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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出? 不许进?

戴一晴
在大陆，被扣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的人，当局究竟是不
许他们出来还是不许他们进去呢?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但很难有谁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包括守着国
门的出入口的那批大兵和他们的头儿: 公安部边防局局长。这是由于，第一，什
么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没有个确切的定义，不但《刑法》和《刑事
诉讼法》中没有，查遍自从这个字眼儿被发明出来，到或精心或随意地往别人头
上瞎扣以来所有的红头文件，也没有哪一条是可以时时加以援引而不出毛病的。
第二，就算对这样的人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但究竟把他们关在国内好，还是赶
出去好，上头一直没个准主意，弄得具体执行的人想义正词严地说点什么，老有
几分滑稽。
这几年我走的地方不算少了。虽然没有如球星影星般被围观，但被路人指指
划划，甚至上来拉手问候、抚慰之上又加鼓励的情形是常有的。他们当中没有几
个人读过我的作品，更没几个人确切知道我的观念——我为此而受煎熬、受打击、
被孤立、被嘲笑，难于与人分享，只飘飘忽忽又沉沉地属于我个人的观念。我被
人知道，只为我是民运人士(这真是岂有此理! )； 而政府，一会儿不让我出，
一会儿不让我进——虽然没有一次有哪位指出过我的身份文件有哪怕一点问题。
我为此而名声大噪。幸抑或不幸?
(一)
我是在 1989 年 7 月被依法收容审查的。据《刑事诉讼法》，任何公民，
如果有人举报，公安部门即可据此收容拘留。但是，如果 24 小时还没有拿到切
确证据，应立即放人。无奈六·四这事实在太大了，举报人不但是我所居住的北

—99—
京市的父母官，还是我所持国籍的国家的国务委员(即陈希同)，我的 24 小时变
成了 10 个月。
1990 年 5 月，我被宣布解除收容，无任何刑事处罚，发返原单位，这意
味着将由单位根据我的 错误，看是否给我 行政处分。
读者在下面就会看出，警察在这里真是狡猾得很: 89 年夏天，非让抓人①，
抓。但只依法收容。收容审查之后，没有查到法律规定内犯罪的证据，放。在
这期间，无论报上发了怎样的文章、扣上怎样吓人的政治帽子，全不关他们的事。
警方只依据举报在调查之后说有罪没罪，至于错不错，错到什么份上，对不起，
公安政法管不到这一段，你们写文章的自己收拾去吧。
那么，具体把我说成是动乱`记者'、是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走卒的《光
明日报》，怎么确认我的错误并加以处分呢?
根据劳动人事部的规定，如果一名职工的不轨足以构成行政处分，在处
分执行期间，他只能领取他原工资的 70%； 如果收容期间的工资全部发还，意
味着无处分。具体就我而言，1990 年 2 月以来，虽然还在监视居住期间，我
已经一连四个月拿到了全额工资，但牢房中的六个月一分钱也没有拿到②。
我等着对我的宣布。
5 月 9 日，回家； 接着，回到了我的单位: 《光明日报》社。
不过 10 个月，恍如隔世。有人，比如一些借L·S之威往上钻营了一级半级
的原同事，难免有点尴尬，尴尬之中还夹着一丝遗憾: 她怎么回来了? 想当时当
局那劲头，原以为这人不闹个砍头，总该判个十年八年吧，没料想囫囵个儿回来
了，居然背也不见驼，腿也不见拐。但非L·S钻营辈们则欢欣鼓舞。他们告诉
我，不但不少人曾经争着当我监视居住期间的看守③，自由之后，我只要一
踏进报社大门，立刻被他们包围，嘘寒问暖不算，还大谈形势，大放厥词。
这实在太有碍无产阶级革命秩序了! 但再塞回 Q 城已不可能； 以小偷流氓
为工作对象的保卫部——10 个月来一直是他们管我——再管下去似乎也有点说
不过去； 怎么办呢?
我等着报社头儿的接见。
六·四之前，我是报社唯一一名以最低的职位，却只要高兴，随时和老总们、
部主任们开玩笑，与他们似正经又非正经地争辩的人——当然在我坐牢的时候，

—100—
他们中的大部份已或被告发而遭裁撤，或不愿随俗行恶而他飞。依然留在位置上
的，除为了将来的远大目标而暂时隐忍的锲而不舍者外，就是那些乘风之辈了。
我等着他们之中的谁，顶好是那名以他的本事最小野心最大而终于在他眼见已经
完全没戏的时刻，终因天赐L·S而爬上了总编辑之位的张常海④，向我宣布我
的错误和处理意见，包括开除我的共产党党籍的决定⑤，然后依当时情绪，或
一言不发，看都不看他一眼； 或痛快淋漓地把他大骂一顿。无奈这些新贵就是
不肯出面，那堂皇的理由当然是为彰示我的卑微: 级别! 她一个普通记者，够得
上副部级或者局级的领导接见么? 但那实在的理由谁都明白: 这人地位虽低，理
却直，脾气也大得很，谁想自找没趣?
硬着头皮出场的是人事部长张晓秋，他所执行的第一号决定是将我的记者证
收回——这不需要《法》与政府部门的规定，单位领导自行决定即可。不少朋友
劝我抵抗一阵。因为，谁都知道，在中国，新闻记者是党的喉舌。攥着北京一家
全国性大报的记者证，很能到处唬一阵子。我不是不知道这局面，但厚着脸皮沾
光这类事，历来与我做人标准不合，更何况还是沾老左的光。好，交。
不做记者了，做什么呢? 报社其实有不少可以暂时把我晾起来的以摧折我
的精神的位置: 资料室啦，工具间啦。无奈我级别虽然不高，名声还是有一点。
不但作为作家有立得住脚的作品； 干记者，也有能力、肯下苦力、还从不争功，
这是顶恨我的人也无法予以否认的。不知我的出狱费了他们多大的精神，总之，
张部长最后向我宣布的是: 经领导研究之后决定，你依旧属于《光明日报》职工，
在家中休息，工资照发。
这固然很好，但警察甩给他们的那个球还没着落: 对我的错误如何处置呢?
我立刻追问: 收容期间呢? 我还有六个月的工资没有拿到。
张部长怎么会不明白我的意思，他说: 你先领 70%吧，等领导再研究之后，
该补发的一定补齐。
可以。我说。请快点研究。
你是不是考虑换个工作? 张部长接着问，显然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思: 文
学艺术方面的，你不是更擅长么?
不，我就在《光明日报》，到了今天这个份儿上，只有这里的领导和同志
们对我最了解。我说。

—101—
(二)
我没有休息，连一天也没有，因为台湾《汉声》杂志的总编辑吴美云正在北
京，我出狱的第二天就接到她的电话，问我愿不愿作为该杂志的大陆主编为他
们工作。我考虑了一周，同意了。我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境遇如我者，如果继
续留在国内，只能干与现实政治无涉的事——发点小财，或者作作剪纸、泥塑等
民间文化调查。从此，除了偶尔不得不分分心的小烦恼，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干起
这件虽说不算很陌生，但也称不上轻车熟路的活儿。我干得很专心，爱好和道义
责任之外，还有一份感激和无时无处不撞击出的惊喜。感激上苍在我最彷徨不定
的时候——不知别人怎样，我在被苛待、被欺负，包括局面很险恶的时候，心绪
最镇定； 危机消失了，心情反惶惶起来——遣下这样一批优秀的人，以他们高
标杆判断之下无尽的信赖——人格上与能力上——洗去我因监禁而难免在精神
深层滋长的委顿与滞惰。惊喜的是，不理会沾着铜嗅的民族虚无，不堕入《河殇》
式的叱骂、叹息，我们努力发掘中华民族的活力所在，找寻她存活千载的生命基
因，而且找到了。更况且，L·S枪声犹在耳，但无论走到哪儿，那些没有官阶
的人(包括相当一部分有官阶的人)无不大睁着眼睛与我热诚握手，真让人心里踏
实。
我们编月刊，内容丰茂、印制精美。我们全国跑，时间在繁忙中过去，直到
1991 年春节。就在一个多风的傍晚，我接到我远在美国的未曾见过面的弟妹——
我的小弟弟的新媳妇黎新的信。她说，妈妈(她那时正随他们在美国住着)很挂念，
想见我一面。她说，在她的东问西问之下，终于为我找到了一个设在哈佛大学的、
以在职记者为对象的研究项目，并已为我领取了一份申请表，
把表填好寄来。她说。
黎新是北大学士、耶鲁博士。在她的观念里，没什么不可以申请，也没什么
申请不下来。我并不具备她这份自信，但还是搬着字典，好不容易凑齐了那份几
十页的文件: 哈佛当然是大诱惑，但主要还是为了母亲。妈妈已经有了年纪，我
还能陪她几年呢? 我当时并没有料到，这一动念，会生出如许风波； 我本为私
事而放洋，到头来，竟成了没处藏没处躲的公众人物。那缘由，说起来后世都难
于相信，竟是政府的没谱儿——一会儿不让出，一会儿不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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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哈佛的记者研习项目是 1991 年 9 月到 1992 年 5 月。我在那年年初递上
了申请。回音几个月之后就得到了——我被录取。
当时，任何一名中国公民，因公或非因公出国时，在中国方面都要过两道
关，以示具有出去的政治资格: ①办理护照时的单位意见； ②离境时的政审
条。
我当时还是《光明日报》职工，只有找报社当局解决这一条路。正式的报告
打上去，张部长出面传达编委会意见: 报社不同意。
可以请教一下理由么?
没有列入报社计划。
什么计划?
当然是采访、报导和工作计划。
既然决定我休息，报社的采访、报导和工作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在此期间
外出研习，又不用报社的钱，于计划何干?
张部长只稍稍顿了一下，很快说: 报社不同意，因为没有列入计划。
我知道，无论我再问什么，得到的答复都只能是这一句。
这期间，哈佛曾一再发信来替我说项，并直接致信张常海，解释这项计划的
历史和记者们国际交流的重要。老左张常海并不一概反对帝国主义，他的儿
子就在海外留学，自己也从不拒绝享用洋货。他的左只在为自己和自己的亲随
谋前程、捞实惠的时候派用场。这位新任主编于是立刻回信哈佛对此表示赞同，
顺势推荐了三名他最心爱的部属【附录】2。
哈佛哭笑不得。
奉面与我拉锯的仍是张晓秋，但我们二人都知道决策人并不是他； 那真正
的理由，也不是他奉命说的那些。率性吵了几次，也就丢开了: 我致信尼曼基金
会致歉。他们复信说已决定将我的录取延到第二年。
我又投进《汉声民间文化》的工作，见母亲，只有往后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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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冬天到了。
又是一个多风的清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等秘书突然打来电话。
1988 年前后，当小说家包女士作为大使夫人驻北京的时候，我曾被请去喝
茶看电影； L·S以后，洛德大使卸任，再加上方 LIZHI 的一进一出很没意思，
我虽然出了监狱，与这地方也没再有过联系，直到接到这个电话。
一秘在电话中问我: 还记得塞司吗? 我们刚刚在纽约见过。
塞司是前《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我的好友的男友。我说当然记得，我
很喜欢他。
一秘问能不能见一面谈谈塞司?
我说好。
他问今天可以吗?
我那天已有活动，说明天吧。
他说好，明天中午，王府饭店意大利餐厅。
我说好。
王府饭店的意大利餐厅是当时北京最宰人的地方。我知道，一名素不相识
的人把我约在这儿，出钱的怕不是他本人； 所谈的，当然也不仅是远在地球那
一头的朋友了。
第二天，我按时赴约。刚坐下，旁边最靠近我们的一张桌子，就来了四、五
个人。从他们的年纪和到这种地方吃饭都衣着邋遢看，安全部门的外勤无疑。我
知道他们的装备不错，虽有一桌之隔，将这边的每句话都清晰地录下音来，是毫
不困难的。一等秘书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我们二人依然坐下，拿起刀叉，
以正常的音量和语调交谈，就象没有那回事。
关于塞司几分钟就说完了。一秘转入正题，说起数天后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
克即将来访，有人建议在大使馆开个会，把我们这些新近从牢里放出来的 `L·S'

—104—
良心犯邀去和他见面。我说这是一个很坏的主意，劝他们别采纳。如果他们非
要开而且还打算请我，我拒绝。
一秘问: 你不愿开会，但愿不愿意单独见见他们，比如贝克先生的助手史夫
特? 我说好的，这我愿意。一秘说他回去安排，然后将具体时间地点通知我。
吃完饭我就回家了。三天过去，一秘没有来电话，这件事我差不多也已经忘
了。
一天下午，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 张部长和一名小车司机。我有点意外。
第一，出狱以来，从来都是我找报社，他们从来没主动找过我。第二，坐小车这
种事，历来属于领导干部、行政干部、也包括关键的政工干部的特权，不是我这
种采访记者享受得到的。我那天本该想到什么，无奈张部长开口说的话让我太兴
奋了一点，党历来教导的阶级斗争观念竟忘到了九霄云外。他说的是:
你不是一直要求工作吗? 报社决定派你到外地采访。我现在是来接你，副
总编一会儿亲自和你谈。
我想都没想就跟他们上了车，直驶大约 10 公里之外的报社，旋即见到一位
风头颇健的新任。玄都关里桃千树只在脑子里闪了一下，笑话还没出口，就被
他直接带向主题:
秦皇岛玻璃总厂知道吗? 很有名啦。报社决定派你去写个报导。
这当然好，但是工业方面我不是很熟悉。
没关系，没关系。有经验的老记者了，什么题材把握不了? 再说还有同志
跟你一起去。我外出采访从来独来独往，只须地方记者接应一下。这回为什么
如此兴师动众? 这念头也只闪了一下，立刻热烈回应领导派遣，一心希望作好这
次采访工作:
离开得太久了。有没有什么文件、背景材料等等，我想先预备一下。
不必了，不必了，到了那里都能看到。今天就出发吧，已经让他们买火车
票去了。如果没买到票，报社从北京派车送你去。
我笑起来: 这么急啊? 那里是发水了还是着火了?
他也笑了: 你是个痛快人嘛，从来都是说走就走。怎么样，说定了?

—105—
我是个痛快人，但还是觉得有点蹊跷。我想到 1989 年 9 月那份查禁我的全
部作品的内部文件【附录】3，我的名字从大陆消失，已经两年多了。
去是可以，报导谁写?
大家一起商量嘛。
谁执笔? 我问。我从来不给别人打下手，只要出马，就是主将，这他知道。
你。你资格最老，由你执笔。他说，已经有点不耐烦。
怎么署名?
老戴，你从来不是这种斤斤计较的人嘛!
确实不是，但这次不能不。怎么署名?
谁执笔谁署名，行了吧? 怎么样，今天出发? 先回去收拾一下，车子定了
就去接你。
好。我说，心里还有几分得意，想着，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在
革命阵营里引起的慌乱。其实，就在这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一名女士在我们
谈话的当儿几度进出，煞有介事地近乎鬼祟，而且极不正常地一眼都不看我。这
本该引起我的疑惑，又因太兴奋而忽略了。
副总编用他的车把我送回家。王小嘉迎上来，颇为愤愤，因为她刚刚到北大
校园书店去买书，竟进不去门。一路都是雷子。邻居们也说，他们刚从三环路
方向回来的。我突然明白了: 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头号帝国主义的使者，美国
国务卿预定明天到北京。
这么说，什么恢复我的采访、让我撰稿署名，全是谎话； 车接车送、周到
体贴，目标只有一个: 把我骗出首都。
且不说我之同意会见美国人全为自己的祖国； 就算你们不相信，也不情愿
中国的普通百姓过问国事，明说好了，何必行骗? 我这人什么都好商量，但是
骗正这么想着，有人敲门。我和王小嘉交换了一下目光: 来了。我什么都
没说，踅进另一间屋子，暗示她去开门。我听见了门响，听见他们的寒喧，听见
来人问:

—106—
你妈妈呢? 不是让她在家等着吗? 车已经在外面了。 我的女儿本是个严
肃的小姑娘，可这时，我听见她说的是:
是吗?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她刚让美国大使馆接走。随后是一片纷乱
的脚步声和关门声，王小嘉哈哈笑着进来:
走了，回去汇报去了。脸都吓黄了，我还没说你上北大找学生去了呢。我
们当时真觉得有点好玩，谁也没有想到后面还有那么多的事在等着。
晚上，王德嘉回来了。他主张我今晚顶好不要住在家里。我住出去了，第二
天早晨回家时，家里已经坐着数位《光明日报》不知是办公室还是保卫部的干部
(据后来王德嘉告诉我，这是早班； 昨天的晚班直到午夜才撤)； 而住宅小区
的四周，已有不下三部有人坐在里边的轿车。
这时，我已经没有了玩笑的心绪，只想着: 这么兴师动众，干什么嘛? 美国
人难道就这么见不得? 好象宪法里并没有这么规定嘛。
我没有回家，拐进与我同在一栋楼的婆家。我先从那里给我的朋友挂电话，
请他来把我救出去，他说好； 又给美国使馆的一秘打，想告诉他我已不能呆
在家中，以及与我联络的新电话，没有人接。我于是只好将电话打到我的另一个
朋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记者苏珊的办公室，希望由她转告此情。
苏珊不在，接电话的人不能说中文。
我不知人与人透过有限的语言相互理解的限度，总之，爱米丽·麦克法考，
当时恰好到本部办事的另一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巡回记者，居然从我那
几个断断续续蹦出的英文词，如警察、麻烦、国务卿等等中，把事情知道了
个大概。
下面有汽车的声音，我的朋友到了。我向奶奶借了一条头巾，装成狼外婆的
模样，本想跨出楼门即跨进车门，就像 89 年 7 月那次警察把我带走的时候那样，
无奈我的朋友没有警察那样好的停靠技术，就在我走过从门到车那不足 1 米的距
离时，被守候在一旁的《光明日报》官员一眼认出。他一边像董存瑞、黄继光那
样以自己的身体顶住车门，一边苦口劝我按报社指示到秦皇岛玻璃厂去采访。
我向来最尊重敬业的人，无奈这次对何为本报宗旨，和这名勇敢的同行的分
歧实在是大了一点。我和我丈夫差不多是强行将他那忠勇的半个身子从车里推
出，一边喊着朋友，各守本份吧，一边驱车飞驶出芙蓉里。

—107—
从后视镜里看见，那三部车鱼贯跟上。
警察终于出场了。
(五)
到哪儿? 我的朋友问，我们正沿着西三环路朝北驶。前边就是香格里拉饭
店，不但詹姆斯·贝克一行将在那里下榻，它的大厅，是北京最国际化的地方，
这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到了那里，并且坐下来喝茶，周围那么多人，还大多是洋
人，警察恐怕不会呼地上来把我铐走。但这么一来，以这种挟洋人以自重的姿态
出现，会使我从此失去和政府交涉的可能——我总觉得这里边有什么误解，我愿
意先在自己人中间解释清楚。
到你的办公室吧，我想打几个电话。
我们直驶民族饭店。我的朋友没有像平常那样在车场停车，而是直接停在大
堂门口。我冲出车门，紧咬在后边的警察也冲出车门。我跑进大厅，钻进电梯，
紧跟在后边的警察也在电梯门就要关上的那一刹那挤了进来。
随他去吧。我想，很知道自己在这类游戏里段位不够，直接按下了我的朋
友的办公室确实所在的那层楼。他按了上一层。
在办公室里，我直接拨电话到公安部，打给 89 年我的专案组的头儿。
你现在在哪儿? 对方问。我不但报了饭店名还报了房间号。他们让我呆在
那里别动。我又把电话拨到国务院，找到我出狱之后直接向政府吁请留在国内工
作的那名联络员。他似乎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正像往常一样发议论，责备我不该
如此顶撞领导之类，我还没开始解释，四、五名大汉闯了进来。
当时房间里有好几个人，他们堵住门，挨个儿盯着看。虽然全部着便衣，但
那阵势，职业警察无疑。一人开口道:
这里有个叫戴一晴的吧。 我还没有回答，他们已作出判断，一个箭步冲过
来，按断我正在讲着的电话。
我人在这儿，是我告诉你们的； 现在正通话的，也是你们中南海。有什么
不好商量，非要如此动粗? 这几句话还没有说完，已经被他们一人一边架着胳
膊，向门口拖去。

—108—
我的朋友本是生意人，此时也忍不住开口道: 你们是什么人? 凭什么在我房
里这么对我的朋友?
警察哪管这一套，硬架着往外拖。我明知抗不过他们，但也不甘心就这么被
带走，正挣扎间，一名站在一旁没有动手的中年人开言道: 正是老徐告诉我们你
在这里的(老徐就是 89 年我的专案组的头儿)，现在就是请你去见他。
有这么请的吗? 就是出示了逮捕证也不至于这样嘛。
好，好，让她自己走。那中年人说。
大汉不再用力架，但还紧钳住我不放。我使劲甩胳膊，喊还不放? 还不放?
放开，放开。那中年人也说。
您瞧，我们这不是怕您摔着吗? 走在我旁边的大汉嘻皮笑脸地说。说话间，
他们已经把我从我的朋友的办公室押出，沿着走廊，拖到民族饭店端头的那条服
务人员使用的楼梯，下到底层，出了旁门，在楼边一条估计供厨房使用的巷子，
正停着两部轿车。
我被押进其中一部，夹在两名大汉中间。我等着他们把我押向公安部，这样，
我在见到老徐的时候就可以说: 两年多了，你们怎么反倒比 89 年还不如了? 但
车就是不动，坐在司机和监守位置上的大汉也一言不发。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那
中年人回来了:
到峒谷⑥去，你在那儿休息几天。
不行，那是台湾《汉声》杂志的工作室，你们这么把我押去，人家以后还
工作不工作了?
没有关系，情况我们都了解，以后你们照样用。
那也不行，天气太冷。
把火生起来不就行了。
煤和柴我都没有准备。
我们有的是棒小伙子，这点事还不容易。

—109—
我一时想不出拒绝的理由，非去不可，也不能从这儿去，我没有带那
里的钥匙，必须回家去取。
那不行，不能回家。他说着，转身走了。我当时不懂这是为什么，后来才
明白，可能那时已有记者等在我家里了。
又过了大约半个钟头，也没见什么新人露面，两部车突然起动了。我正想着，
他们会把我拉到哪儿去呢，车一路南行，已经到了《光明日报》门口。我心里不
禁好笑，警察把人秘密解押到报社门口，恐怕只有小说才编得出来。然而，实际
情况是，他们并没有把我押进去，只把车停在门边，大汉和我都不离座。
警察的车都有暗色玻璃，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部车。我朝窗外望去，门口不
时有人出出进进，甚至有我非常熟识的人，但我知道，如果我在此时有一点动作，
两旁的大汉就会上来掐住我的脖子。我们等着。我知道，里面准是正在进行磋商:
当局怪《光明日报》未能顺利将我骗出北京，弄得只好出动警察暂时把我控制住；
但警察此时肯定不肯将我逮捕，收容审查也不肯，只想尽快交还《光明日报》，
顶好就塞在这幢大楼里了事，但《光明日报》又不肯。他们的讨价还价是如此艰
难，12 点了，还没有明确动作。我开始向大汉进言:
你们身手不凡呀! 以你们这样训练有素的小伙子，擒拿我这样一个年近半
百的女性，而且六七个对一，也算不上什么本事。现在全国走私贩毒杀人越货的
那么多，你们大显身手的地方有的是，何必在这里浪费警力? 瞧，都到中午了，
你们饭也吃不上，真够辛苦。你们为国，我见美国人，也是为国。得不到理解，
不希望我见，好好跟我说，我不见就是了，何必如此? 你们扣了我将近 4 个钟
头了，我是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本可以告你们侵犯人身自由。如果大家把话说清
楚，现在放我回家，客人我可以不见，这四个钟头也可以不计较。但是，如果你
们非这么押着我，下边可就要闹笑话了。这责任该谁负，你们想清楚。向头儿汇
报去吧。
大汉们仍一言不发，不过在此期间，他们也换了人，我身边坐上了一个女民
警，一个看上去挺娴雅的年轻姑娘。我于是告诉她我需要方便。她把这意思以眼
色告诉大汉，大汉说:
克服克服吧!
这是生理问题，没法克服，思想觉悟再高也不行。我板着脸说。那大汉出
去转了一圈，回来说:
真的找不到地方

—110—
我说: 我还不知道这一带街上没有? 《光明日报》就在眼前，每层楼都有盥
洗室
那可不行，这责任我们可负不起。
终于，在大约两、三点钟的时候，汽车开动了: 三部警察的车，两部《光明
日报》的。车子驶过天安门广场，驶过建国门，直驶上那条宽宽的、几乎空荡荡
没什么车的东郊大路。
警察以这种方式捉我，虽然可恶，但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工作还是有板有眼的。
到偏僻处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乘的那部车开向一间街边公厕。他们把车停得如
此漂亮，使后车门简直就贴在了公厕门上。北京的街边公厕是没有隔间的，那年
轻的姑娘陪我进去，并不凶恶，还有几分尴尬。接着，我回到车内，先头的那个
中年人再度出场:
请你到《光明日报》北戴河招待所休息两天。
现在是什么季节? 我不需要到海边休息，我要回家。
别这么犟，这是已经决定了的。
谁的决定?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有什么权力扣压我这么多个小时?
你要是不合作，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怎么样? 你不是说老徐要见我吗? 他在哪儿? 那人连磕吧都没有
打一下，就说:
老徐就在你们《光明日报》招待所等着你呢，你快去见他吧。
我不敢相信，坐着不动。那中年人口气强硬起来:
你这种态度，是让我们不得不动手了。我当然可以反问他还要怎么动手，
自己已经觉得没意思。在那僻静的郊区公路上，面对五部车和正执行党所交给
的任务的十多个人，我还能作什么呢?
您就去吧，就照他们说的去吧。我身边的姑娘轻声说，不像是命令，倒像
是恳求，而且用的是您。

—111—
我突然感到很难过，不仅仅为自己，更为一代又一代浪费生命和精力的中国
人。我叹了一口气:
好吧。不过我要给我丈夫打个电话。
可以，可以，到了就打，你们招待所就有电话。那中年人爽快地说。
我被押出警车，换到《光明日报》的车里，里边已经坐着两男一女，男的是
保卫部的； 女的就是那天在副总编办公室诡秘出入的忠诚小卒，显然是我这期
间的陪同了。保卫部长走过来，要我的手包。有幸坐了回牢，保卫部长成了熟
人了:
老周，你这可是违法的呀。我把包递给他，补了一句。老周是个厚道人，
只嗫嚅着:
帮你保存，帮你保存。又对那几个人说: 好好照顾，注意安全。
我们的车朝东驶去。我看见路边的水果摊，提出要下去买，他们不让。我提出由
他们帮我买，大家一起吃，他们同意了。由此我判断我这回的定性是: 暂时与社
会绝对隔离的人民内部矛盾。
到达我熟悉的那座海滨小院时，天已经全黑了。
招待所王所长站在通道口，笑容可掬: 欢迎你们来北戴河疗养!
谢谢。我板着脸说，我是被押来的。
(六)
那时已是 11 月底，北戴河海滨区一片漆黑。《光明日报》这座有上百个床
位的招待所，已季节性关闭，只选了一间朝阳的客房，生起一个火炉，权充作院
长办公室兼值班室。
所长把这唯一一间暖和的屋子让给我，别人都蜷缩到别的冷屋子里。要是平
时，我是会推让的； 但在此刻，为显得不是一名低人一等的囚犯，便当仁不让
地接受了。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了桌子上的那部电话机。

—112—
老徐并不在这里，这我在路上就已经料到了。但电话就在眼前，我转向他们，
声明立刻要用。老王先说坏了，又说不能打长途，最后见骗不了我，才说出已
奉命绝不许你使用它。说了就好，但它就在我的禁闭室里，不但男人们不可能
一秒不离地在这间屋子里守着，这电话他们自己也要用，包括请示、报告、接受
指示。这景况真够所长为难的。好在他们并不把类似中宣部指示的对长期坚持
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要坚决揭露斗争，绝不心慈手软⑦当真； 我也充
分体谅他们奉命行事的无奈，尽量合作，答应得到同意之后再打，他们也就完
全相信我所作的许诺。有时候北京的电话来了，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往往先
接了，说声我是戴一晴，把对方吓一跳之后，再叫他们来接。还有的时候，王所
长当着我的面汇报我的情况，我还不停地帮他纠正细节错误。他每餐饭都陪我一
道用，声称提出什么要求，都尽量满足，只要不打电话、不走出他的院子。
第一天，他给我抱来一大叠烂杂志和烂录影带，凶杀、打斗，乌烟瘴气。这
是我看的东西吗? 我向他要书，顶好是英文书，这样才看得慢。他先给我拿来一
本介绍北戴河的旅游手册，这只够将我稳住半小时。他只好到处打电话求助，一
个接一个，最后脸上终于漾起笑容，旋即跑了出去。半小时之后，一阵风似的跑
了回来，手了抱了一本真正的硬皮大书: 英文原版《世界的鸟类》——足够我钻
研几个月。
第二天，我提出要换内衣裤，坚决表示不能克服，并指出北戴河镇上就有
百货公司，押我来的那天已经看见了，他们可以押着我到那里去买。院长和保卫
官员对看了一眼，又出去商量了一会儿，回来委婉地告诉我不可以出去，非要
买，只能由他们代办。我提出代办我就不付钱。他们权衡了一下，也同意了。我
于是第一次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用公款给自己买名牌货。
第三天，按照日程，詹姆斯·贝克该离开北京了，我从他们的通话里也知道
了明天就让我回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所长与我聊起了家常，把我归作他们老
王家的人，我们甚至筹划将来怎么到他的老家作民俗采访。但第四天，不知为
什么，又说可能还要在这里多留几天。我质问缘由，没有。我再次提出和王德
嘉通电话，不行。那是 1991 年 11 月 19 日上午。我说:
现在是 10 点，你们拘禁我已经整整三天。我坚决要求你们履行三天前的允
诺，让我与我的家人通话。如果 8 小时之内得不到答复，我将开始绝食。
这天气氛有点紧张，所长和保卫已不再使用我的禁闭室里的电话，而是开
车跑到镇上去打。
依旧没有答复。

—113—
时间一点点过去，最后一抹晚霞，就要从窗边退去，我平生第一次使用的绝
食，就要开始了。我不知道后面的几天会怎么过，盘算着他们把鼻饲管从北京调
来需要的时间。
突然，门开了，院长端着一个托盘进来。我望了一眼手腕: 五点半，并不是
我们平日的晚餐时间。
开饭了，开饭了! 他说，脸上堆着笑。我楞住了:
你这是你们
吃点，吃点。你看，8 小时还没到嘛! 他说，开始一一摆到桌上。这回，不
是平日我们两人一起吃的那类便饭，是一桌远为丰盛的大餐，而且全是我平常聊
天中无意露出来的我最喜欢的菜肴。
我不是有意对你们我说，
知道，知道，我们不也是奉命行事嘛。
我拿起筷子，望着一碟碟整齐清爽的小菜，夹起又放下。
瞧你，瞧你，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离家这么远，身体保住比什么都要
紧。老王说，语气中没有埋怨，只有关切。我本想说句打趣的话，眼泪噼啪落
个不住，哽噎着吃不进去——不为我自己，只为这些善良的人，为他们在不得不
执行荒谬的决定时，所表现出的同情心。
第二天早晨，又是一桌足够 6 个人用的早饭，我没有碰。11 点，保卫官员
高兴地跑进来:
好了好了，给家里打电话吧。其实你根本不必打了，下午就坐火车回北京。
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我们几个人一起吃了个大午餐，还喝了啤酒。
到北京已是晚上九点。报社的另外两名保卫官员在车站接我，一见面就把手
包还给了我。
仔细搜查过啦? 没发现交给帝国主义的导弹发射基地分布图? 我问。
瞧您真会拿我们开心。他们笑着说。

—114—
北京这两天怎么样? 我们家呢，还有人看着吗?
这不就到了吗，你自己回去看看就知道了。确实一下子就到了。跨出车门
前，我像平常一样，请他们进去喝杯茶。
不了，不了，还有事。下次吧。他们说，嗖地钻进车门，刷地一下就开跑
了。
我跑上楼，高兴地用少先队鼓点敲门。王德嘉把门打开，家里的灯，从走廊
到卧室，全部大开。我一下子明白了刚才那两位为什么溜得那么快——在我家不
足 20 平方米的厅里，站着、坐着、躺着起码 15 名各报记者。我还没弄明白怎
么回事，他们已经把话筒捅到我面前:
戴女士，什么人把你带走的?
他们为什么要带你走?
你到底要和詹姆斯·贝克先生说什么?
(七)
带我走的是便衣警察。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和詹姆斯·贝克
先生说的是，请给中国人时间，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接着我又讲了一个风和太
阳比本事，看谁能把一个旅人的外衣脱下来的寓言，意思不外用风那种猛吹的
办法对待中国的改革，只有势得其反； 还是太阳融融地晒比较好。我想我的这
番讲话一定令在场的同行很失望。因为，后来我知道，没有他们在刚刚过去的三
天里紧盯住詹姆斯·贝克问我的下落⑧，中国当局可能不会这么快就放我回家。
他们救出了我，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道义而外，或许本期望采访到一个声泪俱下的
控诉，没想到这名受迫害者还要为加害于她的强权说项。我自己就是当记者的，
这局面怎么会不明白? 但第一，我和我的前辈文人，为保持言论独立所遭受的磨
难实在太多了一点。这五天的拘禁，对一名外部世界的公民而言，不啻基本权利
的大伤害，就算从索赔的角度，也可以与滥用职权的部门大闹一场。但对共产党
治下的中国人，没杀没打，好吃好喝地供着，到时候也放回来了，心中已觉大不
一般。第二，北京警察对我，虽然没有像他们的洛杉机同行对金、或如戒严部队
L·S之后对北京市民那样拳脚交加，心理伤害不可能没有。但我深知他们改到
今天这个份儿上已属不易； 而且，他们的整体变化，只取决改革的大局。所以，
我选择把个人的委屈暂时放一放⑨，先从大处说。当然也有人将其溢美为棋高

—115—
一着: 此时越是不怒不怨，宽柔大度，才越显得对方蛮横无理。其实我没有那
么老到，我只凭直觉这么做。
记者们当时也告诉了我一条与我的这次落难有些关联的新闻: 中美人权谈
判，达成了一个结果: 任何中国公民，只要没有刑事案在身，都有通过正常手续
出国的权利。具体到我，《光明日报》的单位不同意你去，就立不住了。
果然，可能就在第二、三天，报社就把我叫去。这回出面的已降为张部长的
部下:
你不是要到哈佛去吗? 可以办手续了。
怎么又可以了? 调整计划，把我列入了?
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正要问你们，把我关在北戴河怎么回事?
这别问我们
问谁? 你们找我来不是代表报社当局吗?
我们就管具体交办的事，你有什么问题找头儿去。
头儿在哪? 让他自己跟我谈。
你自己找去，我们不管。
我于是走到报社领导人办公室所在的那层楼，似乎是，他们都约齐了那天不
是这个有会就是那个有外事活动。我不信，站在走廊里喊:
张常海，出来! ×××(10)，出来! 你们犯法了，知不知道? 你们凭什么关我?
拿出依据来! 拿出证据来! 你们以为捻死一个人还像以前那么容易吗? 你们以
为当个芝麻大的官就可以为非作歹吗?
我注意到，通向走廊的几个门都悄悄地开了一个小缝，但没有一个人出来。
除了我的骂声，也没有一个人搭话。我尽情地大嚷了一通，好像连坐牢时候瘀下
的气，都嚷出来了。
接下来是张部长出马，催我办手续。那时已是 12 月，哈佛的项目已经过了
一半，而且对方已经同意将我的资格延到下一年。我答说这次去不成了，以后

—116—
再说吧。他不放弃，好言好语地劝，显然是奉上头之命，尽快了结我这段公案。
我这人一怕说软话，二怕磨，加上我周围的人都劝我:有什么是非黑白好争? 赶
快离开比什么都强。我同意了。
待到正式办的时候，我才明白报社方这次为何如此主动。原来根据他们的土
政策，每一个不是由官方正式派出的人，要想出国，哪怕就出去考查两个礼拜，
都须自己签字画押辞去公职。
1980 年代以来，辞去公职的人并不在少数。大多数人下海从商，也有少数
优秀者从事实业。我没有这个兴趣，也没有这个本事，我只能当记者，也只想当
记者。在共产党不开放出版自由的今天，我唯一的选择是留在我本来挣扎着能活、
弄好了也能出点东西、更不要说还曾为我挣来声誉的原来的位置。更况且，我为
公家工作到那时已历 30 年。在这 30 年间，大陆的薪给原则是，医疗住房退休
国家包干，个人月入仅够糊口而已。辞去公职，意味着与国家脱离干系。而在过
去的月入根本没有可能有所积蓄的情况下，一下子失掉了公家本应供给的一切，
其实意味着认可了 30 年的隐形剥削。
但事已至此。
我把报告交给他，其中书明，鉴于本报的土政策，我不得不为正常的暂时
的业务进修活动辞职，但仅辞这九个月，活动一结束，我就返回。
张部长说: 你瞧你，何苦写这么多呢?
我说: 对你们好象不得不如此吧。我当时以为，他们的批示，必在这张报
告上进行。批准辞职，同时也意味着批准 9 个月之后的回归原位。他们批了。然
后，一切程序加速进行，包括被几乎所有办理过私人护照的人称作阎王殿的北
京市公安局护照处。用他们的话说: 办照，没有不脱几层皮的。而这回，我错
在他们的休息日赶去的时候，还被迎进内室，得享好言嘉勉(见《我的同胞的临
别赠言》)。
接着，美国大使馆政务一秘再度与我联络，通知我将在他们的协助下获得
签证:
这是我们介入的第二个案子。第一个是说到这里，他笑起来，笑得
几分顽皮，似与他沉重的使命不大相称。
第一个是? 我追问。

—117—
Princeton's wives.(11)他说。我本来最喜欢凑趣大笑，这回虽然也笑了，
但只是搭讪地笑了一下：美国刚刚播过一个电视剧《Hollywood's Husbands》，
中国流亡精英之妻以这样的形象被打趣，哪怕很轻很轻，哪怕一点不怀恶意，也
不是很好玩。
接着是在美国的准英雄式的接待。
我的心情很复杂，也很难过。我感激美国人的善意，更欣赏他们直率、热诚、
见义勇为的性格。但这些，实际上不可能不与两大国的政治斗法缠在一起。我本
视心灵自由高于一切，但落到这个份上，不但成了其间一个小小的筹码； 处在
对立面的，又是生我、养我，我也立志为它奉献才力的祖国。
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我的亲人们——都以为我出来得这么辛苦，定会千方
百计在这块慷慨、富饶的土地上留下，在没有政治威胁的环境里，拼打自己的前
程。甚至已经有两位好心的律师提出免费为我办理一应手续。
我没有。我不能。我不是不羡慕那里的水、空气、树木，那里的电话与公路，
汽车和房子，还有书籍和报纸。我以我余下的生命，在中国就算一天工作 16 小
时，也得不到我只需开口请求政治避难，就能获得的一切。
美国变成这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担起人道与正义也不是什么说着玩儿的
事，背后有着千百万与你完全不相干的人的辛勤劳作。你为这块土地做了什么，
使你在享用的时候不觉心虚? 慷慨大度不是老实可欺，接受善意不是占了便宜就
完了，它意味此后的责任。
我揣度自己的处境，觉得还没有到不避一下，就会面临危难的地步。也不
能为了想过舒服日子而亵渎世间已经越来越难得的不求回报的善意。更况且，我
拿的是 J-1 签证，尼曼研习计划的宗旨是习毕回原机构服务，我必须言而有信。
1992 年 5 月，哈佛大学放长达两个月的暑假，我决定转道欧洲回家(12)。
(八)
在布拉格，接到家里电话，警察通知他们，要他们告诉我，5 月底别回来，
同时掷下的还有：
等明年学完了再说，那时候也好见面。

—118—
我踌躇良久。我不认为作出这一安排的人是出于对我个人的恶意，但我实在
想不出不许我回北京的道理所在——包括对国家甚至对执政的共产党的好处，以
及这一决定得以实施的法律依据。当然，若按中国特色，将它理解为谁都不明
白、甚至不同意、但谁都不敢忤逆的上边的意思，倒也顺理成章，只是这个时
代早该过去了。但怎么过去，怎么让这个一个人颐指气使，大家都遭难的时代结
束，一纸命令就完事当然好，但如果没有这么简捷痛快，顶好大家都在自己的位
置上努力，让上边明白，他不是完人，更不是神，他的意志未必就是真理，让
他通过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学会听不同意见，学会随时克制并修正自己。这道
理实在太简单了，我越想越真，真到觉得祖国的同志们要是傻到不这么想，简直
岂有此理了。
我把按原计划的决定告诉家里，登上由法兰克福经曼谷香港赴北京的飞
机。
按预订旅程，我应在香港机场停留大约三小时，然后搭乘中国民航飞北京。
从泰国飞过来，我径直走向中国民航柜台，办登机手续。台上的人看了一眼我的
护照和机票，即踅进里边。数分钟后，一名很体面地高级职员走了出来，胸前佩
有怡和洋行的标志:
你不能登机。
能请教为什么吗?
我们得到通知不允许你登机。
哪里的通知?
中国民航，我们是它的香港代理。
那你们打算把我怎么办呢?
乘原日航回去。
回到哪儿?
曼谷。
我没有泰国签证。
再回到法兰克福。

—119—
德国的签证已经过期。
回纽约。
美国签证也已经过期了。
不会吧，你不是还要在美国耽半年吗?
那要等我回北京再签证之后。(13)
再签证的文件你带在身上了吗?
这人真是门儿清得很。我本来可以说没有带，但当时不知怎么竟忘记世上还
有可以撒撒谎这种事，就把邀请信等等老老实实交给他了。待他拿着我所有的文
件证件，说着我们设法和美国领馆联络一下，并且走掉之后，我才后悔起来。
我赶紧扑向电话亭，也挂向美国领馆。那天是周末，没有人听，但录音机在工作。
我对它说了我的情况，请求不要在这里给我签证。麻烦是中国政府造成的，让
它自己解决，这对它有好处。我挂上电话，心想，那边的办事员恐怕得多听两
遍才能弄明白。因为这种请求，对美国各处的领馆说来，恐怕不是很多。
我不知道香港当局那时正如何紧张地运作，我这里倒是清闲得很。想起一栏
之隔的香港朋友，本应打些电话报不平安，无奈私人电话本打在托运行李里了，
只好通过问讯台给传媒界朋友打。他们当然充满义愤，有的买了根本不打算飞的
机票进来看我； 周到的陆大哥还给我送来在机场的长凳上过夜的被子。
不知怎么，事情出现了转机。在我并没有申请的情况下，香港当局破例给了
我 7 天滞留，容我在这里向我的祖国交涉。我对香港的政治运作不熟悉，不知各
派势力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但对朋友们的帮助确是十分感激的。有点感到为
难的是，这感激不可能也不应一时间化作某种理念的变更，于是，就某些方面而
言，我辜负了一些推动民主运动的朋友的期望。我为此挨骂，不打算解释，心里
也没有太委屈。但我只能如此，否则也就不是我了。
那些日子，我和龚小夏(14)挤住在薛晓光家，天天给中国大使馆——也就是
新华社——挂电话。我们一会儿说国语、一会儿说广东话、一会儿说英文，但
总机绝不受骗，没有一次给我接到哪个头头脑脑的分机上。时间一天天过去，就
在我快要坚持不住，已经开始盘算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徐驷民先生(15)那边有
了消息。我的所在国的总理李鹏对老先生的询问做出了回答: 民航出了些技术错
误，一俟有位子，她就可以回来了。

—120—
此前希图蒙混过关，我已经又忍痛买了一张民航的票，原来的那张已不抱希
望。没想到作为统一处置的一环，该航驻香港头头亲自到机场，亲切地将因自
己出了错儿而使我蒙受的损失陪给我，真让我喜出望外，也对基层中共党员为
领导承担过失的忍辱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接下去的就是北京机场的那场大混乱。正像我 6 个月前出来的时候一样，我
的箱子又一一被打开。也像上次一样，那奉命而行的搜查并不认真。穿着海关制
服的安全官员显然并不认为我会蠢到自己挟带违禁物——就算我想带的话。
候机厅里拥着大批记者，我的手指尖刚碰到王德嘉的胳膊，就有四个人挤过
来把我们环住，挡住其他人，直朝外边拥。记者被挡在外边，想拍张照片或问个
问题几乎已无可能。其实，此次的历险，我该说的话在香港早说光了。我只是非
常同情我的同行，不忍见他们等了那么久空手而返。我对那几个拥着我们夫妻往
外走的人说:
停停，停停，你们什么人? 我到自己国家了还没有站一会儿的自由吗?
他们说: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是保护您哪!
我说: 我用不着保护，你们是什么人?
他们说: 机场的，我们是机场的工作人员。
王德嘉说: 对了，你们制服上身是换了，看看裤子，怎么多了一条红线? (警
察制服裤外侧有红线)。
他们把我们塞进王德嘉借来的一部车，催着开走。当然，在后边紧咬着我们
的，还有两部。我们驶进市中心，直驶北京饭店，因为与我同机到达也遭搜查后
来却被冲散了的薛晓光将在这里下榻。我看见有便衣紧张地从后边那两部车里跳
出来，指手划脚一阵，又隐蔽到不知哪里去了。其中有一位年纪已经不轻了，
不停地摘下草帽挥汗。我心里突然涌上一阵怜悯。如果他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要到
这里等薛晓光，不过为从她的箱子里取出我送给女儿的大司奴比，不知会作何感
想。
到了家之后，户籍警已等在那里了。想想刚才那一阵大热闹，只觉得哭笑不
得。作为纳税人，我是很珍惜我国的警力的。鉴于我实在没什么需要瞒着公安和
安全部门的，而又无法让他们对此确信而放松，只好自己搭上功夫，在以后的十

—121—
多次出出进进中，不厌其烦地与他们主动配合，详细告知归期、离期和航班(见[附
5])，并且一再提出，若须翻箱子，干脆在我打行李的时候在旁边看着； 如果真
有兴趣跟我，提前说一声，我也不再费钱租车了，干脆坐警察的车，大家省事。
(九)
自 1991 年我第一次申请出国，至今已两年多。这两年多来，我出入国门已
达十三次。虽说都在党的统一领导和号令之下，各处的情况，差异颇大。一般说
来，上海最放松，出来进去好几次，从没有理过我。广东比较紧张: 93 年初进深
圳(第四次)，在我一再声称有东西要申报的情况下，就是不让我走红色通道，
这边，这边，一位身着海关制服的人指着绿色通道口对我说。
可是我有照相机、录音机，还有笔记本电脑
这边，这边，走这边。他说。
我箱子里有海洛英，一公斤哪!
别开玩笑了，走这边。——在入关者作了如此声称之后，还非让走绿色通
道，恐怕也是全世界没有的。
同为广东的白云机场就不同了。1994 夏天年我从他们那里出境，这已是第
11 次，边防的大兵凶悍依旧，从下飞机就被扣在他们的台子前，直扣到广州的
客人都已经登机，全飞机就等我一个，才放我出境。我听见他们口中嘟囔的是:
名单也不早打过来。
即使国内旅行，比如我 1993 年从海口飞北京的时候，也曾被扣下来。但海
口港官员业务素养，比起白云港来，要高多了。见到我的名字，他们当然也不敢
轻易放行，也须打电话、查电脑。但他们把你请进休息室，开一瓶矿泉水，找一
个最善辞令的和你聊天，那边的工作也做完了。
初到北京的人，往往弄不明白，不少汽车后边贴张纸，上边歪歪扭扭写上两
个大字: 磨合，是什么意思(16)。

—122—
出狱以后，由于失去了几乎所有社会身份，只剩下公民一项，所以两年半
来，可与之磨合的，只有警察了。与警察磨合，应该说一点都不好玩。但不
得不磨合的结果，使我终于大致如我本该享有的那样: 只要证件齐备，得以出
入国门。
到了 1994 年 5 月底，就在那吓人的、被政民(政府与民运)两造都煽得神乎
其神的l·s五周年前夕，正碰上我在纽约的研究结束。结束就得回国，居然也得
以正常入境回家了。
门是进来了，但这并不意味与磨合从此分道扬镖，对此我不能不有充分的
思想准备。所以，也就是第二天吧，当我看见警察把一部破伏尔加拖到我的单元
门口开始蹲坑的时候，既不吃惊，也没生气。我出出进进都跟那些百无聊赖地
卧在破车里的年轻人招手、说Hi，包括请他们吃冰棍，和他们一起耐着性子等
讯号解除，还和他们一起议论何不把L·S定为警察节； 而当他们在此期间忍
不住想回家过周末，或者想看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已不再对他们的头儿而是对
我说:
您要是不出门，我就去了。这是我的 BP 机号，有事呼我。
对于被扣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的人，当局究竟打算再拿
出什么新招儿呢?
1994 年 11 月 堪培拉
注释：
①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确实的材料披露于世，让人们了解六·四
镇压之后大逮捕的决定过程。比如说，苏晓康、李洪林还有我这样的人怎
么被列入通缉名单。
② 也没有让我为我的坐牢交纳伙食费(￥75.00/月)，这真是很优待，因为有
的死刑犯人连枪子儿费都得自己出。
③ 按规定，我 1990 年 2 月到 5 月的监视居住可在任何地方执行，包括自
己家中。无奈警察嫌我的联络太广，觉得家中不妥； 我曾提出将电话暂时拆除，

—123—
只让我呆在我的书房就行。警察没有同意，因为这不符合法律对监视居住的规
定。他们决定将人交原单位； 报社不好推却，但看守这事怎么办呢? 组织信任
的人不肯担此重任，那些居心叵测而踊跃应征的人，报社又不敢任她们胡来。无
奈，只好重金聘任北京市第一监狱最富经验的退休看守到秦一城的职工宿舍区执
行。这钱花得真够冤的。
④ 此即六·四之后，文教界新攀附入围者中最活跃、为北京文人圈呼为两
山一海者之海。那二山为《人民日报》的山和的山。
⑤ 我在六·四当天宣布退出共产党，并在紧接着的一周内，完成全部组织
手续。
【附录】1 据我的同事告诉我，在我坐牢期间，报社又在全体党员大会上正
式宣布开除我出党。共产党自己的《党章》本规定每个党员都有退党的自由； 如
果被组织开除的，这一决定也应向本人宣布。按规定，《光明日报》党组并没有
开除党员党籍的权利。1989 年凡宣布退党的都按开除处理这一可称作自掴的
决定，大概是中组部做出的。
我一直等着这一时刻，等着什么人在此之后把我找去宣布这一开除的时候，
煞有介事地问: 谁? 你们开除的谁? 当他们答曰戴一晴的时候，我将不解地问:
这人早已不是了呀。然后将那张宝贵的支部接受我退党要求的纸头出示，再问
难道共产党可以开除一个不是党员的人么? 可惜一直没有人依党章的规定给
我这个快乐。
⑥ 西郊的一个小村名，我经管着那里一所乡下房子。
⑦ 见《中发〔1989〕7 号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思想、宣传工作的通知》
⑧ 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知道，美国大使馆并不希望为一个中国平民和政府闹
僵，所以，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记者爱米丽·麦克发考接到我的告急电
话，意欲将我的情况告诉大使馆的时候，反应是极为冷淡的。11 月 18 日詹姆斯·贝
克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开记者招待会，爱米丽没有入场的特许。她在场外将我失
踪的事告诉了几乎每一个记者，这样，国务卿无论叫到谁，都不得不回答这个问
题，并按照许诺向中国追问。
⑨ 这暂时放一放还有一重意思: 过些日子，在中国内部处置。大约两周之
后，我即着手找律师，就 1989 年《光明日报》旷岩文章的名誉损害和这次的
无理拘禁进行民事和行政诉讼。第一个案子，律师接受了，但我的国内代理人王

—124—
德嘉不同意我打； 后一个，没有律师愿意承办。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你又不是
不知道。
(10) 我已忘记当时点的那些头头脑脑的名字。
(11) 指六·四后留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批中国学界精英。他们考虑(或
实际上已经实施)到美国国会作证，就中国政府不人道地不放他们的配偶出境团
聚一事，作为美国是否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依据之一。想来由于美国政府出面
斡旋，此案终于在 1991 年夏秋，亦即他们出逃后的两年，获圆满解决。此情已
有一部香港电视实录片《铿锵集》予以报导，包括了柴玲的贵妇犬和白什么(据
说是哪个宣言的起草人)的跑车。我们在北京很快就看到了这部片子，一致以为
是中国当局制作出以败坏民运声誉的。
(12) 这是由于那年 5 月，要到布拉格去领一个自由金笔奖。见《我的四
个父亲》一书中〈我怎么成了金笔奖得主〉； 及《失败者的胜利》中〈获奖词〉。
(13) 哈佛依旧同意我参加 9 个月尼曼研习计划，不过变成了 1991 年度的
后半期和 1992 年度的前半期。我的第一份 IAP-66 只到那年 5 月，1992 年度的
要用第二份 IAP-66。
(14) 当时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得到一笔基金回中国作文化大革命
中知识份子行为调查。她在广州入境时被强行遣回，不告知理由。想来我们都
同属于一个名单。
(15) 香港《镜报》主编，全国政协常委，香港
(16) 磨合是刚刚大修过的车，机件之间还不大融洽，从而操作可能也不
是那么得心应手，张示在后边，引起别的车的注意。
[附] 我的同胞的临别赠言
要走了，家中电话铃声不断，亲朋故旧都有话要嘱咐。
最为严正的是现已身居要职的老相识：
你当然可以有你的见解，可是别忘了，这块土地生你养你，你还是这个国家的
公民，不要说有损国家和民族的话，不要作有损国家和民族的事，不要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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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无缘任要职，但是吃公家饭已经有年头的人，临别赠言也颇具大义：
我们对你还是很了解的。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要牢牢记住，祖国的利益
高于一切。
艺术家用语言简意赅：好样的! 神气十足地走，意气风发地回来，好好念书，
大夥儿给你祝福。
曾当过我的老师，觉得一辈子也卸不下这份教喻责任的一位忧心忡忡：唉!
时间太短，这回我就不多说了。你的事，老同学都知道了，当然是不理解的多，
说你太出风头，落到今天这个结局真是活该；说你太傻，硬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
唉，算啦，既然到了这一步，别理他们，咱们干出个样儿来给他们看！可我还得
嘱咐你两句，到了那边，别在逞着自个儿的脾气，使馆领馆，该拜望就得去；过
年过节，别忘了参加演节目。
被贴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标签的倒霉蛋们比较愤愤：非得走? 非得去念那
几天洋书? 在国内干有什么不好? 都走了这边怎么办?
也被贴上了标签，但比前者多了点老庄风范的就潇洒多了：哈哈，我就等
着你这个电话呢。不必说不必说，都知道了，美国知音评书连载。嘿，我说，别
忘了我们，特别不能忘了我，可得回来啊，回来啊!
对于这次赴美，本应夏天就去却一直到冬天才放行，《光明日报》一位了解
内情的人说： 怎么着，还是人家美国大老板横吧!就有这么一帮傻帽，放着正
道不走自找没脸。
但也有别的解释。一位与我相识 20 多年平日疏于问讯的老友，忽然不断打
电话来，说有重要的事，必须当面问我。他来了，一脸郑重：我是非来不可呀!
有人说有人说这人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的消息来源特别可靠。他
说
 

网载 2013-08-20 11: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