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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最後一战

　　“独霸东北”，“最後一战”叫得最响时，正是共产党人严酷的冬天即将到来的时候。
　　日出日落，雪白血红，打了3年，当独霸东北的最後一战真的到来时，人们却似乎把这两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忘却了。
　　本来就不值一提，也没功夫提它了。
　　第34章　　时问不光是军队
　　10月28日，辽西战场枪炮声刚刚停息，两路烟尘冲出那些窝棚，又向新的目标扑去。
　　1纵、2纵向束奔沈阳，7纵、8纵、9纵向南奔营口。
　　10月31日，1纵和2纵进到沈阳西郊，与从长春南下的12纵和独立师，对沈阳形成合围态势。11月1日，1纵、2纵由城西和西北方向突破，12纵由城南突破，各独立师由城东和城北突破。守军除207师稍作抵抗外，馀皆纷纷出降。
　　10月27日，辽西战役还未结束，9纵和南满2师即东渡辽河，日夜兼程赶往营口。11月2日晨，未侍7纵和8纵赶到，即向营口发起攻击。
　　11月2日，历时52天，以攻占沈阳和营口为终点的辽沈战役，宣告结束。
　　共歼俘国民党官兵47万2千馀人。
　　看谁跑得快
　　夺取沈阳、营口，与其说是战斗，倒不如说更像马拉松赛跑。
　　拚命跑，就怕敌人跑了。
　　还怕兄弟部队跑前边去了。
　　石瑛老人说：从锦州奔辽西，我们是二梯队，到那儿仗已经叫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正不是心思，总部电报到了，很简单，“向沈阳开进”。从纵队到师团营连，谁在前，谁在後，一声令下开步走。“开会”呀，“研究”呀，没那一说。
　　不是走，是跑，小跑，每小时20里左右。吉普扔在黑山那边老爷岭了，马也骑不住，从师长到战士都是“11”号。跑到新民，一个参谋向我报告，他望我，我望他，呼哧呼哧光张着嘴己喘，说不出话了。
　　刘学友老人说：当时的口号是：“打到沈阳去，解放全东北！”“能跑就跑，能飞就飞，到沈阳就是胜利！”“谁先到谁好汉！”看到辽西那样子，就知道这仗不快打就打不上了。又是去沈阳，“楼上搂下，电灯电话”，那是“理想”，谁不高兴？
　　饭走着吃，觉走着睡，尿也走着撒，都浇裤子上了。後来也没尿了，都顺汗淌了，到沈阳边上是夜里，看不见“楼上搂下，电灯电话”，就是渴，都要乾透腔了。进城後，路边放着半人高，缸口粗细的铁桶，几百米一个，也不知是干甚麽的，後来明白那是防火水桶。
　　也不知多少年月，那水都绿了，黏乎乎的。一个人上去喝，大家都趴上去喝，老牛似的咕咚咕咚灌一肚子再跑。现在若灌那麽一家伙呀，都得去火葬场爬烟囱。那时那人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8纵22师66团组织股长赵熙敏，南下北宁线时背着一大挎包奖章。以为打完锦州能发下去，打完辽西也没功夫发，又“唏哩哗啦”背着往营口跑。
　　老人说：团长尉章（离休前为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把马给战士骑，挥着手枪在後边压阵，谁慢了就吐吐朝天上放枪：不跑毙了你！哪是不跑呀，跑不动啦。开头你扶我我架你的，後来掉队就掉队，也不管了。
　　掉队的在路边走，我们在中间跑，有的连队甩下一半多。团长也跑不动了，又骑上马。那马汗淋淋的，也跑不动了。跑不动了也得跑，不跑敌人就跑了。
　　过牛庄不远，让停止前进，也不知道营口已经解放了。一停就倒那儿了，倒下就着，那才齐呢。天蒙蒙亮，地上一层霜，就那麽倒着，像死人似的，把路都铺满了。每连两个站岗的，也睡那去了。那鼾打的，山呼海啸。
　　你想想，从打锦州起就没睡过足觉，没白没黑再跑上个把星期，那人会乏成啥样？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参谋长的张魁印老人，当时是2师侦察参谋。
　　老人说：跑路最多，也最倒霉的，是我们1纵，塔山打，锦州打，炮声隆隆，我们在高桥当预备队。一会儿说辽西紧张了，我们经义县往黑山，北镇那边跑。跑到半路，说那边没事了，塔山吃紧了，赶紧又往回跑。跑到半路，说那边没事了，塔山吃紧了，赶紧又往回跑。跑回来，人家4纵不让上，还在高桥等着，大凌河不知过了几个来回，哪儿也没打上。打廖耀湘好歹算没白跑，硬仗也都让人家捞去了，我们还不如人家独立师。“1纵命不好。”
　　打完辽西让去营口，跑到半拉门西南“停止待命”。侍一会儿命令到了，让去辽中堵截敌人。跑半道上又说敌人没南逃，还在沈阳，掉头又跑。一天晚上变三次，忙三火四跑到皇姑屯，一问路边掉队的，是2纵的。这个憋气窝火呀，人家又抢我们前边去了。
　　戚惠林老人说：我们12纵赶到沈阳边上时，路上车呀人的挤不下了，漫到两边田地里，“八路军”，十八路军，二十八路军也有，前没头，後没尾，都往城里跑，撩着蹶子跑。
　　打沈阳差不多就剩跑了。
　　比打仗还累。
　　瞿文清和黄达宣老人说：跟林彪打仗，第一条就得能跑，向後跑得快，向前跑得更快。东北那3年算是跑出来了，习惯了，大家都明白，跑路越多，流血越少，胜仗越大。
　　11月3日，“林罗刘”有封电报”：
　　军委东北局：
　　（一）沈阳战斗，估计昨日黄昏可结束，守敌可全歼。
　　（二）营口战斗已结束，五十二军从海上逃走多少，被歼多少，现不明。
　　（三）我们昨晚自打虎山以西转移，今晨到新民西，拟今晚去沈阳。
　　林罗刘
　　同一天，“林罗谭”在给各兵团、纵队“各首长并报军委东北局”的电报”中说：
　　为恢复体力，各部在到达驻地後的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不必正式出操上课，开会亦求内容扼要，应多进行文化娱乐工作。
　　林彪此时的心情，从这两封电报中，可揣见一斑，最後一战，跑得上气下接下气，还是让52军军部率25师（缺一个团）和特务团从营口跑掉了。
　　10月25日18时，毛泽东在给“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说：
　　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之後，又根据五十二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五十二军部队於三十四日占领营口，是个不小的失着。⑴。
　　“批林批孔”中，这是批判林彪“对抗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战略方针”的专题之一。有的文章甚至说林彪是故意留个缺口，让52军跑掉的。
　　52军进占营口之际，正是辽西围歼战即将展开的关键时刻。林彪全神贯注于廖耀湘这条大鱼，虽曾命令9纵东渡辽河赶往营口，但已晚了一步。
　　有的老人说：辽南独2师改变计划到辽西，林彪是报告了毛主席的，毛主席是同意的，组织手续是全的。独2师正好截住廖耀湘退营口先头部队，歪打正着，使敌人产生错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不然，廖耀湘退营口会不会得逞？独2师去营口就能堵住吗？
　　有的老人说：辽沈战役歼敌47万，跑掉1万，本来不算个甚麽问题，平津战役跑掉5万敌人，淮海战役跑掉六个军，这麽比也不算个问题。毛主席当时提出批评，是担心辽西和沈阳敌人从营口跑掉，辽沈战役结束後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後来那麽批，太苛求了，不公道，墙倒众人推，鼓破乱棍捶，叫人後怕。
　　军事科学院一位战史专家说：现在写辽沈战役，用不着提这个了。
　　其实，这本书中的很多事情都是节外生枝，用不着提的。
　　“起义”？ “投诚”？
　　十一月一日拂晓，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后，防线很快被突破，各路部队迅速拥入沈阳的大街小巷。
　　六师十六团尖刀连一连连长黄达宣，率队从火车站南攻入，一路搜索前进。
　　到处都在响枪，哪儿也没有像样的战斗。开头还能见到敌人，边跑边回头打几枪，后来连个人影也见不到了。
　　黄达宣和指导员苏福林，驳壳枪大张着机头，率队贴着街道两边墙根前进。进到大西门里附近，“世合公”银行探出两个国军脑袋，一闪又缩了回去。黄达宣冲进去，几扇门大敞着，里面都是敌人。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清一色盒子枪，有的放在桌子上，有的扔在地上，毫无反抗意识。黄达宣问当官的在哪儿，不吱声，都朝楼上指。踏着木制楼梯“噔噔噔”跑上去，一扇门里走出个穿长袍，戴礼帽，商人模样的人。驳壳枪顶上去∶交枪不杀！那人说∶请长官小声些，我们长官都在这儿。这时里面走出个中上个头，挺魁梧，又挺有派头的汉子，说∶我是周福成，我们正在和你们的三纵队（实际是独立师——笔者）商讨投诚事宜。
　　当时，黄达宣从未听过“周福成”这个名字，不知道周福成是国民党八兵团司令官兼五十三军军长——这时是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
　　不到一天时间，一连划拉一千多俘虏。“世合公”银行后有个操场，列好队，黄达宣亲自挑选“解放战士”，个头没他1。75米的不要。看中一个拨拉出来一个，拨拉出来八十个。一报数，少一个。他一眼就瞅住俘虏堆中一个大个子，说∶你怎么又回去了？那大个子说∶我想回家。黄达宣说∶东北解放了，关里没解放呢。说着，又给拨拉过来了。
　　这个“大个子”，就是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中将。
　　有的老人说∶黄达宣抓了个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官，还给我军“拨拉过来”个中将副总参谋长。
　　过去说就说了，当了军长，成了上级，还这麽说。黄达宣觉得不好意思，说∶军长，你再别说了。徐惠滋说∶老连长，这是历史呀。
　　三月三十一日晚，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周福成，将指挥权交给五十三军副军长赵镇藩，躲进“世合公”银行甩手不干了。兵团参谋长蒋希斌，命令机关各处、科原地待命，等待解放军接收。参谋处长戴鸿图，通告各部队也照此执行。
　　树倒猢狲散，守军纷纷树起白旗。有的将枪炮车辆堆列好，拿着花名册等待“共军”，有的驾着吉普车，上街寻找、迎接“共军”。在辽西，一个女文工团员喊一嗓子，就能聚来一群溃兵。在沈阳，一个班、排长带几个战士，就能接收一个团。
　　有点挑肥拣瘦的，是都要向正规军投降，不爱向独立师交枪。有的还坚持要举行个“正规”仪式。在长春投降的新七军，也是如此。
　　有点火药味儿的，是关于“起义”，还是“投诚”的争执。
　　五十三军，作为张学良带进关内三十万东北军剩下的唯一一个军，也作为防守沈阳的主力，共产党曾派入“内线”策动起义，五十三军内部也有人想起义，都因为周福成而不能成功。十月二十七日，沈阳已危如累卵。他的女儿带着“张大帅”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赶来劝他起义。他火了，竟要枪毙亲生女儿。
　　如今，周福成被带到十六团后，一再坚持自己不是被俘，而是“投诚”。
　　一些守军则纷纷要求“火线起义”。
　　十一月一日上午，驻守在铁西区北路的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相当于师），派代表找到二纵五师十四团，邀十四团派代表去总队谈判。总队长毛芝荃和副总队长佟道，要求承认其部为“火线起义”。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邦佐不同意，指令其交出防御部署图，撤到指定地点集中。毛芝荃和佟道说解放军有位“周政委”，已经答应他们“起义”了。不谈了，去五十三军军部找这个“周政委”，根本没有此人。
　　下午又谈，一方坚持要求“起义”，一方坚决不同意，言来语去迸出火星子。
　　“起义”，还是“投诚”，关系前途和命运，当然非同小可，是个“原则问题”。可是，当十四团部队逼近总队司令部，迫使警卫排放下武器后，也就没甚么“原则”可争执的了。
　　拚死拚活，好歹算从辽西逃回沈阳的新三军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也要求“火线起义”。
　　比较曲折复杂的，是驻守在沈阳东郊的新1军暂53师的“起义”。
　　做为王牌中的杂牌，辽西战役后期，师长许庚杨就酝酿起义。10月28日，辽北军区和所属独1师进至东郊，许庚杨即派人与独1师晤谈，要求起义。10月31日，辽北军区同意暂53师所属三个团为起义。
　　当天，“林罗”两次来电，批评辽北军区先斩后奏，认为暂53师是在大兵压境下迫于形势，不能算起义，应按“反正”（即投诚）对待。
　　但协议已经达成，代表已经派出，功城和起义即将开始，来不及改正了。
　　11月7日，“林罗刘”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现五十三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应为“开原”——笔者）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⑵。
　　军委复电表示同意。
　　后来，暂53师并未按起义对待，而被宣布为“反正”。1949年4月，起义后被授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师”的暂53师，被解散了。
　　究竟是“起义”，还是“投诚”，有些“官司”直到1986年才有定论。
　　在宦海中行将灭顶的将校们，抓紧最后的时刻，用尽最后一丝气力，苦苦挣扎，讨价还价，拼命要在官场上保住一顶那怕是多么可怜的乌纱帽。
　　士兵们则见了“共军”就问∶谁管我们那？怎么还不“解放”我们啊？
　　离休前为某师副政委的张天铸老人，当时是“剿总”特务团二营六连中士班长。
　　老人说∶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二营奉命到机场保护飞机，好让大员们逃命。飞机飞了，团长没了，营长也不见了。四连的兵提着枪到处找连长，说连长把他们多少钱揣跑了。回到营房，营副让把枪架在院子里，让大家进屋等着，也没说等甚么。第二天，听说四连跑光了，机枪连也没几个人了。六连刚从安徽征来不少新兵，东南西北还没弄明白，一个个哭眼抹泪地说∶你们到哪儿我们到哪儿，可别把我们扔了呀！
　　排长王福荫和我是老乡，都是长春人，南下到广西留在南宁军分区了。他说咱们回家吧，我们就走。当时也不知道长春解放了，廖耀湘完蛋了，反正就知道这国民党的天算是塌了，我们这些小兵蛋子也都成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
　　走到南湖，枪越响越密，不敢走了，躲进一个跑光的国民党大官家里。一天一夜没合眼，也不敢露面，不知外面怎么的了。第二天上午来几个八路，把我们吓的呀。他们看我们一眼，带搭不理的说，你们到楼上去住，下边要住部队，就走了。
　　王福荫说，这八路见国民党怎么不抓呀？还让咱和他们住一块，晚上若往上边扔颗手榴弹不完了吗？他说咱俩还是回营房吧，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擎着。
　　街上乱哄哄的都是兵，八路，国军，你来我往，谁也谁不管谁，那才有意思呢。八路东张西望，一双眼睛不够用了，国军有的问八路到哪儿集合、“解放”，有的想上去问又不大敢。有个背着个电台的国军，问我们是不是“解放”了，要跟我们走。有的手里摇晃着钱，去敲路边饭馆的门。过去老远见了，老板早就点头哈腰迎上来了，不给钱也得挤出笑脸。这回怎么敲，怎么商量，也没人理。八路是看西洋景，国军是肚子造反了，都盼着找个吃饭的地方。
　　走到南八条特务团卫生所门口，一个国军在门口站岗。马路对面一座大院门口，站着个八路哨兵。俩人隔条马路，就那么持枪站着，望着。那国军站得笔直，瞅着比八路还认真。当时我们挺羡慕那个国军，觉得他就像个共产党了。
　　枪还在院里架着，也是国军哨兵。来一拨八路，当官的就上去敬礼，报告，要求接收。一些兵就要跟八路走。八路说你们把东西看好，后边有人管你们，说完就走了。一些人就开玩笑，说哪有给枪不要，当兵也不要的？
　　等两天才接收。军官站一边，士兵站一边。听说军官都发路费让回家，士兵要补充当八路，有的兵就站到军官那边去了。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也好，回家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一挑，说我个小，一米六零出点头，不要。我说个大割不去，个小还能长，我才十八岁。其实我现在也没长大，这两年还抽巴回去一些。怎么又要了？因为我高小毕业，是个“知识分子”。现在讲这个叫孩子们笑话，那时有这文化程度可就是个宝了。
　　把我分到二纵五师十三团二营六连一班。班长乐坏了，欢迎会上说∶这个新战友是个“大知识分子”，今后就当咱们的“学习组长”，大家跟他好好学。我说∶这“学习组长”是干什么的？班长说∶就是平时教大家学文化，开会讨论记个录。
　　我说∶甚么叫“讨论”呀？班长说∶你连这个也不懂呀？
　　连队选举士兵委员会主席，往碗里扔黄豆。营长跑来坐在我那只碗跟前，指点着说∶这是张天铸的，这只碗是张天铸的。
　　那时可重视文化知识了，对解放战士一点儿也不歧视。
　　吴法宪受了处分
　　沈阳溃散国军没人管，一个挺重要的原因，是有些部队只顾抓物资了。
　　拚命往沈阳跑，怕敌人跑了，怕打不上仗，还怕东西叫别人抢去了。
　　张耀东老人说：我们2纵进沈阳最早，好吃的，好用的，大部叫我们占上了，可发大财了，身上里外三新，全换了。香姻，罐头，饼乾，糖，酒，衣服，都是美国货。最多的是加拿大白面，一粒一粒的，叫“砂子面”，比现在的精粉好多了。上顿饺子，下顿烙饼，北京解放了还没吃了。有的部队南下了，还拉着加拿大白面。有的部队说2纵“爪子长”，“抓得快”，是“铁爪子”。我们说：能抓你也抓呀？2纵真能打，也真能抓，李兆书老人说：吴法宪带上我们几个人，坐着吉普看仓库，看了九个。吴法宪看得可认真了，还问我们应该把哪些仓库给1纵。那时领导都这样，打仗看地形，重要缴获亲自过目，可不是光用嘴深入实际。後来给1纵三个不大不小的仓库。谁好孩子往庙上舍？
　　张文星老人说：师里让我带个连在南八条那儿看仓库，一个被服库，两个加拿大白面库。刚看上，36团3营长带两个连来抢了。我上去阻拦，他们把几袋面压我身上，弄得面人似的，差点儿憋死。老百姓看了，说这八路怎麽这个样子呀？我找他们团长告状，团长把3营长猛撸一顿，记大过一次，抢去的白面全部没收。3营长後来见到我，嘿嘿笑，说你小子可把我告苦了。
　　刘学友老人说：当时沈阳红十字会医院（现202医院）收治不少国民党伤兵，就把它当成国民党医院了，6师17团一个指导员庄严，带人搬走一些药品，有的战士把一些设备也砸了。後来召集沈阳各界名流开会，有人说八路军抢砸医院。师政委李少元火了，要枪毙庄严。庄严才19岁。後来没怆毙，不知怎麽处理了，17团党委受到集体记过处分，团长和政委各记大过一次。
　　2纵政委吴法宪也受到记过处分。
　　不光是要承担领导责任，还因为2纵进到沈阳附近时，他不让架设电台收发报，怕总部变更命令不让进沈阳，捞不到油水。
　　在“林罗刘”签署的一份《沈阳解放後关于火炮调整的命令》中，有这样一段：
　　调出炮数，一纵山炮五门，二纵山炮十八门（包括九四山二），一四野四门，化迫三门，美十榴五门，十五迫六门，共三十五门，三纵三八野一门，一四十榴三门，美十榴三门共七门，五纵化迫五门，十三迫六门，共十一门，六纵山炮三门，三八野炮八门，共十一门，七纵山炮六门，十二迫六门，共十三门，八纵美十榴五门，十纵美十榴七门，十三纵美十榴四门。⑶。
　　2纵调出火炮，占总数的36％还多。
　　跑得最快，打仗最多，功劳最大，伤亡最大，缴获最多，受的处分也最多。
　　要物不要人，并非自沈阳始，也不止一个2纵。
　　1948年12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关於秋季战役（辽沈战役当时被称为“秋季战役”）中城市纪律情况报告》中，说：
　　“秋季攻热开始时在义县、兴城、昌黎等战斗中城市纪律是很好的，群众反映称为‘仁义之师’，一天半至两天就大致恢复秩序，部队有错拿电话局一把钳子，也查明送还，部队出城，连队都进行检查，做到缴获统一分配。但这都是小城市，参战部队不超过两个纵队，故易维持纪律。”
　　“锦州收复后，物资特多，参战者有五个纵队，地方党政工作接收的准备也很不够，尤其当时敌廖兵团南来，锦州可能再失，且敌机轰炸较烈，觉得如其便宜敌人还不如便宜自己，故决定让各部队争取迅速将物资搬出，且首先补充自已，当时三四天内，各部队搬出了大量物资。这是一个特殊的不得已的情况，却必然发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如有的搬多，有的搬少，有苦药不均现象，有的部队吃大米白面，有的连高粱也吃不上。也发生争夺物资闹不团结，其中七纵为各部所不满，如不照顾他部，到他部防区搬东西，占领之仓庠不肯上交，给他部之俘虏将青壮者挑出一些，战斗将结束时对旧城内尚有敌万余，他们拒绝别部参战，自己独吞，怕别人染指。……另一偏向，则是因物资多，大家争搬大仓库，而对收容俘虏，打扫战场反不注意，故锦战结束後三四天内，市内散俘伤俘尚到处乱走，无人收容。”
　　“长春敌投降前夜，有的部队其军官已失去统制力量，士兵自动走散，加之我军缺乏受降经验，和有些干部的洋财思想，致在新七军投降後，有的受降部队只要武器不管俘虏、有受降一两个团而俘虏不过三四百人。”
　　“战场上的零星物资的统一分配可以做到，但所规定的整批物资及仓库只能看守不得搬运，则不能完全做到，因为大家有’遵守纪律就必然吃亏’的思想，觉得别人拿了，我不拿不合算，统一分配没有自己分的多，或认为‘大家分了，也不是本人贪污’，这种思想就是抓一把的基础，而这主要是干部的思想问题，故锦战中有的部队得了米面被服很多，别的部队则发生了羡慕思想，於是沈阳战役中也就抓一把。”
　　“一般争执事件很多，领导干部间拍电报，写信，当面控诉，往返答辨，影响到下面则有因互争而开枪打死打伤人者。”
　　“这些争执，每个战役都有，而且几乎是包括了所有的参战部队。”⑷。
　　同年5月10日，东北野战军後勤部副政委陈沂，在後勤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这次打四平，抢了医院，连老百姓的两三个西药店都抢了，这就叫本位主义害死了，为了自本位搞点西药，竟不顾党的影响，这简直是强盗，而不是人民解放军。”
　　“去年某纵打进四平，光是仓库里的雨衣，皮衣，棉衣就是好几万套，他们派人看守，不要别的部队去拿，结果第三天被炸的光光的，这些人是只许让飞机炸不许别人拿，这是甚麽话？本位主义从红军时代就反对起，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严重，今天我不详细举例子了，我们部队中的本位主义照东北人的口语来说：‘老鼻子啦。’”
　　辽沈战役後，“林罗刘谭”狠抓了这个问题。
　　被抓了典型的吴法宪，也护了狠：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四野给天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进入北平就更好了。
　　衡宝战役後，有些部队老毛病又犯了。
　　很想写几位当年黑土地上的纵队政委，老人们却都对他们的司令员津津乐道。
　　谈的较多的，是後来成了“五虎上将”之一的吴法宪。
　　对于当年就有“吴胖子”之称的吴法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没架子，挺随和，联系群众。说他挺爱开玩笑，有时见了下级也敬个礼，“没大小”，和人挺处得来。
　　有的老人说他当年瞅着也挺正派，没甚麽壤心眼，後来怎麽就变成那样子了呢？人可真不好看。
　　有的老人说当年批判黄克诚时，吴法宪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扮演这种角色的也不光他一个，不过他垮台了，成“死拘”了，就怎麽批判都行了。
　　有异议的是关于他的能力。
　　有人说他当年就是个“草包政委”，没甚麽主见，魄力，就是个“坐车的”，说他一听说甚麽事情没弄好，就“娘卖＊的，娘卖＊的，咋搞的，咋搞的。”
　　有人说比起那种出类拔萃的，他不行，可讲话办事也是很有一套的，不白给。他若是个“草包”，“饭桶”，怎麽能当上纵队政委？共产党没人了怎麽的？
　　生活是一本书，生活中的人也是一本书，一本用各自密码编写的很难破译的书。
　　但是，“坏人＝草包十饭桶十笨蛋十白痴”，确是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个公式。好像他们的垮台，就是因为他们的无能。而且，坏人在娘胎里就不是好东西，好人生下来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但是，生活中确实有些干得很精彩，很出色的人，并没有被历史留下来，或是在某段历史时期中被埋没着，一些本来很平庸的人反倒少不了。历史有时需要这种角色。他们是被历史推到那儿去的，并不一定是积极主动创造、争取的。他们是历史的幸运儿，也是历史的悲哀。比之那些因出类拔苯而多灾多难的人，他们活得实在是够轻松的，他们中有的人若不是在某个时刻投了一下机，本来会继续轻松地活下去，甚至青云直上。
　　一位“罗荣桓传记写作组”的老人说，他们去监狱找吴法宪了解罗荣桓情况时，吴法宪站起来立正报告，张口就叫“首长”。这回可是正儿巴经，没一点开玩笑的意思，却愈发使人忍俊不禁，又不能不强制忍往。
　　（一些人在台上时曾是何等“风度”，一旦失势怎麽就“幽默”如此呢？）。
　　这位在黑土地曾被吴法宪开玩笑敬过礼的老人说，吴法宪“态度最好”，问甚麽讲甚麽，写的材料最多，水份也最多。比较之下，李作鹏正好相反。
　　当年黑土地上的名将黄永胜，18年徒刑服了三分二就病死了。
　　和吴法宪一样被判17年徒刑，早已监外就医的李作鹏，依然是个“烧锅”，爱喝酒。他每天的工作是写回忆录。他有得写的。
　　笔老采访时已经释放的邱会作，和吴法宪、李作鹏一样，每月200元生活费。夫人参军前是个护士，後在延安医大毕业。“九·一三”後也被关了几年。现在，她办个执照，开个体诊所。据说生意还挺好——“邱会作”三个字无形中所起的广告作用，大概是不能低估的。
　　吴法宪经常上街买菜。人们都认识他，有的叫他“吴大爷”，有的叫他“老吴头””老胖头”，叫甚麽他都答应，依然挺随和。看见他挎着篮子来了，就让他先买，说照顾老年人，有的还说“老红军可以不排队。”
　　会打仗却打了败仗的杜聿明等人，在监狱中学会了做工，种田。
　　从人类进化的意义讲，这是一种从猿到人的进步。他们终于成人了。
　　从堂堂“空军司令”到“吴大爷”，“老吴头”，“老胖头”，吴法宪也成人了。
　　当他和售货员或小贩数点角币和钢崩儿（不知他会不会讨价还价，也不知“九·一三”前是否认识人民币——林彪是不认识的）时，当他提着装着亲手挑的蔬菜的菜篮子回家（开头，他会横过马路，会识别红绿灯吗？）时，他会想些甚麽？是弹雨中冲杀，风雪中行军，打了胜仗和部下开个玩笑的岁月？还是蒙着黑色窗帘的“红旗”，戒备森严的豪华庭院，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後拥的笑脸？他是为权力的失落而懊丧？还是为人性的复归而庆幸？
　　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好。
　　第35章　　葫芦岛不是“。”
　　黑土地上最後一面“青天白日”旗，是从葫芦岛的码头上消逝的。
　　南广北锐，中腰狭窄，只有6里长的小岛，凝固在万顷碧波之中，像只葫芦，又像个“！”。
　　最後归宿的那个台湾岛，则像个“、”，或者“，”。
　　  从秦皇岛到葫芦岛
　　   ——再续战犯录之一
　　10月20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2兵团司令官杜聿明，调任沈阳“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10月27日，就在东进兵团徒劳无功的终于攻占塔山这一天，廖耀湘兵团电讯联络中断。杜聿明立即命令停止东进，退守原来阵地。11月2日，沈阳失守。于是，杜聿明的使命，就由东进变成西退。
　　廖耀湘兵团被歼，沈阳易帜，锦西和葫芦岛的国军成了惊弓之鸟，唯恐共军顷刻间赶来，再把他们席卷一空。有的说应从陆上跑，有的说应从海上走，有的说还是海上走安全，但若船来晚了，掩护部队无法走掉。有的说有重要机器设备，奉主管机关命令要尽快撤退，有的说有档案文件必须先走。边区司令部门口拥挤着一重又一重人，争吵不休。连侯镜如都急了，催杜聿明当机立断，快些从陆路走。
　　面色黄瘦，一副病容的杜聿明不动声色。给前方部队的命令是“向共军搜索攻击”，给後方部队的命令是“向某地转移”。等部队到了葫芦岛码头，才发出上船命令。
　　11月8日午夜，最後一支部队54军8师经锦西机场去码头登船时，杜聿明很安闲地站在跑道旁，向8师副师长施有仁招手道：不要慌，沉着点。
　　卫立煌逃跑时，连“剿总”楼上的国防部战地督察组长都忘了打声招呼。儒将杜聿明，在这里把人心徨徨的10万大军的撤退，组织调理得有条不紊。
　　只是，林彪锦西撤退建立功名，杜聿明功名何在？
　　从昆仑关到山海关，他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他在黑土地上撤退了最後一名国军士兵。当年他揭幕，如今他谢幕，有始有终，倒是一个全过程。
　　离开黑土地两天後，杜聿明飞赴淮海战场，两个月後，他在河南省永城县陈官庄被俘，从此走出军界。
　　对于黑土地，对于杜聿明，战争结束了。
　　一切都完结了吗？
　　11月4日，“林罗刘”在给“军委东北局”的电报”中说：
　　日前由沈阳至打虎山，由打虎山至锦州，由沈阳至营口之栈，到处是渍兵，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已令各部收容补充。
　　王继武老人说，打下锦州後奔辽西，路上到处都是迎头走来的国民党官兵和家属，羊群似的，乱哄哄的。也不知是打散的，还是拿到了还乡证。过锦州西大桥时，桥上都满了，我们是硬挤过去的。
　　这些从“西大桥”上过去的，那些从营口跑到葫芦岛，又从葫芦岛和东进兵团一起跑掉的，有多少人回到了家，或是去了台湾？回到家，去了台湾，他们和他们留在大陆上的亲人，苦难从此就了结了吗？
　　很多来华“观光”、“投资”的日本人，一定要去看看他们当年的“故居”。当他们在那里流连时，其感情、感想大概是难以和盘托出的，却也不无可以理解之处。而对于世世代代繁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却只能对故土望洋兴叹，那又是一种怎样的冷酷，残忍？当他们中终于有人在有生之年如愿以偿後，他们会不会想到要去当年的战场上看看？他们中，可有在塔山和黑山等地幸存的“敢死队员”？
　　蒋介石死前留言：日後反攻大陆，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於孙中山陵前，这和那些胸前衣服上写着“想家”大字的去台老兵，心境是一样的吗？
　　1988年1月18日，台湾《民众日报》刊登去台老兵杨荣华的一篇文章：
　　我是个孤儿，是个没有亲属，没有党籍，没有教派，没有启蒙同窗，没有孤儿院玩伴的老孤儿，……14岁那年，在山坡放牛，被国军44军连人带牛抓进军中，牛被宰杀烹食，我被迫成为军夫，当炮灰，和鬼子打仗，跟共军拚命（“抓”也好，“被迫”也好，“和鬼子打仗”与“跟共军拚命”，是两码事情——笔者），直到金门古宁头之仗，奋战有功，放牛郎也能当官，升上排长，获得想要的光荣。在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下，我视军营为家，埋头苦干，潜心求知，考上炮校，并能毕业，满以为运途顺畅，前这光明，未料47年（1958年——笔者）元月，突然莫名其妙被扣上“庸劣”帽子而被“撤职”，成为杀鸡做猴的祭品。迄今含冤30年，也曾多次申诉，却找不到半个包青天，怎不令我哀伤失望！尤其跟劫机“异”士，越南难民，驾机偷来台湾领取黄金的那些人相比，会使我吐血、发狂，再想想目前孤寂凄凉饥寒苦境，连半分钟都不想再活下去，真是先来的不如後来的，后来的不如偷来的啊！⑸。
　　正是台湾民间“返乡拳”·唱得兴致时，笔者在某地见到两位上访老人。一位是参加长春围困战的，一位是在长春起义的。在一间最下等的，被褥、床单和枕中油渍抹黑的房间里住了几天，接待部门通知招待所，撵他们走。两位长春城下的对手，又都在朝鲜吃过美国子弹的老人，联合起来去找“首长”，这才重新有屋住，有饭吃。饭桌上，两个小青年对那位起义老人说：你若去了台湾，今天回来，看是啥成色？
　　对比这些老人，这几十万拙仆的文字，应该首先献给谁呢？
　　政治家讲“主义”，讲“信仰”，并为之奋斗终身。一个人和一个民族，当然是要有信仰的。对于一个还不强盛的民族，尤其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可在这里，对于那些在这场内战中至今还没有好结果的老人，这种不流血的战争是个甚麽东西？
　　即便是对于去了八宝山的杜聿明，和那些在台湾和在黑土地上把生命划了“。”的不知名的人，在他们生命末尾处留给後人的，就是个“。”吗？
　　黑土地上的爆炸声
　　葫芦岛撤退前，杜聿明指示部队，对锦西和葫芦岛地区工厂设备，能搬走的尽量搬走，不能搬走的必须彻底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葫芦岛自来水塔，码头，机车，都指定部队负责破坏，码头是要用到最後一刻的，待部队全部登船远去後，就用舰炮发射炮弹，诱发码头上预先埋设的大量TNT炸药。
　　在所有撤退前还来得及下手的城市，都能听到破坏工厂矿山的隆隆爆炸声。
　　在所有来不及动手的城市，都派去飞机大肆轰炸。
　　11月2日以後，国民党飞机连续几天轰炸沈阳，重点目标是兵工厂和仓库。如果几座弹药库被击中，半座沈阳城就不会是今天这样子了。
　　四平，锦州，鞍山，木溪，吉林，营口，梅河口，凡是打过仗的城市，特别是曾经几进几出的城市，从厂房设备到一般公共建筑，完好无损的不多。有的炸平了，有的烧光了，有的洗劫一空。
　　“兵不血刃”，未遭枪打炮轰的长春，“原有的400家中小型工厂，不仅完全停工，而且厂房设备都已大部毁坏殆尽。””全市输电设备被毁三分之一左右。自来水净送水设备百分之七十被毁。煤气制造设备大部被毁。全部公共交通车辆。无一完好；部份有轨电车已被用作城防工事埋人土中”⑺。
　　60军撤退到长春前，郑洞国飞去吉林传达撤退命令，特别指示务必将小丰满水电站彻底毁掉。果真如此，中国将失去一座最大的水电站，还有10多个县将变成泽国。共产党早已得知这个计划，全力宣传保护电站，发出警告：有胆敢破坏电站者，不论官兵，一律以战犯论处，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擒拿归案，决不宽宥！
　　共产党也曾想炸毁小丰满。
　　一位老人（老人并未说让隐去他的姓名）说：四平撤退前，我跟副师长去趟小丰满电站。那可真是个电的世界，取暖，仿饭，全用电，老百姓家也是电炉子，那人瞅看好像都带着电。土八路开了眼界，也心痛，舍不得。开头，管理人员以为我们是去保护电站的，挺热情。後来见我们问哪儿是要害。听出门道了，态度就变了，说“哪儿都是要害”。回去报告，上级又说不炸了，说早晚都是我们的。凭当时我们的技术力量，恐怕也不一定炸得了。
　　1946年3月15H和16H，林彪有两封电报：
　　中央东北局：
　　南满苏军已撤，国民党已进占沈阳并继自关内增兵，估计其第三步行动将为占领南满工业粮食区，这一带我们无守住的充份把握，如和平後国民党亦将这一带划成他的，故无论和、战，这一带我皆难於保持，因此，我意利用战事期间在敌人将逼近时即将这一带全部煤矿与工业进行大规模的爆炸破坏，将全部矿林淹没，只要一停电，矿里的水不能排出矿即被淹，非一年半以上不能修复，所以我建议立即着手准备大破坏。盼你们即考虑答覆。
　　11、3、15、未时
　　中央东北局：
　　一、昨未电意见作废。
　　二、我们拟不进行一般的破坏，只破坏无损於苏联利益和群众生活利益的军事工业部份，并只在尽量搬运後，对不能搬运运的部份进行破坏。以上意见望考虑覆电。
　　三、为增加谈判政治资本，请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和平声明，如彼方继续进行内战，则东北矿山与工业有全部破坏的可能，其破坏责任应由战事挑拨者完全负青。
　　林
　　第二天，中央覆电：
　　林并东北局：
　　3、16、卯时林删电悉。关於南满工业区不论和战，我均不应有任何破坏。因为这将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并将在全国全世界留下长期破坏的影响。务望不要作此打算，并向有此思想的同志作坚定明确的解释。
　　       　　　　　中央
　　破坏鞍钢，中央军委是同意的。
　　6月2日，箫华有封电报：
　　林彭报军委：
　　3、17鞍山制钢所各种熔炉共破坏十座，毁火车头十个变（发？）电所一座。
　　立山至汤岗子段铁路均己破坏。
　　    　　肖
　　冬
　　破坏最严重的就是铁路。
　　东北铁路最多，扒的也最多。除了松花江北，各线几乎没有未被扒过的。有些重要线段，扒过不下10次。中央军委几次推广东北扒铁路的经验。1947年10月21日，“军委”致电“”刘邓、陈栗、陈谢韩、徐滕薄、饶黎、张邓、谭许、聂箫刘、杨杨耿、彭张、王王、贺肃、李周”⑻，转发“东总介绍铁路大翻身的方法”⑼，用这种方法，“一连人每小时可翻六里路长”。
　　用黑土地上老人的话讲：八路军那可真是“扒路军”呀！
　　马克思说：“谁要想战胜敌人，他就不会去同敌人讨论战争的代价。”
　　经济力量是战争的基础，不能占有它就摧毁它，反正不能让敌人利用它。
　　战争本来就是破坏的艺术。
　　日本撤退前破坏，“老大哥”进来大肆劫掠，接着是中国人枪打炮轰TNT炸。
　　3年内战，中国这个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受到怎样的破坏？战後生产力处于一种甚麽样的水平？
　　1948年5月10日，东北野战军後勤部副政委陈沂，在後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两年来我们的生产力比伪满时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是如此。
　　一位作家这样描写鞍钢：
　　鞍钢解放，只剩下没法搬走的高炉壳了。……有些刚入厂的小青年，童心未退，休息的时候，还淘气地在厂子里追兔子，抓野鸡呢。那时候，高炉上虽然没长出高粱，但是蒿草没腰。白昼，蝎虎爬在炉壁上晒太阳；黄昏，乌鸦在卷扬机上聒噪；入夜，间或听到狼嚎。⑽残破的鞍钢，残破的黑土地，生产力又回到了“少帅”那个时代。
　　共和国的黑土地，就从“少帅”时代起步。
　　如果这场内战再打上3年，5年，黑土地会回复到甚麽年代？
　　注释
　　⑴《毛泽东军事文选》，492页。
　　⑵沈阳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编（1986年8月5日）：《辽沈战役期间沈阳、锦州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情况概述》（重新认定呈报材料），68页。
　　⑶《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93页。
　　⑷《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183、184、185页。
　　⑸见1988年1月25日（参考消息）：《还我一头牛！》。
　　⑹“返乡拳”口诀是：一国，两制，三通，四流，六万（旅费），七天（签证〕，八件（三大件五小件礼物），九别（久别），十全（全家团圆）。
　　⑺于径着：《长春的起源发展和变化》，35、36页，1987年6月，“长春市城市问题研讨会村料之二”。
　　⑻即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良粟裕；晋冀鲁豫野战车4纵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副司令员韩钧；晋冀唇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副政委薄一波；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副政委黎玉；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委邓子恢；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司令员许世友；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刘澜涛；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二政委杨成武，参谋长耿飚；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王王”、“贺箫”。“李周”不详。
　　⑼电报全文如下：
　　刘邓、陈粟、陈谢韩、徐滕薄、饶黎、张邓、谭许、聂肖刘、杨杨耿、彭张、王王、贺箫、李周：
　　东总介绍铁路大翻身的方法如日下：
　　（一）以百人左右为一队，几十个人也可以，携带粗绳廿根，结实木廾根（内一部份可用铁路上起道钉之铁起子）及一二十把铁锹洋镐。
　　（二）第一步将铁路一边之两根铁轨连结之螺丝钉取掉（或毁棹），并取下结合处的两槐小铁板，只能截断一边铁轨，不应截断两边铁轨。
　　（三）第二步从两根铁轨断开处，用工具将二、三十根枕木下的垫土刨空。
　　（四）第三步，用粗绳隔一枕木，将铁轨和枕木交叉处捆结实（十几根绳子按次均捆上），然後以一部人用木（铁）棒将分离开的一面铁轨撬起来，同时用力拉绳子，使整个铁轨枕木翻个筋头，接着便很容易的往前。结果全部铁路都翻了筋头。
　　（五）然後将枕木取下，堆集起来用火一烧，日前敌人修路极感头痛的是没有枕木，要从美国运枕木来，因此烧掉全部枕木，是重要的一着。
　　（六）此法开始时较费力气，只要开头翻过，事後利用铁轨本身重量及压力，越翻越轻。据我们的经验一连人每小时可翻六里长，所以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方法简单，动作迅速，破坏规模大，所费力量小，东北敌人十分怕铁路翻身。
　　军委
　　廿敬
　　⑽徐光夫着：《高炉热浪十五年》。《新人新作选》，240、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
 

张正隆 2013-08-20 10:0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