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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的一入一狱

戴一晴
大约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左右，也许还要晚一点，十一、十二号的样子，
香港的凌锋，也就是那位很能甩出一串犀利的俏皮话的专栏撰稿人，从他家里给
我挂来了一个长途。和他的短文相反，凌锋其人其实是很厚道的。在我们刚认识
不久的时候，他曾表示想与我通信。我说我这人可是不爱回信的，你高兴写只管
写来好了。接着我问他何不打长途电话呢，这要便捷多了。凌锋笑了，打不起。
他说。
可是自春一夏一之交以来，他给我打了已不知第几个电话了。可见他的打不
起，其实是还没有阔到花钱讲废话的意思。
我是凌锋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嗯? 我问。大约过了几秒，真是足够长的几秒，他迸出了一串怎么办呢? 怎
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他的声音已远非那好玩的、有点怪腔的普通话(他是印尼
华侨)，他哭了，这么一个大汉子。
我本是一个顶爱哭的人，那时不知怎么的反倒没有哭，当然也没有潇洒到讲
几句玩笑的地步。在他一个劲儿地问怎么办的时候，我也只有一句话反覆朝着
话筒嚷：放心，放心，我没有作一件违法的事，但我一定坚持我的信念。
就在这次通话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被捕了。当我一个人在那寂静的、
几乎没有一丝声息的牢房里走来走出，顺时针转几圈，逆时针转几圈，再顺时针
转，再逆时针转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坚持信念——当时凌锋没有问，要是他
问：你坚持什么信念呀? 我说什么呢?
当然，信念这东西，如果让我放开说，漫无边际地说，几千几万字是打不住
的。但当时虽然没有变成语言，却实实在在地盘踞在我的灵魂里的，不过是这么
简单的一句，我的信念么，那就是作一个诚实的人。
(一)
从那年的六月上旬，中旬，直到对二十一名学生领袖发布通一缉令前后的日
子里，类似凌一锋这样的问题，已不知多少人问过我多少次。就算他们不问，我自
己也还没有修养到能把它们完全驱出脑海的地步。老实说，当时虽然没有国外
反一动势力来与我联络，但想要离开这个国家，也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我境外文
化界的朋友很多； 我手头还有几个钱，足够买张机票； 更凑巧的是，因出访归
来不久，我的公务护照还没有上交，而西德的电视二台(ZDF)正邀我去给他们写
一个节目。
但我没有怎么办，我那时唯一能干的是我的本行——写作。当然，类似三
峡工程那样的题目是写不成了，我正静坐家中揣摩苏曼殊，苦苦思索究竟用传记
的方式还是用像这位一点也不清静无为的和尚那样剧烈冲突着的内心斗争方式
向读者(或观众——因为我写的是电影本)展现他。但老实说，我与这位大师再共
鸣，再能理解他如何热切地追随刘师培、章太炎、陈独秀而后又一个个把他
们抛弃，也回答不了当时那最急迫的问题——怎么办。
各种风声不断传来：某某已数日不见踪影； 某某已跑到外省； 某某已走脱；
而到后来——某某已在什么地方被抓获归案。当时有一位并不太熟识的朋友打
国内长途来，和凌锋一样焦急。他通过不知拐了多少弯的关系，确实看到了公安
部门第三批逮捕名单中的我的名字。那时北京上空正飘着种种谣传，包括十分离
谱和相当吓人的。不过我对他的这番话还是相信的，所持的依据只有一个，那就
是国务委员兼北京市长陈希同先生向人大常委的报告中点了我的名。
在中国，如果你的名字在某个非常时刻出现在党一报上，那是极有讲究的：
前边加什么头衔，后边用不用同志； 文章在报上的位置，你的名字文章中的
位置，所用的字号，以及把你的名字放在以及二字的前边还是后边，等等等等。
当时，陈先生从我们十二名作家学者中挑出了九个，并把我签字时的排名第一
移到第五、六名，当然不会是随意为之的。对此，只能有一种理解——已经有人
精确地为我们排了队，安排了命运。
记得当时读这篇报告时，跃入脑海的第一个字就是未一审先判，但未审先一判
之于中国文人，不必说数十年，就是数百年数千年来，早已是家常便饭，倒也没
怎么觉得太突然。
这么说，要坐牢了?

监狱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个遥远而陌生且颇有几分神秘的概念。我虽然曾
数次对朋友称，哪天非到百货公司偷个钱包不可，也好尝尝坐牢的滋味，但都是
说说而已。我的一个坐过牢的朋友曾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和共一产一党的监一狱比，
白一公一馆、渣一滓一洞简直就是天堂!中一共的监一狱，只有奥一斯一威一辛集一中一营可望其项背。
对他的话，我不能尽信，因为这人是一名艺术家，世界在艺术家眼里，是随时可
以构想成任何东西的。但也不能完全不信，因为我本人确曾在几年间，不断看到
中一共自己很认真地下发的严一禁一逼一供、废一止一肉一刑的文件指示。
我是为王一实一味、储一安一平写过传的人，对被称作AB 团的青年们，对于中一共
内部的左派反对派——真正的托一派和被说成是托一派的人们，对于胡一风分子
们、右一派分子们和右一倾机会主义者们的冤情，当然不是一无所知。在中一共半
个世纪的历史中，手刃自己队伍里那些比较有才华，比较锋芒毕露，比较直率却
较少那种有人认为可憎、有人认为无比珍贵的政治经验的青年和壮年，并不是
什么新鲜事。在今天，将这手段换个名头稍稍重复一下，也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
事。而这类事，从正义与人道的立场看，固然是很丑恶的，但若就党派政治行为
的特定含义而言，不但极为平常，甚至连正当不正当都谈不上了。
但我又觉得，它不会是简单地、毫无新意地重复。因为世界毕竟已进入二十
世纪末，中一共本身，虽然不能说已经经过了类似脱胎换骨的改变，但无论就党内
所吸取的教训，积累的经验，还是就领袖个人禀赋而言，都与二十年代、四十年
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不同了； 而近十年，包括最近的这次换届，中一共领导
确实在很诚恳、认真、还相当坚定地坚持改革开放——虽然大家对改革的理
解是千差万别的，但这种差别的存在又是极自然的事。我们只要想一想，连一对
情人互道我爱你的时候其内涵可能都满不是一回事，对于政治家们完全可能讲
着相同的话却做着不同的事，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我本人在这一大格局中是一粒太小的砂子。我可能被铲到这里，铲到那里，
作地基，作台阶或者作梳妆台。我的命运，决不是我自己所能定得了的。我能依
旧作一颗小砂粒，不被碾碎、溶解，失了本性，就很好了。
但这种对几乎是既定的黯淡前景的思虑，毕竟是灼人的。我记得那时脾气变
得很坏，一语不合，就爆发一场有限战争——当然只是对自己的亲人。在他们面
前，我不掩饰我的焦躁与软弱。但那问题仍然无法拂去——怎么办?
就这么煎熬着，大概到了七月上旬，一天，我的一个随便来谈谈天的朋友说
了一句玩话，竟使我突然有所悟，心情也随之开朗起来。他说的是：连警察都
摸着石头过河。你算算，跑了多少人了?

在场的人都笑起来，我也跟着笑。突然，我止住了，不，警察是不会摸着石
头过河的。中国的警一察，虽然因为人力不足(与庞大的国民人口相比)，装备比较
落伍，训练方法也因案犯的作案手段太原始而显得简单了一些，但如果他们想要
将手无缚鸡之力者如我辈学子擒拿归案，应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更何况还
有号称小脚一侦缉一队的遍布村镇各个角落且忠心一耿耿的居民家属一委一员会的配合。
我以为，之所以有一批人一个个的跑掉，恐怕不是警一察们没本事捉，而是他们还
没有得到捉拿的命令。至于这命令为什么没有发出，那就大有讲究了。以我的理
解，正如五月二十日戒严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却迟至半个月后才开进城一样。
这不禁使我将严一家其辈的作法细细想了一遍——真是一批不知就里、没有分
寸感、又胡涂又急躁的书生呀! 从四月底以来，可以说，凡是不喜欢他的人希望
他干什他就干什么。他们觉得他的言论还不够激烈，他就发表一篇激烈言词； 他
们觉得虽然言论够激烈了，还没有犯那令人不容的大忌，比方说，呼出打倒邓
小平，他就犯犯忌； 他们觉得他虽然有了言论还没有行动，他就去和学生们联
络； 他们觉得光联络还不够分量，顶好再成立个组织，他就成立一个； 他们嫌
他和戒一严一部一队还没有冲突起来，他就去拦一军一车； 他们想这一切加起来虽然足够
了，还嫌太软了点，顶好犯个硬碰硬的罪，他就违一反《刑一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甚
至九十六条——出逃了。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一名人一权、民一主一斗一士，这些都是家常便饭(1)； 但
我的观点，你如果选择不当中国公民则罢，如果你要当，并且是当这个处于党
的绝一对领一导下的国家的公民，你就得认可那部已经经合法机构通过了的《宪一法》
——它的总则里规定了四个坚持——以它来规矩你的言行，并且还要充分注意
谁也说不确切但用在哪里都可以的中国特色。在这个大原则之下，你应当比较
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即使那些不喜欢你的人，也得认可《宪一法》；
在运用中国特色的时候，也不好太离谱。所以，你切不能让他们把你激到犯了
罪的地步。
想到这里，那怎么办呢对我来说来已不成问题。我绝不能如严一家其他们那
样。中国是我的祖国，我写作的对象和读者都在这里，我不能离开她。作为一名
公民，我可能会批评政府。我批评它，是希望它更健全，更体现民意。如果这种
批评被误解乃至被曲解，最终不由分辨竟而成了自己国家的囚徒，那也只能认栽。
而且即使这样，我也不愿流一亡一国一外——那可能意味着一辈子回不来了，那我为谁
而写呢? 所以，我不但不发表过激的言辞、不犯忌、不私下接触学生、不成立也
不参加组一织、不与部一队冲突——我更不能跑。我就在家中研究苏曼殊，向领导报
告我的行止(2)。如果没有人来捉，谢天谢地； 真要捉，也只好让它捉了。

我是七月十四日被一捉的。十三日，联邦一德国一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到我家，与
我商讨赴德写作细节。她们刚刚离开，北京市公一安一局的——也许是安一全一局，因为
他在自我介绍时只说了一句市局的——警一察就到了。这是一个长得很强壮，态
度却还和蔼的人。他先是一个劲儿跟我讨论我的起一坐一间布置及柜橱的价钱质量等
等，这占去了谈话时间的大约四分之三，那柜橱价钱他问了还不止两次，可见他
对这件家俱没有任何兴趣。然后，看来象是漫不经心地，他问：最近有人来过
么?
我当然可以装傻，问他这人的确指。但我那时也挺紧张，没心思逗着玩了。
西德使馆的文化参赞刚走。我答道。
明天在家么? 他又问。恐怕没有人会误解这句话后面的意思，即: 明天我
们动手，在哪儿能找到你。我决定不点破，给自己留点余地，哪怕微乎其微。
我说原则上在，但也可能进城向一位研究晚一清及民一国一史的学长请教几个问
题。他没有用纸笔，仅凭记忆记下了这位学者的单位和姓名，这很使我钦佩。大
约一小时后，他客客气气地走了。
可能就在这天晚上凌一锋打来了电话。
第二天，我打消了进城的念头。我想，如果闪着红灯、呜呜叫着的警上车开进
近代史所那局促的小院，当着那么多文人咔地一声把我铐走，未免太戏剧化了一
点。而我这人之不喜欢生活戏剧化，恰如不喜欢巴罗克风格绘画，不喜欢浪漫派
小说。于是我决定哪里也不去。
上午过去了。下午，一名居委会老太太敲门，让我填写一张计划生育的表。
她面颊通红，额头上满是汗珠，我想这肯定不仅仅是爬楼的结果。十八年前，当
时的军一管一会拟以现行反一革一命捉我时，派来打前哨探虚实的，也是小脚侦一缉一队的
骁勇，不过那次的名义的查卫生。
我笑了，对她说有什么了不得的事，何必亲自跑，打个电话让我去趟居委会
不就行了? 她红着脸不答。虽然在机会合适的时候我常喜欢刻薄刻薄官员，打趣
老人却从来不是我的习惯。但那次还是忍不住加了一句：您忘了我已经过了生
育年龄了吧?
太阳渐渐西沉，我等得有点枯燥，曼殊的踏过樱花第几桥也读不下去了，
于是跑到附近鱼塘，和我的一个朋友养的一群高大的良种狗玩了一个钟头——不
知此刻警察朋友有没有尾随而至。我当时确实很注意地看了看前后四周，结果什

么也没发现。这里边有两种可能，一是昨天那位民警对我的话还是相信的，当时
我为了免去他拐弯抹角提问题的困难，没等他问就直述我对文化工作者流一亡一国一外
的看法。我认为那样在精神上是苦不堪言的。再一个可能就是我的自身素质问题
了：我除了近视以外还笨得可以，熟读柯南道尔和易加莎·克里司蒂也帮不上忙。
天完全黑了，那晚上我们这一片住宅区拉匣断电。我和我的丈夫、还有女儿，
坐在桌边闲扯，又有人敲门。王一德一嘉去开门，进来一名警一察。我那时穿着的是一
条睡裙，我见进来生人，就踅进卧室去换衣服。就在我正在系我那条见客穿的绸
长裙的腰带时，王一德一嘉走了进来：要带你到分局去，穿上长裤吧!黑暗中，我从
衣柜里抓出一件又一件衣服，不知穿哪件好。丈夫又走进来：他让快一点!
我走出卧室。要带牙具么? 我问，很希望他说：不必，谈谈话就回来。
但是他说的是快点走，再说吧!
我走下楼梯，朝我家那贴着一只可爱的剪纸小虎的浅绿色的门最后望了一
眼。王一德一嘉带着女儿跟了出来，他们父女两人站在那里，显得那么孤单无助。我
想过去拍拍女儿的脸，像她小时候那样说一句胡撸胡撸毛，吓不着，但我已身
不由主。王一德一嘉朝我点了点头，好像还想笑笑，但是没有成功。这是一幅永远永
远刻在我心头上的图景，在牢一房里每忆及此，泪水便顺腮边滚下。我希望全世界
的家庭都不要再遇到这种场面。
一部黑色的皇冠轿车准确地停在我家楼口，我只跨出楼门一步就钻进了车
里。当车驶过我们那片青草与树木覆盖的楼间空地时，我朝外望了一眼，几位熟
悉的邻居正在纳凉。他们说笑着、活动着腰肢。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悄无声息
地驶过的，是一部载着要一犯的囚一车。
(二)
我被带进北京市公一安一局海一淀公一安一分一局老一虎一洞派一出一所的值班室——把它称作
值班室，是我的判断。房内有两张挂着蚊帐的床，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部
电话。门口与院子里人来人往。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是，警一察们总这么忙么?
把我从家中带来的那名警一察让我坐一张方凳上，然后与一名面容庄重安祥、
年纪也大一些的便一装一干部(3)交接。那人走过来，声音很轻地对我说：这个你看
一看。说着递过来一张纸。当时值班室里并没有其他活动，他的轻声说话，显
然不是怕打扰别人。我接过那张大约 10×12 厘米，工整地印有铅字的道林纸，
只见上面写着：

因涉一嫌一动一乱，将我收一容一审一查。
这时，我一下子安心了。如果逮捕原因写着书写反一动一文章，或者诬一蔑一党的
领一袖，进行反一动一宣一传之类，因为缺乏共同认可的标准，想要把道理说清，恐怕
是得费一番口舌的。但动一乱之与我无涉，这我太有把握了。
五月二十日凌晨，我在睡梦中被楼下的人声惊醒，听到了北京大学学生到我
们居民区楼下宣读四家着名的研究所发布的紧一急一声一明。这无疑是一份非同小可
的宣言。我知道，自此之后，天一安一门一广一场若还有什么活动继续下去的话，已将不
再是单纯的学一生一运一动，也不再是一般的民一众一请一愿，它将无可避免地打上党一派斗一争
的种种烙印，如残一忍及根本无是非可言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持自由立
场的学人，若不及时退步抽身，除非你摇身一变成为一方的谋士或传声筒，否则
除了充当牺一牲品和笑柄外，几乎没有别的结果。
涉一嫌一动一乱? 第一，只是涉一嫌而己； 第二，如果动一乱有一个比较确切的定
义，即从宣一布戒一严开始算的话，则我自五月十九日深夜起，就陪着台一湾一个文化
团体游长城，逛十三陵，他们走了以后就读苏曼殊，与广场上的事件再没有沾过
边。
看过之后签个字吧。那人又轻声说。我签了字。
还要打个手印。他说。我略略吃了一惊，还觉得有点受了伤害。因为在我
的观念里，只有不会写字的人才打手印。但既然有规定，打吧。我用右手食指沾
上印泥，朝他指着的地方按下去。抬起手来，我又吃了一惊，因为我发现，那个
刚刚印上的红色指印是那么的纤小，和我印象中的手印完全两样。随即悟到我以
前只见过男人的手印，几乎没见过妇女和孩子的。于是一种自怜的情绪又涌上来，
转而又觉得这实在太象阿 Q 揣摸自己的圈画得是不是不太圆，心中又有了几分
自嘲与悲凉。
还有这个。又是一张纸条递过来，我一看，住一宅一搜一查一证!
被捕当然要搜查住宅，这我早就知道。然而一但变为现实，特别想到我那刚
刚精心布置好、白灰蓝三色、且有着千册图书的小书房将遭到一场洗劫，心里不
禁一阵难过。然而只好搜吧。于是又签字，打手印。院子里的皇冠再次发动，
我脑子里映出家中一片狼藉的景象——后来听家人描述，那晚对我家的搜查，是
很克制、很文雅地进行的，方知这是我从小看反特电影的后遗症。但从后来他们
在审讯中对我所提的问题看，却是一片 有价值的纸片也没有漏过。我不得不

承认，从公一安一业一务角度讲，这确实是一个素质与效率很不错的 Civil Service(技术
型文官一政府机构—编注)。
我坐在方凳上，忽然想起家中桌子上还有三本好不容易从图书馆磨来的善
本书，这可是丢不得，也损坏不得的。于是问那很和气的人，能不能通知家里人
在搜查前先将这三本书捡出来，由我女儿代还。他当即就答应了，递给我一张纸，
让我写下书名，并转身出去打电话。这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我想我是落在不但
通情达理，而且懂行的人手里了。在一群警察中，还有两名便装女郎，我估计她
们准是专为我而来，也许我以后就由她们看守了。这两人不但容颜举止秀雅，其
中一个还一直在看书，不管周围环境多么乱。这又让我安心不少——和爱看书的
人在一起，总是一件好事。
我坐在凳子上，值班室人来人往，没有人同我讲话。我的不被注意正如我坐
下那张凳子一样。一名警察在离我不到一米处在翻一本小册子，每页都有一张四
寸大小的照片，还有或多或少的文字说明。我想那一定是刑一警们的勘乱手本了，
不知其中有没有我，也不知我在这种情形下是如何被形容的。
外面的雨还在下。我心中盘算着几桩该了而未了的事: 出差上海的单据还没
有报销； 已经答应了的同某位作者的谈话不知要推倒何时； 几位老前辈的稿费
还在我手里没有交给他们。我不禁问那和气的人：收容审查'，要审查多久
呢? 他几乎没怎么想就说：三个月吧。我大吃一惊，竟脱口叫出：哟! 因为
我想，把我与动乱沾点边，甚至连边都不沾，只属于一名学人、一名记者正常
的业务活动的几件事说清，一个礼拜就足够了，居然要三个月，这下子该有多少
要做的事耽误了呀! 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是依据《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最长期
限回答我的。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那部皇冠又回到院子里来。来人与本区警察一一握手告
别，并说了些感谢协助之类的话； 我则象观众一样在一旁看着。最后他转向我，
依旧轻声说：上车吧!我想，怎么还不给我带手铐呢? 同时望了一眼腕上那只东
一京一放送送给我的小表：八点二十分。
在车上，我被夹在两名女郎中间。那和气的人坐在前面副司机的位置，不时
与司机商量行车的路线。车窗上没有铁栅，也没有窗帘，我可以自由地向窗外张
望。于是我知道我们一直向东北方行驶，先上了开往八达岭长城的路，接着又向
东拐去。
雨下得很大。在这偏远的郊区，市政当局为节电，路灯全熄了。司机一次次
下车，向迎面驶来的同行问路。那和气的人叹了一口气：啊，好久没来过了! 好

久没来过? 那么要把我带到那里去呢? 我开始一一记下沿途经过的什么印刷
厂、黑白铁厂等等，想日后或许有了凭吊的雅兴，不要找不到路，根本不知道我
们正驶向昌平，驶向小汤山，驶向那全国着名的、专门关押政一治一要犯的秦一城一监一狱。
在驶往秦城的途中，我们的车曾三、四次被截，都是请求搭车的。那和气的
人一一和气地拒绝了。最后一次，又有人截车，这回是一名出租汽车司机。他的
前大灯坏了，不敢开，请我们的司机开慢一点，带他一程。而这位公一安一部一门正在
执行押解任务的司机也就真的以每小时三十公里的速度带了他好一阵子。这又让
我吃了一惊。无论那人多么需要帮助，他们也有一万条理由拒绝。然而他们帮助
了，对一个完全不相识的人。这里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更不具政治意义。他们之
所以本能地这样做了，是因为他们心地纯良。
终于到了。威严的大门——其高大修洁不亚于座落在复外大街上任何一座解
一放一军军一兵一种一总一部的大门，而且风格也一致。接下来是繁琐严苛的进门手续——这
是我的估计，因为那和气的人在大门口的传达室足足交涉了十分钟。当然也有一
种可能，那就是，对我的逮捕是突然进行的，有关各个环节还没有一一得到通知。
当车子再驶进去时，我发现这是一个宽敞美丽的大院，很象每座省城都有的，
专供接待二、三等首长们的内部招待所。再进去，终于看见高墙和厚重的铁门，
还有在夜的映衬下显得神秘而模糊的墙上铁网。这样的门进了两道之后，四周依
旧宽敞修洁。最后来到一个开在一堵高墙下的小门前。车就在这里停住了，下
车吧。那和气的人说。
我走下车，从小门里走出一个人将我接了进去。我回了一下头，那小门已经
关上了，和气的人、秀雅的女郎、还有那好心肠的司机都不见了。我又落在新的
陌生人手里。
(三)
当时雨还在下，从小门到建筑物——后来我知道这是一幢由苏一联一专家帮助设
计的带有审一讯一室的牢房楼——还有一段路。那出来接我的人撑了一把伞，他居然
让我走在伞下而自己走在雨中，这使我非常奇怪。
进门之后是例行的询问，态度比刚才严厉多了，但不粗鲁。询问在一间铺了
地毯、并装有室内空调的房间进行。后来我知道这是提一审一室，我接下来的大约十
次提一审都是在这里。

我被命令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椅子上，而提问者则在正对面一张高高的讲台
后边——这是为了给犯人一种精神上的威慑。我想。我曾经是公一安一部一门电一视一监一
测系统的技术员，不由自主地就开始找这间屋子有没有摄像机窥一孔。我怀疑它们
就装在那俗艳的、安装位置颇为蹩扭的壁灯中间。
问话之后，一名高大的女性管理人员进来，开始清点家里为我带来的衣物并
搜身。除生活必需品外，裙子、香水、薄连裤袜，还有一小瓶片仔癀护肤蜜等奢
侈品都被挑了出来。我想我以后是和女性细腻雅致的生活绝缘了。后来知道，
这其实不确，不允许带进去的，只是玻璃瓶装的、可以拉成长条的、太过花梢和
袒露的物品。前两样可用来自尽，后一样可服务于性挑逗。手表也不行，有助于
越狱。
我最后瞥了一眼腕上的小表，十点三十分，然后摘下来，交了。
她让我拿着允许使用的东西跟她走。下面该到牢房了吧，我揣度着，脑海中
浮现出我从各种小说、电影、回忆录里看来的监狱景象：地铺、稻草、尿桶、铁
链等等。按我以前的生活经历，我对肮脏的恐惧是远远胜过对苦、累甚至饥饿的。
但事已至此，只有横下一条心，等待最不堪的景象出现。
拐了几个弯，上楼，又拐弯，这时我看见排着一间间牢房的走廊。厚重的铁
门，还有卫兵，但没有一丝声息。没有铁索声，没有呻吟声，连咳嗽声、叹息声
都没有，也没有我想像中的女性囚犯的声息。
就这里。她说。
铁门——或确切地说，包着铁皮的厚重木门——开了，我被带进一间很亮的
屋子。看看没有再往前走的可能，才想到这就是牢一房了。
我的牢房很大，大约二十平方米左右，几乎是正方形的。记得当时第一个反
应简直可以说是惊喜。因为牢房里只有一张用两条矮凳架起的木板床，屋角还有
一间小小的盥洗室! 天花板很高，大约有三·五米的样子； 电灯直接装在天花板
上，不但罩着磨砂灯罩，罩外还有铁丝网罩。两扇约一平方米大小的窗子，开在
距地面一·六米的高度，窗台是斜的(无法用手攀着爬)，窗共有三层：纱窗、铁栅
和磨砂玻璃窗。玻璃窗不是一般的左右对开，而斜着向上开。也就是说，你既使
长到穆一铁一柱那样的个头，向外看也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
牢房内非常清洁：墙壁是新粉刷的，靠墙的三屉桌上放着一个新的塑料面盆，
盆里是新的搪瓷喝水缸、刷牙缸，大小各一只饭碗，和一把塑料羹匙； 新的毛
巾，新的牙刷，新的肥皂——当然是粗黑的洗衣皂； 被子、床单和枕巾也是新
的； 褥子是那种薄薄的士兵用褥，旧的，但拆洗过，且铺了两条。
几分钟后，撑雨伞接我的人走进来(后来我知道，他是这一监区的负责人之
一)，笑着(!)对我说道：
从今天起就到我们这儿来了，希望我们配合好。要爱护公物，不要在墙上
乱写乱划，不要唱歌好像还说了几点不要，都是象不要随地吐痰一样天
经地义的事，所以根本就没去记它。
当时我们三人都站着(还有那高个子女监理员)，这么一间牢房，加上他说话
的神态和用语，给我的印象与其说是监狱当局向被监禁人员宣布监规，不如说更
象一个偏远县城招持所所长向他的留宿客人介绍情况。他最后说了一句让我感到
有点奇怪的话：卫兵都是男的，条件就是这样，多原谅吧! 看门的大兵当然都
是男的，我不懂这有什么好原谅的。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门上和盥洗室的墙上都
开有观察你的一切行动的窥视孔。他说的不错，这确实是让我很觉尴尬的一件事。
几句话说毕，他们就走了，铁门在他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粗重的铁栓咣啷
一声落下，接下来的，便是没有一丝声息的寂静。
终于坐一牢了，终于真的坐一牢了。
记得当没有恐惧，没有担忧，没有伤心，没有追悔，那种种本应在这种情况
下出现的情绪。第一句跳进我脑子里的，竟是一句笑话，一句想一出牢门就向我
的哥儿们讲的笑话。
一般来说，我是很不以那些孜孜不倦、抖尽招术往上爬的人以为然的。当时
北京人这样形容他们：想升处一长的叫升一处(牲畜)，已经当上了处一长还想爬的叫
处一升(畜一牲)，正在作着的叫处类。我这辈子是与作官无缘了，我曾宣称，哪天
我死了，悼词一定很拿不出手，因为我的最高党一内一外职务，只作到少一先一队副小
队长。这时我想向他们讲的笑话是：官没有作上，牢倒坐到了司一局一级。 ——后
来我慢慢地知道，我对这幢牢一房的估计还是偏低了。前人一大一委一员一长彭一真先生，前
中一宣一部一长陆一定一一先生，前国一家一主一席一夫一人一王一光一美女士，还有我们的前辈作家丁一玲女
士，住的都是这样的牢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现在又是踏着先辈的脚印走了。
但在当时，确实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因为
没有认真读过《刑一法》和《刑一事一诉一讼法》，我甚至不知道据后者第五十九条，我
只是一个为公一安一机一关接受了控告与检一举(具体一点，可理解为，陈一希一同先生的报
告)而决定立一案一侦一察的公民。至于有没有罪、如何定罪，是要在走完公安、检查
和法一院各自严格的程序之后才能确定的。而只有定了罪，才能成为一般意义上的
囚一犯。
但我那时虽然对法律一条款和法律程序了解得不确切，但对自己没有触一犯一刑一律
这一节还是很有把握的——包括对四个一坚持。我对它，只是不那么在意、不那
么时时挂在嘴边上而己。至于资一产一阶一级一自一由化，我直到今天也没有弄清它的确
切含意。因为按照中一共所牢牢掌握的报刊电台的说法，连贪污受贿、嫖娼聚赌、
农民只想自己富而不顾集体、卖牛仔裤的小混混偷税漏税等等，都是资产一阶一级自
由化。而我辈人等则被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地称为资一产一阶一级一自由化代表人物，
真是匪夷所思——还好，这条目前还没有被写进宪法。也就是说，这顶硬扣在你
头上的帽子，虽然已经颇为吓人地被赋予了政一治一含义，却还不具法律意义。
我当然深知，既使没有触犯刑律，或稍有触一犯，想给你定罪，定成很重的罪，
包括死一罪，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特色，这些情况又特
别容易出在念书人身上。但转念一想，这些毕竟已属历史。如今负责国事的几位，
不但不停地讲，也确实在努力地实一施改一革一开一放与健全一法制一建设。就是一些不
大想改开与健全的人，也不再能象几年或几十年前那样不受制约。但是，如
果为了要造成一种威慑局面非指鹿为马不可呢? 入狱的第一个晚上，我就
这么不停地但是、不过地想来想去，在把所有的可能性想过一遍之后，心中
反而坦然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本人在今日这种情况下作任何努力所能
改变得了的。于是，当我在我的新居来来去去地走了几百圈之后，决定还是躺
下吧。
我仔细察看被子上打的印章和喷在桌子侧面的字，知道这里是中一央一公一安一部
而不是北京市公一安一局的监狱(4)，又使我安心不少。躺下来之后，因为通宵不能
熄灯，我又把牢房仔细打量了一番——我就是在这时注意到那窥视孔的。还注意
到铁皮门外，另有一道铁栅门，那栅直径足有二厘米。两扇门上都有送饭的小方
孔。牢房内有暖气设备，但加了铁网外罩； 坐式便池上没有垫与盖，墙壁和水
池的直角都被打圆——也就是说，这种种措施所保证的，是关在里边的人，第一，
别想跑掉； 第二，别想自伤——包括上吊、触电、撞头等等。至于象基度山伯
爵那样打个洞去会他的老师，甚至装成死人逃出监外，只是小说家的幻想(5)。
所有这一切设施再加上二十四小时六班不可间断的监视，几乎无懈可击。我
以为，这在某种情况下，也是极必要的，比如用来对付那些心里怀着可怕的、重
大的秘密的人。在政局每隔七、八年总要荡一荡的当代一中国，这样的人恐怕不会
太少。象一九七六年还在位的公一安一部一长李一震，北京一市公一安一局一长一刘一传一新，还有总一参一
保一卫一局一长××——可惜他们还没被送到这里，就相继自一杀了。而将这一套用在我
身上，颇有一点滑稽——当然，在如厕和洗浴的时候，就一点都不滑稽了，因为
随时可以被观看。为此我常被气得要命。
第二天，进来一名非常年轻的监理员，将我的牢房内墙上的一个我原以为是
照明开关的东西拆开重装了一下。你现在还不可以听一广播。他很平静地说。后
来我发现，这是他们最常用的一种语气，不知有没有经过训练。人们在这样的语
气下交往，不会感到亲切，也不会受到伤害。
改装前，他例行试机。在这不过数秒钟的时间里，上帝让我听到了广播中关
键的一句：集中一力量一打一击一少数虽然他叭的一声就把它关上了，但从那特有
的新华语调，我判断出这肯定是与昨天的逮一捕配合的舆一论攻势。这么说，我已
经入了被集中打击之列了!
接下来的三天，除了狱一医来了一趟，问了问身体的一般情况，并量了血压之
外，什么事都没有。饭由监理员装在由你专用的饭盒里送来(没有用小孔，是打
开门送的。)，其质量，据我判断，与北京大学学生食堂差不多。见不到任何人，
基本上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想这可能也属于下马威式的惩一戒一性措施之一，因为
绝对的孤独和绝对的前程未卜，也是很折磨人的。我不能免俗，这三天，我在屋
子里转的，恐怕绝不止几百圈了。因为该想的已全部想通，再想一遍没有意义也
没有意思。百无聊赖之际，只好背诗，从二千年前的关关雎鸠，直到我丈夫为
我写的那首七律。这时我才确切并且十分后悔地意识到，我的古文底子怎么这么
糟。(6)
第四天，可以看报了——《人一民一日一报》。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象那几天那么仔
细地读过报纸，不但一版、二版、文艺栏、社会栏，连广告上的厂家地址都细细
读过。偶然间，也能碰上他们因疏忽所发出的好文章，比如钟书河先生的一篇《学
问与理想》，当时真是欣喜异常，而且当天就背了下来。
有了报纸，按我的理解，就是可以接触文字了，那么同为文字的书呢? 我抓
住机会报告。我提出让家里送书，如果不行，就看监一狱图书馆的书——你们有
图书馆么? 他们笑而不答。如果有，我借《史记》，唐诗宋词也行，实在没有，
毛选、邓选也能将就。数月以后，他们的小图书馆果然向我开放了。我先第
三遍细读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兴亡》，接着又读了翦伯赞先生编的《戊戍
变法》。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借的是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与九指神丐在
一起，日子好过多了。还平生第一次从头到尾读完了《红楼梦》，觉得贾宝玉简
直是个怪物。
允许读报的同时也可以听广播了。于是又有监理员进来，将那开关复原。监
房里的音响设备，就质量而言，与每户农民家里都挂着的那种喇叭差不多。播什
么，什么时候播，是由监理员在他们的值班室里决定的。也就是说，你不能选择
听什么，但你可以选择不听，这真是特别仁慈。就拒绝精神折磨而言，我们在这
里享受的待遇，比农民和旅行客车里的旅客还要高一些。不过，说句公平话，这
几个月来，中一央人民广一播一电一台比《人一民一日一报》的水平高得多了。但我们只听北一京一
台，联一播的时候才能听到中一央一台。只要赶上钟点，播什么，听什么，从怎样养蜗
牛听到卡拉扬。不过卡拉扬在广播里听来，就象他在指挥一所中学的校乐队。
第七天，大兵砰的一声把牢门打开，喊了一声：放一风!
当时，对把诸如提一审、放一风这种字眼儿用在自己头上，穿着没有鞋带、
只用一条短绳胡乱系着的鞋子，且来来去去全有一脸正经的兵们押着，是很不习
惯的。但想到可以到院子里，到不但有阳光、有风，没准还能见到各种人，说不
定其中还同受集中打一击的老友，包一遵一信啦，于一浩一成啦，李一洪林啦，苏一晓康啦
心里很高兴。不料，在这间严格管理的监狱，放风也有各自独立的小院，囚犯们
一个个顺序带出，不必说见面，想见到前一个人的后脑勺都不可得。
放风的小院和监房面积差不多，也是一间间排着，中间隔着大约四米高的墙。
如果从上边俯视——押解大兵们就正在这样的位置来回巡逻，并以这样的视角看
我们——非常像动物园关猛兽的隔笼，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正像狮虎那样狂躁不
安地走来走去。小院里有草还有苔，在每天的两小时的放风中，与我为伴的小友，
有蚂蚁、蟋蟀、蚰蜒、蜘蛛和蜗牛，偶然间还会飞来一只大蝴蝶。但灰喜鹊只喳
喳叫着从空中掠过，抛下片片美丽的蓝灰色软羽及硬羽。我把它们一一拾起，在
院角堆起一个小小的羽冢。后来，当家里可以给我送吃的东西以后，我又把一些
花生米、葡萄干撒在小院内。这时蚂蚁们已因为天气太冷而不再出门了，但喜鹊
们不再乎。于是在小院里我的孤独的旅游鞋印迹中间，又出现鸟儿们小小的三叉
爪印——秦一城一监一狱真可作为爱一鸟示范地，所以这里的杨树摇晃着巴掌大的叶子直
冲蓝天。
(四)
从入狱的第二天起，我就注意到饭盒上边挂了一个小牌子上，牌子上有一串
数字。后来，我又在我的牢房门和那段时间专属我放风的小院的门上，看到用粉
笔潦草地写着的同样的数字: 8917。在别的牢门上也看到类似的数码: 8911，
8918 等。用不着反复捉摸就可以推断，这意味着我是一九八九年进来的第十七
名关押者，他们是第十一名和第十八名。从此，只要被押出牢房，我就偷偷地注
意并暗暗地记下每一个见到的号数。直到离开，我所见到的号还没有超过 8929，
这或许意味着，将人捕入秦一城，到此暂告一段落? 这号码虽然用在我们身上，我
也曾经听到监一理一员和卫一兵在提到我们的时候这么说，但从来没有人这样直呼过
我，当然也没有人直呼过我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按规定，监一狱工作人员不但
不能了解我们的案一情，就连这人是谁，他们也不许知道。而我们，则只可以将
他们统称为监一理一员，不可以问他们姓甚名谁，也不允许对他们讲除了吃饭、睡
觉、生病等等之外的话。他们的责任，是让你安一全一地、并且尽可能健康地活着，
仅此而已。
之后，我发现这是一些很朴实的人。当然按共一产一党历来的规一矩，他们首先得
是出身好，政一治可靠的人； 其次因为监理对象几乎全都是要一犯(我得以忝列其中，
也算一种殊一荣)，又要求他们必须严守秘密，服从纪律； 当然也应该加上一般管
理犯的人所应具有的机一敏、耐心、不贪财、不好色等等。如果再考虑到他们的工
作真是枯燥的要命，待遇也不十分厚，而且人员要求相对固定，一干就是几年十
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又必须是有点牺牲精神的人。但以上这些都属原则性要求，
他们的人性与个性，当然远比这丰富得多。他们并不具很高的文化程度，他们所
表现出的文一明与人道的风格，我想除了他们内部的规矩之外，恐怕也来自他们
之所以被选到这一位置上所具有的个人禀赋。
从我入狱的第一天起，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粗声大气对我说过一句话，更不必
说厉声喝斥。我们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报告，在深夜里报告也行。只要合
乎情理，无论多么细琐，比如窗子没有关严，水管漏水，或者一只私用的小盒子
打不开盖等等，他们都会提供帮助。就态度而言，狱一医算是最厉害的了，但他的
厉害不是出于居高临下，而出于他的职业性自信——人们都说他是一把好手。护
士小姐不但温柔美丽，业务水准也很高：我的静脉管之深细是让所有的护理人员
头痛的，而她一针扎下去就找到了。
按规定，我们每周可以洗一次热水淋浴，由同性别的监理员带去并从外边插
上门。我一般很愿意在这时候和她们随便谈谈天。一次我问，为什么这里(秦城
监狱)夏天一点都不热，不但不用扇子，连裙子都可以不必穿。她说：屋里高，
人也少。她本来应说牢房高 ，但她小心地只说屋里，避免我受到伤害。洗
浴，按规定也不可有须臾的疏忽。我常因她须站在外面枯等而很不过意，往往草
草洗过就出来。她则老让我别着急，慢慢洗。虽然不能谈自己，但可以谈谈孩子。
于是，伴着哗哗的水声，我谈王小嘉怎么从小寄在别人家，她则款款地将她的儿
子媳妇如何出息、如何孝顺讲给我听。
刚入狱时对我搜身的那名高大的监理员，初看上去令人生畏，几乎也是所有
的监理员中唯一一个高声讲话的人，其实心地非常善良。打饭时，常劝我多吃一
点：今天的包子是豆角馅的，挺好，再来一个吧!不仅对我一个人，因为她嗓门
大，我听见她每间牢房一路这样问过去。她知道我特别爱洗澡，有一次锅炉坏了，
我并没有提出要求，她自己单独用壶为我烧了热水。我曾因长发不方便，想到反
正坐牢，发型如何真是无所谓，请她帮我剪成男孩的样式。但是她不同意，那
就不好看了。她说。有一次她到我的牢房里来，站得离我远远的还捂着嘴。一
问才知道她自己感冒了，怕传染给我。她管图书，但我借的一套书迟迟不给我，
后来才知道原来前一个借书的人刚刚查出肝功不正常，她要消过毒才给我。
还有一个非常帅的小伙子，我刚一见他时曾吃了一惊，心想这种地方怎么会
有如此俊美的青年。后来他也经常在他公干之余到我的牢房里来随便聊聊，聊他
怎么滑冰、怎么弹吉它，还让我看他的耳朵怎么样因小时候打架给缝了五针——
他显然不会认为跟我聊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这样做，只是为让我精神上放松
些、愉快些。
大约在入狱后四个多月时，我的生肺癌的公爹病在弥留，监狱方许我到医院
向他作最后告别。临行，监狱长官将我上下打量一番，显然嫌我一身运动装太随
便，让我换一身好衣服再走。这很使我想起我小时候住校，每到周末回家前，保
育员们总要为我们挑出最好的衣服换上的情景。还有一次，我被通知到提审室谈
话，当时我穿了一双红绒面拖鞋，想到应该换一双正规一点的鞋子。监区的另一
位长官脱口说出的竟是这样一句话：不必换了，都是自己人。谈话时，他们也
不再坐在高台上，而是与我平坐在底下。
这类事太多了，讲起来也细琐得很，但依我看，对于坐牢的人说来，这其实
都不是小事。我觉得，如果不是他们这些人出于良善的本性，在忠于职守之余，
使我这种又敏感又激烈的人在和亲人远离的情况下得以感到一些同为人类的温
暖与关照，我是很难度过这不仅枯寂、而且因为案子久拖不决，使你觉得永远有
一柄利剑悬在头顶的那难熬的岁月的。当然，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被这样对待，
追溯历史渊源，恐怕不是来自设计一牢一房的苏一联一专一家，应与毛一泽一东特别是周一恩一来的
个人风格有关。毛自绝对掌权，确切地说，自延一安的抢一救一运一动以来，就不再主
张轻易杀人； 周则目睹太多冤一狱或准一冤一狱，或者不是冤一狱，只是对优一秀人物的
政治性隔离。他是个心思缜密复杂的人，总是力使这类属于政一治一家而非良善之辈
不得已而为之的伤害，降到最小的程度。或许在 19一8一9 年的这桩案子里，我们沾
了先辈们受苦的光——他们虽然住的也是同样的牢房，但军一管一会在那个文化革
命那年头的管理可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得再深一点，彭一真、陆一定一一等人物的入狱
与出狱，不可能不在监管人员心中留下政治冤狱何其多的印象，还不必说他们或
许已经发现，囚徒当中不但很有些品一德一卓一越的人，也有记仇的和算一旧一账的人的。
十次提一审
入狱第三天，开始提一审。我又一次见到那和气的人，还有几位他的同道——
职务高些的或低些的。按照《刑一事一诉一讼一法》，他们属于公安部的侦一察一人员，但按
中国特色，他们则被称、也自称为专一案一组。
我不知道文化一革一命期间中央的一办、二办、三办等等办们是如何调查
与取证的，但是从他们的工作成果，比方说制造出《大一叛一徒、大一内一奸、大一工一贼刘
一少一奇》这种定一案材料看，这些人的工作恐怕不那么正派与光彩。我知道在共一产一党
内——甚至在任何党一派内——都有一批专门以背后捅一刀子为业的人。他们几乎不
露面，但他们无时不在窥测着自己阵一营里那些拚命做事的同志。我不认识他们当
中的任何一位，也从未与他们打过交道。但我想他们的心一肠恐怕总是比较狠一毒，
心理恐怕总是比较阴一暗的吧。我看不起他们，他们也一定看不起我。
但办们如今已不复存在，产生办们的土壤也在一点点被洗汰。负责我的
案子的人员虽然沿用老习惯仍被称为专一案一组，但都来自公安部门。也就是说，
他们是经过训一练的、不但有法律专门知识，还具有法律眼光与法律道德感的专业
人员。由于他们目睹了办们的历史性被厌弃，甚至他们当中有的人本人也曾被
迫入办而更有切身的感受，我以为，在今天，在处理八一九一民一运这个世界瞩目
的案子时，起码他们是尊奉着他们的头头乔石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的那句
话的：
对卷入这场动乱和暴乱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我们采取的态度是非常慎
重的。
从他们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立刻感到他们不同于中一共宣一传部门的那批
署名文章作者：忻一华一实啦，郑一彦啦 ，任玉清啦，邝言啦，等等。对于后者，
我实在不敢天恭维。我的感觉，他们已经成了当今中国最落伍的一批人。不错，
他们也乘波音 747，也用 101 毛发再生精，但意念与悟性还留在文革时期乃至反
右斗争时期。读者诸君若不信，可把他们的文章拿来与那两个时期的重头大块文
章比比，一样的霸气十足，一样的让人腻烦的官八股。不必说理论修养，连起码
的实事求是态度都不具。遗憾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它们代表了国一家的形象，
代表了政一府对这桩案一子的姿态，而真正在办案的专一案一组的工作却不为外界所
知。
负责我的案子的专案组的工作令人信服。应该说，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见
解与我是很不相同的。但他们的工作具有鲜明的职一业特征，这就是说，他们只依
法严格调查事实真相，并以此为依据来判断是否煽一动、策一划、组一织一反一革一命暴一乱。
当然，将这一结论下在案件调查之前，我本人是不同意的，但我知道他们对此无
能为力。我在此可以作证的是，他们的审问与调查没有任何逼供与诱供，他们甚
至不因我的态度恶劣——我从来没有过悔一罪的表示，我无罪可悔； 在写到动一
乱与一暴一乱时我坚持加引号——而影响他们对基本事实的侦察与判断。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的态度又是很好的。我从不顽抗、不编造、不跟
他们绕圈子斗心眼，也从不隐瞒什么，因为我确实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到后来，
我甚至觉得，作为调查对象，在我与他们之间出现了某种作人与作学问的信任感:
我已经很愿意和他们谈谈从自一由一派知一识分子立场出发对种种问题的见解。这当然
不是想让他们同意我，只希望他们在较深的层次上理解我，而前提是相信他们不
会据此罗一织罪名。
我觉得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乔一石、王一芳、刘一复一之、任一建一新诸位先生在社会
主一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那种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不前行的尴尬与艰难。这
颇有点象处理一个羊水早破却又不足月的婴孩：究竟是应该割断脐带，企盼那尚
不敢断定的嘹亮的哭声，还是看看胳膊腿尚全、赶紧卷巴卷巴先塞回子宫。全世
界都在看着他们，全中国都在看着他们，那些抚摸着弹痕、认为老子打下的天下
岂容资一产一阶一级去坐的战时功勋们看着他们，目睹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极盼中
国的掌一权者们不可一误再误的青年们也在看着他们。就在他们反复权衡，如何用
宽泛无比的中国特色来解释那部白纸黑字的《刑一法》时，齐一奥一塞一司库夫妇已经
被怒不可遏的罗马一尼亚人割去了脑袋。
(五)
我生长在中国人已经知道世界上有法这种东西、自己也写了几部，但无论
官还是民都没有把它当回事的年代。但这次，就算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依然以
为法不过那么回事而已，我却无论如何不能这么想了。我要紧紧地抓住它，因
为，在今天这局面下，如果说有什么可以保护我的话，只有它了。
我是七月十四夜开始监一禁的。依照《刑一事一诉一讼一法》第 92 条中对被告人在侦
查中的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到九月十四日，公安一机一关应侦一察终一结，写出
起诉意见书或免于起诉意见书，连人一道移送检查院。两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
也没有。
仍依据该法第 92 条，如果因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者，则需报检查机
关延长一个月，也就是说可到十月十四日。这也就是一开始那和气的人告诉我的
审查期限。
秋风起了，依旧没有动静。
如果公安部门的调查到此时还下不了结论，怎么办呢? 第 92 条又规定，案
情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依照前款规定延长仍不能终结，由高检报全国人大常
委批准延期审理。在今天的中国，只要政局需要，这报请与批准是绝对不成问
题的，因为大家都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问题是，一九七九年五届人一大通过的这部
法没有规定批准延期的期限。
幸好六届人一大注意到这一点。在一九八四年它的六届六次会议上通过的《关
于刑一事案一件办一案期限补充规定》中有了规定，对于重大犯罪集团案件和流窜作
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经批准可延长 2 个月的侦察羁押期限。据此，对我可一依一法
关到十二月十四日。
不用说我是一名工科大学毕业生，就算我只读到小学四年级，这 2+1+2=5
也能算得很清楚。当然，如果邓一小一平、江一泽一民、李一鹏诸位先生不再强调改一革一开一放；
乔一石先生不再强调慎重对待依法审理； 任一建一新先生不再强调公一开一审一判制度； 袁一
木先生也没有说过中国没有政一治一犯只有刑一事一犯这样的话事情恐怕要好办一
点。但既然他们不但已说，还一再地、公开地说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历来又有
取信于人、取信于民的传统，专案组就不得不把事情做得说得过去。
就我的案子而言，这五个月间，每到期限，他们都拿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
的通知给我看。面对着那延期的理由，案一情一复一杂，我们都无话可讲。他们的面
容是庄严的，但我觉得我能体味出这庄严后面的苦一涩。我签字按手印如仪。五个
月就这么过去了，杨一振一宁、基辛格、尼克松、斯考克一罗夫特来了又走了。局面依
旧僵着，我不再盼望与亲朋相聚的快乐。我不得不开始作最坏的打算，这就是说，
我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将不依所谓犯罪事实，而因形势需要，依照早就
定好的罪名，重一判。
清醒地意识到这点之后，五个月来还算开朗的心情——这是由于对专一案一组和
监一狱方面的好感，从而对政府也基本持信任态度——消失了，代之以第一次萌生
的反抗意识。怎样反抗? 越狱或自绝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但最具实现可能的，只
有一条路: 依一法。
我开始向家中索要法律方面的书。王一德一嘉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想法。他找到
书送来，专案组也允许我收下。在短短的几句附言中，这不善辞令的人切切提醒
我的是：法是法，社会是社会，保住身体比什么都重要。我哭了，为他的焦灼
和无助，为他不得不退守到最底线的悲哀，也为我们多年共同生活的默契。我在
自由的时候常常忽略我的这名最亲近的人，在狱中倒老是为他哭，只为他一人。
就在这时，我才真正细读《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说来也很
有意思，这类文字，当它与你无关的时候，就算读上一百遍也弄不明白里边说的
是什么。但到了你的生命就系在那一段段文字之间，到了可以逐字逐句与自身相
对照的时候，真是读得如饥似渴。而读过之后的最深感受，就连我自己也始料未
及 ——这三部《法》，竟字字句句都是保护我的。就算拿出鸡蛋里挑骨头的本
事，也找不出对我不利的条款，包括那着名的第 102 条第二款——反革命宣传
煽动罪。
我当然不敢寄望于那些掌握着我生杀予夺权的人会认可我的感受，我宁可立
足于他们非给我定罪不可。那么，他们会往哪条上挂呢?
在把投敌、炸桥、抢枪等等都细细地一一排除之后，剩下的还是那 102 条。
当然，我没有写标语，也没有发传单，但在 102 条中有其他方法四个字。虽然
我的作品都与煽动无涉，且都是由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经政府注册的正式部门
出版发行的，但要给我定罪的人硬把它归到其它方法中去，我也没有办法。不
幸的是，《刑一法》对于反一革一命一罪，还有一个两条缺一，就不能构成的规定，
也就是说，即使拿住了我的作品这一客观行为，还必须有推翻现政权这一主观
目的。这对我太有利了!
我这人是最不主张推一翻什么的。这信念在心头的明晰来自已故的黎澍先
生。他在回答我的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革一命这事，若有可能，顶好还是不
革。我当时真是体验到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快乐。一九八八年来，中国学界自发
地开始了近代以来第三次大论争(我认为第一次是《民报》与《新民丛报》之争；
第二次是科学与玄学之争； 别的论争当然也还有，比如着名的鲁迅与周扬之争，
但因为有党派和强权势力的介入，我认为都不算)。这第三次是大民主与开明专
制之争。我本非学术界人，1987、88 年，当他们已经在专门的刊物和专门的场
合争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我还在忙别的事。待到学生们都兴致盎然地介入了，我
才以爱读历史故事的记者的身份发了点不着边际的议论。后来执掌权柄的人有意
以自己掌握中的媒介介入，舆论于是大哗，主张大民主的一方更加斗志高扬。
在这种情势下，我那几句议论就显得有点惹眼； 到后来，当局面变得非划出阵
营不可，以昭彰一批小丑的过街老鼠之态的时候，我终于成了开明专制派的代
表人物之一，接着又被着名民一主斗一士许一良一英先生讥为筹一安君子。其实对当今中
国的专一制统治，我的评价并不比大一民一主派要好，批评起来也往往显得比他们更率
直一些。但我觉得革一命(也就是推翻)比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要可怕得多，对中国
的损害也大得多。基于此，从四月二十八日我就劝学生复课，直劝到五月十九号，
从没有改过口——我从理论到实践，都不具推翻的目的。
如果第 102 条挂不上，会不会扯到第 98 条呢? 也就是说，我本人虽没罪，
但我的朋友们有罪，于是硬把我归进一个集团。我这样想并非没有根据，自
七月份以来，报上一共点了我五次，而且老是把我与固定的几个名字点在一起。
更况且，这种集团定案法，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一九八六年，在为已故
的胡风先生补行葬礼的时候，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十多名当了三十年共案犯的
胡风集团犯罪分子们，竟是头一回见面。
我期待着公安机构依据《刑一事一诉一讼一法》第 93 条为我作出不予起一诉的决定。
但若不可能，我期待检察院依该法第 101 条对我免于起诉； 但若仍不可能，
我只有寄希望于审一判了。我确信，如果形势到了这一步，那审一判准是走走形式。
也就是说，审判的结果早在侦察前就作出了。我能最后博一博的只有依照该法第
111 条和最高法院院长任一建一新先生最近的讲话，坚决要求公一开一审一理。不错，我是
被冤一枉了，对此我无能为力； 我能争取的，只是让世人知道我的冤一情和我的反
抗。
没有入狱之前，我是有几个律师朋友的。凭我对他们学识及人品的判断，也
大致能揣摩出在当前形势下他们对我的看法。但我既然已经下决心准备着最坏
的，也就是说，哪怕是朋友，也都不肯顶着(或难以顶住)政府明显的旨意，真正
替我力争。至于政府为我指定辨护人，我是绝对不要的。我可以想像他们怎样以
认一罪一态一度尚好来维一护我。而这种维护，对我说来，无疑于羞辱。
于是，我决定依据《刑一事一诉一讼一法》第 26 条，由近亲(我的丈夫)和我自己来
担任辨一护。当然，我对辨护这个案子不抱任何希望，我只追求这徒然反抗的过程。
我估计，以我的罪一行，就算硬一判，顶多也只能判个一、二年。但若为形势
效劳，特别如果仇我者抱有这样一种心理：你越是共一产一党的孩子，对你的忤一逆
就越不可饶一恕。我就不会有好结果了。当然，也很难超过十五年，但就这十五
年，我也不打算忍。因为，到了二○○五年，就算我还能活着出来，已垂垂一老
妇矣。服刑时，我徒增国家的负担； 出狱后，又徒增社会的负担，何苦呢? 所
以，如果真这么判了，我要做如下的事：
首先，提出与我丈夫离婚。我问过不少监理员，他们不记得一椿狱中人主动
要求离异的案例。与之相反，大都是狱外人要离，服刑的人难过得死去活来。这
真让我不解。我想，这些人一定是不爱他们的配偶。我自认为我的丈夫是天下最
好的丈夫之一，我更知道他是一个在生理与心理上都很正常的男人。他需要有家，
需要有个好妻子，我怎么能因为自己服刑而让他在盛年无女性陪伴呢?
但是，我想，只要我活着，他一定不会同意离婚。就算为了我们的恩爱而接
受了我的诚意，他所要承受的道义上的压力也太重了一点——我也不愿他受到这
样的压力。所以，使他幸福的唯一条件就是我已经不在了。这对我说来也是一种
幸福。因为活着而徒增别人负担本来就是我最大的痛苦，何况在此之上还要加上
我因身处牢笼，丝毫享受不到人生乐趣。
我怎么才能不在呢? 《刑一法》第 103 条特别规定了触犯第 98、第 102 两条
都没有死刑。我当然可以就此上诉，但谁也没见过一例不服判决要求徒刑改死刑
的。更何况我也不愿被处死。今天的死一刑执行固然不会再用杀谭一嗣同时用的那种
专门为了折磨人而准备的钝刀；但也不能保证执行的时候可以像瞿秋白一样，选
一处青草茵茵的小山坡盘膝而坐。最大可能是让你跪着，然后子弹以一米之内的
近距射入延髓。我不愿以这种样式离开世界。
那么只有自裁了。我在前面也已经说过，在秦一城自一裁是不容易的，但我也认
为并非绝无可能。我在百无一聊一赖之际，就从技术角度想出过好几套方案。但我决
不这样做。因为第一这不合我坦白为人的原则；第二我也不愿对不起那么好的监
一理员朋友。我若自一杀成功，他们是要担责任的。
怎么办呢? 只有寄希望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就是说，安一乐一死——凡具有正
常理性和思想能力的人都有权选择离开这个世界。这想头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
鲜事，我早就宣称过打算 60 岁自杀。也郑重地嘱咐过我的丈夫和女儿，我若病
危，万万不可抢救。入狱前，我还曾专就安一乐死立法问题与研究生物伦理的邱
仁宗教授认真探讨过。我想，在开庭、审理、宣判之后，我为社会能作的唯一有
益的事，就是要求在法律的支持下安乐死了。
如果得以享受自由，我当然不愿意死。我的身体非常好，智力、体力、耐力、
爆发力；眼睛、耳朵、心脏及身体各部分的功能，就我自己体验，除了额前几络
白发，与三十岁时没什么两样。可是，当死已不可避免时，倒也没什么遗憾。社
会，包括中国共一产一党待我不薄；而我该向他们奉献的，也都诚心诚意地奉献了。
我的朋友们喜爱我，我的读者不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理解我。我现在清清爽爽、
明明白白地离开他们，比当个老厌物活着，再无端地给自己加些污点，要好多了。
当然，我应该做和可以做得很好的事还很多。但是没有我，只要事情好，就一定
有人去做，我还有什么好留恋的呢?
当我把这一切都想通以后，已近一九九○年。就在享受着自由的人们提着大
包小包奔忙于大街小巷的时候，作为法庭实践的训练，我一连气为专案组写了十
多份材料——它们大部分已不是如以前我写的对我所经历的事实的叙述，我在实
习辨护——为自己的无一罪一辨一护。当这些材料也都想好并写好之后，我觉得无比轻
松。
窗外飘着雪花，一只一条腿的蟋蟀不知怎么踅进了我的牢房。它已经跳不动
了，只沿着墙慢慢爬。我给它一点饭粒，它并不吃，绕着爬开去了。它要到哪儿
去? 在找寻自己最后的恬息之所么?
我忽然想起徐志摩的一小段诗，很美很美的一段。如果我非走不可，那么在
走的时候，就用它来向朋友们道别吧：
轻轻地我去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六)
正当我在一种澄明的心境下，期待着最好，同时又准备着最坏的时候，半年
的期限已到。
一月二十一日，专案组来了。我被带出牢房，带向提审室。我觉得我的心在
跳，似乎每一步都在迈向预料中的不幸。我等着新的宣布：起诉、移送或者延期。
我提醒自己，一定不要哭，要镇定镇定再镇定。
到了。我走进去。我立即发现异样。专一案一组的人没有象往常那坐在高高的讲
台后边等我。他们站着，而站在他们旁边的，还有监狱长与监区长(按规定，提
一审时监狱方的人不可在场)。他们向我作了一个我自认为把什么都想过了而竟然
没有料到的宣布：
改羁押为监视居住。
我立刻记起《刑一法》上对这一强制措施的解释：需要逮一捕而证一据不足。这
么说，半年的调查，证据依旧没有拿到； 没有拿到，也因需要而不能放人。
我突然想起楚霸王，想起他如何把珍宝在手中玩热也舍不得赏赐； 我又想
起中国人历来崇尚的中庸，想起但这都属于毫无意义的无用文人的漫散在头
脑中的暇念。
我呆立在那里，思绪飘向这儿飘向那儿
喂，喂，专案组的人都不禁朝我嚷起来，你怎么了? 收容和监视居住大不
一样，你不懂么?
我怎么会不懂呢? 我当时确切意识到的是：这么说，没有违法拘留、没有编
造、没有无限上纲、没有不顾事实的硬判； 这么说，今天的中国，起码在我的
案子上，已不再因思想而定罪。我对中一国法一制建一设的进步，估计过低了。
可是就这么完了么? 我注意到捏在手上的一迭材料，那是我主动写的：
《向一政一府一申一诉》、《要一求一公一开一审一判》、《思想片段之一: 关于集团》、《思想
片段之二: 关于目的》。
还有这些，我觉得应该交给你们我懵懵地说，在他们听来可能完全文
不对题。 他们把那迭东西接过去，粗粗看了两眼: 没用了，已经到了今天这个
程度
可这确实是我要跟你们说的我很急迫地说，不知由于对眼前的一切还
有点心里不踏实，还是对那几页纸，总有点敝帚自珍。
它很重要
算了算了，我们留下。他们说，显然出于不使局面僵持。
或许我在这当口上应该说几句表态的话，他们几位好象也在职业习惯性地等
着。我没有。与其说是对这一套路的反感，不如说根本没有想起来，因为还有更
重大的事占着我的心思:
还有依照《刑一事一诉一讼一法》，有一个步骤你们没有履行。
他们已经有点不耐烦，可还是忍住了，只询问地望着我。
依照《刑事诉讼法》，在拘留的 24 小时内，在第一次提审的时候，你们就
该问我一个问题，而你们没有问。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想看他们的反应。
他们的反应是没反应。
我只好接着说: 这问题是: 你有罪吗?
他们笑了起来: 都这时候了，还提这个
这对我非常重要，希望你们依法履行，哪怕不记录在案。
好，好，你有罪吗? '
我没有罪。我一字一顿地说，这才真的觉得轻松起来。
(七)
监视居住是一个太可以灵活掌握的措施。我依然不能回家，但已离开那
间牢房。就在北京的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由监护人员陪同，住进了门窗俱属平
常的秦一城一监一狱职一工宿一舍区。我可以到食一堂买自己喜欢的饭一菜，可以看各种书报，
可以在黑暗中睡眠(7)，还可以用自己的录音机听女儿为我送来的录音带。我颤
抖着将格里格的《皮尔·金特》组曲放进小卡盒：黎明! 我已有半年不曾见过的黎
明，此时听见了。我可以读家里送来的任何一本书，还可以听 Part Banne 念的
《马太福音》。我甚至有了自己的笔和纸，得以为读者写这篇《我的入狱》。
也就在这时，专一案一组告诉我，《争一鸣》发表了一篇写我的文章，他们认为失
实的厉害。我没有读过，不能妄评。但以上说的，都是我七个半月来最真实的感
受和经历，读者自己可以比较。
中国共一产一党有过不少失误。今天，她（它）的毛病，包括一些致命的毛病也不少。
但她确实在进步。作为对政一府持批评态度的自一由一派知识分子，不应不看到这一点，
否则你就失去了最最珍贵的立场。如果你确实希望中国的事情办好，你就不能不
象对待生物的生长点一样，对这一进步倍加珍视，哪怕它有时还隐藏在丑一恶之中。
我认为这是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中民一主派们最该记取的教训。如果在五月初，学
生和北京市民们能从政府对四月二十七日大游行的处置，从后来袁一木所保证的
中央不再到北一戴一河开会，不再进口高级轿车里，希望于这种进步稳稳的生长、
积累，而不是引发激烈的动荡，就不会有以后这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事情了。
用这个观点衡量我的入狱，也是一样的道理。我当然不该入狱，但中国千百
十年来不该入狱而入狱的人多了。在狱中被处死、庾死或虽生犹死的又有多少?!
我的能如今天这样入狱，遇到这样的专案组和监狱管理，不能不看到中一共的进步。
至于与我同遭集中打击的难一友一们，我不知道他们都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案情
如何，但只要他们也住在秦城监狱中我的这幢牢房，他们在那里所受的待遇与我
是完全一样的。
我将把这篇文章投给发表了我的《王一实一味》与《储一安一平》的《明一报月刊》。
付邮前，专案组是会看的，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人身自由。但我也有我的条件，如
果他们作了更动，我就不发表了。这部文稿将由我丈夫直接寄给张健波，而张先
生是认得我的笔迹的。
我现在心情很平静，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能客观地、心平静气地看待中
国的事情，也比较能把定自己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我已不是中国共一产一党一员，用
不着再象过去那样火烧火燎地替共一产一党着急。我将不再干记者。他们不会要我，
我也不屑与他们为伍。但我可写的东西很多：历史，民间艺术，等等等等。
我想念我的亲人，也想念与我相处得那么融洽的朋友——我有多久没有见到
他们了啊!但我心中没有太多的委曲。我甚至觉得是上苍让我来历这一劫的，以
惩戒我的浮躁和不自量力。
对于有些人为什么那么恨我，我还不大想得通。包括与我同在一家报社工作、
这回专门撰写长文，恐怕是想将我永远钉在狱一中的邝岩(即刘志达与陶铠)。但
我现在已一点也不恨他们。一方面我觉得仇恨是一种狭隘、卑劣的情绪，人若为
仇恨所绊羁，只会造成破坏，却难进于进取。再者，如若我也恨起来，不是和他
们一般了吗?
七个半月，生命短短的一瞬，就那么过去了。像所有的平静与不平静地流过
的日日月月。如果非说有什么不一般，也许是的：多了一点人生感悟，多了几个
警察朋友。
我现在正一点点恢复因半年多没怎么说话而有点发滞的嗓子。因为我有一个
难于遏制的愿望：一旦恢复自由，我就到近日重新开放的北堂去申请参加唱诗班。
我渴望回到人们身边。回到和谐与宁静当中。
1990 年 3 月 1 日 初稿于秦一城一监一狱职工宿舍区
1994 年 9 月 修订于澳洲国一立大学当一代中国研究中心
【补记】
一九九○年五月九日，我与另外 210 名难一友同期获释。我被宣布犯有支持
并参一与政一治一动一乱的错一误，公安部门已不再麻烦我，建议所在单位按纪一律对
我予以处一理 。为支持这一论点，他们列举了四条: 曾在这个那个呼吁书上签名
等等。这四条就事实而言都是属实的，我在最后签署意见时认可了这一点，但也
严一正一声一明我不认为做这类事有什么错，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见解。
出狱之后，我才知道，在这次事件中，已在春节期间获释的五百多名、这次
获释的二百多名，以及仍在羁押中的四百多名人员所受的待遇是很不相同的。
以上所说，仅是我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此外，我虽然一再报告这篇文章已写就，
但专案组与监一狱方面没有一个愿意在未发表之前看它。所以，这篇文字未经任何
人审一查。我同时向境内外投稿，文责自负。
一九九○年五月十日
戴一晴《我一的一入一狱》，明一报出版社，香港，1990 年
戴一晴一回一忆一录

网载 2013-08-20 11: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