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日记基督教乔治·卡特林着

簡體傳統

基督教
乔治·卡特林着
顾准译
基督教本身——无论是统一教会还是（在分裂的年头）它的拉丁天主教或希腊正教的变种——把灵魂供给这个庞大的罗马帝国。它是罗马帝国的严格意义上的彼岸的灵界的对应部分。该撒们的罗马帝国，是提供法律面前然而又是该撒治下的平等的一个机构，是提供集体得以免于蛮族侵犯的自由，然而又是服从法律，服从“现在的权势”（powers that be）和该撤的天才的那种自由的机构。frajan对于希腊文明生活血肉相关的那些自愿结合的小社团猜忌得如此厉害，甚至对救火会也疑虑重重；早期基督徒只得把他们的教会登记为殡葬团体。博爱，是交给基督教来提供的——一种非以种族也非以地域为基础的博爱〔兄弟情谊〕（虽然犹太主义同时包括两者，又在Armenia有一种觉察得出来的、教会的首脑职务有落到自命为基督的弟兄们后裔的那些人身上的趋势），而是以理想原则即“道”（the Word）为基础的博爱。这种对博爱的看重，在已经被承认的哲学教导中是不明显的——如果不是新东西的话——但是和早期的宗教诸如mithoaism和 orphie秘仪相比，它倒并不是空前的。
罗马帝国因为它打算要维持人们对于它那官方的、干巴巴的、无情的、不亲切的帝国宗教的企图落了空，在Coustan tine（279—337）皇帝治下，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和基督教妥协了。皇帝在讨价还价中努力要做到不受到严重的损失。皇帝不再是神了，但是，虽然他甚至死前才受洗，他却成了“外观上的主教”（bishop in externals）——而这个东方西方还未分裂的普遍教会，变成效忠于帝国的人。罗马帝国汲出了——或者，人们想象它汲出了——为了使它的庞大的血肉躯体不致腐化所必不可缺的情感的精英。皇帝马上取得了“使徒的同济”的正式地位。在别处，统治者要变成“最正统”、“最基督”、“最宗教”的。圣职人员fertullian能够说“帝国和我们有什么相干”的日子已经过去了。thalcedon宗教会议（A．D．451）用“你是教士又是皇帝，是战争中的征服者又是宗教信仰的博士”来向皇帝致意。我们回到了该撒，法老和mikados的古老信条——王即是神，或至少是王权神授的理论——上去了，只是蒙上了一层体面的面纱而已。教皇制度的功劳之一是，它破坏了这种僭窃，从而结束了这种暴君统治。在Constinian时代，一个杰出的圣职人员能够清清楚楚地说出这样的学说：“上帝什么也不需要，皇帝只需上帝”。于是，异端不仅是针对教会的反叛行为，也是针对皇帝的叛逆行为。事实上，它们常常是当地的不满情绪的外衣；或者，以埃及为例，是民族分离主义的外衣。帝国的精神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它在宗教的一致性中坚决主张其政治的重要性。皇帝在“闪耀至尊的圣像”的时候，作为至高无上的人物，承担了上帝的某些属性。更为危险的是，上帝承担了罗马皇帝的诸属性，他专制地、绝对地、独自地把炼狱的火焰施加在罪孽之上，犹如罗马法把尘世的火焰施加在弑亲上一样。
天主教会和罗马帝国一样是遍在的，独特的，在它之外没有安全 Voltaire对于还存在于他的时代的罗马帝国，可以说它既不神圣又非罗马。Golthe可以宣称：“这个亲爱的古老的罗马帝国啊，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啊”。然而它还是继续下去了，让它自己消失在Napolean的崛起和倾覆的种种纠纷之中。但是，先知但以理的书里明明写着，第五帝国将要存在到最后的审判，存在到世界的末日。甚至当不可记忆的时代就已存在的天主教会，被剥夺掉它的尘世的俗界的姊妹以后，Seu Peveadem——“还和从来一样”——就像某个古代的女人当她的年青的同居者逝世以后，直到如今还没有能够承认人死了一样。在天主教会弥撒书内，在耶稣受难日篇中，迄今还可找到这样的祈祷文：
让我们也为我们最基督的皇帝祷告，为了我们的永久和平起见，愿我主上帝使一切蛮族都臣服于他。全能的和永生的上帝，一切政府的权力和权利都在他手里；他赞许地注视着罗马帝国；凡是相信它们自己的凶猛的民族总是要被您的全能的手压倒的。
但是天主教会终究是大大超过帝国的随军牧师。它是罗马的公民们通过基督共同体内的洗礼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它的世界性并不略逊于帝国，它的疆界不限于帝国四境之内。如果人们要问，在基督教帝国内异教徒能否享受完全公民权，历史学家Qrosius，能够宣称皈依了基督的哥特人，虽然处在帝国疆域之外，还是同志和兄弟。理论上帝国和教会两者都是独特的，遍在的——然而，它们之伸展到黑暗的蛮荒空间，疆界也许是不一样的。
尤有甚者，教会和先前的哲学家们一样，提出并且回答“生命的道路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发育完全的教会的福音书来自闪族犹太人，但是它的组织得自罗马，它的主教是戴上了主教冠的帝国太守——而它的哲学则来自希腊的斯多噶派供给了米兰的St·Amlrose加以表述的系统化的道德理论。柏拉图供给了公社的理论。新柏拉图派为神学提供了系统化的诸观念。教会一路向前走，借各个时代的宝藏丰富了自己，甚至使人回忆埃及诸神的称号，词句和节庆也没有遗忘掉。简言之：生命的道路，是借合理的信仰获得拯救。不过古代教会忠实于古典时代的情绪，其忠实超过了现在人们容易承认的程度。它的思想即柏拉图主义，本质上是社会的，拯救连同它的一切圣礼，是在公社中，通过公社而获得的，还要伴以社会工作。兄弟情谊的爱，并不仅仅是善良的意愿，并不仅仅是徒讬空言的荣宠和恩惠。
教会为正统主义战斗，它是不容忍的，这分明因为社会联系事关重要，所以，凡是异端，就是反对这种共同信仰的社会联系的叛逆行为，是反对人们在其中、以及其它为自己准备和圣徒最后融为一体，或性灵上交往的共同体的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象昔尼克派、斯多噶派，甚至像伊壁鸠鲁派，它蔑视（贤明逊于Aristotle）人间世的环境、善业和对人的尊敬。它不从事于反对战争、奴役，也不从事于反私人财富。
它的原始的精神是和平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Ananias和Sapphira，因为只把他们财产的一部分给公众而受到Pater的诅咒，亦即在精神上受到电刑。圣地的教会，在其初期一切东西都是共有的，就和主的门徒们一样。“伟大的教会”（主的屋子，亦即 Kuriou oikos；或 Ecclesia。即“召唤出来的”或“蒙选的”）缓慢地把它这些事情上的信念弄明确了。凡是推选出来的、完全宗教的，亦即凡是神命的，决不能持戈作战的。St·Basic的一个僧侣参加了军队，当他能够回到他的修道会去以前，必定要经过长期的忏悔。教士（cleriotai——“推选出去来的人”）必不可打仗。又如我们已经看到，某个Orosius可以坚决主张甚至罗马的敌人，当他们也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也是兄弟。
保持了一种有限度的共产主义……简言之，教会对付这些争论，是借助于由神命特别挑选出来的那些人要过理想性质的宗教生活——偶然也要对其他人以精神上的指导者的身份行事——他们是实践和平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常备兵”，而这些人又有别于人类中的“有罪的芸芸众生”，他们只能指望遵守最低的道德法则，他们可以为他们之间的争吵打架并且打出结果来，他们可以去寻找金子。这种区别是令人震惊地柏拉图式的。
希腊人，尤其是逍遥学派的希腊人，充分意识到人是动的，还常常是不快活的动物。文明是这样一种实体，大多数人在其间必须当作做具，为的是使光荣的文明的社会结构可以上升到它的顶峰。群众是一堆无足轻重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无关紧要。无产阶级的教会不能够采取这样的态度。而这是它的革新。一切人全都是“一个躯体上的诸器官”，信徒中最卑微的人，服务于他永恒的造物主的更伟大的荣光——而不是奢华的仪仗的荣光——并不略逊于信徒中最尊严的人。拯救是无须代价地奉献给所有的人的，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应该对此作出回答。但是，教会对于动物本性是用原罪来替代了的——而且从来不会忘掉要记住它在人类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教会具有柏拉图那种程度的（附有某种保留）社会倾向。又，教会也和柏拉图同等程度地贵族主义——不过既不靠家世，也不靠获得成功的能力，而是靠才能和服务的决心。所以，教皇把自己称为：``Servus Aerorrum Domini''——上帝诸仆人的仆人——不过他只是仆人们的仆人。
生命的道路是同情而不是冷漠。教会的突出的贡献，不管它的一切社会主义，是它的平等化的个人主义。这一点是重要的。对Aristotle来说，社会主义是非平等的：群众是社会的活工具，而且伦理上势必要这样，因为社会地说，这是势所必然的。如果我们喜欢这么说……的话，Aristotle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社会（不是国家）是利维坦式的。个人作为个人而言（尤其在Aristotle早期的追随柏拉图的时期）无权主张什么，惟有以其此时此地对社会的善业作出贡献的直接力量为准，才有这样的权利。城邦的对象诚然是公民的生活；然而这是城邦范围内的他们的最好的（“最好的”取决于独立的价值标准，不是变幻无常的，也不取决于投票）。教会的划时代的（如果不算是新颖的）贡献是断言——比Socrates所持理由广阔得不可比拟——灵魂不灭，也就是断定个人的不可计量的价值。断定这一点，无论它怎样肤浅怎样怪诞，总是反对多神主义和融合主义理论的——“把各人的衣衫重新联结在一起，人们就该融合到普遍灵魂中去了”（``fusing all the skirts again，Should fall remerging in the general soul''）他是不死的，只因为他是在共同体之中的，然而，无论如何，他还是作为一个个人而不死的。他是这个兄弟会中的一个个别的有生命的成员，不是社会的一个轮牙。就他自身的权利来说他有权和别人一起受苦受难，有权和别人一起受治疗，有权同情别人（In his own right be was ertitled to cosaffring sywpatly sympathy）。作为一个有灵魂的人，他在这个方面拥有天赋的和道义上的权利，也因为这个原因，纵然教会全部机构是柏拉图式的教阶制，它还是根深蒂固地平等主义的，就好像在尊重人的尊严——有别于城邦的或民族的光荣的人的尊严，亦即作为人的所有一切人的尊严——的逻辑中一样。
再说，柏拉图反反复复地说到，似乎他假设正义是社会的（所以，他把它弄成是静止的）、卑微的人，除了留意他的实在的卑微的行道的业务而外，是没有什么权利可言的；然而基督教观念却与此相反，把它的精髓放在拯救教义上。他在每个人身上寻找他潜在的本质。它坚决主张，真正的神的正义是个人的，无论在尘世里或天国中，无论是现在或最终，正义总是个别地落实到每个人身上的，与此相似，荣耀总按照他决意去做的程度归属于他，纵然他的决意在环境中被压倒了。它在灵魂不死中找出来了一种神话——当然不是那么非柏拉图式的——在它衬托之下，教会能够提出上帝面前所有的人无分贵贱都有权要求正义的中心教义；这种权利，使得“动”的灵魂具有不可计量的价值，使得它甚至有权要求统治者和国家的尊敬。教会的共产主义像Plato一样是专业人员，而不是像利维坦那种形状的官僚主义的，如像在Weff夫妇那里一样。不过，它的平等的教义是其中心，这是个人主义的，革命的，动的。
教会是平等主义的，因为它是一个兄弟会，但是，就是在兄弟会里，各个人的天赋也是各不相同的。它之所以是平等主义的，有更为深刻的理由，因为它把价值观察的中心从随带有公民的功效的此岸世界转到来世，转到上帝跟前去了。在上帝眼中，一切人都是儿子，都是不死的，都是个人，都具有和最高救赎行为完全相称的价值。他们通过献祭成了上帝的儿子。于是，这种平等主义就是彻头彻尾彼岸世界的，和随时可以碰到的，惯常的等级区分毫无关联的——甚至不是由天性的平等，而是由于理想中的天惠或灵魂中的潜在力量的平等（亦即超自然的，先验的）。柏拉图的“自然的”（合理的）生命之道，变成了基督教的超自然的（非物质的）生命之道。这一教义是和摈斥此岸世界为无关重要相联系的。它是苦行的。它懊悔地并且敌意地和此岸世界，和肉体结合在一起。但是纪律的意义它是懂得的。
教会在反对Aristotle的文明的论证，在卫护它的平等的无产阶级的公社中，立誓要为反现在、肉体和魔鬼——亦即公共的事业生涯，肉体的要求和智力上的自豪——而战。简言之，它比昔尼克派更为昔尼克主义，它从根底上谴责希腊人对文明的观念；在灵魂上严阵以待地反对这个文明和它的业绩。教会通过全面否认他的常识性的假设，单枪匹马地迎战Aristotle，Tertulliain说，“我信，因为它荒谬”（Credo guia alsurdum）。不顾理性主义者和死灭了的文明的一切主张，教会懂得她拥有灵界的权能来创造历史。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信仰。教会不是为那个骄傲的人而是为那个质朴的人要求人们对他的尊重，而这是超乎Aristotle在他的学问中所知道的一切超乎一个organon ewpsuchon——“活的工具”之上的。
教会在其最初的几个世纪中，还具有一个被迫害的团体的精神状态，而且到此为止它还是信奉千年至福说的——这就是说，相信“在千年”周期“之末”，第二次降福就要来到——。所以她对此岸世界的某种政治和社会理论并不加以严重的注意。神学家们的严肃的思想，只是缓慢地赶上了群众中咬文嚼字的弥撒亚复活论。Cemems Alexand Viuns领导的 Alexandvie学派，缓慢地构筑起来它的精致的新柏拉图神学，以与更务实际的Arrtiock学派相对峙。不过，直到Constantine皇帝皈依为止，教会还没有着手推敲关于她和帝国关系的理论。她逐步开始使自己适应还要无定期地留在尘世，具有俗世的责任，所以具有作为最高的超自然的公社来履行俗世统治的义务的观念……
选译自乔治·卡特林《政治哲学家史话》193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