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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春一夏一之一交

戴一晴
这是两年多前在牢里写的。更确切地说，是在秦一城监狱职工宿舍区随两名职
业看守监视居住的时候写的，否则也没有纸和笔。
那段日子一共写了三篇文章。一篇是一出狱即由友人偷带出境交《明报》发
表的《我的入狱》，从被捕写到释放； 这篇是从胡耀邦去世到六、四镇压；
另一篇尚未完稿。写的时候就绞尽脑汁骗看守，带出狱门带出国门都不易。
在 Harvard 忙得脚朝天，这文章就一直扣在我手上未动，直到六、四三周
年又到，东问西问之下得知，似乎已逸出境外的亲历者，议论是发了又发，但不
大见有谁结结实实地回忆一下那两个半月的过程。
我于是想到这稿。看了一遍，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是为事实——事实
没有问题。我那时刚被警察反复盘问，每个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 我脸红是看
到那时自己所发的议论——真够臭的! 亏得还顶个作家记者头衔，亏得还时不时
卖弄:这人还看不透? 我干什么吃的?可从文章一开篇对苏炜、老鬼等人的议论
外加担心还有只有身在牢房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才有的那种一相情愿的怀念，包
括文中对这人那人的评述来看，作者真正一个吃货!
但我宁愿以原貌奉出，虽遭今天读者嘲笑，但为明天的历史学者提供一点真
貌，让他们知道原来曾有人作如是想； 当她有幸活过了 1989 年和后来的几个
年头，不幸又有幸出境看了一遭之后，对那些她曾经以为可以看作是朋友与同道
的人的理解，或许有了些许改变。
标题中的也，是针对那时有权在国内各报刊上大放咒声的邝言、忻华实等
等而发。你们谈得够恣，也得容别人说两句吧。没有针对 89 年前后陆续出境的
领袖们、文人们的意思。但那时没这意思不等于永远没有，特特在此申明将来哪
天高兴对他们也也一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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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四月十五日 前总书记胡耀邦辞世
2 四月十九日 两分被封掉的刊物的最后一次座谈会
3 四月二十六日 4.26社论
四月二十七日 4.27大游行
4 四月二十九日 统战部的下午茶
5 五月十三日 与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会见
6 五月十四日 广场斡旋
7 五月十九日 再度斡旋
8 五月二十日 戒严
9 五月二十七日 知识界大游行
10 六月四日 退一党
(一) 四月十五日 前总书记胡耀邦辞世
我是在当天上午得知胡耀邦前总书记辞世的消息的。
那天北京非常平静。学生在上学，工人在做工； 学者作家们，无论研究政
治经济，还是挖空心思纂小说，都在进行着尚属于他们自己的创造性劳动。那天
天气很好，甚至可以说很明媚——那种让人觉得新的一年终于来了，新的生命就
要开始了的日子。
那天，我陪台湾一家杂志总编辑到北京饭店去见前中共中央对台办负责人汪
锋，在座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新任命的副局长陶斯亮。亮亮是我从小的同学。
她一见到我就说:德平爸爸去世了，今天早晨。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又是一个
好人不在了。
德平即胡德平，胡耀邦前总书记长公子是也。中共高干的孩子也是孩子，
相互间谈到小伙伴的父亲时，并不用总书记、总司令等公称，也象山里或海边的
孩子一样呼为狗蛋爹或者海娃大。
我什么也没说。不但汪锋先生顺利见过了，甚至接下来的某些欢乐活动看起
来也都照常进行。比方，就在那天晚上，即将卸任回国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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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夫人在他们的官邸开的一个告别派对，我们就都去了。照常开逗、照常跳舞、
照常吃冰激凌。
但我总觉得心头有些异样。虽然这里用不上诸如五色无主这类字眼儿，但
笑着的脸与紧抽着的心总不是一回事。就算不能说是两个人的，也差不多是两个
魂的了。
我并不认识这位总书记。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直接交道是为了一名被搞掉的
——请原谅这样用词，可那人确确实实被这么弄下台的——前福建省副省长陆东
明的问题。促使这名精力充沛、猛打猛冲的着名改革家去职的最后与最关键的一
击来自胡总书记的一段充满无产阶级义愤的、感情色彩浓烈的批示。我作为一名
实地调查记者则打报告请求他在事实面前否定自己。他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了。
这在处于极盛期的中共高层干部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抵消了我对他其它一些
细节上的不满，赢得了我对他一定的尊敬。
现在，他去了。在按照中国特色，以他所处的地位，在尚属英年早逝的
年龄。
那天春意融融。没有人哭，也许人们还不知道。但就算他们知道了，以我的
判断，中国的老百姓也再不会为任何一名政坛人物哭了。1976 年他们已经哭够
了。在周恩来身上，他们倾下了最后一掬真诚的、凄切的、掺杂着愤懑与愚忠的
热泪。他们以宗教般的虔诚把政坛人物奉为自己的理想与幸福的化身的时代已经
结束。如今，他们已经冷冷地站到一旁，一边算着自己这个月的薪水是不是收支
相抵，一边看着大人物如何在台上蹦蹦跳跳——他们甚至连蹦跳也懒得看了，宁
可欣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宁可欣赏月亮代表我的心，而当这些也听腻了的
时候，就跟着崔健一起声嘶力竭地喊:我一无所有! 枵腹从公、热肠古道的中国
人快要消失殆尽了，为主义已经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的几代人，不得不绝望地承
认，无论谁上台，无论他们在台上说什么，最后起作用的还是自己的工资袋和商
店里的价目牌。不，中国人不会再为谁哭了。
但我无法化解掉心头的梗噎。这似乎不是悲愁，而是某种内恫，因为我知道
中国人历来轻新生而重丧葬，这一古老文明不但一直为守旧派所控驭，新派为了
革命的目的这时候也不避嫌了，你只须想想本世纪初湖南的革命先锋怎么为蹈
海而死的陈天华大开祭坛。
当然，以我的体会，对死者的敬重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大自然的尊崇。作为同
为地球人的同类循着这一伟力来了又去了，我们诚恳地送送他们以示对上苍的膺
服。我对伍子胥鞭尸从来没有好感，这倒不是因为我本人曾在退一党申请被正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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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党员资格被正式注销之后又让人大张旗鼓地开除了一次，从而与楚怀王认同；
我只觉得这种刻毒没什么意思。当然太随意了也不好，比如戒严部队的士兵居然
在亿万人通过电视屏幕的注视下用铁锹把他的战友烧焦的尸身扒拉来扒拉
去我总觉得，中国人，特别是现代中国人之重丧葬，其实是找个口实寻个通
道，舒泄他们憋在心里的尤怨与愤懑。他们要么忍着，一旦暴发，准在送葬的时
候。
可年轻人已经不大想忍了。与世界在精神及物质生活上的反差再加上他们对
自身能力的估评，使他们对这个压抑着他们的心灵和才干的社会怀有一种强烈的
要求变革的冲动。中国的年轻人有不少欠缺，但如果说他们过于激烈、不懂克制
与忍让则无疑是最不恰当的评价。就算抛开批评的愿望不计——这在几十年间已
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就强制自己去适应那选择面相当窄的环境而言，八十
年代的中国青年不但试着使用从他们的父辈那里学来的逆来顺受打下门牙往肚
里咽等等经典模式，实在不奏效时他们也会根据当局的容忍程度试过跳舞、摸牌、
喝酒、打猎、直至性放纵。但这并不是人生的目的，也表达不了他们最深沉的愿
望；更可悲的是每个通道口上都站着好些或德高望重、或拿着大印也许还有手铐
的官员。他们于是选择最具随意性、最不能作出确切解释的方式，这当然已经不
是闪着纯真的光的星星画展。他们在三九天脱光上衣将色彩涂满前胸；他们在金
碧辉煌的大厅当着一批衣冠楚楚的长辈砰砰放上几枪
然而耀邦去世了，这唯一的看来对他们还有几分理解与容忍的长辈，这唯
一一个觉得自由与人性还不那么刺耳的政治家。他们以年轻人所独有的、甚至可
以说充满孩子气的固执与率真认定了他是猝死、他是中道崩殂、他是为了他们而
遭贬抑最后郁闷身亡的。他们觉得对他不住。他们扯起了该死的不死，不该死
的死了这种条幅。他们快要忍不住、要喊出点什么了。
但那天在大使官邸跳舞的文化人似乎没这么激烈。这是一批小有名气者或者
小小得意者，过上了稍稍高于今日中国普通人生活水准的小日子。我猜他们当中
的大部分人，包括大使夫人本人，也都如我一样知道了那死讯，但大家都小心翼
翼地避着——也许有人出于对政治的绝望，但大多数人恐怕更倾向远远地绕开那
随时都会引爆的地雷。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惜命，而是我们都太疲倦了。更何况谁
都知道如果不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定向爆破其后果无非一片废墟。
但也有人不是。老鬼。真诚地写着虚伪的小说的女作家杨沫的儿子，文坛上
新跳出来的一条粗汉。他不象莫言与王朔，他没有他们的机巧与冷漠，他是真正
从六岁就开始打架一直打到三十岁的血性汉子——虽然血性汉子在今天已远不
如前者时髦。老鬼写小说毫无技巧可言。他不是不懂技巧，他是北大中文系的毕
业生。他只是觉得技巧这东西简直他妈的妨碍他发泄，无论是怒火还是爱欲。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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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晚上他也在大使官邸，穿了一件脏衬衣和一双懒汉鞋。他一脸茫茫然的怒气，
觉得穿梭于他身边的嘻嘻笑着的红男绿女简直就是一批醉生梦死的虫豸。 他抓
住我的肩膀一个劲摇——没准儿在他眼里我是当时在场的唯一一个还算是人的
人。
X 他个祖宗，戴一晴，怎么办哪，真把人给憋死了。我 X 他个祖宗!
我无话可说，只任他摇着，朝他喊老鬼也象没听见。果然，没几天，他到
天安门广场去了，带着一份血书。
你现在在哪里呢，老鬼? 你没有象我一样坐监狱吧! 如果你坐了，你那善良
而软弱的母亲会不会也象对待你死去的姐姐一样——她被当年一名政治红人毒
杀了，那凶手太红了，你母亲表示坚决站在政府一边。
苏炜那晚很轻松，特别与他一个月后的激烈相比。五月中旬以来他基本上与
严家其持相同的观点，和我不但在对形势的分析上，甚至在交情上也已经分道扬
镳。那些日子，他基本上已经不大回家，据说一直把牙具、内衣背在身上，时时
等着警察抓他。 6 月 4 日以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炜，我觉得他一定不在了。
当时我竭力压抑着的一个冲动就是跑到他的公寓楼请管理员打开他的房门: 如
果他那只刚刚作了母亲的小猫阿依达还好好地活着，他就活着； 要是阿伊达和
她的宝宝饿死了，苏炜肯定已不在北京。
当然苏炜与老鬼不同，他虽然也下过几天乡，基本以翩翩佳公子自诩，对于
中国底层民众的全部苦难与隐忍，不可能有老鬼那种沦肌浃髓的感受。他的变革
要求是他在美国读了硕士、作了访问学者、又徒步周游欧洲之后的才子式响往。
公平地说，象无数优秀前辈知识分子一样，苏炜从自费出去读书的第一天起就盼
着回到有无数事情等着他做的祖国。在他就读的数年间，他不厌其烦地与我们联
系，希望学成之后能在北京得到一个为国效劳的岗位。他的要求一点也不高，他
甚至愿意做，比方说，《光明日报》这种报纸驻广东记者。但就这点小小的要求
也遭拒绝，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 在没有位置给他预备下的时候苏炜还是回来
了。他甩开膀子干，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出了两本书。可现在为了不进监狱，他第
二次跨出国门。你还愿意回来么? 你还能回来么? 我们还能推着铁生的轮椅到
你那乱作一团的小屋大啖烧鸡么?
李陀那晚浑浑然。他不会跳舞也不会说俏皮话，但对于二者，据称都有超乎
常人的鉴赏能力。他那晚正向我们展示他的太太怎么通过一种气功消掉了多余的
皮下脂肪。我望着他的确实小了一圈的太太，一位不那么聪明却很纯朴、很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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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影导演，心想消掉脂肪恐怕不止这一种耽误功夫的办法吧。不知张暖忻今天
是不是更瘦了，如果李陀 6 月 4 日出走之后至今未归的话。
李陀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是文坛与影坛上最孤独的呐喊者。将他的见解与
当年的创造派比，如果我们非坚持进化论不可，当然也可以说是螺旋式地上升了
一层。但中国现代文明螺旋式进展螺距之小，真让人等老了面孔、等皱了心。你
只消将今天共产党的总书记们的学识、见解、人望与 60 年前比一比，那恐怕只
能以 μ 来度量的螺距就十分了然了。当然我这里说的 `创造派'是已将它的鼻祖郭
沫若先生作为数学上的一个盲点删除掉了。郭先生后来的创作不但不再为艺术而
艺术，连为人生而艺术也谈不到了；当然他不必为糊口而艺术——这其实一点也
不可耻——他既然为了别的，也就没有艺术了。
但即使这样，作为创造派的不肖子弟李陀还是成了革命文坛泰斗(以下简称
革命文泰)最讨厌的人。他们绝不容忍这个 30 年前依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所指引的方向不考大学而去当工人的共产党员作家开口马尔科斯、闭口昆德
拉。当然我也讨厌李陀，我认为他那套纯文学纯艺术在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是一种
乖巧的逃遁，逃避良知、逃避责任，而说白了不过为逃避强权的惩戒。
我们曾经就究竟为读者还是为自己写作，当众大吵过一次。他高傲的结论
是:什么他妈的 XX 读者!(XX 者，阳具之俗称也)我则为不能象他一样以骂出一
串脏话取胜而干生气。但我们谁都不提惩戒。我们不说是因为我们觉得无须说。
我们对那如一步步走进冰冷漆黑的地窖般的惩戒所包容的一切太熟悉了:
第一阶冷落你； 第二阶排斥你； 第三阶批判你，从不点名到点名； 然后
是四，禁你的书；五，将你逐出国门； 直到六，送进监狱和七，送上断头台。
一般人下到第一阶就受不了了——谁不想获个全国奖、弄个协会理事当当?
也有人走到第五阶还很自如且无反悔之意。当然直下到最后一阶还保持潇洒自若
恐怕就不大容易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陀虽然将一切献身民众锐意改革的愿望与
行为统斥为XX，但他自己自四月下旬以来一直游荡在天安门广场。他毕竟还是
人，是中国人，是有着思索与判断能力的人，是有血有肉、有 XX、也有激情的
人——虽然用他的话说他那是在体验广场文化。
那天冯骥才也在场。他是女主人大使夫人的好朋友，专程从天津赶来的。他
带着他的慈眉善目、显得有点怯生生的贤妻坐在角落里，不加入我们这热闹的一
群。虽然在他没有当文联全国副主席、民进全国副主席、外加别的这个那个主席
副主席、特别在他还没有对新华社记者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我的创作很有
帮助这种话之前，曾跟大夥互认铁哥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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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并不一概排斥走红，有哥们儿荣升了司令之类总是好事。虽然我不会
下作到提包点心登门也谋个师长旅长当当，但发不出去的文章说不定在他的辖下
就网开一面。
我估计拥护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冯骥才所能走的最远的极限，这里边有多
少苦心与苦涩，也许只有历史才能回答。
不管怎么说，自去年七月以来，他的名字也和一大批近十年来涌现出的、得
到了读者承认的、刚刚开始找到自我的、而且刚刚开始展现那极为珍贵的才华的
作者一道在各种报刊上消失了。是他拒绝再往前走? 还是因为他曾经为革命文泰
的对手所宠爱过，于是令文泰本人不大高兴，而再想报效已不可得了? 我想不会
是这样。我希望不是这样。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早已经领悟到在这种时刻邀宠的
全部屈辱。他们已经站起来过，不能再跪下了。
那天晚上我是我们那自得其乐的一小群中唯一一个主动上前与他和他的太
太搭话的人。不为别的，只为我曾在文章里骂他骂得非常狠。大冯很客气、应当
说也是相当亲切与真诚地与我握手。我敢说那文章他一定是读过了。 后来听说
他在天津一直为学生们说话，很与他们那澎湃的精神共鸣。这时我才觉悟到我是
多么刻薄，我太爱骂人了。
大冯，我很想再见见你。你的官当得再大或者已经全部被捋掉都已无关紧要。
只不知还有没有这个机会。
(二) 4 月 19 日 两份被封掉的刊物的最后一次座谈会
果然，学生们上街了。
与此同时，在官方的默许与实际协助下，前总书记家里设了一间小小的灵堂，
供普通百姓鞠躬道别。我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一个反应即是:很棒! 胡德平到底是有
文化的人。鲧的子孙终于明白，堵，不是治水的唯一办法。
大约在 27 日晚，《世界经济导报》的张伟国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出席
19 日上午由他们和《新观察》杂志联合召集的一个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
要发言么?我问。
那当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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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就免了吧?我求他。我不知在这种场合说什么好，而绝不说没劲的
话一直是我这几年出席各种会的准则。
我本人就是在上亿万句不具任何信息量，足能把人腻死的废话里泡大的。现
在轮到我说了，我不能再浪费别人的生命。正因为我持这种观点，反资产阶级自
由化以来，我成了各种想把会开得带劲的主持人特别爱邀请的对象，因为我老是
在会上向权威发难，会场于是一下子热闹起来。比如我和黎澍先生争李鸿章的经
济体制改革； 和靳尚谊先生争人体艺术； 和邵燕祥先生争纯真的美和带邪念的
美； 和于浩成先生争民主制度的建立； 和王鲁湘争闯黄灯的勇气等等。
我的提问与反诘都很不客气，语气也咄咄逼人，但他们谁都不生我的气 1，
除了女性这一优势而外，恐怕主要还因为我是一个十足的外行——当然应该算是
一个还聪明的外行。我自己就觉得和聪明外行谈天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在悼念耀邦的会上正式发言，除了成套路的废话而外，还能说什么呢? 更
何况他有那么多显赫与才华横溢战友外加部上部下，和他们比，我只能算个 0。
说说陆东明事件? 没劲。第一，这是一个太长的故事； 第二，在这一个案
例中，前总书记的形象不够光辉，我与他全遭败北。他的失败在于一开始的偏听
偏信；待到他不想偏听偏信时，又遭到了欺蒙与利用他的人的坚决抵制。我则如
一头勇气十足的一岁半的小狼掉进陷阱，让那批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路
东明的死敌给玩了个底儿掉——手持一纸总书记的敕令也白搭。
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张伟国不依不饶。
要是换了别的报刊，由别的编辑出面请，我也许会坚决拒绝。但钦本立是我
最尊敬的党内办报专家，《世界经济导报》是当代中国最有头脑的一批人读的一
份半民间报纸； 张伟国又是我非常喜欢的记者。我眼看着他从一名学法律的毕
业生怯生生地开始他的采访，一天比一天成熟、一天比一天干练。他有着全部上
海人的聪明却没有他们的浮华，他的见解、判断力、外加干劲都是第一流的。在
他几乎已经成了首都活动能力最强的记者之一的时候，也从不搭架子、不追求物
质待遇，办好《导报》成了他最高的享受。他不是靠当记者来达到别的目的的，
比方说，小到买点便宜货，大到为自己谋个肥差等等这些当今中国记者多多少少
沾上点的通病。他的追求太单纯了，纯得你不好意思搀了杂走到他面前。我在导
报的版面上，应该说够卖块儿的了，可是我从未收到过他们任何一件礼品，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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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纪念品——我一直没想过这会是一种缺憾，直到我在狱中得知他们不但被
进驻，而且被永远吊销了。
应该说，完全因为与张伟国的私交，我才同意出席 4 月 19 日的座谈会。当
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是，我在这个会上的即席发言，后来竟成了在全国范围
被点名批判的依据。
那天的会场依旧选在老《红旗》杂志社的一个破礼堂二楼以过厅加堵墙改成
的会议室里。没有沙发、没有地毯、更说不上空调，仅有的几张桌子拼成 U 型，
只容得下十多人，大部份小字辈都要坐在桌子另一侧的一张张排着的木椅上。
我所参加的大部分最有意思的会都是在这里开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他的场租
最低——也许根本就不收。这给我造成一个印象：气派越大，内容越贫乏； 而
闪着智慧和真性灵光的交谈，往往在穷得不行、破得不行的地方进行。怎么回事?
当然也有一次例外，那是科学院的一份杂志请科学家和作家共谈科学与民
主——似乎这两种职业即各居德、赛二先生之一方——那天准是沾了夏衍、钱
三强等老前辈的光，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就在我发完言匆匆溜出会场时，一
个漂亮极了的、完全象唐僧一样的男子紧紧尾随着我，直到记者们都离开之后，
他才很动情地说了一句你的发言太好了。我吃了一惊。他穿着笔挺的毛料中山
装，细皮嫩肉，又稳重又谦和。谁呢? 他把我送进电梯。关门之前，我忍不住问
道:
请问您是
我是人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他说。
我的被感动不在他之下。老实说，我的发言平淡无奇； 只能说，这样的发
言在人大会堂不怎么常见。
现在回过头来说 4 月 19 日的会。
那天我到得略晚了一点，会场已经布置好，U 型的桌的周边和后面的椅子差
不多已经坐满了。我一进去，就觉得气氛不一般。因为主持人《新观察》杂志主
编戈扬女士的面容不但庄重悲切，还有几分内在的紧张。
她预感到什么了?
应邀者阵容空前: 胡绩伟、李昌、李锐等开明高干都到场了。我立刻想到延
安的青委会，还是他们这帮子人，可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当时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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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开始滋生的腐败的厌恶与对开明的向往绝不在王实味之下，他们那份很有朝
气的《轻骑队》的呼喊也在王实味之先。但因他们年轻，又很听招呼地立即回到
党的身边，立刻就没事了。这对他们说来一定留下深刻印象，成了他们随后进入
政坛的必修课。但既使这样也没有改了他们的本性，他们依旧是中共高干队伍中
最能接受新事物、最活跃、最开明的一批。
以我的判断，张伟国本事再大，这些人也未必请得到。他们到场是冲着戈扬
的面子，她可以归为都市红小鬼一流。当然也还有胡德平的关系。
在举行了简单的三鞠躬式之后，大家开始发言。虽然在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就
发言事极为勉强地算是应允了，但因当时正忙着采访联名吁请特赦魏京生等政治
犯的 33 人，并没有作准备。况且，就算我拿出一天时间来，也未必就找得到好
话题。于是狠狠心，决定到会场上再说。要是运气好，没准别人的哪句话就能勾
出一篇不错的感慨来。当然这有点冒险: 要是那灵性事到临头怎么也勾不出来呢?
这场面不是没有过。那就只有厚着脸皮溜掉或者装傻了。
而此刻我完全放心了: 有这么多前辈在这里，就算我想说，也得排到下午了；
而下午我另有事，不得不退席。
我放下心来，开始静听他们讲。第一位好象是李昌先生，他是胡耀邦青委会
时候的老战友了。他讲了前总书记一生如何坚持原则、如何好学、如何平易近人
等等。接下来谈的还有谁记不清了，总之也是这种通用的话，直到苏绍智。我
想学者而非官僚的苏先生总该来两句带劲的了吧，没想到他在说了一番通话之
后，竟把对前总书记的赞扬集中到他的修养上。他盛赞耀邦同志在被撤了职务
之后极为难得地坦然处之。这真让我大吃一惊。
接下来发言的另一位前辈就更绝了。他回忆一次党组织请党外人士开会的情
景。他使用了这样一个字眼，说那党外人士的讲话放肆得很，转而赞扬耀邦如
何气量大云云。我的天!
我当党员也有 20 几年了，真是闻所未闻。是你共产党请人家来开会的，人
家进上逆耳忠言之后当主人的不发火也成了功德!
我这时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我忽然觉得，胡耀邦身上的优点其实也不少，他
们怎么专捡顶没意思的说? 当然我不想扰乱会场——像在其他座谈会上一样
挑起热闹的辩论，这不仅因为那天是一个以悼念为主题的会，还因为胡德平在开
头的几句致词中一再强调祥和，这个词儿在他不到一分钟的讲话里重复了三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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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不能不说。胡耀邦两度当我的总书记——共青团的和共产党的，我有资
格悼念他，讲他的挫折与悲哀，讲共产党应该汲取的最深刻的教训。因为，并没
有谁规定，对死去的人只能用放在哪儿都象那么回是的话来赞扬。我给会议主持
人写了一张条子，要求尽快发言。
我决定就从心怀坦然谈起：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遇到不符
合原则的事情的时候，应不应该坦然地站在一边。什么是不符合原则的事情呢?
我想，近年来党内最严重的非原则事件莫过于他本人的突击式的去职——他在走
进那次将他开销的会的会场的时候，还在问今天的日程安排。据说，当那一闷
棍打下来的时候，他连为什么都没有问。当然，这里用坦然二字是不够的，应
该用很镇定、很克制才对； 而几天之后交出的检讨才称得上坦然，其实这
里也不该用坦然，而是绳趋尺步、委曲求全。但正是这份检讨，构成了这名
本来很有朝气、很有特色的政治家生命史上最没劲的一笔。悲剧更在于，他还未
曾坦然地以他的新建树将这一笔勾去，死神上门了。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坚决反对以修养、策路等等苟且借口偷换党的原
则。如果连党的高级干部在最高层的党内会议上都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原则，
这原则要它还有什么用? 或者换句话说，你留在党内还有什么意思? 总书记是
全党的大总管，说拿掉就拿掉，如果这还不算践踏党员意志，只能说明一个现实:
以如此之高位，也不过一名小厮而已。
这使我想起他的前任邓小平也是这么几乎在一天之内被拿掉的。再往前推要
属张闻天了。张闻天的去职虽然不这么戏剧化，但当军事与政治的实权都掌握在
毛泽东手里的时候——按中共史家的说法这是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的伟大胜
利——他这个总书记形同虚设，在那样重大的延安整风期间，他居然带队到乡
下作调查去了。于是康生乘虚而入，作了整风领导机构总学委的副主任(主任是
毛本人)。至于再前边的博古、李立三、瞿秋白，直至我所景仰的、并立志一定
要替他作传的陈独秀——我要写出学者从政的巨大悲剧，包括个人的和整个民族
的。学者们贡献于社会的应是智慧，而不是他们最不在行的欺诈、钻营、背后捅
刀子和脚底下使绊儿——都是共产国际手中的棋子而已，谁占哪个格，并不是中
国人自己决定得了的。半个多世纪了，在选择自己的总书记的时候，中共普通党
员居然从未真正行使过党章上所规定的权利。更可怕的是因为这局面延续得太久
了，当党员而无权并且无须多嘴反倒成了天经地义。
那天，我坐在陈子明旁边，我看他正紧张地写一篇密密麻麻的发言稿，顿时
觉得自己这么胡乱一想就开讲实在有点大不敬，于是决定不再听发言，也写将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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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心神不定之际，隔座的章乃器先生的公子发言了。我研读过不少右派行
止，章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一位。仅就当时报上披露的反动言论而言，他的才华
和骨气无人可比。不料章公子讲的竟是恕我直言，竟是很辱没他先人的小里
小气的话。他说他怀着悲痛与感激之情怀念耀邦，因为总书记在他给他的信上作
了批示，使得章乃器先生的名字得以从已经定下的永不改正的中央级右派分子名
单中撤出。这实在太离谱了! 如果出了名单的人的子女要为此感激批示人，那被
列为永不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子女，是不是该怨恨他了?
我提纲也不写了。在接着章公子之后发言的诗人刘湛秋刚把他的诗念完，那
悼亡的韵味还和着香烟之雾在会议室上空飘荡的时候，我开始向苏绍智、章公子
开火了。
我想我的发言一定给与会者留下很坏的印象。而且，党史界的朋友如果想挑
我的毛病，那真是太容易了。因为我那十分钟所包含的内容，足够一名严肃的学
者研究好几年的。我放机关枪般地把那几盘子弹打完之后，将小本塞进书包，转
身就走了。还没下楼梯，一名高大的青年追了出来：章公子立凡。他对我的唐突
一点不介意，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我真高兴我尊敬的章乃器先生有这么大气度
的后代。
今天，在狱中，根据今天听一点、明天听一点的官方新闻和提审时让我写的
材料分析，这批聚在破礼堂会议室的人已如晨星般寥落。人大常委胡绩伟是给彻
底开销了； 无论干什么——包括写诗——都象回事的李锐正在被调查，想来他
的命运正与阎明复、朱厚泽二位同。宋平干得很彻底，将来在中共组织史上定会
记下一笔。我不怀疑宋平的廉洁清正，但仅仅廉洁未必就能成就一名称职的组织
部长。以他的学识和智力，理解李锐、阎明复和朱厚泽，似乎还不够档次。
李昌有了万润南这么一个女婿，不可能再得到任用，既使他还有另一个在改
革大潮中走红的女婿也白搭。
苏绍智和戈扬恐怕近年难于归国了吧? 我是已在监狱中。当时坐在我右首的
于浩成想来也免不掉这一命运，因为他也被陈希同点了名。而且，在 5 月 14 日
的会上，他就已经告诉大家，公安部党委通知他不可随意离京。
坐在我左首的陈子明在躲藏了半年之后，出境未成，已经落入广东省公安厅
之手。温文而雅的章公子呢? 我曾被要求写出我们加在一起不足三分钟的三次交
往，想来他也失去自由了吧?

—54—
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写出这一切琐节，是因为我从后来的批判文章中看到，
那写文章的人简直把这次会当做一个密谋颠覆策划什么了不得的大行动的重要
聚会了。作出这样的结论，姑且不论其用心如何，也太缺乏窥测密谋的常识了。
就算你密谋的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一场文人的舆论进攻，也不可能在这些七长
八短、七拼八凑的人士中进行。何况我们当场就争了起来，而且争的不是方式而
是根本观念问题。
当然，这次会议的发言摘要后来竟成了《导报》的催命符，却也始料所未及。
而据报载，其中最不可容忍的除了因为出入于赵紫阳参谋本部而遭人忌恨的严家
其的发言——我当时没有听后来也不曾读，至今不知他说了些什么——竟还有我
那纯属玩票凑热闹的一段。我记得很清楚，他发言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但署名文
章说，我接着提出非程序权力更迭，还说我以我的发言为他作注脚，二人的目
地么，据文章称，只有一个，那就是打邓保赵。
读到这里，连正在坐牢的我都不禁笑起来。我想忻华实先生的录音机一定
不大好，因为他连男声和女声的音域音色都不辨，硬把严家其的话加在我头上
——非程序化权力更迭这话说得很漂亮，但是是标准政治学用语，不是我能想
得出来的；我又觉得那机器也许不错，因为它一定有方向按钮(direction)，弄得
他们把发言次序也排乱了。
而且打邓保赵也是一个糊涂的概念，不知是哪位大爷为刺激敬爱的小平同
志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赵紫阳作为邓体制中实行改革的一把刀，自从将碍手碍脚
且干预国务院事物过多的胡耀邦砍将下去之后，自己的地位一直岌岌可危。没有
邓保他，1989 年的春节都过不了。没有了邓，地委书记出身的赵也一定没了，
这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唯一看不大清的恐怕就是处于情绪最为冲动的
时刻的赵本人了。如果他在四、五月间肯背叛他自己的全部信念，并且出卖爱他
的党员、学生和市民，一味地或者哪怕暂时地顺着邓的脾气，他也就不是今天的
下场了。
赵紫阳应该向戈尔巴乔夫学的东西太多了，而第一条就是政治家的血气什
么时候才可以 方刚"。
（三） 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二十七日 《社论》与大游行
学生们借悼念耀邦以表达他们的某种愿望和愤懑的行动，在胡的公祭那天达
到高潮。当时分别有两名有资格乘专车穿过戒备森严的通道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葬
礼的人向我描述了他们所见到的静候在广场上的学生的情景。他们都为中国有这

—55—
样的好青年而被感动得不能自已； 他们都不明白，作为公仆的领导人在那样的
时刻何以不能稍稍随和些，和人民靠近一点。
这一节，我想他们至今也没有明白。谁都不明白——全国、全世界，包括当
时对峙着的双方：跪下了的大学生和对此不予理睬的领袖。
如今这一个不但向你的智慧，同时也向你的心地挑战的场面已经被用最肤浅
的语言轻轻带过。但我敢说，历史一旦揭出整个 1989 年春夏之交这一场蓄意制
造的以完成非程序权力更迭的全部真相的话，那蓄意自这时已经开始了。
《4.26 社论》及文中所引用的邓的原话，无疑是这蓄意的再次升级。我不
否认邓有极为独特的个性，不乏开朗与开明的一面； 但作为一名独裁者，也不
可避免地必有压制不同意见的一面； 而这压制在中共党内，已那么习以为常，
用起来已经那么谙练，全套人马干别的不行，干这事已经那么驾轻就熟，连整人
的语言都已经那么规范化； 任何领导者，稍不加勒制，不管他驶进驶出的那部
车漆成什么颜色，立即就掉进这旧辙。我坚信，就算我看不到了，我的孩子一定
能看到，在他们准备献出年轻的生命以撬撬这快要把人闷死了的铁屋子的时候，
邓的这种倾向如何被利用——《4.26 社论》出笼。
按照中共政治运动的老路子，戏唱到这里本来可以收场了：大部分人被吓住，
剩下的几个随便从档案里抽出几条顺手收拾收拾了账。
不料时代毕竟不同，本该被吓住的一大群居然豁出去拼了。其实，\强调{这
时候}调集军队也没什么不可以，不料邓本人不知怎么居然又倾斜了一下，表现
出了他开明的一面。谁的功劳？这游说怎么奏效的？历史终会揭示。
如果北京的大学生在四月底能稍稍明智一点，对自己角色的估计能准确一
点，能把中国国情看得透一点，赶快回校复课，让邓把句号画在他的面孔尚未变
过去的时候，那蓄意可能就给憋回去了。想搞掉赵紫阳，只好另寻机会。但这
时候出现了一批人，王丹、刘晓波诸君，不知出于什么，他们确实不甘心就这么
完了，好象非把事情闹大才过瘾——用他们的话说，叫做民主运动不能流产。
赵的两次讲话无疑使他们受到鼓舞，这鼓舞没准还幻化成一种政局上的憧憬，于
是运动拉拉拽拽地到了五月十三日——开始绝食。
这可真是正中下怀。
我在当时虽倾向认为政府效率低，缺乏应用现代观念与现代手段解决冲突的
经验； 或者他们之中虽然有人具备这种愿望与素质，但因高层意见分歧而使合

—56—
力实际为零。无论处于前者还是后者，给人造成的印象只有一个：政府在这么好
的青年面前不理不睬，冷漠无情。更多的人愤怒了。
但今天我已经不这么看。我怀疑蓄意者那时正以逸待劳； 我甚至怀疑王
丹刘晓波诸君的激烈无知也是被煽动的结果，但这煽动不是来自，比方说，方励
之夫妇，而是来自那真正的想让局面更激化的人，说不定就来自那本已有点绝望
了的蓄意者。
还回过头来说《4.26 社论》。
《4.26 社论》让我反感，也让我看不起，但今天细细回想起来，我对中共
高层与人类文明文化割断的程度还是估计偏低了。不错，邓体制奉行改革开放。
但中国的改革虽然表面上看来先走了一步，但不过为解决数亿农民眼看就要饿饭
的燃眉之急，并未推开千年农业古国的老思路，并不具革新观念。那仅有的辉煌
的第一步，也用不着太多的学问，只要不人为地用各种红头文件对延续了千年的
农业生产力加以破坏就行了。再往下走就没那么简单了，除了领域特征等诸般因
素而外，总体上讲，因为受到意识形态模式的牵制，居然迈不出任何果敢的、具
有战略意义的一步，其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毫无章法可言绝不是偶然的。此等
改革，距将人的创造力彻底解放，并将这解放用合理的制度固定下来，并用法律
保护起来，还离得远着呢！
所谓开放，也并没有超出借款、贩货、学技术这一李鸿章、袁世凯都能接受
并且还真的实践过的模式； 更有趣的是，在文化上，居然也和他们一模一样地
一概排斥，当然用语变了，不再用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
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獗，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
当然改总比不改好； 开放总比不开放好； 而且我坚信，只要改革开放能不
被扼死，就算它象要把人折磨死般地一点点往前挪，中国就一定会从目前的水准
一步步向前推进。
但在 1989 年春天，在中国连文官政府与国家化军队等现代民主国家必不可
少的构成物的影子都没有的时候，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要求思想自由、言论开放，
要求决策的透明度与进程的民主化，只能让真正的开明派为难而授顽固守旧派以
柄。
所幸这次军队内的开明力量没有象文化界和政界那样被一网打尽。我一贯认
为，只有他们能使中国的传统专制变为开明专制。至于民主体制，我从来不抱奢
望，我估计那大约是数十年乃至百年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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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收看《4.26 社论》时，并没有想得这么多，也没有想得这么明白。
（四） 四月二十九日 统战部的高茶会
四月二十八日，亮亮打电话来，通知我第二天到一家叫做什么龙的饭店参加
一个知识分子聚会。近年来，各种刊物、出版社常邀知识分子们，即被他们盯上
了的撰稿人，一起聚聚谈谈，还吃点东西作为索稿之饵。但亮亮是官员。
谁主办？我问。
我们局。我们部长也到场。你一定要来。
我知道统战部新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陶斯亮是该局副局长。但我这种从
共产党窝里钻出来的透明的红萝卜居然成了中共中央的统战对象，总显得有点
不伦不类。我犹豫着，不愿与沈醉、杜聿明归为一类； 但更直接的原因是，我
第二天还有别的事，一个外地编辑说好了要来看我，我们有正经事要商量。
你一定得来，非来不可，就这么定了。陶副局长下了命令，不是因为她官
大，而是因为她有这个把握: 她的三把火不许我不捧场。
我按时去了，没有请柬，打一声招呼就往里走。名签已经写好摆在登记台上。
我扫了一眼那分成三堆摆放的名签，方知今天的来客除了知识分子，还有北京市
和海淀区的干部——恐怕主要是统战系统的干部。
我很为好心肠的亮亮难过。她怎么连这点都不懂呢？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交情
是不能靠各自所踞的位置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眼睛盯着的，只是交椅。我，
还有一些别的人之愿意来，是因为你亮亮本人，我们喜欢你，看得上你，而不是
因为你当了副局长。如果在四十到七十年代，中共主管统战的不是周恩来，这衙
门倒也不会冷落，但聚在它周围的恐怕就是另一批人了。我想愿意和阎明复交朋
友的人未必都看得起万绍芬，仅凭她把那部用江西财政购买的高级奔驰轿车带到
北京这一条，就足够让一大批人背过脸去。
会场熙熙攘攘，生面孔居多。所幸我一下就在打扮得最漂亮的人里发现了南
宁——《人民文学》最干练最活跃的编辑。她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却不肯屈尊谋
个小官儿。
怎么回事？4.26？我一上来就问她。我们之间用不着废话。

—58—
谁他妈这么混蛋，把邓老爷子推出来。她愤愤地说，本应续在后边的那句
这下栽惨了没有出口。她是抱着对邓小平及他的改革全部的爱与惋惜这么说
的。我想起 1984 年，那年秋天我正在福建出差，十.一到了，宾馆的客人已全
部走光，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休息厅看天安门广场实况转播。当北大的教师突
然在游行队伍中扯出一条自制的小平你好的横幅时，我几乎从椅子上蹦起来，
充分分享了具有清醒判断力而无任何功利式私念的知识分子欢快爽朗的情感表
达。
赢得这条横幅不容易，小平先生。这是那些读书人自己制作的，没有任何官
方指令。当你的地位越来越高，高到在中国战史上，与武昌起义、南昌起义、广
州暴动等等相比，并不具特别地位的百色起义不但被拍、还进而被说成是怎么好
得不得了的影片时，再也不会有一个有着独立的人格与高傲的心的知识分子为你
扯出一幅自制的横幅了。前者不过块把钱，后者大概耗资数十万，你掂了吗，哪
个重？
宾客渐渐到齐了。作家们来了不少，都是亮亮的朋友。他们大都有着显赫的
名声与之相配的地位，足够把外省的文联小干部吓个半死。我没往他们那儿凑。
他们太正规，太如星座般高低分明，是我这种游荡散神绝对受不了的。我瞄住一
个空位，恰在我喜欢的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身边。他也愿意与我为邻，我们开始喝
茶吃杏仁。他没怎么讲话，但我能体会出他隐隐的不安与不耐烦。
后来，在静静的监房里，我常常想起这一幕，我们怎么把茶送到唇边，怎么
默无一语地用眼睛扫向全场。我不禁想，如果我当时不那么挑剔，而是憨憨地扦
进作家一群，就不会有后来的阎明复部长径直来到桌旁的谈话，也不会有由他联
系的与胡启立的见面，就不会有十二名作家学者的《紧急呼吁》及联袂走上天安
门广场，也就不会有这铁栅与牢门了。选择与谁一起吃杏仁，这是多么偶然； 但
我的更喜爱学者而不大喜爱作家，以及我只说我想说的话、做我想做的事，却是
必然的。我的坐牢，并不取决于我说了什么与做了什么，它只取决于今天中国当
权者所握着的坐牢标准。所以，也就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那天的那个有东西吃的茶会，即所谓高茶（high tea）会，由副局长亮亮主
持，到场的大人物一共两位：阎明复与李铁映。阎的出场显然是对部下的创造力
及活动能力的一种赞赏与支持； 李可能纯粹出于与陶斯亮的私交，当然也可能
因为他本人的父亲曾是在位最久的统战部长。
陶副局长站在麦克风前。她从小就是个细致温存的女孩，虽然对文学有着超
乎寻常的爱好乃至憧憬，但我不认为这就是能作漂亮讲演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
她并非脱口而出的话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她几乎一上来就说：二十七日平平

—59—
安安过去了，孩子们——我们的青年学生太可爱了，我们党也经受了一次民主的
考验。大家先是怔了一下，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没有踮起脚来看看北京
市和海淀区的干部们，但李泽厚鼓了，同桌的科技日报孙长江鼓了，作家们还有
站着与坐着的记者们也鼓了。这些人都十分了得，他们接受别人的掌声不少，但
要他们真心为一位官员鼓掌，这确是我几年来经历的第一次。亮亮，干得漂亮，
你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期待，你知道什么才能真正打动他们，赢得他们。
接下来是几个大腕儿唱歌。他们当然唱得很好，也令人感动地开宗明义地
宣称这是献给学生们的。但我们似乎不是那种大白天听歌之辈，于是一个个溜了
出去。后来南宁告诉我，这也是貌似敦厚的亮亮的诡计之一: 她何尝不知道我们
无闲心听歌，但她掐指一算，这 high tea 要从 3：00 开到 6：00，时间是极具
危险地长了一点，她很担心哪位名人一高兴或一不高兴，跑到麦克风前说几句让
人难堪的话，于是在早上 9：00 就把南宁从被窝里提溜出来，令她火速找几名
歌星把可能出问题的时间填满。
我溜到酒店宽敞华丽的走廊，立刻被中新社的耿军咬住。还好他使的是快刀，
几分钟后我就从他的利爪下脱开了。就在这时，我见到迈着方步慢悠悠地荡过来
的包遵信。
包遵信是最激烈的传统文化的反对者。他曾单枪匹马鏖战台湾数名国学大
家，且战绩不错。他开创《读书》、开创《走向未来》丛书，又一一被人一脚踢
出。好在他不恋旧栈，转眼间，又以他不足 50 公斤的体重，开创令人瞠目结舌
的别的去了。他历来是我最推崇也最常遭我打趣的对象。他在我面前只有三个字:
没脾气。我一见他便说：
小老包，咱们得给党中央来一份致敬电，27 号没动手在中国历史上非同小
可。
他很同意，立刻掏出纸笔，我们俩坐下来开始想开头。
我当时的想法是，乘着今天这个劲头和这个阵容，那致敬电一定足够壮观。
我不打算避嫌，比如我是共产党的孩子或者文稿是在统战部高茶会上起草的等
等，只要对局面有好处。我坚信怀有偏见的谣传抵御不住真知灼见与真情实感。
不幸的是此时陈鼓应先生又踱了过来。他是台湾的教授，我的邻居，还是病号，
我们不得不放下电文，向他嘘寒问暖。
于是，这份电文没有出笼，又是一个偶然。

—60—
夏末，包遵信以最激烈的反政府面目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且进了监狱。
有谁知道他在四月二十九日那个乱哄哄的下午曾打算真心帮助政府、赞扬政府的
开明呢？
就在这些偷偷溜会的人还没有说到酣处的当儿，工作人员跑过来了：
快，快回去，要向大家介绍你们了。
当我们像鸭子一样被赶回原位的时候，麦克风前的陶副局长已经有点不耐
了。
她先介绍李铁映与阎明复，她用在他们二人名字前边的头衔是高级工程师和
高级翻译，大家又报以掌声。她很知道大家的脾性：我们能扳着指头把政治局委
员的名头数齐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可能会搀着一名瞎了眼的乞丐过街，却未必
肯在省委书记进门的时候站起来问好。
接着她又把几名有头有脸的官员点出来给我们看，不过我都没记住。然后转
向知识分子们。文坛星\简{斗}好象最先被她提溜起来几位，着名这着名那的，我
没大注意。然后转向我们这张桌。
李泽厚被她点了起来，形容为着名的美学家，看上去就像个小伙子。55
岁的李先生只好频频点头致谢。下边轮到了我。可怜的亮亮，她竭力想把气氛弄
得轻松活泼，但她本质上是个谦和柔情的人而不是讲俏皮话的好手，我想大家只
因为理解她、支持她才一阵递一阵地笑笑的。
她除了将着名二字也慷慨地赠给我之外，又加了这么一句：她在文坛被认
为领导服装新潮流，你们能想象得出她是一个那么厉害的铁嘴钢牙的女记者
吗？我连李先生般地点头致谢都不可能了，我甚至不知道这究竟是恭维还是挖
苦。
那天我穿了一条极普通的黑窄裙，白底黑点子的上衣是用那种哪家百货公司
都推得满满的料子缝制的。我不否认我对穿衣服比较在意，但这种在意是防卫式
的。我绝不愿在衣饰上引人注意，因为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只能说明我穿冒了，
冒傻气了。再者，我绝不会为买一条裙子而吃一个月咸菜； 我更不具照料自己
衣饰的精力。我也曾想过请一位服装顾问，但几试之后发觉，选衣服正如选恋人
一样，是一种只能由自己品味而绝对无法对人道的感受，任何外人在这种地方插
杠子都只是帮倒忙。我的观念背晦到如此地步，已根本与潮流无缘，哪里谈得上
领导？至于铁嘴钢牙，更是亮亮随便检个词往我头上扔。我的口才并不好，我的

—61—
工作主要靠卖力气，靠当别人看电视、逗孩子、追赶服装新潮流的时候打着磕睡
啃书本。
一一介绍过之后，亮亮还嫌不够成色，开始让两位大人物演节目。
高级翻译先唱了一首《卡秋莎》，又唱了一曲比较现代的，可能流行于六十
年代末的苏联歌。他唱得不错。他能在这种场合将嗓子放松到那种程度是很不容
易的。如果他没有经过训练，只能说明他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
接着轮到高级工程师。他声称不会唱，但可以指挥，因为他是运动员。李铁
映留学期间在布拉格坚韧的长跑是很有名的，但就算我们认可了双腿的移动能力
可以推演为双臂的挥动能力，但再把它推至对音乐的理解与把握，未免太牵强了
一点。好在他决定指挥的是一支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而不是
德彪西的《海》，这确实只要运动员的肌肉就行了。
全场大约有五分之四的人跟着他的手臂挥动或大声或中、小声唱，我没有唱。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陶斯亮导演的一出双簧。但即使是，我也完全理解。她是伴着
这首歌长大的，而且直到今天她可能依旧真诚地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就算她对这一见解稍稍打点折扣，她也一定切望在共产党治下将会有一个更新更
好的中国，否则她就不会去当中共中央的统战干部。
我当然也认为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的中国； 但它有没有领导
中国走向光明、有没有实行民主好处多，不是写在歌里并且由数亿条嗓子一天
唱三遍就定得了案的。当然别人爱唱是别人的事，我的耳朵不能象眼睛一样闭起
来； 正如已经被写进《宪法》共产党领导，我虽然觉得这种做法在人类宪法
史上尚属罕见，但也只有认可一样。
唱完歌，鸡尾酒会式的谈天开始。阎明复简直是径直朝我们坐的桌子走来。
我想他是冲着李泽厚来的，因为李先生的《美的历程》，他的三大部中国思想史
和近期的研究，一直为国内外所瞩目。但这些显然都不是在这种场合下好抖出来
随便谈谈的题目； 李先生更不是一个爱把自己的肠子肚子亮给人看的人。他就
从来没跟我谈过一句美学方面的话。但局面不能干着，只好由我这个刚被册封的
铁嘴钢牙的来打园场了。
如果走过来的是一位八、九十岁，但由于全国人民的爱戴，仍身居高位的
老人，我一定也会象报上常描述的那样，伴着最无邪的笑容，用双手握着他温
暖的大手，代表大家问某老好，祝某老健康长寿，说几句一定坚决跟党走，
学习雷锋好榜样之类与他的智力水准及应对能力相适应的话。但走过来的是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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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航之子阎明复，博学而干练，又处在他的智慧最发达与成熟的年龄，我就不打
算客气了。
阎部长，我们可都是共产党啊！共产党员成了中共统战部的工作对象，究
竟什么发生了变化，你们还是我们？
这时周围已经围了好几层人，有人叫道，好厉害的记者！阎明复则转攻为
守：你说呢？
我不想在这个貌似促狭的问题上和他较量，因为我知道，我们双方都明白，
这本是一个眼色就能沟通，但也足够写一部专着来论述的问题。我发起第二攻击
波：
四月二十七日的处置，统战部作了不少工作吧？究竟谁在哪个节骨眼上起
了关键作用？
这回他不笑了。他的面容非常严肃，眼睛里似乎还含着一丝忧愁：大家都
作了工作。大家。
不知道周围的人有没有像我一样感到这其中的艰苦与沉重，说不定还潜伏着
只有亲历者才知道的深深的不安。但我感到了，这使我绝没有心境再去为难他。
还好这时有一位社科院新闻所的女研究人员挤上前：
阎部长，我们新闻界也要和中央对话。
真是傻透了。我不好责备她，但我自己决不在这一水准上行事。学生们什么
都提不出，只一味要求对话，已被证明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首先，对话，外加
直播，是解决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的。第一，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要害决定不是
在私下作出的； 第二，如果对话的双方都很精彩也罢了，我们站在旁边看的人
起码还有一种观剧般的享受。但从电视上看官员学生那种对法，我连气都懒得生
了，只剩下心里的一份伤感，为他们双方，也为同为中国人的自己。
新闻界对话能对出什么来？新闻改革是一件多么艰巨、复杂、敏感、细致的
活儿，能靠对话解决吗？特别当你追求的不是某种渲泄式的快乐，比方说把对方
逼得抓耳挠腮，甚至让他出乖露丑，而是实质性的进展，哪怕只前进扎实的、再
也退不回来的一毫米，你就更不能对，尤其不能对赢。你唯一的选择是装孙子，
并且让爷爷高高兴兴打开他的钱袋。
但阎明复的反应非常干脆：

—63—
好，可以。你们要见谁？
大家七嘴八舌点出了当时中国意识形态四巨头：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
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长王忍之、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这四位中的三位，如
今也已从中国的报刊上消失了，而我们当时还总嫌他们不够开明，嫌他们压制了
我们的创作力。我们曾经批评学生太急躁，不谙政情，我们自己又比他们好多少？
阎部长说：好，我立刻联系。你们这边也提个名单。他说着用手一指，把
我与陈女士划了进去。
在他走向别的桌子以后，陈立刻找我商量。应该说，这事我本不愿介入。因
为我不但对新闻界人头不熟，对新闻业务与新闻理论也很陌生。只因为在中国当
个记者实在太容易了，容易得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也就那么胡乱充了个小数。
但此时我不忍扫她的兴。同时，我也觉得，如果那时真的存在新闻界与中央协调
的这种必要性的话——我认为无此必要，新闻是党的工具，这早已说得明明白白，
斧头能向手要求什么吗——而且中央也真的想向新闻从业人员了解点什么的话，
首当其冲的就是《世界经济导报》。我于是向她建议请《导报》的张伟国一道商
量。
有一篇大约在九月中发出的、署名忻华实的文章煞有介事地讲到我怎么与
张通电话密谋，又怎么和他一起在这次会上串联征集签名。我在狱中读到该文时
真是啼笑皆非。我估摸这忻华实恐怕是新华社上海分社一类吧。当然，考虑到
新华社在世界上的名声，对我这点小小的编造倒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既然我现在
还活着，又在写这篇文章，也就顺手把它澄清一下。
那天茶会，张伟国作为在北京最活跃的记者之一，当然到场了。我看见他在
人群里走来走去，好象在散发什么——后来知道是在发他们 329 期，也就是最
后一期的复印件——我一直没机会与他讲话，直到陪着陈女士把他抓到了。
抓住他之后我向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给老板拍了一封电报。可见自四
月二十六日之后我们还没有讲过话，包括通电话。因为如果要讲，以我的脾气，
这件最有意思的事那时一定就讲过了。
看见了，他笑着说，这是编辑部收到的第一封，大家都觉得真好玩。说
毕，我和陈告诉他阎部长答应联络新闻界与中央对话事，我们三人开始拟名单。
我因为对新闻界不熟，当时只提了一个我认为选人时应遵奉的原则，即部
主任以下在第一线从事新闻业务工作的人。这条后来也被署名邝言的文章批了
一通，好象我在有意打击受到党信任与重用的骨干。邝言这种狠挖深究实在太

—64—
辛苦了一点，当然如果考虑到他那篇重头长文实在没什么东西好说，倒也还可以
谅解。我提的这原则其实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部主任以上的总编、副总编有多少
机会见这四巨头? 有话不早就说了，何必非使用这次？
当陈女士在中间为了什么事情跑开一会儿的时候，张伟国告诉了我严家其起
草的对上海市委抗议一事，并请我也联署。他没有把那份抗议的原文给我看，我
至今也没有读过这份文件，也不知当时都有谁签了名。
我在前面说过，张伟国是我私交很好的朋友，对他的请求，我一般都不拒绝，
但我认为他此时之举实属当事者迷。这抗议是无论如何不该做的。我这样认为
不是因为这是一件对极了的好事，上海市委在处理这件事上当然有不妥之处，甚
至可以上升到越权违宪； 但中共各级可挑的毛病多了，都抗议？严家其怎么想
不到，从策略角度看，此刻这么做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把事情做死，用工程语
言形容，就叫卡在盲点上，不凭籍外力再也转不起来； 从道义上考虑，即便没
有这抗议，真理与正义在哪方，世人自有公论，更无须多言。当前，最重要的是
保住这张报纸，哪怕再吃些委屈，哪怕眼睛一闭出它几期废话，只要班子在，刊
号在，就值得。
这是我近年来第一次拒绝他，他没有讲话。不过以后事实发展证明，我的不
抗议主张同属白搭。因为如果要消灭这张报纸的决心已下，而且这消灭之意并
非来自这张报纸本身和它所踞的层次，再忍让后退也不会使对方手软了。
这时大厅里的人差不多都已经走散，连桌上的残食都已经收拾干净了。我告
诉张伟国此事与陈女士直接联系，我就不管了，然后我们一同下楼朝外走去。
在饭店门外的车道上，门卫突然向我大声喝叫。我回头一看，一部漂亮的黑
色轿车正从我身后驶来。我向右边跨出一步，那轿车却在我身边停了下来。车门
开了，阎明复先生跨出。他与我握手道别，很诚恳地说：以后常到我们这里来。
态度如此谦和的高干真是不多见。我点点头。我想，一定是我的单刀直入给他留
下了印象。
那年十月份以后，最后在黄镇的葬礼上露了一面，他的名字从此从报纸上消
失了。
1989 年春夏之交，他是最勇敢、最热忱、最不计一己之私利、最不念官场
的沉浮，以最坦诚与积极的态度一心为党为国效命的高级干部。共产党居然连他
都容不下，真是不可思议。

—65—
（五） 五月十三日 与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见面
从四月底到五月上旬，北京的学术界很平静。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
者们显得很疲倦。不能说他们对半个月来发生的事已经兴趣全无，只能说他们很
矛盾：他们爱学生，也觉得社会不改造不行，但他们对纷乱怀着一种本能的反感。
他们是作学问的人，而作学问需要环境安定、空气自由，饭桌上有几样菜倒还在
其次。
1942 年以来，随着红色中国在地盘上的一步步扩展，她的子民在精神上可
以舒展舒展的地域已越来越逼仄。这局面在几经反抗与镇压之后，终于在枪弹与
镣铐的护持下固定下来：对不起，你既然已经享受了说不完的共产党的恩情，
你就得接受这只可以有一种哲学、一个主义、一套思想体系的局面。对此，学子
们先是震惊，继而是厌恶与恐惧，最后终于麻木了。当然，在整个大社会中他们
有自己小小的一席，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出类拔萃者如费孝通、林巧稚辈出来装点
门面，但总的说来，他们的劳动价值从未被看重过，他们从未有过酣畅淋漓的工
作，没有过精神的巨大喜悦； 用已故历史学家黎澍的话说，还想有什么成就？
还想得到鼓励嘉奖？不批判你已经求之不得了。
如果说念过《诗经》《小雅》的毛泽东，因为沾了点旧文人积习，还有几个
研究历史或哲学的朋友——其实也只是他捏在手里玩的朋友——他的继任连这
点风雅都懒得附庸了: 1986 年赵紫阳在北戴河海滨招待十数对有突出成就的知
识分子夫妇，颇显出一点人情味。其中造机器者有之，种花生者有之，独独一名
研究社会科学的都没有。
直到 1978 年，只有十几个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依旧门可罗
雀。无论是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还是《十四条》、《六十条》、《八十
条》，外加学大寨、学林县等等这些把中国没完没了地翻了好几个个儿的最要紧
的农业政策，跟农业经济学者们竟没有丝毫的关系。
不能说干社科的在中国的日子就那么难，你完全可以数十年什么都不干，月
月干拿那百十块钱； 想要发达也不是一点路子都没有: 为已经出台的政策作注
脚，为大人物已出口的外行话补台帮腔，这都需要有点小本事、小聪明。要是你
以此为耻而加以拒绝，那就只好忍受终生的冷落了。
这情形自着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了令人瞠目的改变。一批老学者从冬
眠中醒转，捧出他们藏在柜橱顶上经年的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是，一批年轻学
者杀出来了。在中国，什么事都讲究大帮轰，50 年代的青年热衷工业，60 年

—66—
代的热衷尖端科技，70 年代的热衷念洋文出国捞外快这些，在他们眼里都
是小打小闹。他们从充满了玫瑰幻想的上层掉到底层，亲身经历了一种制度、一
种政策、一种独特的统治可能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全部戕害。当他们再度踏上金
碧辉煌的殿堂的时候，把自己敏锐的目光——它们还不曾象他们的父辈的一样因
没完没了的顶礼膜拜而失去光彩——投向政、经、文、史、哲，他们不想零敲碎
打，他们要彻底变革这个国家。
但这与动乱完全两回事。他们甚至对着名诗人、前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四
十年代末的过问政局持否定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特务谁都可以谴责，而一位
优秀的诗人、文史学家就这样永远失去了。他们叹惋一批又一批有功力的学人卷
进救亡而放下了治学，痛感人类璀灿的文明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不过象
东丢一块、西丢一块的碎砖头，他们立志从打地基做起，。他们的计划宏伟又切
实，与之相比，不过三十多岁的年纪，已经觉得余生短促。要干的事太多了，种
种莫名其妙的禁令固然让他们火冒三丈，但可干的事是如此诱人，他们把时间看
得比生命还要宝贵。就连最激进、最率直的严家其，为了能在精力最旺盛的年龄
写出三本他已经打了腹稿的书，不但视一切社交活动为年华摧残，还苦苦地辞去
他一手创建，且受到真正拥戴的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他们会热衷颠覆、动
乱？
但他们有话还是不能憋住不说。五月初，李洪林起草了一篇为纪念五.四
运动七十周年的《倡议》，苦口婆心建议中共对前一段学生运动作出正确评价以
理顺民心。我带着这份《倡议》到一大批中外学者的聚集地——卧佛寺，他们正
在那里开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会。我把那《倡议》拿给两、三个人看，他们的反映
竟是冷淡又疲倦。
这时候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研究比较文学的北大教授乐黛云说。记得 1981
年，北大的学生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的时候，即将赴美研习的乐先生就亲口对我
说过，要是对学生动手，我们是要说话的。但此刻她已颓惫至此。可是不过半
个月后，我看到一张发在报上还是刊物上的照片，她和几名长者站在天安门广场，
头顶上的横幅是：与同学共存亡。
我在这里可以比较肯定地说，那时，正宗学者中，没有人成立组织，没有人
想过要过深地介入学生的行动，即使在五月八日深夜，当北大的学生列队到教工
宿舍区，恳请恩师对他们予以声援的时候，学者教授们依旧沉默着。当然，到
了后来，五月底、六月初，有一部分人，恰如诚朴率直的乐黛云教授一样，被感
动了、被激怒了，参加了一些活动，说了一些所谓过头话——若使用人类共同认
可的标准，只属于最自然的正义与同情的流露——但硬把他们说成是煽动、策划、
组织动乱，包括烧汽车和用碎砖块打士兵的暴乱的罪首，真是不知处于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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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心。这种硬指，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先例，但也只有赵高等有数的几个丑类
才干得出来。不错，学者教授们都有着作； 近年来，因为党允许了，他们还得
以很克制、很委婉地在自己的着作里表述了一些属于他们个人的见解，这就是暴
乱？这就是颠覆？这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让中国人民重新沦为
帝国主义的奴仆？你旷岩、忻华实有本事文字上见嘛！把论战的一方封住嘴巴、
赶出国、关进监狱，自己再化了名大写特写，这算什么好汉？！这还有什么公理？
但我也得承认，对于陈子明、王军涛、李盛平等人那时在做什么，我吃不准。
他们是和魏京生、任畹丁同时办刊物的一批青年，当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对他
们没有追究。接下来的十年他们没白活，每个人都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虽
然就个人素质而言，他们在学界尚不能得到交口一致的赞许，但也没有人能否定
他们的能力与成果。他们创办了不少有声有色的机构，署名或挂名的作品也不少，
但从骨子里讲，他们不是学者而是社会活动家、政治鼓动家。这要在别处也许也
算不了什么，但十年来中国的保安机构从来没放过他们。无论他们在哪里开什么
会组织什么活动，都有警察朋友自费在旁边租间屋子作陪。
所以，在这种心态下，当我得知五月四日学生们要大游行而记者们决定集
体旁观、集体采访时，我着实吃了一惊。
与学者们比，这已经又是一个领域。在春夏之交，无论就联系面之广还是
涉入之深，记者们比学者们不知要多出多少倍。这本来也最自然不过。有了热闹
而不往那儿跑，怎么称得上好记者？但这回当局似乎是轻轻地饶过了他们，只在
仅仅属于他们的领域，比如新闻导向问题——顺便说一句，这本身就是个荒诞不
经的概念，既可导向，还称得上新闻吗——适可而止地点了点，坚持资产阶级
自由化，外加颠覆推翻等，都没找他们的麻烦； 待到重点打击的时候，对
新闻界也轻得多。理由么，可能恰如在延安时对《轻骑队》与《野百合花》予以
的分别对待同。康生的门徒们倒是奉祖训唯谨，但也太不具创造力了一点。这
总让人打不起精神。
无庸讳言，记者们的集体采访给了学生与市民极大的鼓舞。
中国人从没把党的喉舌看作是他们的良心、他们的代言人。笨一点的觉得这
帮小子们谋上了美差，上窜下跳惹不起； 聪明的人则比较宽容地认为记者们一
个个分别看倒还可爱，不象他们加在一起那么令人厌憎。发表他们的文章的报纸
不代表民意只代表各级官方的意见，甚至代表说变就变的政策倾向，这是谁都知
道的。唯其如此，现在他们也走上街头，走到人民中间来，怎么不使青年们和
普通百姓欢欣鼓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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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这暂时协同一致的行动之下，记者们希望达到的目标也不尽一致。
他们对中国现阶段情况的了解，无论就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无人可企及； 他
们所设想的兴利除弊的方案，比起学者们的原理性叙述，也实际得多。他们也都
知道新闻不改不行，但路子怎么走?不但各执一辞，从对原则的理解上就有很大
差异。
我体会，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革命热情高涨的一批，所怀的主要是不
受信任、不被重用的痛苦； 而另一批冷峻些、阅读面也广一些的记者，则更倾
心于全世界都认可的标准：新闻的独立与客观。
那天的游行有人打电话通知我，但我没去。应该说不是对自己的同行的藐视，
也不是对这件事有多么目光如炬的反感，更没想到悠着点劲给自己留条后路。恐
怕又是一个巧合，一个技术问题: 我家离市中心太远了。我的新闻界的朋友对我
的消极很失望，他们调侃我：队伍里有条横幅你看见了么？我问是什么，他们
说: 戴一晴，你在哪里？
这次集体旁观、集体采访产生了一个很具体的结果，即记者们也要求与
中央对话，并立即有 1031 名首都各报记者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我的名字也被朋
友们代签进去了。
五月十二日，统战部一名工作人员打电话到我家，通知我四月二十九日阎部
长所应允的事已兑现，第二天新闻界人士即与胡启立见面，地点是统战部会议室。
我忙问他知不知道千名记者请愿事，他说知道。我说若只见一次应以他们为准，
因为他们代表的面更宽。他说这事和他的工作无关。我因特别不愿被人指斥为侵
吞他人斗争成果，哪怕仅仅出于误会，一再表示请他再与 1031 人的代表联系一
下。那名工作人员已经很不耐烦了:
告诉你，完全是两码事。明天的会属我们部的工作范围，好不容易才安排
上的，已经定下了，你一定要来。我还没有想出应对的话，他那边已经挂断了。
第二天上午，我正点踏进统战部会议室的门，没想到竟是被大家等候着的最
后一名。胡启立、阎明复、陶斯亮都已在座； 除我们六名被邀的新闻界——更
确切地说应是新闻理论界——人士而外，记协的两名头头也到场了。
我一进门，胡启立先生不但站起身、还走出座位、绕过桌子上前与我握手，
并且说了一句所有的女性都爱听的话：哟，这么年轻，吓了我一跳。他是北大
物理系的毕业生，知道怎么尊重人。这与我的同行孟晓云到王震副主席家请他审
听一篇她写的关于他的文章的情景完全相反。据传，那天孟晓云坐在一边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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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靠在躺椅上闭着眼睛听。文章读完了，老人家一动不动，良久，突然嚷了
一句：我 X 他祖宗！孟晓云不知哪里出了毛病，正不知怎么才好，秘书在一
边提醒她：这就是说很好，通过了，你快走吧！
在那天的见面会上，他们五人都作了很好的发言。我因为对新闻理论不大通，
一直没有插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年轻的所长孙旭培谈到
的新闻立法问题。他从这部法的动议、搭班子、换马、数易其稿一直谈到迫在眉
睫的送交人大审议。他认为这里边埋藏了很多问题，垦请提交前将草案公诸于世，
给新闻工作者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当时觉得这真是新闻界的头等大事。
胡启立频频点头，当场答应一定认真研究、慎重对待。但我觉得，这番话对
他说来并不新鲜，这一部重要的大法的份量，他心里很清楚。我甚至有一种感觉：
我们讲的这些，他早已了然于胸: 他们并不是浑浑噩噩之辈，不象毛泽东垂暮之
年那样，只凭几名亲随在耳边叽叽咕咕。他们的低效率，他们时时表现出的蹒跚
迟回，定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已经快到中饭时间了。我先匆匆将昨天深夜张伟国给我
打电话要我在今天的会上转达的《导报》编辑部的意见如实报告，一共四条，具
体内容现在已不能确切，总之很强硬。接着谈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力主淡
化处理：钦本立不必检查但也不必复职； 工作组撤走，保留第三审的顾问权甚
至暂时的三审权； 编辑部恢复正常工作。
接着我开始谈我们魂牵梦系的民办报纸——我自己并不打算办，我受不起那
份苦。但我知道很多人想办，也一定能办得非常出色，我只想替他们撰稿并当读
者——我从来没提过新闻自由，不是不爱它，只是此生对此已不抱奢望，恰如我
不期求登月，不期求觐见教皇一样。不过有着发育正常的大脑的人只作工具与喉
舌，总不那么对劲； 况且我们也觉得，以一个人的思索与判断来代替亿万人的，
这人如果不是上帝，难免出点岔子； 而出了岔子，最后倒霉的，又总是那被剥
夺了思索权利的人。
但这番道理没人要听，如今能打动中共高层的，只有孔方兄。他们是那么坚
定忠贞的马列主义者，面对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只有孔方兄才能使他们的眼珠
略转一转； 如果这话说得太不具学术气息，也可以改为：枪子儿什么都对付得
了，唯独在通货膨胀面前无能为力。
我那天提出，如今政府将所有的报纸杂志全包下来，财金负担过重了。我提
出能否按报纸的重要性从财政上分为三种管理办法。第一级，党报，如《人民日
报》，各省党的机关报。对这级报纸，政府财政全包，包括人员工薪、住房、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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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发行、生活娱乐设施等等，他们则完全起传达党的指令的喉舌作用，各级干
部也完全由党的组织部门直接任命； 第二级为比较重要的专业性报纸，如工、
青、妇的机关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等，对他们，国家只负担员工
的基本工资，剩下的一切就得靠自己挣了。为此，在版面上，也必须给他们一点
自由度，允许他们发表一些使读者愿意掏腰包订阅的文章； 对这样的报纸，主
要干部上边任命，但应充分考虑本单位职工的意见，因为经营好坏直接关系到大
家的饭碗问题。第三级为零杂小报，对他们，我建议政府原则上不要管，由他们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干部任免也由自己的董事会决定，但要严格接受新闻出版
法及各种法律法令的约束。
这意见，我估计胡启立也早有所闻，但他很耐心地听，并且亲自做笔记，不
过没有象对孙旭培的意见那样当场表态。我估计我的发言还是有特色的，其特色
就在于我使劲强调我本人其实顶不在行的钱。在狱中，想到这节，我自己都不禁
笑起来：真笨呀——说这番废话！今天的现实证明，我耍这套小心思无疑于与虎
谋皮。舆论是中共的命。想毛泽东晚年，百姓穷成那样，他们花大钱到世界上去
买颂扬话。国家这么大，不必说火车票飞机票一次提它个百分之八十，仅将卫生
纸的标价翻上两番，养多少喉舌都够了。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新闻报道的社会舒泄作用。我绝不谈舆论监督，恰如我
不谈新闻自由一样。我知道中共宁肯要一万只麻烦死了的举报箱也不肯容纳一块
经调查核实后刊出的要害举报版面。原因是明摆着的，能看到举报信的有几个
人？想要抛出什么人与瞒住什么是很便当的。
我只谈舒泄。泄掉总是一件好事，将具有破坏力的闸崩变为涓流，对谁都不
构成威胁。我扳着指头为他算如果自四月十五日起新闻报道的社会舒泄功能得以
正常发挥，局面可能会出现的变化话还没有说完，会议室屏风的另一侧已响
起盘盏的叮咚响。
吃饭时，我被按照西方的 boy-girl-boy 的习惯，安排坐在胡启立右侧——
这又是一个偶然，因为如果不这样坐，我的发言就算结束了。但既然这样坐了，
我又来了情绪，得以将我的舒泄论发展到实际操作的地步。于是才有了他的首
肯、有了作家学者座谈会、有了天安门广场斡旋
当时在饭桌上，我对他说，我本人自四月十五日以来，接受过不下十次外电
外报采访；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报纸不能发表自己的学者与文化人的意见呢？这
意见与官方口径可能不尽一致，但完全可以通过版面处置使读者了然，比如说放
在二版或者三版，用小号字，加具有倾向性的编者按语，甚至还可以剪缉——这
样做当然很缺德，我本人就常因被剪缉而气得房颤加室颤； 但站在政府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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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总是可用的一招。他说他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在最近的一次会上就
说过，中央的精神摆在那儿，版面完全由各报主编自行处理。我问：真的？真是
这样？他说这还有假，前几天开会我刚刚说过。
其他行业的人听到我们这几句对话一定觉得很奇怪，主编管版面还有这么多
麻烦？恰如后来在五月十七日那天，当《光明日报》的职工游行经过设立在宣武
门外中宣部大楼时，呼的口号竟是令路人莫名其妙的，不要打电话！不要打电
话！！——中宣部动辄打电话到《光明日报》总编室干预版面已是家常便饭。
当时，我觉得只领受这一原则性答复是不够的，于是紧追不舍：
我们报纸常用请学者们来开座谈会，会后发纪要的办法向读者介绍他们的
见解，这次能不能用这个办法？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他说。
这么说你不反对？我追着问。
我已经说过版面的事由报社自己定。
谈到这里，我已经很激动，激动得连令统战部骄傲的担担面（也许是酸辣汤）
都没有细细品尝。我作为他们的客人，曾在那里用过几餐，都是这种简单、清爽
的饭菜。在中共大张旗鼓地反腐败、反吃喝之前就已是如此。我不知道他们是如
何招待班禅的，但那次他们确实是这样招待的胡启立。我想，恐怕除了吃，尚不
知世界上还有更美与更重要的事情的人，才那么大饕。所以，与其限制盘子的数
目还不如在考评官员的知识水准上多下下工夫。
和阎明复一样，胡启立与我握别时，特别告诉我一个电话，他念了两遍，让
我用脑子记住。他嘱我有什么想法直接找他联系。这个电话我只用过一次，是转
达冯友兰、王瑶等十位北大名教授对政府的吁请的。
今天，胡启立先生也从报面上消失了。这可真是！不但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见
容于中国，连愿意与我们这类人交朋友的官员也不见容于官场。我不知道胡启立
身边是不是也拥着些垂钓拜尘之流、吮痈舔痔之辈，象那些做官做得很得意也很
老到的人那样。我想他不会的。我们对他曾有过许多误解。新闻界当时曾流传，
有他主管意识形态，各报主编都好当了，因为他们已经用不着自己亲自出马压制
那些一线记者的创造冲动，他们只须将启立又左又僵的话原封搬出来就行了。
出于同样的见解，北大的学生在春夏之交还以有他这样的人作校友为耻，开除
了他的校籍。 我好象还听过赵紫阳班子里的人对他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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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理解你呢，胡启立? 我知道，以你的判断力，为维持那危如累卵、但尚
存一线生机的改革，你不知退了多少步，忍受了多少屈辱与煎熬，仅守着一点为
人的独立与正直——但，就这，也不行。不知胡先生有没有读过梁任公悼念六君
子之一康广仁的明于大意，达于生死，临大节义而不苟那段话。如果他今天
读了，一定会觉得轻松些。
那天，统战部好象有好几拨子客人，车子分派不过来了，只好让我与另外两
名西返的客人同乘一部，我于是第一次见到绝食到六月三日的周舵。
这部车本应先送我回家，然后再载着他们办事。但我的住处更偏西，就拉我
来到师范大学的一栋小楼前。他们进去了，我等在车里。就在这时，成队的、头
上扎着白布条的学生正从车边走过，好象要到什么地方去集会。
绝食开始了。
我感到很沉重。我的心情与 4 月 27 日已完全不同。就在这时，一小批人从
小楼里走出来，其中一位我认识——王超华，王摇教授的幼女，社科院文学博士
候选人。我知道她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次学运的领导核心。这么说，这小拨人就是
行动的组织者了。
我问她: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什么干!?
她没有回答。我从她脸上也看不出其他青年那种激愤神情。我当时已经知道
周舵到这里来是找刘晓波，原来他们在策动这件事。我很生他的气。他是四通的
人，万润南的助手，他应该懂得克制，懂得分寸，就算想介入群众运动也该有点
韵律。可他居然和刘晓波搅在一起搞这种事!
在我的印象里，刘晓波虽然也读了文学博士，这一二年也热闹得很，但他既
不具学者的深沉严谨，也不具政治家的冷峻机变； 说他更象个诗人吧，他对自
身情绪之外的东西有太热衷。 或许可以算个慷慨悲歌之士，因为后来我从报上
知道，他是专门从国外跑回来推动民主运动的。但慷慨悲歌之士只是为世界添
色彩、为后人添感慨的。他们在原理上不是社会进步深刻的推动力。
我估计王超华不同意这次行动，但她劝不住他们。她劝不住，还是和他们一
道，艰难地扮演着激进的学生运动中保守的反对派的角色。 后来我又见过她两
次，一次是在座谈会上，这在下面就要说到； 一次是她到我家来找我。当然在
电视屏幕上还见过一次，剩下的就是那幅全国通缉的照片了。最后那次，她的喉
咙全哑了，人又黑又瘦，焦黄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而过去，她曾是一个白白
胖胖、神情活泼的少妇呢! 6 月 4 日以后，她丢下 5 岁的儿子，不知藏匿在何处，

—73—
至今音讯全无。连差不多为她而死、最宝爱她的老父的葬礼都没敢露面。 她坚
忍、谦和、能吃苦，极具耐性和牺牲精神。如果她早生 30 年，一定是一名职业
女革命家。她一直把我尊为老师，但我知道我各方面多不如她。不知政府在了
解了她的全部思想与言行之后，能否撤销对她的通缉。
周舵走了，他基本上已被定为共和的敌人。刘晓波在狱中，居然在狱中还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这连慷慨悲歌之士都不是了：荆珂和高渐离可不向秦始皇打
飞眼； 秦武阳虽然吓得尿了裤子，也没有媚态。
(六)5 月 14 日 广场斡旋
我回到家时，已近 4:00。那天是周末，在中国，在各个大大小小的机关，
任何公休日都被自动提前休。我怕找不到人，一进家门就扑向电话机。
我的部主任还在——评论部主任陶铠。我告诉他与胡启立见面的情况，我当
时的建议等等。他不反对!我说。
跟陶铠用不着废话。他没有读过大学，但他在新闻系统工作的时间太久了，
又是前任总编辑杨西光的秘书，还经历过《光明日报》最辉煌的一页——真理
标准讨论的全过程。外加眼看着《光明日报》从 120 万份掉到不足 70 万份 2，
早已成就为一名报精。陶铠的自学意识与自学能力都很强，他完全有能力当总
编辑，也不是不想当，但在昧着良心往上爬和顺着自己的心意作点该作和可作的
事情这两者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所以，就不失时机地发它一版有内容、叫
得响的座谈纪要这一点上，他与我有共识。
我自认为陶铠对我不但是理解的，也是相当支持的。《学者答问录》一问世，
他就是责任编辑。他非常清楚一篇文章里哪些话上边通得过，哪些话会惹麻烦。
他总是毅然删去那些非删不可的话，而发善心把一些擦边文字留着，给它们一
丝生的希望，让他们自己去闯总编室、主管副主编、主编这三道关。陶铠几乎没
有命令或建议我去作过什么。在我层出不穷的主意面前，陶铠只行使否决权，恰
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此我是很服的，因为他的判断与事后的结果总是
非常接近。
我和他的关系很融洽，我以为我摊上了一个好头儿。没想到四个月后，他成
了署名邝岩、撰长文欲置我于死地者之一，这使我很感到意外。我记得在狱中

—74—
第一次被允许与我丈夫见面时，那已是 1990 年 1 月底，我有那么多家话要说，
可直逼着他问的是：邝岩是谁? 有没有陶铠?"
我之所以一下子想到他，不为别的，只为文中使用的大量材料，特别除我之
外别人不可能知道的材料，都来自陶铠让我写的一份关于我本人从 1989 年 4 月
到 6 月的全部活动的汇报。
没别的意思，他当时说，你一件件如实写清楚，报社心里有个数，上面问
下来好说。我当时想都没想，提起笔就写了。我至今认为，他那时并未有意骗
我。但当他决意以批我而邀功的时候，也并未想到，我会这么快出狱； 当然也
没有想到，这样干，就算我被这篇洋洋大文钉死在牢里了(这情形在中共治下一
点都不新鲜)，他本人在良心与道德上的损失。
王德嘉拒绝回答：别问了，别问了，以后再说。 其实，他的不否定等于
就是认可了。这无疑对我的信念是一个打击——真下得去手，哪怕面对着的是朝
夕相处的伙伴! 我想，解释只有一个：不是我太低能，就是共产党，特别是它那
打一拉一的政策太伟大了 3。
13 日下午，陶铠不用我多解释就全都明白了。他让我在家里等着，待他请
示后会给我回电话。我体会所谓请示，起码要通过编委会，闹不好还会问到中
宣部直至胡启立本人。中共办报，编委会而非党委是最高机构，这是延安的老规
矩了。它不受同级党委领导，直接听命于上一级党委，如《人民日报》编委会即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光明日报》曾骄傲地宣称它的编委会直属书记处，
我怀疑顶多也就到中宣部。
两小时后，陶铠打电话来：可以，就定在明天下午 2：00，十人左右，着
名学者关于形势的座谈会，老方(即方恭温，《光明日报》主管理论部和评论部
的副主编)主持，你先拉个名单出来。
名单已经有了。我忙说，开始一一给他报。我所选的都是当时在社会上声
望最高、影响力最大、最为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所熟悉与景仰的，包括：
社科院马列所所长研究员 苏绍智
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 刘再复
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李泽厚
社科院政治学所前所长、研究员 严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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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历史学所副研究员 包遵信
福建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 李洪林
法学家 于浩成
小老包学术职称虽然不高，但主编过的《读书》和《走向未来丛书》，影响
甚大，届时还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老于还有许多头衔，有不少颇有生气的机
构还是他开创的。但自 1987 年以来，已经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夺不去的，只
剩下了他的学问。
还有一些同档次的别的学者，因为当时没联系上，现在已不能确记。陶铠说
可以，让我以编辑部的名义正式邀请。
苏绍智那天不在北京，到长沙讲课去了，具体地址不详。我于是请他的太太
帮助，一旦联系上就作一个电话采访。
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三位立刻就答应了。严家其有点犹豫，让我容他考
虑一下。李泽厚不肯。除了他所说的身体不好(他身体确实不好，后来在广场上
还到处找硝酸甘油)，和我所体会的他本来就不愿搅进这类事情之外，他很讨厌
《光明日报》，他与这张报纸已多时不来往了。考虑到我们学者的阵容，我在电
话里苦劝了他有 10 分钟，最后总算勉强应允了。为防他明天随便找个小借口不
到会，我立刻给陶铠打电话，让他明天安排专车接李先生。他是这次邀请的客人
中唯一派车接的一位。
给刘再复打电话时，李陀和苏炜恰在他家，刘还未表态，他们二人先兴奋起
来：你小子真他妈太棒了!他们说。
读者可以从中体味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有多么可怜。我不过替他们争取
了一个在一份报上及时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只不过机会而已，能否发出还不一
定，发出的后果更难预料，就已经欣喜若狂。但他们二人不是学者，本不在邀请
之列，见他们如此看重这件事，我只好顺势邀了他们三人。
放下电话，我立刻拨陶铠，请示可不可以，陶说：就这样吧!
就在这前后，温元凯给我打来电话。
1983 年，报社曾派我到合肥采访当时正如一颗巨星般上升的温元凯。和他
谈过之后我什么也没有写。我不是对改革无动于衷，而是感到我对此人的为人和
一系列做法都还没有吃透。我宁愿站在一旁再揣摩一阵，掂掂他的份量。几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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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认为有些事他作得很漂亮，比如作为人大代表提出旁听制提案； 而有
些就显得毛躁了些，有作秀之嫌，如最近一次和严家其在《导报》上的长篇对
话。总的说来，我觉得他对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担当不大把握得住。对这种人，
我不愿深交。
他说没什么事，就是告诉我他到北京了，还说想来看看我。我不希望他来，
于是告诉他当晚在一个什么公园有一个知识分子聚会，我可能会去，要见就在那
里见吧。我确实没有耍弄人的意思，但这聚会不但我自己未去，还把时间说错了，
让他扑了一个空 4。我没请他出席《光明日报》的座谈会，不为别的，只因他是
理工科大学的教授，而我们此刻并不存在向社会展示着名持不同政见者之意。我
希望学者们的发言都有较深入的、具有专业特色的理论表述，温元凯就算有很精
彩的见解，和我拟的这个阵容也不搭界。
当时我算了算，请定的人一共 9 位，开两个钟头的会，发它半版到四分之三
版，也足够了——没想到这时又生出一个支叉来。
当时，美国人权委员会亚洲观察的一名调查员西德尼正在北京度假，不意碰
上了这场学运，也就无心游山逛水。由于我大约半年前见过她的委员会的主席夫
妇，并且与他们有过很有意思的谈话，西德尼这次来京也就见到了我。
5 月 14 日上午，戈尔巴乔夫访华团的文化先遣团已先期到达，要在国际大厦开
一个记者招待会。随这个团来华的一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恰
恰是西德尼的好朋友，她于是主动提出，由她牵线，让我们与相当于苏联的《红
旗》杂志的主编见个面。
那天一大早，我还在床上，NBC 的一名雇员，前北京姑娘刘白方已经为此
驱车来接我了。虽然下午还有那么重的节目，但我觉得第一机会难得； 第二西
德尼盛情难却，也就同意去了。刘白方告诉我还要再接上苏晓康，这使我想到，
在我们的座谈会上，已经搀进了苏炜和李陀，他们显然不是学者，只能算是作家，
但读者对他们又太陌生了一点。苏晓康本来就很棒，加上《河殇》的几上几下，
已经弄得他无人不晓。所以，当我随刘白方到了他家，在她讲过来意之后，我也
随即发出了下午的邀请。苏晓康犹豫了一下，又和他的太太商量了一阵，最后同
意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细述温元凯和苏晓康出席座谈会的经过，是因为
国务委员陈希同在他那一锤定音式的报告中，把我们 12 个人一下子点了 9 个，
说我们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但无论是我们的《紧急呼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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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出发到广场，其目的都是劝学生回校。这件事不但一个证人都没有死，证
据也白纸黑字摆在手边。
他们是太恨我们了，那些为陈先生提供名单、起草文章的人。我可以想象，
当他们发现这末多讨厌鬼(我以为在他们心目中，最讨厌的要算苏晓康、温元凯、
于浩成、李洪林和我了。严家其恐怕还在其次)都凑到了一起，而且还去了天安
门，那高兴真是别提了。他们，包括那些协助他们工作的人，甚至包括广大善良
的读者，准以为我们如何精心策划名单、如何精心安排每一个步骤，殊不知这一
切完全是一批读书人出于他们正常的活动和正常的判断，或许再加上点正常的爱
国心和责任感的巧合。
在国际大厦门口，我们又遇到赶来参加招待会的麦天枢。他是《中国青年报》
记者，还是最近《中国潮》报告文学头奖得主。为了同样的理由，我把他也邀上
了。麦天枢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因为有我和苏晓康。
按照我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思路的理解，我本以为在招待会上会见到一批全新
的苏联文化人，没想到他们的面孔与我们中国出访的文化官员竟所差无几。举一
例，我曾站起来提问。我的问题是：在改革的今天，苏联当局还会不会仅仅因
为思想与作品就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加以惩戒，比如说，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 台
上的苏联人交头接耳一番，推举一位剧作家作答，她的答案是：西伯利亚现在
不那么冷，也不那么荒凉了，到那里去我看没什么不好。 这可真是鲜红的幽默。
当我问到民族问题会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大难题时，他们又商量了一
阵，结果是干脆拒绝回答。我不由得长出一口气：一个主义居然能将两个文化
背景完全不同的民族揉捏得如此相类，也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吧。
没有人愿意在这儿浪费时间，我们都鱼一般地溜了出去。和那位主编的谈话
也不甚理想。我们三人都是记者，又是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下的单独会面，向苏联
人的提问坦白、恳切又犀利。但那人防守得滴水不漏，显然没有交换意见的诚意
——这也难怪，他不可能读过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部作品，有着三十
年代大清洗记忆的苏联人，凭什么相信我们? 时间已过正午，我们决定找点东西
吃，快快赶到《光明日报》会场。
我是组织者，不敢在外边耽搁太久，把苏晓康他们送到《光明日报》对面的
前门饭店，就匆匆来到会议室。客人们还未到，但报社方面，副主编、理论部和
评论部主任，以及负责录音并记录的记者，基本上已到齐。除了名正言顺的与
会者，门口还拥着很多人，有生面孔也有熟面孔，都来求我让他们进去。我处理
这类事顶不在行，干脆躲进去不管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了王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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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会? 我克制着自己的不快，一连声问她。我
不是不喜欢王超华，也不是不信任她，我只是不欣赏那种什么事都一哄而上，什
么成色的人都一搭拉瓜子搅在一起的做法。我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也许她根本
就没有回答我； 我只记得自己当时的惊愕和她那一脸焦虑之色。
接着，温元凯也来了，身后还跟着四个陌生人。
你看，你没请我，我自己来了。你不反对吧?他说。
哪里，当然，欢迎欢迎。我说着，转到陶铠身边，低声问怎么办。温元凯
过去不止一次到《光明日报》作客，总编辑一直很客气地接待他； 我那年虽然
没有写他，但我们的驻省记者写了，算是报社联络的老对象。 来就来吧!陶铠
说。
温元凯指了指那几个人：这是着名企业家牟什么，和什么什么，他们有很
好的见解，也想谈谈。我对这位着名人士没有一点印象，我们可以拒绝，而且
本该拒绝，但我和陶铠还有副主编方恭温都太软弱，不忍当面驳人之请——哪怕
很没道理的请求——这又是一个偶然： 如果我们当时拒绝了根本不曾邀请的王
超华和温元凯，这个座谈会开到 5 点就散了，以后的事情也都不会有了。
我到今天也没有弄清王超华是怎么得到这次会议的消息而赶来的，因为这不
是一个筹备了很长时间的会——礼拜六晚上决定的，礼拜天中午就开。至于温元
凯，我直到在狱中被提审的时候，还不解地和专案人员探讨，那次座谈会怎么一
下子就离开了它的主旨被引到广场上去了。后来，直到温元凯带来的他的那位至
交，即所谓着名企业家牟某某，为了撇清自己而在《人民日报》上大骂与会学者
作家时，我才知道，原来是他! 是他怕乱子闹大了，使他这样一个从普通工人爬
到着名(?)大老板位子的人赚不到钱了，而找到温元凯，让他到广场去劝学生； 温
元凯觉得自己势孤力单，打电话给方励之，方表示不介入学生的事； 温又找严
家其，严让他到我们的会上去商量。但无论是温还是严，还是那个从工人爬上去
的着名家伙，都不曾在会上开宗明义地讲出自己的意图，他们利用学者们的同
情心、正义感和书生气，极有心计地把大家引到这一步，然后再跳出来为保自己
而大骂。这实在是我自去年以来见到的最丑的一副面孔。与会的一批有成果、有
价值，应属中国学界与文坛的骄傲的人，现在顶着煽动的罪名，被审查、被批判、
被监禁、被放逐而如果非要用煽动这一个字眼儿的话，学者们是被他煽到
广场去的。
2：00 刚过，邀请的人已陆续到齐，严家其到得最晚，大约迟到了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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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同学们绝食的第二天，在北京，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广场情况
怎么样?。既然王超华在这里，不必说学者们和记者们，连方恭温陶铠也想听听
情况。
我是来向诸位老师求救的她说，眼睛里已满是泪水。
王超华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已不能确记。总的意思是同学们的情绪非常激动，
环境很艰苦，而政府方面毫无反应。她最担心如果这一局面持续下去，会有更激
烈的举动生出来。
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她说，我们只希望领导人能听听我们的意见为了
这一点，同学们除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呢?5
当她说到这里时，坐在我旁边的苏晓康哭了。
王超华没有危言耸听的意思，她甚至是个不大善于辞令的人； 但她估计得
不错，这局面不过持续到第二天晚上，就有 12 名学艺术的男学生，什么话都没
说，就那么并排往台阶上一躺，开始绝水。当他们绝到第四天(5 月 19 日)的时候，
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三年级的那个极具艺术气质的优秀生，心脏已经停跳(后经
抢救脱险)。
5 月 14 日那天，我们虽然预想不到这种种具体细节，但大致趋势，在座的
人都估计到了。这倒不仅仅因为王超华的叙述，而是目睹了肃反、镇反、三反、
反右、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磨难的人都知道那句话：中国人活着都
不怕，还怕死吗?
温元凯这时站了起来：我们应该到广场去劝同学们回校
这动议没人反对，问题是怎么才能说动他们。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温元凯恨不得立刻就出发； 苏炜认为可以劝，但
切不可责备学生，他坚持说他们的热诚与牺牲精神是中国今天最宝贵的东西，一
百个官员捆在一起也抵不上。
李陀说他这些天都在广场转，别说就只我们这么几个人，就是再多十倍也一
下子淹到人海里，什么事都不顶。广场文化!他说，你们根本不知道。
温元凯这时又站了起来，说那着名企业家有很好的意见要发表。学者们很客
气，就静下来听他说。那人虽然没有从盘古开天地说起，但他讲的在我听来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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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着边际。主持会的方恭温那么克制、那么耐心，真如他的名字般地温良而恭谦，
我忍不住站了起来——我也是座谈会的组织人之一：
今天是《光明日报》编辑部邀请诸位学者来谈对时局的见解的，时间很紧，
如果不是正式被邀对象，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 至于广场救急，等把主要日程进
行完了再议好不好?这意见大家也同意，那厮也就坐下了。学者们顺序发言。他
们谈得非常好，每个人都情恳词切，每个发言都有新意，擅长于浓醇抒情散文的
文学理论家刘再复甚至带来一篇十分感人的书面稿。
最后轮到李泽厚，他只说了一句：大家说的我都同意，我没什么要说的了。
我那天没和编辑部的人坐在一起，而坐在我的朋友苏晓康和麦天枢中间。我
刚刚还开玩笑地问他们：我算哪边的呢，报社一边，还是你们一边?他们说当
然算我们的。我那天也没有发言。我觉得他们讲得太好了，我不可能讲得更好。
这批发言后来《光明日报》没有用，我一直在追那几盘录音带，也未追到手，
否则，就可以郑重地附在本文之后了。我一直认为《光明日报》把这批发言用出
去没有问题，直到陶铠这当儿讲了一句话，使我隐隐悟到我策动的这件事有多么
艰难，也就是说，在学者们和编辑部的期望之间，存在着我不曾料到的差距。他
说的是：
没想到连一句批评学生的话都没有。
我记得当时微微一怔，我们怎么能批评他们?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又能批评
他们什么?当然，86 年学生一闹，我的已经付排的三本书立刻出不成了； 89 年
他们上街，我的书全部被禁，人也进了监狱。但如果你与那 12 名绝水的男孩谈
过，如果你看过那个电视镜头：布满了人的大街，中间走着虽然持枪、却用胳膊
护着头脸的士兵，外边是喊着叫着要用石块汽水瓶打他们的市民； 而插在他们
中间，拉成一条人线，单薄的身体穿着揉皱了的衬衣，声嘶力竭地喊着，以保护
前去围剿他们的士兵的学生们，我们还有什么可说? 世界上可曾出现过比这更感
人、比这更说明一切的场面? 谁能说得清今日的中国人呢——中国的学生、士兵
和百姓?6
顺序发言之后，编辑部召集的座谈会本可以结束，谁要去广场就可以去了，
不知谁提出，若想要劝说奏效，必须先说动绝食最坚决的那批领袖，再由他们去
劝说大家。而和他们谈，绝不是站在广场上、插进人群中能说得清楚的，必须首
先找一个能从容地说话、能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的地方。大家议来议去，认为在
人民大会堂开一间屋子比较合适，那里最具政府权威的背景，离绝食地点又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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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温元凯又提议，光凭嘴讲不行，我们必须带一个文字东西去，以此为
依据劝说。这意见大家也同意了。
看到在场的老师们主意已定，王超华哭了。这是一种宽慰的哭，她哭得很
酣畅，甚至哭出了声。出于她的家庭背景，和她本人对学问的挚爱，王超华太看
重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们了，她以为智慧无所不能。学者们在她心目中的位置超过
一切军人、政客、富贾，她的悲剧——同时也是我们的悲剧——正在这里。文人
们算什么呢? 在不知世界上还有看不见的手，还有文化伦理运动的强权的心
目中，学者们不就多识几个字么，他们写不写书和写了什么书，与自己屁股底下
的交椅有什么关系? 再大的学者，脑袋不一样生在细细的脖子上吗? 砍起来不
会比砍别人的更麻烦。这种早已在罗马教廷、在希特勒、在慈禧、在张作霖，包
括本人还算有学问的强权人物曹操、毛泽东身上表现过的特质，王超华与我们当
时都未估计足。
我想，如果需要写一份能打动学生的东西，苏晓康的文字最合适了。我于是
将一迭《光明日报》的便笺推给他，他什么也没说，凝神思索起来。
没过几分钟，温元凯就站了起来，拿起一张纸开始念。当时我们只觉得它干
干瘪瘪，既无感情，道理也讲不清。后来在狱中看报，才从那企业家的自白中
得知，这是他们早已起草好带到会上的一份东西。在这里，温元凯一下子暴露出
他性格上的两个弱点，一是不坦白：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在这些人面前都不肯
将自己的想法合盘托出，一门心思略施小计； 第二是不自量力。他也不看看
在座的都是些什么人，他那三句半也真敢拿出来念。
至于那个自称企业家的东西，则是从功利出发来对待一切事物的典型。这种
人可能在某个具体的历史时刻、在面对某个具体问题时，与理想主义者有着相同
的判断与见解； 但在骨子里，他们与为理想而非巴望现得的人实在判若云泥。
1929 年被害于龙华的富家子出身的着名烈士彭湃渴望的是平等和自由，他会同
意、甚至亲自领导打土豪分田地，但他不会怀着忌恨与涎水紧盯浮财不舍，也不
会跳到少奶奶的牙床上踩三踩。不幸的是，中共的革命，因为有着共同的反抗
对象，比方说，三座大山，从一开始，这二者就在教条式的主义的包容下搅
在一起，从来没有说清楚过。而到了最后，当功利主义者的目的达到以后，套句
他们常说的话：老子打下了江山，理想主义者如若还没有放聪明一点，或者
还没有被磨圆摩光滚到一旁，依旧书生气十足地循着他的信念与追求，一味地惹
人厌，妨碍人家舒舒坦坦地享用江山，结果只有一个：遭排斥、打击乃至灭顶。
革命功利主义者与经济人是不同的。后者在他的经济活动中可能会表现
得贪婪、残忍、唯利是图，但在以契约保障平等竞争从而推动全社会进步的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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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上，他属于活跃的积极因素。革命功利主义者的社会功能只是破坏，他们擎着
理想主义的旗帜，使用暴力推翻原有的社会财富占有者而自代之。他们不具经
济人种种创造与开创的特质，当他们占据社会生产关键位置——比如外贸局长
或者银行行长——时，对此甚至不甚了然，映在脑子里的第一个印象往往是能
套成哪级? 进贡的人不会少吧? 得好能配部皇冠车? 这批革命家，出于无能与
无知，再加上对集中调用资源的体制的无由的自豪，对社会生产力往往起到阻滞
乃至破坏作用，这已由中共 40 年的治国经历一次次证明了。
扯远了。再回过头来说座谈会。
温元凯念了几句，大家只觉得味如嚼蜡。又是我站起来：晓康也起草了一
份。 苏晓康开始念，只念了一句：同学们，几天来，为了我们的国家，你们
辛苦了"大家就说：这份好，这份好。
我知道下边该一句句切磋了，而在座的都是文章高手，有没有我在场根本无
所谓，于是起身到总编室找红机子，联系与绝食学生领袖交谈的地点。
我把电话直接打到统战部值班室。我那时并不知道，那天下午，示威学生的
压力既不在广场，也不在新华门，而是移到了统战部院内。提审时，专案人员对
此相当不解。他们认为，从逻辑上推断，学生运动嘛，首当其冲的总该是教委，
为什么那里平平静静，大批人倒往统战部拥? 这确实是个问题，是个按常规政坛
运作无法解释的问题。这回却是出于偶然，我相信将来历史会证明这是一个很悲
壮的偶然： 虽然统战部新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局，这个局在那一段也确实忙得
不可开交，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原因，起根本作用的是阎明复先生的个人素质。如
果他是一个冷漠无情、老谋深算、对权位的追求超过了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的人，
所有这些乱子他都推得掉； 但他揽下了，出于对他的党和国家的责任。当然这
里也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 何东昌的面孔学生们已经领教够了； 李铁映刚刚
接任，就差一点让北京大学的学生给嘘下讲台。我不认为走上街头的学生有意识
把自己放在被中共统战的地位，但他们觉得能够理解他们，并且能够如实向中央
转达他们的意见与愿望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也就是阎明复了。
值班室把电话转到陶斯亮手中，我向她讲了这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她
学者们打算出面对最激烈的学生代表作点工作试试，请她向上报告，并联系谈话
地点。放下电话我即回到会议室。
这时，那《紧急呼吁》基本上已经拟出来了，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严
家其等人正在你拿去改改，他拿去改改。我问王超华：你觉得有可能么? 绝食

—83—
同学会听我们的意见?她的回答非常肯定，并且说她立刻就去找他们。我于是请
那企业家帮忙，用他的车把王超华送到广场，他爽快地答应了。
正在这时，陶斯亮回电话了，她说人民大会堂有困难，谈话地点定在国务院
信访局。号称从不问政治的李陀立刻敏感到这一安排有名堂，他说这是一种降格，
表明政府根本不看重我们的这次效命。记得当时有谁劝了劝他，意思是不管政府
如何，我们已尽我们之所能，我们自己的良心就平安了。
李陀本来对劝说学生这事就很勉强，这时候根本不想去了。在场没有人附合
他，也没有人反对他。
应该说，在当时，除了温元凯，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曾对自己过高估计。我们
都知道，在中国，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才学和品德，而是政治身份。别说登堂入
室，就连乘车住店都要问你是什么级别。知识分子在中国，承蒙共产党关照，已
经降到有史以来最可怜的地步，连清末举子都不如。那时，秀才们乡试，还能大
大神气几天，吓得酒肆关门、妓女搬家。从五十年代至今，除了一批批只知道干
活的匠人，再挑几个好乖的装点门面，共产党什么时候容得下指点江山之士? 但
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很难折回了。
就在这时，《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赶来，对正在进行着的这件事，抱着
一种绝对中立的态度。我念念不忘这次聚首的原旨，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将他：老
姚，座谈纪要你可要发呀，这可是启立发了话不反对的。要是咱们这次失了信用，
以后可就再也要不到他们的稿子了。 老姚哈哈笑着，绝对不接我的话碴儿，只
一再问：用过饭没有? 让伙房安排一下!，车子问题解决了没有?
姚锡华是高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旗的琢县会议的发起人之一，表面上虽
然对我又热情又和气，实际上我最好的文章都是被他或枪毙、或砍得支离破碎。
我不能算作是他的干员，但只要有可能，他也尽量不压抑我的积极性。他只求我
不要惹祸。我是在狱中从报纸上得知《光明日报》总编辑易人的，冠冕终于落到
坚定的革命左派、已退休的前文艺部主任、每讲半个钟头话不出七、八个别字
就不够意思、也号称诗人但诗作绝大部分都要发在自己主管的版面上的张常海头
上。干得真彻底呀，连姚锡华都容不下了。我想那理由必定是堂皇的： 当报社
年轻的编辑记者们游行时，姚老总取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正在这时，陶斯亮又打电话来：阎部长要跟你们讲话。 接着，他的声音
传来。我捂着受话器喊了一声阎明复，屋子里安静了下来。我大致讲了一下经
过，并将学者的名子一一报出。由于我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以组织人的身份出现，
觉得此刻阎明复应与真正的学者代表亲自谈才对头。

—84—
我说了声请等一下，就将话筒我瞥了一眼学者们，我很想将话筒交给
李泽厚或刘再复，因为他俩在国内国外影响最大；我也想递给李洪林，因为他是
我们这批人中唯一一名老资格党内理论家。但他们都离电话机很远，唯有迟到的
严家其正站在电话近旁。我将话筒递给了他——这又是一个偶然。不知这个偶然
是否会给阎明复的错误再加上点份量。
当时会场气氛非常庄重。这批手无缚鸡之力者，居然怀了一种受命于危难
感，其实他们与广场黑压压的人群仅有的一点点的联系作者—读者，是最不牢
靠的； 而那命究竟来自何处，也十分朦胧。
我的印象，在电话上，严家其讲的比阎明复多。这位理工科出身的政治学学
者，历来就是一个长于阐发而不大会倾听的人，在这一时刻，这个特点依旧十分
突出。我后来回想，其实在那时，我们 12 人的意见已经很不相同，我们的联袂
出场，仅是在希望别闹大乱子，别死人这种共识下的有限协同。严家其、包遵
信、李陀、苏炜比较激进，认为这次民主运动太可贵了，对中国政局将发生不可
估量的影响； 我和李洪林、苏晓康要保守得多，我们希望维持 1989 年 4 月 27
日以前的改革局面，认为4.27带给社会的东西足够消化好几年，而按眼下这种
趋势闹下去，只会把改革成果葬送殆尽； 刘再复没怎么讲话，他是一个内在感
受很丰富却怯于当众滔滔表述的人； 李泽厚可能内心非常矛盾。他实在是聪明
过人，即使在那样乱纷纷的时刻，他都能悄然苦恼着，被后果、安全、前程等等
非常实在的问题。
出发了。报社给我们派了一部小巴士，学者们一一落坐后，我对一直送到车
门边的方恭温、陶铠说：不祝我们什么么? 连一句壮哉此行也不说? 老方温和
地笑着，说了一句：祝大家成功!
我们那天是平日最为繁忙的国务院信访局唯一的一批来访者，局里的值班人
员已得到通知，很郑重地接待，千方百计满足我们的要求，无论是打电话、复印、
还是派车。一开始，我们被安排在一间大约有 20 多个座位的中会议室，打算在
那里等候学生，茶水等等也已经送来了。学者们坐下后，忽然觉得很不安，因为
我们 12 人，加上随队的《光明日报》记者，已剩不下几张空椅，学生来了怎么
办，谁站着? 难道是绝食的同学们? 我于是又出面联系，信访局方立刻打开他
们那座建筑物端头一间权充库房的大屋子，学者记者一齐动手，摆桌子、铺台布，
布置起一处使谈话的双方都觉得平等亲切的环境。
陆续有人赶到这里，包括外国记者。我于是一趟趟被叫到门口，辨认他们，
决定谁可以放进来谁不可以。

—85—
在这当儿，那被多人改了一溜够的《紧急呼吁》终于完稿，因为没有打字机
——或者如李陀所估计，因它是宣传器材而无人敢出借——《光明日报》一名
编辑已将它工整誊抄了一遍。就在我跑进跑出地忙的时候，不知他们怎么商量的，
待我看到这张纸，11 个名字已经签好，最打头的那个位置正为我空着。
我平时最恨论资排辈，尤其在文化人、自由职业者中间。但一项严正声明
或呼吁的带头人非同小可。我不认为这样安排很合适。
是你把我们找来的，你应该签第一个。他们说。
我记得当时什么都没说，拿起笔就在那空位上签了。事后议论起这事，有人
说这是抢名誉，有人说是有担当，其实都不确。我当时想到的是，如果我不签，
或者推三阻四地往后边蹭，是会在猜忌本来就很重的中国文人中引起挺严重的误
会的——她为什么不签? 准是有了什么内部精神? 我这辈子被人误解的事多
了，再加上这条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在这种关头应尽量避免。
这份《呼吁》后来在信访局复印了 25 份。
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当晚霞已经布满天际的时候，统战部的面包车送来了十
几名头上扎着白带子的青年。他们不仅神情异常激动，还非常焦躁。我因为来来
去去地忙着处理杂事，没有听到学者们如何劝说，待我回到大会议室的时候，发
现这些青年其实一点都不固执，基本上已经完全同意老师们的见解。老师们说
得都对，我们都同意，请老师们直接和同学们谈好不好? 直接和大家见面。
在大会议室里，反反复复听他们说的，似乎就这么一句话。这已完全不同于我们
最初的设想。这些领袖是太年轻了，他们常委、总指挥的地位，可能就是在
几分钟的大喊大叫下形成的。要求他们具有组织及策略意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他
们既然这么容易地就放弃原主张，再一次放弃不也很容易么? 而他们的反复，不
就意味着我们的徒劳么? 但那时我们被这些同学的热诚和切望所打动，已不知什
么叫拒绝； 也已忘记，有人因为一辈子写不出象样文章，正等在暗处朝我们捅
刀子。
12 名作家学者，包括已年届花甲的李洪林、于浩成，全挤进原已被学生塞
得满满的小面包车，一路摇着白头带，举着象征胜利的两根手指(v)，开向统战
部。
在根本不能从容就座，换句话说，简直就是人叠人的小巴士内，那些正以自
己的青春、激情，将中国事态推上全世界报纸头条的学生们，竟没有一点历史沉
重感。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唱着一出重头大戏：一出在数十亿人口中重新估评社

—86—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庄严的正剧。他们孩子般地将一个个破旧的小本子，甚至一
张张揉皱的小纸片递来递去，请老师们签名留念。在狱中每忆及此，我总抑制
不住热泪盈眶，历史怎么能将这样的重负加在如此稚嫩的肩头?
统战部院内满是人，大部份是学生，也有记者和别的人。应该说，与我们同
车回来的学生领袖，还是有一定的张罗能力的，他们很快将散落在四周的人召集
在一起，然后把老师们一个个从车上叫下来，到圈内去讲话。今天想起这一幕，
真象做梦一样。我很希望有哪位清醒的旁观者能将当时的景况如实描绘出来。我
只记得，我被接下车，塞进圈内。我不知在我前边下车的学者们说了些什么，也
不知道我后边的人会说些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在信访局的大会议室里，双方是怎
么谈的。我只记得我站在圈中反复强调的是： 为结束今天的局面，双方都要让
步，政府先让，同学们也要让； 至于条件，如果同学们相信我们，我们愿向政
府方面作一试探。
可能李泽厚、李洪林等人的到场使学生们受到鼓舞，他们决定撤离统战部，
请老师们到广场去与广大绝食同学直接见面，我则被推举走进办公楼，将《紧集
呼吁》交给工作人员之后，作为学生方的代表与阎明复部长会面。
那是 5 月 14 日下午 7：00 的样子，他正坐在统战部大餐厅里一张杯盘狼籍
的餐桌旁。餐厅里四、五张餐桌都是这样，看来在这里用餐的人很多，服务人员
已经来不及收拾。席上没什么山珍海味，只是一份份快餐。
阎明复神情焦虑。他甚至来不及跟我寒喧几句，劈头便问：广场上的同学
撤出，起码暂时撤出，什么条件?
我将我们的《紧急呼吁》递给他。领导人亲自出面宣布，承认爱国民主运
动，学生组织合法等等。我说。
这是不可能的!阎明复说。
可他们总得露个面，这么僵着算什么?
如果不附加种种允诺，我尽力劝他们出来。
谁出来?
赵、李，还要谁?
出来以后呢?

—87—
不能再附加条件，这已经是今天能做到的极限了。
还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么?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谈判过。
我们去试试，我们愿意去试试。我说。
好。阎明复说，言语之间没有热情，也没有信心。
我走出餐厅，在走廊里遇见一名我大学时候的同学，他是会议室里正在谈判
着的双方政府方面的一员。
怎么样? 我问。
毫无结果。他说。
你们怎么就不能让让步? 我问他。
让是可以让，可是让起来，你说，有头吗?
我一时语塞。我不知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此时还有多大神力。
你不会退足? 不是一点一点退，一步退足。我强撑着说。他没和我争，只
苦笑了一下。 不错，谈判的一方一步退到底，与其说是一种方略，不如说是一
种气度。一般总能获得舆论同情，从而改变双方力量对比。比如那天，如果政府
退够了，街上的市民可能就会少一些。但这不过是一则原理，一种通例； 在那
时候的中国，在民众情绪如此高扬又有那么多居心叵测的人搅进来的情况下，似
乎很难以常理作判断。
也在这同一条走廊，我又遇见一名青年。想来是谈判双方学生方面的一员。
他的焦急已全部摆在脸上。
戴老师"他主动走上前。
绝食团代表? 我问。
要是就好了。他说，我们在这儿谈，刚有一点进展，就被他们推翻，以前
说的全都不算。我们是被正式推举出来的，可什么也代表不了。
我当时说出来的竟是这样一句话：你们努力争取。外面绝食的同学由我们
负责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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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太好了! "他说。
在牢里我一次次回想这一场面，羞愧得无以自容。我有什么把握、又有什么
资格作这种大言不惭的许诺呢?
记得到了 1989 年底，警察让我写一份对八九春夏之交的认识。
我无罪可认。我说。
不是让你认罪，是认识错误。谁没错? 我们都得写。
我写了，就认这个错，认得心悦诚服。我说我五月间最大的错误就是介入斡
旋。总的说来，斡旋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有没有人可以充当冲突双方的斡旋人。
这，从原理上讲也有，比方说有实力者——特别是军事和财经实力； 有背景者
——国际的或者家族的； 有声望者——德高望重的前政治家或者社会活动家、
科学家、文化名人等等。 中国有没有过这样的人呢? 也有过，不幸半个世纪来，
不是因学舌成了宠儿，就是被下了狱、杀了头。有幸居中活下来的，不是心灰意
冷，便已噤若寒蝉，只有我这种不知深浅、不谙内情、不知自个儿斤两的，才会
在这种时候自以为干得了这等事。改革开放不过十年，许你小声哼哼几句不过几
回，还不必说你尚不具哼哼的本事，哼得稍稍走点板还一巴掌打过来，不禁打的
已是败象毕露，政府凭什么信托你? 民众凭什么信托你? 无人信托，你斡旋什
么?
后来的事实证明就是这样，只可惜当时没这样想。
我身负重托，走出统战部办公楼。半个小时前还拥满学生的大院，已恢复
平静。在一名统战部干部的陪伴下，由统战部出车送我从正阳门来到广场。
天已完全黑了，广场上满是人，围成一个个秩序井然的圈子，有人在圈子中
心发表讲话。我们弄不清谁是谁，就朝最先遇到的一个圈子走进去。有谁问了一
句找谁? 我反问教授们在这里么? 这话被一波波往前传，不知怎么传成教授
来了，只听圈子中心的人大喊，教授来了太好了。教授，快请进来演讲! 不由
我们分辨，已被拥到圈子中心。这时我才看清，主持人非常年轻，但静静地坐在
四周的，有不少上了年岁的人。
你们不是学生么?我问。我那时以为，这种时候静候在广场的，只有学生。
不是，我们是工人。七、八人争着回答。我吓了一跳。工人和学生完全不
一样，他们走上街头，固然也有道义的推动，但主要是利益。而中国的工人，尤

—89—
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又眼见今天一套烂章程的工人，其实非常特别。那时，
他们被称作领导一切的阶级，也真的一批批被伟大领袖派出去管政府、管学校、
管研究机构； 而今，在他们看来，老实干活的人穷得丁当响，流氓痞子倒一个
个阔得流油。除了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什么、要什么和怎么得到之外，又心眼
儿实得让你一点脾气没有。就算我是个研究工人运动的专家，满肚子学问正没地
方倒，也不能在那个时刻、那种地方发表宏论。我们连声道着对不起，立刻撤了
出来。我要尽快找到他们 11 人，尽快劝学生撤出，工人们已经来到广场，情况
已经很危急了。
我们往南挤，很快就碰见了学生，很快就来了一名小头头，领着我们从很快
让出的一条通道往当时的指挥中心——广播站走去。
所谓广播站，不过几台便携式录音机，但从声音可以送出几十米远判断，或
许有台把扩大机和高音喇叭，我没有看到。学生们全部席地而坐，秩序可以说好
到不能再好。估计有不少电视摄影记者包括搜集情报的干员挤在当中，因为只要
有人讲话，不下 10 支聚光灯就会从各个方向打过来。
他们 11 人也已全部坐在广播站中心(也是席地)，我还没来得及把和严明复
见面的情形细细说明，并在 11 人(其实是 10 人，严家其此时已不知在何处)中充
分讨论，主持广播站的学生领袖们已急不可待：请老师们快点开始吧，大家等
得太久了。
于是开始第一项，由领袖们将我们一一介绍。每报出一个名子就是一片掌声，
包括大家肯定相当生疏苏炜、李陀，也许再加上我本人。赢得掌声一般总令人欣
慰，不幸我从小就读莎翁的《裘力斯.凯撒》，记得还挺熟； 又对革命是民众
的节日这句名言笃信不疑，所以那时只觉不安。
介绍完毕，读《紧急呼吁》。因为我是 12 人中唯一女声，于是由我读。读
毕，由我宣布撤出条件： 总理和总书记来看望大家，同学们从广场撤出，哪怕
暂时撤到中山公园，为明天的国事活动让出地方。
这回没有掌声了，但也没有嘘声。人群沉默着，象在等待什么。温元凯、苏
晓康、包遵信好象除了生病的李泽厚和嗓子哑了的李洪林，一个个起来发言，
苦口婆心地劝。人群渐渐有了反应，似乎是，光来看看不行，必须说点什么。
说什么呢，各种方案都有，都不现实。老师们于是又一个个站起来劝。其中以
苏晓康的临场演说最为精彩，有理有据，声情并茂，真不愧写电视剧的。

—90—
我也站起来两次。劝说本是我最不擅长的一种活儿，平日与人相处，三言
两语，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各自走路，从没尝过苦口婆心的甜头，无论对己还是
对人。这次非同小可啦，再不行也得上阵了。
当时说了些什么，已不能一一确记，唯一记得的，是对那些纯洁的年轻人说，
你们已经干得很棒，下面要由我们一点点来作了。你们这几天所开创的局面留
给我们的，几年也干不完。 现在回想，在这句话里，我既没说清什么是你们，
什么是我们，也没说清什么是棒，什么是一点点来作。于是，不如我想象的
那么纯洁与年轻的人的反应是： 啊，我们受苦受累，你们摘桃子(这是我接
到的一张条子)!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关于向政府所提条件。我建议如果学者们的发言能在《人
民日报》上转发，就同意撤。对这条的反映是： 我们费这么大劲造成压力，让
她发文章!(其实这一组发言中根本没有我)。
在这样的基础上还作什么斡旋?
果然，没过多久，一个瘦瘦的、戴副眼镜、学生模样的人从人丛中挤过来，
对谁都没有打招呼，直接从我手里一把夺过话筒，以无比的激情喊道：同学们，
同学们，现在，跟我念三遍绝食宣言!鲜血生命民主
下边齐声喊起来，声势起码比刚才大十倍。王超华呢? 一直没有见到她； 别
的将我们请来的领袖们此时也一言不发。面对这种场面，我们还能作什么呢?7
咱们撤吧。学者之中不知谁建议。没人再有别的意见，我们顺序从人群闪
开的一条通道中撤出。一路上，不少同学朝我喊，有的还激动地伸过手来揪住我
的衣领：戴老师，我们不能撤啊，我们豁出命跟他们拼了! 我任他们拉来拽去，
不做任何反映。我不认为有如中华民族遥远回声般的理性能敌得住毛泽东几十年
培植起的以愚昧无知为基础的革命激情； 我也不认为，在这种局面下，散荡
如我者，还足够坚强到堪与营谋有日的潜在政客对峙。
回到统战部，神形俱疲的文人们被让到一间小会议室。阎明复部长很快就来
了。没等我们细述经过，他先开口，眼睛谁也不看，声音是从未有过的沉重。直
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那缓重低沉的语调： 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谢谢大家。
大家辛苦了。时候不早了，请回去休息吧。
这时已是 15 日凌晨。

—91—
(七) 五月十九日 再度斡旋
5 月 14 日的斡旋失败之后，从理性方面分析，我本已心灰意冷； 可那时候
广场还那么僵着，可以说，是个正常人就做不到了不相涉。不少人踌躇满志，以
为改变中国历史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我没那么大的气魄。我不认为看起来绝对正
面的骤然的变化就一定会导出损失最小的正面结局。辛亥革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
证。
我那阵子一门心思想的只有一个： 给学生找台阶。我担心这没人肯负责的
局面将酿成大祸，更不愿中国青年一腔报国之忱受到伤害。
因为住得离市中心远，5 月 15 日—5 月 19 日的这段日子，天天就是接电话、
打电话。记得在 15 日晚，曾将北京大学冯友兰、季羡林等 10 位教授的呼吁书
转告统战部办公室； 还曾在一天晚上给胡启立办公室打过一个电话，忘记出了
个什么主意，总之如果政府答应这个条件，学生就撤云云。对方答应转达，还甩
出了这么一句：他们会遵守诺言么? 答应了这个又得寸进尺。我语塞。
大约在 5 月 17 日或 18 日清晨，我的芙蓉里的邻居楚庄——他那时是民进
中央副主席，还是人大常委——突然来到我家。进得门来，话还没有说，已是泪
流满面。我请他坐，他说已经绝食绝水这么多天，要出事情了，怎么办? 我也哭
了。他问我知识界能不能作点什么，我说我问问看。他说他在人大和党派想点办
法，请我与知识界的人商量商量，说毕就走了。
紧接着，我又接到我的朋友沈及明的电话，她是文化部电影资料馆编辑，一
向怡怡然乐天知命。这回，她非常着急，因为她的 20 岁刚出头的儿子是 12 名
绝水中的一个，正和他的伙伴们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静静地躺在人大会堂东面
的台阶上。沈及明在话筒那边已泣不成声。如果说刚才和楚庄议论的时候感觉还
比较抽象，这时候的焦虑已经很具体： 想办法救孩子，好朋友的儿子不能死。
为理想壮烈献身一直是共产党反复宣扬的主题，直到今天我在原理上也是同意
的。但这里有一个严格的限定条件，那就是，对这一精神的尊奉只能是行为个体
绝对清醒的自主选择，不应由主事者或者看客哄起来。到今天我也不怕被指责
为不愿为革命作出贡献。我倒觉得，直到六.四已经过去三年之后，相当多好
心的人还看不到，或者说不愿承认，做为可能会在瞬间失去儿子的母亲，沈及明
在那时就已经了然了的事实： 阴险的见习政客们正用牺牲别人的生命来为自己
钻谋。

—92—
那时，我与今天玩儿民一运的文人还算得上是朋友，虽然意见不同，尚未到
交恶的程度。也就是说，有时还有个商量。我那时虽然不象今天这样确切明了一
些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家们那时候曾起到过那么大的作用，但知道苏炜、郑义一拨
子人常在一起商量事，就打电话找他们，哪怕找着相关的人也行。找来找去都找
不到，只好打给家住东城的人民文学编辑朱伟，请他在见到他们时转达我的今天
看起来不啻痴人说梦的意见： 如果各种劝说都失败，能不能我们成年人绝食，
年轻的孩子们进水进食。朱伟说他知道他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个联络点，他去
看看。我说你把我的意见传过去，我等你的电话，有什么进展或决定就通知我。
后来朱伟没有给我回电话，只听说文化宫的好汉对我的意见颇不以为然，郑义说，
我和戴一晴在电话里吵了一架，苏炜说，我也同她吵了。估计那时在他们心目
中我还没够上政府特务的份儿，薄识浅见而已。
郑义说的那次吵架可能是在 5 月 15 日或 16 日左右，也是在电话上，他通
知我游行。我问他目的是什么? 要是游行之后能把学生带回来就参加，否则不
参加。话虽这么说，游行这种事，经不住朋友一动员，还是去了。不但去，还
在头箍上亮出两家报社的大名——《光明日报》和《世界经济导报》(我是已经
故去的钦老总的特约记者)，真够傻的。还好我从来未如亚姐、港姐般胸前斜个
彩带，书上自己的名字和作品。当然我也没有那么着名。真不知这种主意怎么想
得出来。
再回来说 17 号或 18 号。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想起了一个老朋友，住在南
池子南端，也就是紧靠天安门广场的大苏州胡同的张朗朗。我让他将我的这个意
见带给学生核心。后来张回电话说同学们拒绝了。可过了一夜，张又电话告我，
说学生提出了一个八人名单，即领袖们还愿意听听他们的意见的八个成年人。
这其中大多是比较活跃，经常出面的学者。确切记得的，除我之外，还有一个
89 年 5 月以来才常常被提起的《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我立刻表态，说愿意
向同学们贡献意见。 不久，张又回电话来说，另外 7 人不愿与我一起与学生谈。
现在回想，这打击其实够大的。可那时顾不上这些了，我说那我就单独谈。于是
定在第二天在张家中与他们见面。
放下电话后我感到，要想说服学生停止绝食，返回学校，壮着胆子去谈倒没
什么难； 可是要谈成，靠我一人，影响力说服力怕都不够。我决定借助老革命
的威望，一同作工作。那么这老革命之中，哪位是有见解、肯担当的呢?
19 日下午，我给原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老打电话，请他约原中组部
副部长，现中顾委委员李锐老。刚放下电话，震铃又响，社科院文学所何新打电
话来，谈对局势的看法。那些日子，何新经常和我通电话，一说就是一个钟头。

—93—
19 日那天，我与他的意见大体相同。我想，他一直是青年学生们喜爱和熟悉的
学者，颇有一时之俊杰之名声，就也约他同去。他没有犹豫就同意了。
19 日下午 2:30 左右，我与何新，还有一名他的新华社记者朋友，在温老家
约齐后，一同到李锐家。李锐让谈谈情况。正谈着，原人民日报社长，那时是人
大常委委员的秦川推门进来，一迭声说：好了，好了，绝食停止了。 还说，消
息绝对准确。于是我决定我与何新先去看看，有什么情况随时向老革命通报。
我们到大苏州胡同时大约下午 3:30，张朗朗不在，但不久就回来了，同来
的还有熊焱和另一名女青年。熊自我介绍说是学生核心组织负责外联的，愿听听
知识分子的意见，有什么办法就提出来吧。我们忙问绝食是不是停止了? 他颇为
不解地看了我们一眼，说没有。于是何新开谈，大意是这样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熊焱有点不耐烦，说，谈具体办法吧。我当时提了几条，如： 是否可能再组织
一次大游行，然后把同学们带回学校； 或者我们成年人绝食，同学们进水进食，
等等。熊焱都简单记下来了，但边记边说：不可能、没用。最后，我提到红
十字会一再发出的瘟疫漫延的警告，能否考虑同学们不是向政府让步，而是向大
自然让步，因为至今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同学们能否从爱护支援大
家的北京市民出发，先撤出广场回学校，请环卫工人清扫消毒，需要的时候再来。
熊焱也说没有可能。何新接着又说，新华社记者也插话问： 那你们说怎么办?
谈话的当儿，我不断给温老李老拨电话，想告诉他们这边的情况，希望他们
通过电话劝劝熊焱。但对方一直占线，没有拨通。
谈话过程中，熊焱似乎不十分专心，有点敷衍的味道。我当时想，他听这类
意见可能听得太多了，烦得慌。 在 4:00 到 5:00 这一个小时里，不断有人来找
他批条子，他也就一边与我们谈，一边就手批了两张。我的印象，都是好几千元
的，象是买对讲机。这年轻的领导人批得很随意。我记得当时心里很难过。可能
是与生俱来的小家子气，花人家捐的钱，我可不敢这么潇洒。
我因为还要到机场接人，就在 6:00 左右走了，何新继续留下谈。张朗朗送
我出门时笑着告诉我，刚才陪熊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那几位见面，拐来拐去，
跳了一回沟，又翻了一道栏栅，很象电影里的秘密工作者。穿过他家的小院出门，
我看见西屋不少人正围着一张桌子在吃饭。我惊问怎么那么多人? 张朗朗笑了，
他说：你放心，到这儿来的全是撤火的。


—94—
(八) 五月二十日 戒严
5 月 19 日傍晚，我到飞机场去接人。这是一个台湾记者团。大约半年前，
北京几名艺术家把内蒙古哲里木盟一批健康和残障的孩子的版画介绍到台湾去
义卖，这个记者团这次就是将这笔义卖款送到内蒙，亲手交给孩子们的。我们在
两个月前已经安排好，在他们路过北京的时候，开一个首都文化界招待会，播扬
这一对幼弱的关爱。地点、时间都定下了，就在人民大会堂，就在 5 月 20 日。
这回全都不行了。
航班又出故障。当我们驱车经过天一安门广场的时候，天完全黑了。华灯依旧，
人潮依旧。然而，站在路边维持交通秩序的，已是头系沾满了灰尘与汗渍的白带
子的学生——不过三、四天前还是警察。
把台湾人送到他们下榻的旅舍，安排好种种杂事，已近深夜。回到家，气喘
甫定，共和国总理那张昂藏之中搀和着悻悻面孔，已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戒
严了。
这对学生们说来当然不是一个光荣的结局，但也不失为一个尚未演成最不可
收拾的惨状的结局。一个政权行使他的行政权力维持秩序天经地义，用不着为这
受刺激。学生领袖们若真是好样的快快放出个漂亮的应对，也还来得及。不料他
们气冲牛斗地宣布的，竟是绝食改静坐。这真是太像水浒里边泼皮的手段。
这一夜，恐怕是那阵子最不平静的、最为思绪分呈一夜了。年轻年迈台上台
下主着中国大事的方趾圆颅辈，怕是一夜没工夫合眼。我那天是怀着替总理遗憾
的心情入睡的：他刚才的那番演说如果不是恶狠狠加暗暗得意，而是沉重、惋惜，
哪怕只显得沉重惋惜一点，让百姓觉得政府出此计真是万不得已，效果要好多了。
第二天清晨，我被窗外楼下的喊声惊醒。望望钟，还不到 6:00； 跑上阳台，
只见二、三个学生模样的人，正站在楼前，反复念一份传单样的东西，只听得：
北京的市民们，芙蓉里的居民们，起来吧，赵紫阳同志已经被他们剥夺了
工作的权利，局势还在恶化，居民们，起来吧
我忙打开录音机，伸向窗外。终于听清了，原来是前一段炙手可热的三所
一会的《六点声明》。时间太早，芙蓉里的居民们起来的不多，那年轻人已经
有点喑哑的喊声，在岑寂的楼群间，显得孤单无助。

—95—
我记得当时非常生气，一个人干生气。三所一会那时节在中国政治生活中
所担当的角色尽人皆知，他们跑出来声明，一下子把暮春以来政府对民众这一
格局变成了共产党中的这一派对共产党中的另一派这种局面。也就是说，按照
严格的定义，如果我们把4.27大游行称做是学生运动的话，5 月 13 日至 5 月
19 日绝食与进占广场已是由激进份子领导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三所一会《声
明》的出笼加上它的社会动员，已变为党内派系斗争的社会浮现。如果说民众对
政府的抗议还有它道义上的正义可言，党争这种事，任何懵懂懂介入的外人，笃
定最后都是无谓的牺牲品，除非你铁了心入夥，盼着最后分一杯羹。
我明白，就算我爱国热情高万丈，就算我一心为公毫不他顾，就算我手里正
攥着一百条妙计，我也没什么可做的了。我的正在念大学三年级的女儿那一夜没
有回家，可能正作为纠察队员在广场上拉圈。我毕竟道行不逮，连定下神来在家
中看书都做不到，只好干我历来认为最没劲的事——陪客人游览。出门之前，我
给王小嘉在门上留了一个条子，命它回家后就再也不许出去，用不着去当党争的
牺牲品。
当然我后来还是被送进监狱了。但谁都知道，我入狱的真正原因是我的作品，
外加在中国大陆被认为有点不合时宜的正常活动。为此而被关押，是可以套用一
句共产党常用的豪言壮语的：入而无悔。
(九) 五月二十七日 知识界大游行
道行不高的另一个明证是，我虽然自以为从道理上把事情看得很清楚，真正
事到临头，情绪有时候还占上风。这就是说，五月下旬，我还是经不住朋友连劝
带损，参加了两次游行。我按他说的到了指定地点，一个熟人都不见，但已有记
者从人群中把我认出，并且把麦克风递过来。即使在那时，我还是说了不同意
这次游行。但怎么解释不同意还风风火火地来，来了还跑前跑后为《科技日报》
张罗横幅，还给喊了两声戴老师同学签名，就签在他正穿着的背心上? 这是我
性格上的弱点，我也逃不脱革命是民众的节日这一箴言。有趣的是，警察对这
一点似乎也很明了。放我回家那天，为我正式列出经过半年调查的我的错误中，
连给钦本立钦老板发的私人电报都拉扯进去了，居然没有游行这条，虽然他们提
审的时候最心爱的问题之一是： 说，天安门广场去过几次?


—96—
(十) 六月四日 退一党
我是 6 月 4 日那天上午，在接受日本和香港两家长途电话采访时，宣布退
党的。
那天早晨，撤出的学生西行经过六部口，坦克从后面追来，朝人群碾过
去。共产党立党立国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党指挥枪。枪有了如此之作为，
党何以为党? 党员何以为党员?
我的这一决定虽然是在情绪十分激动的情况下作出的，心怀此意实在由来以
久。这久当然久不到七十年代。1975 年我以一名技术员的身分给邓小平写信，
站在普通党员立场给他提建议时，党性和党员意识还滚烫滚烫的。在那个建议里，
第一希望党政机关让出北海中南海，把有水域的公园还给民众； 第二提议每名
党员干部自行行政降一至三级。我当时没用罪己诏之类的字眼儿，我只想到，
党这么干，多么得民心! 多么符合它创建的初衷!
不想当党员的意念是随着大陆一点一点的思想解禁，独立人的意识一点一点
的建立而萌生的。这时的不想当党员其实已属君子不党的范畴。那时共产党的
脸色不过刚刚柔和了点儿，各界即门派林立，你噬我咬，好个没劲。但退一党这事
一直未付诸实施，主要因为没功夫罗唆——平白无故退一党也是很麻烦的——一直
拖着。六.四这回真是撞上了，退得干脆利落，无一丝沾沾粘粘。
有人问，不怕么? 好象不该怕吧。这本是一名正式党员的权利，白纸黑字
写在党章上的。但所有在大陆上活过的，似乎没人不知： 白纸黑字一回事，真
正动手又是一回事。
那么，不后悔么，心里一点牵挂、一点留恋都没有?  人非草木。正因为人
非草木，才不能忘记整风、清查、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反资产阶级自由
化，不能忘记大兴水利、大炼钢铁、大办公社、大毁森林、大上错误项目，不能
忘记几代中国人怎么失了灵性、失了尊严、失了创造力思索力、失了最基本的为
人的权利。
家里边，怕是说不过去吧?
如果说，我的某些尚在人世，且依然愿意与我的母亲往来的父执辈，对于我
其他不安份的事，在替我悬心之余还能有一定谅解的话，退一党已经超过了他们
能容忍的极限。我郑重其事地奉还的，不仅一个可能受到信任、可能受到重用、
可能知道普通百姓不知道的事、可能看普通作者不许看的材料的中共党员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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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还掉了党的孩子有形无形所能享受到的一切。对此，在以后的几年中，
特别在按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把我们这批六.四期间主动退一党的人，又周到
地再开除一次之后，感受就更真切了。算损失么? 也许表面上看算是，特别我是
铁心打算在大陆定居写作并度过余生。但在内心深处，除了觉得难于向我的在他
的盛年就已为党捐躯的父亲作出解释之外——他死得太早，将他的党在后来的日
子里的所作所为一一历数，工作量未免有点大——没什么不平衡。用北京话说，
叫做这回心里踏实了。
唯一不大习惯的是，头两年，提到老一共，脱口而出的还是本党本党的，
现在不得不马上道歉： 哦，错了，错了。贵——党!
初稿于 1990 年 3 月 秦一城监狱
定稿于 1992 年 5 月 哈佛大学
戴一晴《也谈春一夏一之一交》，《华夏文摘增刊·人物与回一忆特辑》第 12 期 1993 年 1
月 10 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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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载 2013-08-20 11: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