间建立直接的指挥关系，此事在华东局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陈毅同志的欣然同意”，可以证实我的记忆并无错误。）可是，相隔不过一天，一个“五反” 的领导者，为什么在“三反” 中被撤职，我不能不感到意外。不过，事后我从来没有问过顾准本人，因为我怕触动他这个伤疤。其实，对顾准本人，也是十分突然的，当时市委负责人之一的陈丕显曾询问他对处分的意见，顾准直率地表示了“感觉十分突然”。事隔22年，1974年9月，离他去世前两个多月，我和他在北京有过一个多星期的盘桓。在他对一些往事并不轻松的回忆中，“三反”中他为什么被撤职，我才第一次有了一些了解，原来它和上海税收方法之争有关。解放初期，在税收方法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中财部的意见，主张“民主评议”；一种是顾准的意见，主张“专管、查账、店员协税”。“民主评议”是解放初期通行于刚解放不久的中小城市的一种税收方法，它的具体步骤是：（1）规定某一时期全市应纳工商税总额；（2）由城市税收机关会同市工商联合会把这一税额分摊到各行业；（3）再在各行业范围内把税额分摊到各户，由各户自报公议。这种税收方法在账册不健全、征税技术上有困难、纳税户也不太多的情况下，也未尝不可作为一种权宜的过渡方法采用。顾准从上海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上海大中厂商的账册一般比较健全，完全可以依率计征；上海的工商户数量众多，采取民主评议，不仅层次多，而且有极大的可能造成税负不公；再说征税总额也难以确定，很难使征税户的税额完全符合税法规定的税率；上海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可以动员他们来协助监督，防止偷逃税的行为。顾准在工作上提出不同意见，并且敢于坚持，当然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这场争论因为涉及到与中财部的意见相左，当然惊动了上海市委。市委（还有华东局）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这个问题。1950年8月陈毅在去南京军区前夕，曾专门找潘汉年和顾准到他家里讨论这个问题，陈毅同志的结论，毫无保留地指出要废除民主评议，采取“自报、查账、店员协税”的方法。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市委和陈毅同志的同意和支持，顾准的主张是不可能付诸执行的。这场争论自然也通到了中央。1951年12月，陈云同志（当时的中财委主任）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上海税收方法争论中，“顾准的方法是对的”，这个意见还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朱如言（解放初期上海税务局副局长，已故）生前曾亲口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告诉我陈云认为税收方法之争，“直在顾”。按照顾准的税收方法，1951年 3月税收实绩 1．8亿元，较 1950年增加 6倍；1952年3月，入库税收3亿元，较 1950年增加 10倍。1950年“二·六”轰炸以后，上海工商业一度萎缩，1951年的税收增长，可视为工商业恢复的反映；1951年至1952年上海工商业已恢复正常，税收的增长明显地高于经济的增长，应当认为这与税收方法的科学性以及采取有力的组织措施（根据顾准的建议，市委已批准各区设立区税务局和按地区设置税务专户专管员等）有关。
这场争论到这里本来应该结束了，是非曲直也已有了结论，顾准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事实并不完全这样。1952年2月29日上海市委在大会上宣布的顾准的罪名是“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犯党的政策方针，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这个罪名显然不属于“三反”的范围。就在这次大会召开前夕，税收方法之争的一方，中财部领导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到上海来帮助“三反”五反工作。既然大会宣布的顾准的罪名与‘“三反”无关，人们从宣布的罪名的措辞中也就很自然地会把它和税收方法之争联系起来，顾准自己作这种推论，自然更容易理解。
1974年9月，顾准在和我追述这件往事，曾直言不讳地直陈他的推论，不过，口气是平静的。他还列举了其他一些事实来证明他的推论并非纯属无根据的虚妄。我当然无法否定他的并非完全没有根据的推论，但是我仍然不想把他的推论公之于众。这倒不是因为出于要为尊者讳或还有什么顾虑。不，这点勇气我还是有的，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妻室老小的后顾之忧，我之所以不想这样做，是因为我现在重提这件发生在四十一年以前的错案，其目的并不在追究什么个人责任，只是想把顾准在“三反”中被严重扭曲的形象恢复过来，让大家知道他决不是什么“恶劣分子”，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我还衷心祈愿，把一个人的真实形象加以人为扭曲的现象，从此以后不要再发生。须知这种现象不论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它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1980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顾准和他的妻子汪璧的追悼会，为他们进行了平反昭雪。但是，这时顾准在上海“三反”中所受的错误处分，还未解决。
1985年，顾准的子女和我同时向上海市委提出了申请。在此案处理过程中，市经委案件处的一位同志（恕我没有记得他的姓名）曾到我家里提到处理此案遇到的困难，说“‘三反’中顾准受处分，在市委的档案中找不到有关的书面正式文件，惟一能找到的根据就是《解放日报》发表的消息”。因此，市委为顾准恢复政治名誉的批复也只能用“撤销1952年2月29日市委负责同志在全市负责干部会议上宣布的撤销顾准同志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这样的措辞，这实在是异乎寻常的。
1952年“三反”至1974年顾准去世，历时二十二年。在我国，在那个年代，一个人遭受了第一次厄运，第二次、第三次也就非常容易再次光临，于是就有1957年的第一次错划为右派分子，1965年的第二次错划为右派分子；接踵而来的是对全国人民都是一场没顶之灾的文化大革命，顾准自然不能幸免。于是，顾准在这种反复的折腾中，未及见到文革的结束，以不满60周岁的壮年就谢世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在无意中为我们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本遗篇。他留下的东西不多，但启迪人们深思。
顾准在“三反”中受到处分的真实原因，看来已经很难弄清楚。不过，这在现在已经不重要，因为“三反” 中对他的处分是错误的，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了肯定。可惜顾准生前未及亲见，“三反”错案的平反，已在他死后十一年。顾准一生的形象是被严重扭曲了的，这使我想起了哈哈镜现象。上海的大世界，进大门两边墙上有几面哈哈镜（凹凸镜），任何人站在它前面，都会因自己的形象被扭曲而哈哈大笑（哈哈镜由此得名）；顾准和类似顾准的悲剧，也是一种哈哈镜现象，不过它不会使人发笑。随之而来的是凌辱、苦役、迫害、家庭的对立、分裂、破碎，然后是丧失亲人的无尽的哀痛，也许还有难以摆脱的终生的悔恨。多少个家庭在经历了难以尽诉的痛楚之后，都会说：“哈哈镜”现象应该从此停止。这实在是苍生之福，社稷之幸。
顾准的最后十年
陈敏之
他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的“寡人”
往事如烟，不过，有些往事却是一辈子难以忘怀，也不应该忘记的，因为它是那样刻骨铭心。1965年冬，汪璧（我的五嫂）在来信中告诉我，她准备和五哥（顾准）离婚，双方已商谈过并已取得协议，如果我没有什么意见，就打算分别向各自的组织打报告。不过，信中还说，只要五哥有一天脱掉右派帽子，就可以立即复婚。言外之意，仿佛在告诉我是出于无奈。就此事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复信云云。读信，我并不感到太突然，在我心里倒是觉得可以理解的。我心里明白，导致离婚的原因与不久前发生的那件事有关。也就是1965年的春天，有一天收到五嫂来信说，某日晚上突然来两个人把五哥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不知道。对此，我倒是真的吃了一惊。因为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手段，我没有想到在我们共和国也会发生这种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行为（以后到了文革时期，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了），我完全能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程度。然而我无法向五嫂说一句安慰的话，因为我同样一筹莫展，只能默默地等待。接着，警报又从我大姊那里传过来，在清华读书的她的次子的学校里来了两个人，声称要家里把她儿子的来信全部交出来，大姊来和我商量，为了不要把顾准牵连进去，我出了一个不高明的主意，主张信不要交出去，结果，当然没有起什么作用。那么，大姊的儿子在学校里究竟犯了哪一条，要如此大动干戈？原来，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一个什么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的组织，这些年青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共和国虽然公开声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立国的思想基础，但是哪里能随便研究得的，自由结社更是犯天条。这件事传到了康生那里，本来打算把张闻天、孙冶方、顾准串起来打成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结果是空欢喜一场。经过严格的隔离审查，证实组织上与顾准毫无干系，但是思想上的影响却是摆脱不掉的。过了大约四个多月，五哥给我来信，说已经回到家里，在隔离期间，除了他的外甥交代的他都承认下来以外，他没有作过任何交代，因为他事前对这个组织毫无所知，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对于难以容忍的逼供行为，他曾经以绝食抗议过；现在在等待处理，大概国庆以后可以作出决定。不久，决定下来了，再次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去京郊房山大韩继村劳动改造。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从上海接到解放区、曾经在战争环境中辗转流徙、年近八旬的老母亲，这次只能送到太原的妹妹处，让她有一个比较安宁的生活环境，不至于为儿子担惊受怕。
这时，姚文元的《评< 海瑞罢官>》已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根据我的政治经验，我预感到这是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虽然我无法预知这场风暴将持续多久，范围多大。在这种政治气候下面，五哥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固然是五嫂决心离婚的一个因素，但当时她的内外处境的艰难、困窘和难以明言的复杂情况，比我所能知道的可能严重得多。对此，我完全能理解。我深知，从1934年他俩结婚以后的三十多年来，真是两情相笃，患难与共，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不是出于万不得已，五嫂是绝对不会提出这种看来绝情的措施的。对此，我当然只能表示同意，虽然我内心深处并不赞成。我没有想到五哥这个家庭的这种裂变，以后会成为破碎一片，再也未能复原。
五哥到房山大韩继村劳动改造，通信好像还有自由，还能和我通信。因为已经办过离婚手续（实际上不过各自提出了离婚申请，没有经过法院，并无法律效力），他觉得不便和家里直接通信，要我作中介，代为转信，我自然一口应承了。1952年“三反” 以后，他先后在上海（建造二万户公房）、洛阳（当时156项国家重点工程中有几个在洛阳建设），有过一些搞建筑工程的实际经验，因此，对当时正在建造中的工程，常常还多嘴多舌，提出这样那样他认为必须提出的意见，还是那样不安分，不避嫌疑，不顾别人会有什么看法，完全忘了自己当时的身份，认为这是他应尽的责任。
离婚对他实在是一件不堪重负、令人心酸肠断的事，他丧失了可以向之倾诉一切的妻子，丧失了孩子，丧失了家庭这个惟一可以让他稍稍休息、得到一点温暖的所在，他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孑然一身的孤独的“寡人”。这时他在给我的信中经常出现“丧家之犬”、“白虎星”（言指害了他的孩子）这类自嘲自责的字眼。
“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
1966年冬，红卫兵运动的狂飚从城市到农村席卷祖国大地，近在京师近郊的房山当然不会例外。开始时，他的真实身份并没有公开，后来，终于被红卫兵知道，一场灾难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他的身上。在一封信中，他告诉我，红卫兵将他一顿痛打之后，还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拖，弄得满头满脸全是血污。为了不致酿成人命，经济所只得把他们全部调回北京城里。从此，通信中断，音讯隔绝。一直到他生命终结，再没有能和他的妻子、孩子，还有老母亲见一面，生死两茫茫。
1968年4月，汪璧自杀身死。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传闻，还是在漕河泾原“少教所”隔离期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我无法深究，直到1969年9月回到家里，我妻子告诉我这是确实的，然而我仍然觉得难以置信。1967年11月，我曾有机会去北京，便专程去探望过她，那时，她看来十分疲惫和憔悴，但是，我怎么能想到仅仅半年以后，她会绝望到作出这种选择？老母亲走了，去了太原；丈夫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却是咫尺天涯；孩子们都给文革的巨潮卷走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能给她这颗孤独无告、破碎的、流淌着血的心以一点安慰，否则，也许这场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我曾这样设想过。五哥知道汪璧的死讯，整整迟了一年半，组织上把这个消息封锁了，不让他知道。从顾准的遗物中发现的日记可以获知，1969年11月，经济所奉林彪第一号令“一锅端” 下放到河南息县前夕，他曾两次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和妻子见一面，这时他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他的妻子已不在了，因此，他又向组织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组织这才向他说了实话。但是，有关他妻子的死期，死况，遗言等等，仍然一概不知，对于他妻子的死，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妻子已经永远再也见不到了，他要求和他的孩子见一面，组织上同意了，然而却遭到孩子的拒绝（现在知道，并非出于孩子的本意），他本来还想见面后在外面招呼孩子一起吃一顿饭，也成为可悲的幻想破灭了。他想和亲人晤见，得知更多信息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人生还有什么比丧失自己的妻子更令人心碎，深沉的哀痛难以抑制，一次吃饭时，悲从中来，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他在日记中写着：“ 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指从结婚至今）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他没有死，活下去了，但是只活了五年。
这以后的几年，是彼此绝对的隔绝。
一张油票和两年通信
1972年初冬，我取得当时干校组织上同意，藉探亲假的名义去了北京，除探望老母亲外，也想趁便探寻五哥的下落，我觉得无论在道义上、感情上，这都是我不容推辞的责任。说来也巧，五哥恰好也在这年夏天从河南息县回到北京，因此，没有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他并晤见了。在晤见之前，我先看到了一封他给孩子的信。信很短，大意是，祖母是否健在，很想念。附去照片六张，是刚回到北京时照的，哪一位要照片，可以给他。我现在还没有力量照顾你们，附去省下来的油票一张，表示一点心意。下面黏贴的是一张从他自己的口中省下来的当时能用的油票。读信，看着照片，我怎样也难以抑制涌动的泪水。这使我联想起六十年代初，他拼命笔耕（指翻译熊彼得、罗宾逊夫人的两部经济学着作。这两本书一直到他死后，才由商务印书馆于八十年代先后出版），企望以此来使家庭经济多少能得到一些改善。当我想到笔耕所蕴含的是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家庭“赎罪”心理和一张小小的油票中包容的是一腔舔犊之情，我怎样也难以抑制自己心灵的震颤。
离别十年，劫后重逢，当然是高兴的，但是彼此都很少述说过去。曾经设法让五哥和在三妹处的母亲见一面，未能如愿，直到他两年后离开尘世也未获实现，成了无法补偿的终生遗恨。他当然也非常惦念自己的孩子，想见见他们，在我去京之前，他已作了努力，都归无效。因此，话题也绝少再提及这些令人凄怆的事。倒是当我诉说在漕河泾期间，除了“红宝书”和《毛选》外，再也读不到其他书籍，浪费时间，表示极大的惋惜，希望读一点中国历史时，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劝我应当先读一点西方历史，他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朝代的更迭、嬗变总是知道一些梗概的，但是你如果不懂西方历史，也就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直到我多少读了一点西方史以后，才真正有所体会。身为中国人，如果对自己老祖宗的历史茫然无知，当然是一种无可饶恕的羞辱；谈历史，言必称希腊、罗马，对于这种洋教条，固然也应批判；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对于由以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历史以及影响及于现代西方国家的希腊文明传统一无所知，他确实也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就像外国人如果不懂得孔、老、庄、墨、荀、韩等等，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华文明及其传统一样。目前的问题是多少懂得一点西方历史和希腊文明的人太少，而不是太多。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我过去读《共产党宣言》，对于其中提到的市民阶级，究竟是何所指，市民阶级是怎么产生的，它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和议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可以说完全无知，因而只能生吞活剥地囫囵吞下去，一直到读过一些西方历史以后，才有了真正的了解，我相信不少人会有此同感。
大概以此为契机，才会有1973～74两年间在我们两人间不断的通信。这些通信，不是海南天北或家庭琐事的闲聊，而是对一些彼此都感兴趣的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的认真的讨论，其中不少是我提出向他请教的问题（这些在通信中他所写的“笔记”，都已收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见《顾准文集》）。对于一个立志服务于祖国和人类的人来说，当他发现西方文明中确实有许多为我国固有的文明所阙如的长处和优点时，凭着社会良知，他是无法加以拒绝的。为了自己国家、民族的振兴和腾飞，汲取其他文明中的所有优点和长处，应当是无可非议的，那种虚妄的民族自大在这里不应当有立足之地。
“娜拉走后怎样”，是顾准借用鲁迅的命题提出的一个当代的问题，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这个命题的实际涵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这当然很好，但是“不要以为我们的问题全已解决。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顾准文集》P．330）顾准提出这个命题，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又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继东欧崩溃，已有七十多年历史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又宣告解体；在我国，“四人帮”覆灭，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以后，终于从历史性的灾难中走出来，并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近期的奋斗目标。当我们回顾这些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并且有着顽固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实在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业。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毕竟是人类历史的一种创举，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清醒地看到还有哪些重大问题和障碍，没有解决或需要克服，细心地寻找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科学的有效的方法，仍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盲目乐观在这里是没有根据的。
两年通信中所讨论的问题涉及的领域虽然相当宽泛，但是中心只有一个：两千多年来，在封建专制主义严酷的统治、压迫、奴役下的苦难的中国人民，好不容易争来了一个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按照逻辑，理应是一个政治清明、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有着平等、民主、自由，充满着希望的社会。要知道，1973年至1974年“四人帮”还没有垮台，中国人民的苦难还看不到头，在我们兄弟之间的通信中，除了对祖国命运深切的关注和忧思外，岂有他哉！要不是1974年12月顾准的生命被夺走，我们之间的通信还会非常有兴趣地继续下去。
病床上写了两个便条
1974年11月2日，我接到五哥的电报，说是病重住院，要我马上去京，我一刻也没有停留，设法买了一张车票，立即赶去了。在原协和医院的急诊观察室见了面，情况确实严重，每天咳血大半个茶缸（200—300CC），什么止血药都用上了，仍然无效（去年春天他在信上告诉我，也咯过血；拖了不少时间才慢慢停下来；去拍了X光片子，也查不出究竟）。他神色有点凄然地对我说，这次竖着进来，要横着出去了。他大概已意识到这次病情的严重（不幸被他自己言中了）。当务之急是设法尽快住进病房，否则，不仅日常生活困难（医院对急诊观察室的病人不供应伙食），也不能进行正规的检查和治疗。在几位老朋友的奔走帮助下，总算很快住进了病房，经检查，确诊为肺癌，癌肿有鸡蛋那么大，长在心脏旁边，不能动手术。检查、诊断结果，我都如实告诉他，没有瞒他，他的反应是平静的。不过，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见见他所有的几个孩子，还在手纸上用铅笔在病床上写了两个便条，大意是我宽恕你们，也希望你们宽恕我，祝福你们（这时他的大儿子已结婚，马上要生孩子）。对此，我作了许诺，我说我一定想法要他们来看你。我为此写信、谈话、生气，作了许多努力，结果，都未能说服他们在其父亲生前去见一面，我的许诺未能兑现。对于一个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妻子，已经知道活着的日子屈指可数的父亲，对孩子的殷切的眷念之情，我完全理解，然而这时我能做什么呢！
1965年至1974年，正好十年。这十年，顾准经历了第二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妻子无奈地与他离婚，子女离去，奴役般的劳动改造，无休止的批斗和凌辱，妻子自杀，还有疾病的折磨，这是一个常人所难以承受的重担，但是，并没有把他压垮，他要活下去，再活二十年。可惜，在他作出这样的誓言以后，只活了五年。
在他一生中最痛苦的莫过于亲人对他的不理解。他经常以“害了他们” 自责，一直到临终前还要求他的孩子对他“宽恕”。他真的害了他的孩子并且需要孩子对他的宽恕么？
1982年，顾准的大女儿在读了他父亲和我的全部通信的手抄本后（即后来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给我寄来了一份《读后记》，其中写道：“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太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的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付出代价”。这个问题提得好，无愧是顾准的女儿。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可爱的，他们都愿意献身社会，报效祖国。他们担心的倒是报国无门，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葛剑雄教授对我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平直、公允的分析，他在对发生于我国1800多年前东汉的党锢案这一历史事件作了评述之后，曾说了下面这段话：“知识分子多少有点知识，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有了知识，就想有运用的机会，就不会满足于有饭吃，有衣穿，有妻室儿女，这就是所谓实现自身价值。”“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要实现自身价值，舍做官就别无他途。可是做了官就只能服从法律和上司，就绝对避不开现实政治。疾恶如仇会有党人那样的下场；洁身自好或许能做到，却因此而一事无成；同流合污又有违初衷，而不齿于士林；急流勇退倒也干脆，但原来的理想也随之成为泡影。”这种情况，二千多年来，在我国皇权至上，政治权威主宰一切，范文澜把它称之为史官文化的传统，至今还保留着它的巨大影响。因而葛教授不得不希望于未来，他接着说：“如果知识分子的‘知识’不限于儒家的经典，而是包括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如果他们不必都为‘政治’服务，而能享受不问政治的自由，从事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工作，那么党人中必定会出现不少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实业家或真正的政治家，或许根本不会出现党锢案并留下这篇《党锢列传》。对1800多年前的东汉，这无疑只是荒唐的假设，但对最近几十年的中国，这值得我们深思。”（《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10期）这实际上也是对顾准大女儿提出的问题的一种解答。中国知识分子殷殷期盼的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气氛和环境，使每一个正直、诚实的知识分子能有机会实现自身的价值，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纵观顾准一生，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坚决地、义无反顾地从理想主义走出来，走到经验主义去。用他自己的话：“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按：指革命的理想主义），然而，当今天的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地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当我仔细审视我国的近现代史，我发现我们共和国的诞生（1949）与皇冠落地（1911），其间间隔不过38年。回顾一下这38年的历史，可以称得上五彩缤纷。其间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闹剧；有军阀割据的混战，有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有国共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日战争；然后是三年解放战争，可说是内战、外战连绵不断，而我们的共和国恰恰是直接从枪杆子里诞生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可以在一瞬间使社会发生革命的根本变革，把历史缩短了几百年，这当然是好事，但常常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不足，旧社会留下来的渣滓来不及作彻底的打扫和清理，还常常穿起新的外衣，把自己打扮得使你分辨不清他的庐山真面目。人们也许忽略了一个问题，在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皇权垄断一切的时间长达二千余年，影响既深且远，而近代资本主义则发育不良，先天不足，力量既脆弱，其影响更微不足道。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却习惯于与资产阶级斗争。我总觉得这个从历史母胎中带来的“特点”是不能忘记的。从“史官文化” 传统影响中走出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有不少艰难险阻要跋涉，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