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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辽西大喋血

　　锦州关门，死城复活，黑土地上共产党人黑洞洞的枪口、炮口，就齐刷刷转向了辽西的廖耀湘兵团。
　　一个精锐的战略兵团，没有丝毫作为，顷刻间灰飞烟灭。
　　第32章　　不治之症
　　前方吃紧，後方紧吃。
　　前方乱了，後方烂了。
　　兵败如山倒，党败如山倒。
　　“研究研究”
　　10月4日，毛泽东在给“林罗刘”的电报中说：“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⑴。
　　10月18日，林彪已经准备回师打廖耀湘了，蒋介石和卫立煌等人，还在“研究研究”⑵。
　　直到用不着研究了，也没“研究”出个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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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战犯录之三
　　黄褐色的尘埃里卷着人流，在秋日的辽西。：地上涌腾着。
　　汽车，炮车，装甲车，骑兵，步兵。车吼马嘶，10馀万双脚纷乱起落，汽油和机油味儿，人畜的汗味儿，搅拌着飞扬的尘土和牛马粪的草末儿，在高远的蓝天下，腾卷起一条没有尽头的黄褐色的长龙。
　　明丽的阳光，清亮的河流，迷漫着谷香的旷野，都被这黄褐色的喧啸充塞了，遮没了。
　　黄褐色的士兵，就像衣冠机器一样在进行。脏污的船行帽和钢盔，在尘埃的河流中浮沉。汗水的溪流，在毫无表情的脸上冲刷。枪械的重负，只知始点，不知终点，也不知命运的跛涉，使他们疲惫不堪，那脚步彷佛不是自己迈动的，而是披黄褐色的洪流拥动的，鼻孔被尘土堵塞了，一个个大张着嘴巳喘息着，就像被一池浑水呛得要浮出水面又俘不出来的鱼，千军万马，却不显零乱，特别是新1军和新6军，涉渡辽河、新开河和饶阳河，也是那麽迅捷，井然有序。
　　杨克明老人说，5纵（组建5纵，老人从3师调到14师42团任团长）任务是在辽西牵制、迟滞廖耀湘西进。站在新民西边山上，远远的，就见尘士飞扬，像着地卷来一阵狂风。长那麽大，还没见过这样的大兵团行军。望远镜里，车是车，炮是炮，一队队步兵整整齐齐，耀武扬威，本是平常行军，却像检闲似的，可不像电影上的国民党军队。走了那麽远，就是那麽一股劲儿，真有股王牌军的气势。
　　这是军人对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赞叹。
　　沿途百姓则惊呼：过兵啦！
　　“八。一五”後，兵来兵往，枪响炮轰，老百姓已经见怪不怪，成了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了。但这次，8纵、9纵等部队过去後，人们觉出非同寻常，是要“开大仗火”了。所剩不多的青壮年纷纷出逃，有的村子连老头也剩不几个了。
　　老百姓当然不知道，廖耀湘兵团所到之处，要实行蒋介石在豫鲁曾经实行过的”三光政策“。当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如今该中国人对中国人进行”三光“了。舒适的美式吉普，颠箕不开廖耀湘紧皱的眉头。黄褐色的尘埃中，他看不到出路在哪里。而卫煌铁嘴钢牙，咬定”真理”，坚决“不变”，廖耀湘变了，不是变成出辽西，而是出营口。以营口为依托、经盘山向西打，进可攻，退可守，可谓一招好棋。他信誓旦旦：“出营口连一副行军锅都不会丢。”⑶。
　　变与不变，都不能改变蒋介石的决心。
　　不过，县官不如现管。兵团司令廖耀湘，不动声色地把蒋介石的表针向自己回拨了。
　　10月2日就该出动，“研究研究”，10月12日还未全部集结完毕。
　　10月11日，先头部队攻占彰武。15日，兵团主力仍在彰武。彰武台门、新民以西徘徊。蒋介石连电催促，回答不是“桥梁未架好”，就是“正准备前进中”，兵团参谋长杨昆问：“我们为甚麽不赶快前进？”廖耀湘说：“我判断不会出几天，锦州就会被解决，那时我们就不要前进了，”⑷。
　　对于锦州决战，不管林彪何时和怎样想通的，一旦横下心来，他就毫不犹豫，全力以赴地打下去。
　　廖耀湘恰恰相反。
　　东北人讲“磨洋工”，廖耀湘是“磨蒋工”。
　　廖耀湘把蒋介石泡了，却躲不过毛泽东的慧眼：“只要不怕切断补给线，让敌进占彰武并非不利。目前数日，你们可以不受沈阳援敌威胁，待锦州打得激烈时，彰武方面之敌回头援锦，他已失去时间。”·浩浩荡荡，轰轰隆隆，廖耀湘兵团20天武装大=屏蔽广告=。
　　用黑土地上的话讲，这叫“唬牌”的。
　　军事智谋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能够区别哪些是能够做到的，哪些是不能够做到的。
　　锦州丢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二块骨牌长春也倒了，国民党在黑土地上要干的事情，就只能是如何救出廖耀湘兵团了。
　　唯一条路，就是廖耀湘早已存心的走营口。
　　这正是毛泽东一直担心，并再三提醒林彪的。
　　蒋介石却依然坚持东西对进，会师大凌河，收复锦州。
　　这正是林彪和毛泽东所希望的。
　　卫立煌还是“以不变应万变”，要廖耀湘退守沈阳。
　　最高统帅向前拽，顶头上司朝後拖，廖耀湘营口走不成。
　　杜聿明又被蒋介石召回黑土地。他本是街总统之命来做廖耀湘工作的，一研究，也认为走营口是上策。
　　廖耀湘又去找卫立煌。一番口舌，卫立煌最後也同意先力图出营口，万不得已时退沈阳。两人都认定共军将回师东进。廖耀湘说：“无论实行退营口或退沈阳哪一条方案，要紧的问题是争取时间，必须立即行动或采取预备行动。”⑹。
　　当前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时，历史确实存在着那麽一个瞬间，眼明手快，可以把後一块骨牌抽脱出来。
　　“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天子之诏。”卫立煌倘能当机立断，廖耀湘兵团不能说一点救也没有。可对于蒋介石出辽西顶得叮当响的这条汉子，这一刻却记起军人的“天职”，要听“天子之诏”了。正好，“天子”要他开会，于是又跑去北平“研究研究”起来。
　　一“研究”就是5天。
　　现在轮到廖耀湘体验范汉杰临覆灭前的滋味儿了。只是，这回在辽西大地上漫天搅动的黄褐色征尘，不再是虚张声势的“唬牌的”西进兵团，而是林彪急如星大的东进大军了。
　　廖耀湘准备“独断专行”了：“只要能救出兵团主力，我就决定干，个人的罪责，出去以後再说。”⑺。
　　其实，廖耀湘出辽西後徘徊、观望，等待锦州“被解决”，已经是独断专行了。这当然有违军人的天职。但在出营口这个问题上，一代名将廖耀湘的眼力，比所有人都高明。而蒋介石曾寄以厚望的卫立煌，这位当年的内战和抗战名将，无论其动机如同，在黑土地上的表现，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馀。
　　（比之林彪当初在锦州和四平恰到好处的“独断专行”，智谋与将才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了。）。
　　可连蒋介石的表针都是毛泽东拨动的，廖耀湘岂能“独断专行”？
　　此前往辽西所以能够如此，那是因为正中毛泽东和林彪的下怀。
　　10月19日晚，心急如焚的廖耀湘直接致电蒋介石，决心要求经黑山、大虎山直退营口。
　　10月20日晚，蒋介石仍令全力攻锦州，必要时也可退营口。
　　中国的传统，历来是“谁官大谁表准”。在出辽西还是守沈阳上，以出辽西为准，或多或少，蒋介石和卫立煌等人各自把表针向对方拨动了一次。现在，蒋介石又把表针向廖耀湘拨动了一下，只是，此刻出营口巳是一厢情愿了。
　　都去做明知不是那麽回事儿的事儿
　　10月19日（或是20）下午，蒋介石在北平东城圆恩寺行邸，召集东北和华北两集团首脑卫立煌和傅作义开会，研究如同东西对进。
　　不伦不类，中间还夹着个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
　　会间，蒋介石单独和杜聿明“研究”，杜聿明：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
　　蒋介石道：六成把握总有。
　　学生：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接下去是”而况於无算乎”——他未敢说出来）。”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
　　校长：你看如何才能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
　　学生：孙子说：“五则攻人，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敌我兵力比较，敌倍於我，有奇有正，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
　　学生给校长讲兵法。
　　校长要提升学生为沈阳“剿总”总司令：我把东北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
　　学生赶紧推辞，却又不敢大拗——杜聿明就是杜聿明。
　　于是双方又把表针拨动一下，当初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重返黑土地，成了卫立煌的副手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听鼙豉而思大将，想起杜聿明也是自然的。陈诚无能，卫立煌不听话，爱将杜聿明的表现确实比他们都好。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别说杜聿明也是林彪手下败将，就是把国民党精英全部调到东北，事到如今，谁能有回天之力？而且临阵换将，将心士气，岂不更乱？兵家所忌，蒋介石样样占全。
　　如果说北宁线上战事正烈，东西对进尚不失下策中的上策的话，现在蒋介石是彻底举止失措昏了头。
　　而毛泽东，一不换将，二不“深入实际”，就在那情秀幽静的小山村西柏坡，一封又一封电报，把蒋介石支使得东跑西颠，焦头烂额。
　　10月6日，蒋介石带杜聿明去沈阳开会。卫立惶默不作声。蒋介石一再问：俊如（卫立煌的字）兄意见如何？卫立惶说：请光亭、大伟（赵家骧的字）讲讲。杜聿明说：请大伟兄作判断。
　　你推我让，都很“谦虚”。
　　在北平开会，蒋介石和卫立煌无法统一思想，杜聿明和卫立煌意见一致，蒋介石问：宜生（傅作义的字）兄意见如何？傅作义道：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地考虑。
　　会场与战场，博作义都够老练的。
　　蒋介石愤怒地说：我们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甚麽不能打？
　　蒋介石气壮如牛，10月26日第三次飞沈阳那天的日记中却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墨尽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土矣！”⑻蒋介石说晚饭後继续开会。饭後，杜聿明说腰痛坐不住，博作义和卫立煌也说不去了。三位也真做得出，让总统在那儿傻等。
　　10月20日，卫立煌和杜聿明同机回沈。卫立煌说：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
　　当晚在卫立煌家中，召集廖耀湘、刘玉章（52军军长）和赵家骧开会，由杜聿明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西进兵团全力攻锦州，必要时可逐次抵抗退营口；52师出营口，攻占海上通路；53师及其在沈其它部队守沈阳。
　　在回顾这一段亲历时，杜聿明写道：
　　我当时是这梓想的：蒋介石的命令我虽然不同意，但我不能不下达，希望卫、刘能顶回去，那我就可以向蒋介石回报说各将领皆认为不能执行，蒋介石要办就办大家，由大家负责，卫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卫不敢说顶回去，我也不敢说顶回去，廖、刘更不放说顶回蒋介石的命令，那就是说大家皆认为蒋介石是失策，可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起挽救东北国民党军免遭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埋怨慨叹，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特领的一般心情。⑼。
　　都觉着不是那麽回事儿，都想说，又都不说，都那麽去做明知不是那麽回事儿的事儿。
　　不管甚麽事情，到了这份儿上那就算完蛋了。
　　蒋经国是个孝子
　　廖耀湘兵团浩浩荡荡向着黑山和大虎山进发，一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架势。
　　当初的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在上海可是动了真格的，真刀真枪打起老虎来了。
　　蒋介石赶紧收束马拉松式“研究”，飞去上海放虎归山，前方乱了套，後方乱了套。
　　早就乱套了。
　　权力就是印钞机
　　请看“八·一五”後第一个春节的各地春联：
　　北平有：天上飞来，三洋开泰；地下钻出，五子登科。⑽。
　　昆明有：本利轻微，捐税请少抽点；生命宝贵，自由请放宽些。
　　重庆有：政治协商完成，民主伊始，官老爷还发横财麽？和平建国揭幕，天地回春，工人们再也穷不得！
　　甘肃有：日日了日，日日不了，愁何日能了不了日？年年过关，年年难过，想哪年无过难过年？
　　胜利锣鼓音犹在耳，中国人就用这种辛辣的幽默和呼天抢地的悲伧，迎迭抗战後中华民族第一个最隆重、最红火的传统节日了。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八·一五”後，国民党政府在受降的同时，“接收大员”满天飞。
　　原在沦陷区的国民党特务首先从地下钻出来，选择油水最多的对象“劫收”。第二轮是航空司令部、海军部、后勤总部，战时运输局和前线部队，仗着现代化和地利之便，以闪电战进入收复区，劫夺现金、物资、生产机构、仓库、住宅等。待由陆军总司令部到达开始正式“劫收”时，已是第三轮了。
　　京、沪、平、汉等大城市，雨後蘑菇般冒出40多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关，各种服饰的接收人员揣着盖有各种大印的封条沿街张贴，有的还在门口放上两个枪兵。这拨刚走，那拨又到，撕去别人的，贴上自己的。有的一张门扇上贴着10多个封倏，有的乾脆破门而入，先是金银现钞，接着是贵重物品，後来有的连灯泡也没了。劫收多少，一靠先下手为强，二凭人多枪多後台硬。汤恩伯的第3方面军，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开枪互击，死伤多人。
　　北平有敌伪房产1万4千馀所，被接收的只有380馀所。南满铁路在沈阳房产1千2百栋，最後只剩下两栋。武汉180多座工厂，劫收过後，能开工的只有30多座。长沙和岳阳有3千4百多辆汽车和100多吨汽车零件，10多个劫收单住抢红了眼，势均力敌，算是没有被劫分。
　　可监守自盗，最後几乎全成废车废料。
　　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序列的94军军长牟廷芳，到上海没几天就“五子登科”。票子、条子捞多少，天知地知他知。人们看得见的，是两栋洋房，四辆轿车，三个女人。
　　日本人早已熟谙国民党的寡廉鲜耻，交出资产时故意留下一些不入人册，另以副册交给接收人，做“买路线”。日军第6方面军总司令冈部直三所部，在武汉投降後，留下大批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汽车，另行呈缴给第6战区副长官郭忏。这位接收委员会主任将大部变卖，馀皆用轮船装运南京，“赠送”上层官员。
　　劫收敌伪物资拍卖所得总值达5万亿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1945年预算支出的四倍多。
　　劫收得沸反盈天时，蒋介石置若罔闻。第二年5月才下道手令，由国民参政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会同组织清查团。
　　又一场混战。发了横财的各派势力，为了保卫“劫收”战果，都往清查团里塞人，明争暗斗之烈，不亚於劫收。
　　京、沪为劫收重点。清查团从上海到广州，两个月末办一个案子，就腰包滚圆地打道回府了。
　　冀察热绥清查团，在北平检举了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亲属盗卖几十辆汽车的案子。孙连仲立即以公函知会清查团，说是登记手续末备，现已补行登记了。
　　广东各接收机关的接收清册，概不交出，清查团只有坐冷板凳。
　　有的交出的清册，都是後来伪造的。时隔一年，接收单住或者撤销，或者改组，人员星散，办移交的日本人更不知去向。上天入地随便查，反正死无对证。
　　闽台清查团想干点真事，也真下了功夫，把台湾专卖局和贸易局长等人贪污罪证，移交给了法院。可贪污大虫们，早像郭忏那样买通了上下关节，结果，这些大虫安然无恙，清查团灰溜溜走人。
　　天津公用局长等人发劫收财被部属告发，市长张廷颚召集公用局全体职员，破口大骂：密告检学的人是禽兽，非父母所生，一定要彻底严办！
　　广西干脆拒绝清查团入境。
　　土皇帝阎锡山最实在，根本就反对清查，山西也就根本未派去清查团。
　　监察院参加清查的22个监委，出发前开会，一些人慷慨陈词，大有同贪官污吏决一死战的气魄。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摸着胡子笑道：“御史豺冠，不畏强暴，自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但是也要体贴主席（指蒋介石）此次要三方面委员组织清查团的苦衷，总要做到不偏不激，使人心悦服，使政府过得去，千万不要将来又有人说要‘清查’清查团委员才好。”⑾。
　　北平临参会议长谷锺秀，在欢迎清查团大会上致辞：“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今天清查不希望再发清查财！”⑿。
　　有人说：清查是第四轮劫收。
　　虎狼当道，法币也象洪水一泻千里。
　　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14亿元。抗战胜利前夜，发行额达5千亿元，1948年8月21日以金元券代替法币时，法币发行额已达660万亿元，为抗战前的47万倍。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评述法币购买力：法币100元，1937年可买两头牛，38年买一头牛，41年买一口猪，43年买一只鸡，45年买一条鱼，47年只能买不到半盒火柴。
　　国民党是枪杆子的财政，每年内战经费占总支出的80％，1947年军费开支100亿元，全年收入只有17亿元，那83亿元全靠印钞机弥补。
　　国民党政权糜烂之快，如同军事上的迅速崩溃一样，令人吃惊。
　　京、沪要地，大案要案大部与豪门权贵有关，清查团当然是碰不得的。可像沈阳西塔第四粮库这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单位，又怎样呢？
　　曾当过仓库保管员的宋长青老人说：贪污“扫地粮”是公开的，吃空饷，雇10个工，少时报20个，多时报40、50。今天分这个，明天分那个，夏天黄卡叽工作服，冬天是海军呢，有甚麽分甚麽，一层层往下分，像我这样的，小得溜的也给点，好堵你嘴。不堵嘴也不敢怎的。大小是个官，就和主任占亲带故。国民党倒台那年，主任把几十包出口猪鬃拉到亲戚家盗卖，还勾结部队抢粮食，抢10车报20车丢失。上边来检查，不知从哪弄来些人，你叫“张三”，他叫“李四”，交代一番，月报表，季报表，连宿大夜做假帐。远接高迎，把检查组请到最好的饭馆喝一顿，再揣些“红包”。检查组抹抹嘴巴，“挺好”，走了。反正干甚麽吃甚麽，当多大官发多大财。谁也不害怕，因为谁都这麽干，谁在适当位置都有後台撑腰。
　　贪污腐化已经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到国民党的整个肌体。
　　诚实的官员，要麽被通货膨胀吞噬，要麽变成贪官污吏。
　　而军人不必通过流血冒险就能得到升迁，谁还爱干傻事，拿脑袋当赌注呢？这是个到处都是“门”的世界，人人都在为自己选择最佳途径。贪财者敛财，好色者猎色，兴趣广泛者样样俱全。无论牛头马面，还是酒囊饭袋，大小只要有个象征权力的甚麽东西，就能在那方大地里无所不有。权力就是最大的印钞机。
　　穷了百姓，富了党人，这样的党能不垮台吗？
　　在这点上，蒋介石是不糊涂的。
　　1948年7月27日，他在南京国防部会议上讲：“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几十倍、制空权、制侮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於接收。”⒀。
　　这种腐败作风，很难说清是何时开始的。但在“八·一五”後，正直的官员和善良的百姓，是确曾对国民党满怀热望的。而当人们目睹了这些“劫收大虫”的劣行後，国民党的“白日”就迅速地从“青天”上坠落了。
　　打虎记
　　1948年8月13日，在司徒雷登协助下，蒋介石搞出一个“经济紧急处置方案”，决定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
　　方案条文甚多，可以归纳为四大项：(1)自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以300万法币兑换1元金元券，限期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
　　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市场，“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如在上海成功，即可打开全国局面，党国即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8月20日，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率领他一手营建的“戡建大队”，杀气腾腾，开进上海。
　　党国存亡之秋，老子委儿子重任，看来蒋介石是咬牙横心了。
　　与黑土地有过一段缘份的蒋经国，更是踌躇满志，气魄非凡。
　　一声令下，上海六个军警单位全部动作起来，“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入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⒁。
　　10天中，蒋经国选拔1万2千3百多热血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又称“打虎队”），上街示威=屏蔽广告=，宣讲“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响彻上海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打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虎队员带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以至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强令兑换金元券。
　　第一个丧命的，是利用职权、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的财政部秘书陶敌明。接着是警备部科长张亚尼，警备部第5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囤积商人王春哲。被捕入狱的巨商大户，达64人。连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被判8年徒刑。
　　真有股子“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威势。
　　在那个“有条有理”的世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外国记者把蒋经国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商人称之“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上海百姓当时若是会唱的话，大概要打着腰鼓，提前唱一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了。
　　与国民党作风判若两党的蒋经国，继续声色俱厉地发表着实实在在的宣言：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於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於身为官史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於这两个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的打。⒂。
　　不过，上海毕竟叫“上海”。
　　警备司令宣铁吾首先发难：今後经国兼任司令，经管工作当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强管制力量。酸溜溜的口气中，透着股死硬气。
　　市长吴国桢跑去南京，递交辞呈，向老子抗议儿子。
　　社会局长吴开先，擅自批准绒线厂上涨五成，公然在太岁头上动士。
　　商人的战术，先是将700万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来，叫你有市无货。经管会宣限期登记存货，实拖物价总检查。一些商人就利用火车囤积，拉着各种货物，今天开无锡，明天转镇江，和你打游击。
　　与铁路上的游龙对应的，自然是市场上抢购的长龙。
　　然而，已近不惑之年的蒋经国，是决心与官商集团、腐恶势力拚个死活的。他是来者不善。而且，“蒋经国”是何许人也？
　　到了收拾“扬子公司”这只大老虎时，何许人也不行了。
　　蒋介石的大姨姐夫孔祥熙，是孔圣人第57代直系子孙。这住胖得近乎球形的财政巨头，有两儿两女。其中最不同凡响的，是长子和次女。
　　二小姐孔令俊喜着男装，也真有“丈夫气”，一次，在南京街头架车兜风违反交通规则，警察不识尊容，说了几句。她掏枪打死警察，扬长而去。她与龙云儿子有隙。一次在重庆中央公园相遇，龙子龙女，拔怆大战。鲜花滴血，绿叶绽红，击伤不少游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很多名流危悬海外，蒋介石紧急调派飞机接运回国。号称“南天王”的原广东省长陈侪棠，豁出一把老骨头才挤进舱，并抢得一个座住。岂料孔二小姐的爱犬没有座位，立逼“南天王”下去。“南天王”不肯就范，孔令俊指挥随从，硬把“南天王”赶下飞机。只道是穷人不如富家拘，这回也让“南天王”尝尝滋味儿。
　　中国是这帮龙子龙孙的，他们当然可以为所欲为。
　　二小姐不学无术，除了胡作非为倒也不思“进取”。大少爷学绩平平，却眼红一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帽。他把香港中央信托局一位职员弄去美国，冒名“孔令侃”，两年寒窗，孔令侃“博士”就衣锦还国了。
　　使孔令侃名扬天下的，是蒋经国查封了他的“扬子公司”。
　　9月30日，蒋经国查封“扬子公司”当晚，南京总统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紧急电话，说孔令侃被捕。第一夫人宋美龄放下电话，立即给正在北平部署“东西对进”的蒋介石打电话。第二天，宋美龄飞沪。蒋介石也随後赶到。10月9日，蒋氏夫妇带孔令侃回到南京。
　　儿子抓，老子放，父子同演“捉放虎”。
　　如此劳动总统夫妇的“扬子公司案”，众说纷纭。有人说：宋美龄是“扬子公司”的大股东。有人说：蒋介石是要美人不要江山。有的作品说蒋氏夫妇匆忙放虎归山，是因为孔令侃准备公布姨父母存放在美国的财产数字。
　　此案中最尴尬的角色蒋经国，是这样解说的：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脚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登记以前，那我是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的。⒃。
　　在不知出了多少“水门”和“伊朗门”丑闻，却只能是当事者清的中国，此案至今仍是个谜。
　　但是，亲手发行法币的人最不相信法币，争相把钱财存放到外国，却是不争的事实。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清查发清查财，改革发改革财，更是世人共睹，蒋经国倒是一身正气，可他触痛的正是国民党巨头们最敏感的神经。因为他们是绝不允许触动这一切的。因为他们正是“这一切”的制造者和最大受益者。
　　万千“苍蝇”不管，可以打出“廉洁”，打出“清正”，打出“黄埔精神”，打出“伟大形象”，“老虎”可是万万碰不得的，那是“国宝”，属“特级保护动物”。
　　纵观历史，有几多反腐败斗争不是到这步卡壳的？
　　“我们已无处後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⒄”直到一败涂地逃到台湾，蒋介石才痛下决心“改造国民党”。改造得如何？不可妄谈。当大陆还在搞“忆苦思甜”时，台湾国民收入已达70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和新加坡，是世人皆知的。
　　如果说北伐和抗战是蒋介石一生中的两个高峰，那麽台湾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是第三个高峰。
　　只是，为甚麽一切都在掌中时就要腐败、唷落，只有被逼到犄角旮旯，走投无路时，才能发展和强大自己呢？
　　11月1日，黑土地上的内战结束前一天，国民政府宣布停止“经改”，取消“限价”。
　　长春被围，有人建议将长大搬迁北平。郑洞国说：“长春丢了，北平难道能保吗？在中国，没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要保险，只有搬到美国去！”⒅。
　　长大是搬不去美国的。一场虚惊的孔令侃，可是漂洋过海，到美国继续经营他的“扬子公司”去了。
　　声名显赫的“打虎英雄”呢？
　　据说，蒋经国卸职离沪前个把星期，几乎天天渴酒，酩酊大醉，狂哭狂笑。
　　虎狠横行，国将不国，“打虎”如同为病危的母亲割除肿瘤。不肯掏腰包的逆子，说母亲好端端的，为甚麽要诅咒她老人家？送母亲去医院动手术的孝子，被一顿拳脚打个乌眼青。
　　两个月前，他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曾是何等响亮和振奋人心。如今，老百姓又一次把日落西山的云霞当作了东方欲晓的晨曦，就轮到雄心壮志的“经济督导员”泪酒黄埔了。
　　忧国忧民之泪！
　　比之那些祸国殃民的龙子龙孙，蒋经国实在是凤毛麟角、够光彩照人的了。
　　蒋介石有个好儿子。
　　“尼古拉同志”
　　9月12 日，蒋经国在上海“青年军联谊会”上发表演讲：
　　“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社会翻遏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⒆。
　　一口一个“人民”，真没有在苏联白吃12年黑面包。
　　“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大杀共产党人，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蒋经国，慷慨陈词：
　　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⒇。
　　帝王之家，父杀子，子杀父，原本平淡无奇。但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政坛要人中，父子闹到如此田地者，尚属鲜见。
　　因此很在苏联红火了一阵的“尼古拉同志”（苏联为每个中国留学生都取了个俄罗斯名字，蒋经国叫“尼古拉”），到底还是躲不过政治风浪的拍打。先流放般送到农村，继而又去工厂。若不是“国共合作”出现转机，还不知要“留学”到猴年马月。
　　“当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写在赣南干部训练班大门口木牌上的这段话，自然使人联想到当年的黄埔。踏着晨曦和学员一道赤膊跑步的蒋经国，则使人联想蒋介石当年黄埔夜巡的身影。但对于“尼古拉同志”，这一切已经无不带着在马列主义故乡修炼的烙记了。
　　赣南的“蒋青天”成为上海的“经济沙皇”、“雍正皇帝”；坚定的信念，踏着社会主义节拍。苏联十月革命後出现的经济危机，不就是被布尔什维克的铁腕打下去了吗？他没看到这段。但苏联共产党人朝气蓬勃的献身精神，他是耳闻目睹的。
　　毕业於列宁格勒的托玛卡军政学校，後来成为二级上将的蒋经国，一生中未领兵打仗，却敢打老虎，会做工种田。
　　种田，从农民干到村苏维埃主席。做工，从工人到技师、厂长。
　　没有住处，中国的“第一公子”睡在教堂车房里，後来又和一位贫苦老妇共居一室。吃黑面包，淘金，挑柴，背铁条，抬机器，修马路。比之今天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刷盘子，不知要苦多少倍。若换成孔家公子小姐，或许早不堪忍受，寻了短见。蒋经国就是在这种人生逆境中，锤炼了他的大众意识。
　　“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夫子的格言，没想到却应验在异国他乡。
　　当然，谁也不能忽视他的身份（连斯大林都不能忽视）——他是“太子”。
　　赣南新政，上海打虎，满口言论，与共产党如出一辙。除非太子，谁敢？
　　孙科敢。他敢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却不必担心被戴上红帽子投入监狱，或者杀头。堂而皇之写在宪法上的“自由”、“民主”，他是可以充分享用的。因为他是国父孙中山的儿子。
　　而到了连太子也必须缄口的时候，深切体验了中国政治的黑暗和变幻莫侧的蒋经国，只有仰天悲叹，用泪水倾诉“自由”、“民主”了。
　　有人跌落民间复起後，会变得无比贪婪。有人政治上受挫，会激流勇退，或一反常态，以百信的疯狂去角逐权力。
　　政治家蒋经国的伟大和高尚处，在于对理想和目漂的矢志不渝，并能在传统的惯性和情力中，不屈不挠地冲杀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民主和进步的道路。
　　1988年1月26日，台湾《自立晚报》刊登李簇峰的文章《不同观点评价蒋故总统》，认为，蒋经国一生中值得称道的两件事，其一为“蒋先生能够挣脱党内保守势力，推行民主化政策，毅然决定解除戒禁，开放党禁、报禁，这是历史性的决定”。
　　同年2月2日，台湾《民众日报》刊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的文章《蒋经国的功过》，说：七十年代，他领导台湾的科技菁英，推展十大经济建设，迅速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台湾经济增长率近十二年来，每年平均都在百分之十左右；国民平均所得，每年由六十年代的五六百美元，到八十年代的五六千美元。”
　　1942年7月4日，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兼赣州县长蒋经国，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新中国的梦：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铁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两万人。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经成为电气化的世界。(21)。
　　在那样一个昏天黑地的世界，能发出这样一番颇像个中学生的罗曼蒂克的畅想，也见一颗清洁之心。
　　更可贵的，是认准目标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写50年代的蒋经国：
　　他几乎没半点我们在亚洲所常见的权力象徵或排场，他白己开车，不用保镖。他叫他的司机“马林可夫”，因为，很像那个俄国人的故事，有一次，他的车子沿海滨公路疾驶，遇到几位候车的军官。经国把他们带回台北，每人收三十元台币的车资。其中，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22)。
　　在中国，地位如此显赫，而能如此潇洒、自信，具有平民意识的，还有谁？
　　父亲总统，儿子总统，使人想到封建帝王的子继父位。确实，蒋经国若不是蒋介石的儿子，既不会有苏联落魄，也不能有上海打虎。
　　说不定一场天花，不抛尸野地，也落满脸大麻子。然而，忠贤之家也有好匮，茅草屋也出虎狼。关键在看他如何行动。
　　他说：“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23)”。
　　美丽的青岛，化作一条腾飞的小龙，我们这条“大龙”呢？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机会确实不是均等的。台湾经济起飞固然有天时地利的因素，可决定性的不还是“人和”吗？
　　起码，台湾没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失去了大多的机会。机会可以再抓，时间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下面题为《人命价值的地区差》的文章，载於1989年2月26日《文摘报》第1版：
　　淮海战役前夕，美国水兵的吉普在上海撞死中国人，赔偿相当於购买一头骡子的钱：两年前，北京某电器厂向该厂电器产品用户宣传：“如确因质量问题发生触电死亡时，由我厂支付人民币3000元，不再承担任何其它责任和费用，”一个工厂竟随便给人命标定价格！不过总算是中国人自己定的，没有异族凌辱的痕迹。
　　我们不妨再看看外国人命的价格：英国一妇女在医院接受剖腹分娩，手术中因麻醉革物失灵造成疼痛（注意：仅仅是疼痛）。经法院列决，获1。72万美元赔偿。美国一个家庭蒸氛取暖器被五岁小孩碰翻造成烫伤，向生产取暖器厂方索赔，法院判给25万美元赔偿费。
　　中国人食用厂制食品中毒，有间公司不可能给中毒者偿忖损失；出口食品因质量不合格退回来，可以“转内销”喂自己同胞；“文革”中被虐杀、逼死，被私刑拷打致伤、致残、致疯、玫死者难以计数，哪一个受害罹难者向法院告状要求以命偿命以血还血？可能生活早已教会他们懂得自己在这块上地上享有的价格。
　　形成这种“地区差”的社会因素是甚麽？我曾苦苦思索，却一无所获。但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不管其它物价如何升降变易，而中国的人命价格却始终保持稳定：解放前相当於一头牲口到现今的3000元人民币，并无多大波动！
　　这篇文章旁边还有篇短文，题目叫《公费“买春”》：
　　据说，日本、台湾、南朝鲜、泰国有一种“买春旅游”，旅客交给旅行社的费用中，包括了嫖妓宿娼的费用，最近看报，上海出现了“陪酒女郎”，广东一些地方也办起了“桑拿浴室”、“按摩中心”，不少是色情场所，一个钟头要花四五十元。
　　报上是说“有人利用公款，互相请领导去‘按摩’”。这就在公费吃喝、公费旅遂之外又出现了当宫的不用自己掏腰包而可以玩女人的公费“买春”这一种中国特色的“新”事物了。
　　这一切，都在向今天诉说着甚麽呢？
　　当年讲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那个“老大哥”，曾当过领导人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过退休生活後，回顾历史，发出这样的忏悔：
　　“我在1914年结了婚，那时我是20岁，因为我做的是高度技术的工作，我立刻得到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好多年，回想起我做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位条件，使我感到痛心。革命後很长一段时闲内，我们甚至不能满足工人们包括那些曾在红军中服役过的人最基本的需要，青年男女在他们结婚之前会到我们这里来，要求给他们一套房间。我们不仅不能给他们一套单独的房间——我们甚至常常不能为他们在宿舍里找到一个池方，这不糟糕吗？”
　　“就物质条件来说，人们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供应。我不打算从我作为革命前顿已斯的一个工人和革命後十馀年作为莫斯科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在生活方面的对比中作出结论，虽然我不否认我在对比的时候常常闷闷不乐。”
　　“只要指出这点就够了：革命後工资太低，而物价太高。”(24)。
　　我们那些逝去的和离休的当家人，在回顾造成40年後还是“初级阶段”的一幕又一幕不堪回首的历史时，会作何感想？
　　弥留之际，蒋经国对于生命结尾处那个“。”前的一切，是应该欣慰，甚至自豪的。
　　1945年12月11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山东省主席对中央社记者谈话：《鲁难未巳！日本控制八年之损失不及共党三月之破坏——何思源痛述山东共祸》。
　　1980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蒋家王朝》一书中，写道：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後，“沈阳一带的老百姓都说：‘小鬼子的时候也不过这样惨呀！那时候顶多闹个饿不死吃不饱的日子。现在不得了啊！眼看要饿死了。’(25)”。
　　而在共和国成立後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台湾当局说“大陆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在大陆人心目中，台湾则“到处都是贫民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除了当年那些汉奸卖国贼，没人会怀恋那8年（东北是14年）亡国奴生涯。而“大陆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台湾到处都是贫民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苦的不都是老百姓，丢的不都是中华民族的脸吗？
　　1987年12月”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如果将日趋先进的台湾技术和大陆廉价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将能使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果真如此，那是悲剧，更是喜剧！
　　届时，倘若编一部《中国名人大辞典》，名列前茅的应该是甚麽样的人呢？
　　第33章　　辽西那些窝棚
　　遵照蒋介石命令，廖耀湘兵团由彰武、新立屯地区南下北宁路。
　　10月21日开始猛攻黑山，25日仍未得手，廖耀湘信心动摇。又获悉攻锦共军已回师辽西，遂放弃重占锦州计划，经大虎山以东向台安前进，准备出营口，在六间房、赵家窝棚、贺家窝棚地区，又遭堵截。
　　廖耀湘又改变计划向沈阳撤退，可退路已被切断。
　　黑山，大虎山以东、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厉家窝棚车站、半拉门以西，约120平方公里地区内，廖耀湘兵团被团团围困。
　　这一带，自古就是陆路闯关东必经之地。推车挑担，或是把个人包袱斜挎往背上的人们，或在这里打尖，或在这里安家。四根棍子支俩叉，中间再横上一根，就成了一个栖身窝。在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大小村镇，大部叫作“窝棚”。当初第一家窝棚的主人姓甚麽，就叫甚麽“窝棚”。
　　如今，这里成了廖耀湘兵团的乱葬场。
　　10万精兵，葬礼只用两天。
　　如果说锦州之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性初战，辽西围歼战就是辽沈战役的最後决战。
　　林彪的决心
　　林彪在牝牛屯金寡妇家踱步。
　　3年风霜雨雪，好像没在他身上留下甚麽烙记。脸色依然是那麽苍白。话语依然是那麽金贵。步子依然是那麽不紧不慢，或背手，或随便悠荡着，一步两响，威凛不起来，口述电报依然那麽清晰，或踱或坐，或站在地图前，一字一句，很少重复。
　　听说捉住了范汉杰，刘亚楼乐得抓着话筒蹦起来。跑去向林彪报告，林彪只“嗯”了一声。
　　进了沈阳，黑土地统统姓“共”了，那脸上好像也没露出过笑模样，依然是那麽踱来踱去。唯一有点异样的，是点头和“嗯”的时候比过去多了点。
　　现在，他脑子里车轮飞转，烟尘弥天，是那个正在武装大=屏蔽广告=的廖耀湘兵团。
　　攻占锦州後，有两个攻击方向：一是向南攻击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一是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
　　毛泽东要向南，林彪要向东。
　　10月12日和14日，毛泽东往给‘林罗刘”的两封电报中，都表明了南进的意图。17日5时，毛泽东又在电报中强调：
　　你们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宜打锦、葫，并且不宜太迟，宜在休整十五天左右即行作战，先打绵西，後打葫芦岛，争取十一月完成夺取锦葫任务(25)。
　　毛泽东想“迅速攻下锦、葫，然後迅速以主力回困沈阳”(27)。
　　林彪怎麽想的？
　　请看《阵中日记》有关文字：16日：“我决乘胜回头围歼沈阳西援之敌，同时以一部围歼长春可能突围之敌。(28)”。
　　17日：“先歼长春突围之敌，并以引敌深入之方针，把敌引到沟帮子一线後，再行聚歼。(29)”。
　　18日：“形势发展对我更有利（指60军起义——笔者），我决在锦州以东地区，再歼敌一二十万人。(30)”。
　　就是说，攻占锦州第二天，林彪就决心回师东进，吃掉廖耀湘兵团这条大鱼了。
　　很难说是不是攻克锦州後的即兴之作。不是，林彪够高瞻远瞩的了，是，林彪也大眼明手快了。
　　黑土地3年战争中，未听说林彪在甚麽原则问题上违心屈从过谁。当然都是以林彪风格表述的。而在这场学术研讨中，他当然也不会像黄克诚那样言辞激烈（这段有些电报笔者未见到）。但那决心，已是不可动摇了。
　　19日21时，“林罗刘”给军委的电报讲得很明白：
　　（一）估计彰式、新立屯地区之敌，有可能在现地不动，等整八军到锦西後，再南北配合向锦州前进，沈阳之敌则向营口撤退。但亦有另一可能，即是现在彰武、新立屯之敌，撤回新民、沈阳，利用辽河阻隔我军，全部向营口撤退。（二）如我攻锦西，须准备海岸边与敌十二个师作战，地区狭窄，我兵力用不上。敌则扼原有强固工事抵抗，战斗不能很快解决。新立屯、彰武地区之敌，则乘虚进占锦州，使我既打不下锦西，又未能歼减向锦州前进的敌人，则对我不利。（三）我们建议：如沈阳之敌仍继续向锦州前进时，则等敌再前进一步後，再向敌进攻。但有若干徵候敌不再前进，或有向沈阳撤退转向营口撤退的象徵时，则我军立即迅速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方法，将新一、新三、新六、七十一、四十九军全部歼灭，使之不能退回新民、沈阳和退至营口，目前该敌有随时缩回沈阳的可能，故我军须速决定衍动方针，盼军委即回电指示。(31)。
　　古人云：“得形势之地，有死生之势。”
　　林彪属意东进，首先是看准了国民党连遭惨败，极度恐慌混乱，进退失据的火候，同时也是基於地理上的考虑。
　　东进兵团塔山受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域狭窄，不能迂回，优势兵力不得施展。南进，攻守互换，即使不再打出个“塔山”，也难“迅速攻下锦、葫”。全歼根本就不可能。
　　如此。像毛泽东估计的“沈敌可能被迫增援”那样，双方大军云集辽西走廊这段只有20里左右宽的山海之间。国民党“东西对进”，两头夹攻，其在黑土地上的形势能否一时改观，也未可知。
　　或者，像毛泽东一直担心的那样，廖耀湘兵团很可能从营口走掉，“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32)的战略目的，就达不到了。
　　或者，廖耀湘退回沈阳。强攻硬打，伤亡不大。长困久围，黑土地难免不会出现第二座“白骨之城”。
　　而辽西走廊北端的黑山、大虎山地区，正是个歼敌的好战场。西北是医巫阎山，东南是一片沼泽，沟帮子附近，山脉与沼泽间仅有30多里的狭窄通道。黑山、大虎山附近是一脉的陵。这里既无坚固工事可守，又无有利地形依托，只有几十个叫佗“窝棚”的大小村庄，而攻击部队却可依托医巫闾山隐蔽地出击，还可利用饶阳河、辽河断敌退路。
　　毛泽东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林彪稍加点拨即可，19日17时，毛泽东电报中说：
　　如果长春事件之後，蒋介石、卫立煌仍不变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况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33)。
　　毛泽东痛痛快快把表针拨向林彪。
　　毛泽东的高明，在于能坚定地推动部下向着正确的目标前进，又能迅速的修正自己。
　　蒋介石的低能，就在于恰恰相反。
　　林彪看准火候就说，就坚持到底。
　　廖耀湘、杜聿明、卫立煌正好背道而驰。
　　在这里，“胜败乃兵家常事”吗？
　　攻占锦州前，林彪打援战术是“东拖南阻”：南边坚决顶住东进兵团，东边则拖缠住西进兵团，叫它进退不得。
　　现在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原在辽西牵制廖耀湘兵团的10纵，进到黑山以北头道镜子一带隐蔽。敌不动则不动，敌西进则退至黑山、大虎山一线固守。如敌有东退征侯，即不分昼夜插到新立屯以东，切断敌人退路。5纵进至广裕泉西南隐蔽。敌停则停，敌进则退。如敌有东退迹象，立即插到新立屯以南，截断新6军退路，6纵暂於彰武西北隐蔽，准备突然包围彰武之敌。
　　l纵、3纵、8纵以及17师为第一梯队，10月21日开始东返。一路沿北宁线向大虎山疾进，一路沿公路直奔黑山，一路经义县向白土厂边门前进。2纵、7纵、9纵及炮纵为第二梯队，於22日随後跟进。
　　假如未能在新立屯、彰武地区抓住敌人，敌人转营口撤退时，所有部队立即转向营口，在营口和牛庄间歼敌。
　　一律夜间行动。
　　4纵和11纵继续在塔山一线抗击东进之敌。
　　原在锦西附近的两个热河独立师和11纵一个师，大天白日，向西南作战役佯动。沿途大肆筹办粮草房舍，虚张声势，作出林彪要进关的样子。
　　10月17日，“东总”公开宣称南进，扫荡北宁线。
　　一个月前，林彪专列南下两天后，《东北日报》发则消息：林彪正在哈尔滨开会。
　　“兵者，诡道也。”
　　10月21日，“林罗刘谭”致电各纵：
　　“我军决定全力乘敌撤退中与敌决一死战，以连续作战方法力求全部歼灭敌人，此战成功，则不仅能引起全国军事形势之大变，且必能引起全国政治形势的大变，促成蒋介石迅速崩溃。我全体指战员须振奋百倍勇气与吃苦精神，参加此一光荣的大决战，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怕遭受小的挫折，虽每个连队遭受最大伤亡（每个连队打得只剩几个人也不要怕），对全国革命说来仍然是最值得的。”
　　“须严戒沙後所王道士屯的打法，那种打法是未侦察地形状况，未等部队大部到齐，未等火力兵力很好配备，未将敌人退路截断及仓促的乱打乱冲，此次打法，只要找各级干部严守准备好了再猛攻的原则，则必然横直胜利，这就是在接近敌人後指挥员迅速侦察地形选好主攻点，将最大部分之火力、兵力集中於该点附近，并采取纵深配备，然後先将敌人重要建筑物与障碍实行破坏射击，待大体已被破坏后，即以火力进行数分钟的压制射击，步乒即开始猛冲猛追。只要采取这种打法则横直打胜仗。”(34)。
　　喜怒不形於色的林彪，字里行间，洋溢着压抑不往的坚定和自信。
　　当一场举足轻重的决战还未打响已稳操胜券时，是多麽激动而又痛快。
　　克四平，下锦州，攻坚战，林彪已不是生手了。但是，从平型关大捷，到扭转黑土地局势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和秋风扫落叶般的夏秋冬三大攻势，林彪最得心应手的，毕竟还是运动战：以打巧仗着名的林彪，是位运动战专家。他的聪明才智和技巧，在比较少拘束的运动战中，可以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身材纤巧的林彪，一走上运动战的战场，心灵就沉浸在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之中。
　　林彪的巧，巧在战机的把握，战场的选择，对部队特点的了如指掌和使用，以及走一步看几步的远见。
　　毛泽东说“宜在休整十五天即行作战”，林彪6天就出动了。
　　拿破仑说：“在战争中只有一个有利的时机，能抓住此时机，就是天才。”
　　克劳塞维茨说：“在决定性地点上能够集中多大的兵力，这取决于军队的绝对数量和使用军队的艺术，”林彪抓往了一个最好的时机，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战场，投入了最强大的兵力，表演了一场令人击节的拿手好戏。
　　林彪为廖耀湘兵团看了块好风水，没想到他自己的葬身之地却是温都尔汗。
　　战争是雄性的
　　东返部队先是急行军，後是强行军。
　　原在辽西的5纵、6纵，一昼两夜行军250里。
　　李伯秋老人说，打下锦州，後勤部门组织部队白天晚上抢运物资。弹药、粮食，被服，国民党兵站仓库的东西，能弄动的都往外弄。汽车马车，肩挑背扛，汽油桶运到城外就推到路边沟里。没处放，时间紧，飞机轰炸很厉害。当时是从最坏处想的，准备敌人重占锦州，忙得一塌糊涂，拉到城外没两天，就接到命令奔辽西。
　　李兆韦老人说，出发前，连夜报告伤亡情况，连夜调配补充干部。“你当营长，你当连长，你当指导员，你当排长，”辽沈战役打了一个多月，三个营长都没当到头。兵员是边走边补充，都是俘虏兵，不少军装都没换，只把“青天白日”扯掉了。有的连80人，有的连50人，有的连20人。黑灯瞎火的，走着走着，前边又喊：“领枪了！各连来领枪。”步枪，冲锋枪，机枪，枪没了，就拿几颗手榴弹。第三天头上传来命令：停止前进，站在甚麽地方就把东西放在甚麽地方，除了枪支弹药乾粮袋，全部放下。“放好了吗？”“放好了。”“出发！”
　　恩格斯说：“正如在商业上说，‘时间就是金钱’一样，在战争中也可以说‘时间就是军队’”。
　　蒋介石坚持收复锦州，会师大凌河，是认为共军伤亡很大，无力再战。他的看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他不理解这场战争更不理解共产党人。
　　东进部队徒涉大凌河。
　　河面宽200米左右，水深没腰，河底是流沙。沙层很厚，双脚不能停，停下再难拔动，越动越往下陷。有些车马陷住了，很快就没影了。不能去救，去救也得陷进去。辽西不少河流都是这样子。初到东北时不识河情，不少人陷在里面。苏联红军也吃了不少这种苦头。
　　10月底，水凉砭骨，辽西战役结束西返时，水稳处冰层已有玻璃厚了。有的在水中抽筋了，一停顿就陷进去了。上岸後不管三七二十一，连架带拖拚命跑。不然，刀子样的北风一溜，一会儿就冻僵了。
　　张耀东老人两腿内外侧，一条条筷子粗细的凸起的血管，像爬满了蚯蚓。老人称之为“大凌河留念”——“聚筋了。”
　　最苦的是女人。
　　当时的2师财会科会计刘淑，是骑马过去的。
　　老人说，天黑，岸上河里，吵儿巴火的，甚麽也听不见。也不听，就盯着那河面。河心有漩涡，那马随着漩涡转，眼看要转进去了。好像挺害怕，又好像甚麽也没怕，也不知怎麽过去的。那马打着哆嗦上岸了，眼前红通通，白晃晃的。仔细一看，是战士们在烤火，都光着屁股。
　　战斗部队女人少，有马骑。医院和宣传队的，连马尾巴也拽不着。
　　刘光涛老人说，西返过大凌河也是晚上。人踩马踏，冰都碎了，化了。过河後在岸边等部队，上游突然传来一片哭叫声。“爹呀”，“妈呀”，鬼哭狼嚎似的，那个疼人哪。赶紧派人去看，都是师医院和宣传队的女同志。
　　性情温雅的师政委，把指挥渡河的干部训了一顿：打仗没法子，现在为甚麽不能搞条船，或是想点别的甚麽法子？
　　老人说，他长这麽大，也未听到过那样疼人的叫声，老人说，直到今天，那尖厉的惨叫还在耳边响着。
　　几个纵队的老人，都听过那惨叫。
　　老人们说：有些女同志未等进关就瘫了。
　　老人们摇着头：唉……
　　从南下北宁线到回师辽西，从闯关东到进关，数以万计的军中女性，是建立了特殊的功勋的。在某些方面，她们比男人更强韧，更富於生命力。如果剔除性别因素，而把“男于汉”视为强者的称谓，她们中的一些佼佼者，甚至比一些男于更男子汉。
　　但是，“水做的女人”是经不得这种水的。
　　李伯秋的夫人孙敏老人，当年是3纵机要科译电员。闯关东路过家乡时，想看一眼母亲，又怕让母亲看到。匆忙中写个条子扔给车下人，纸条随风飘着，她大声喊着：交给村长，劝劝我妈，就说我去开会了……
　　从南满到北满，3纵和4纵是黑土地上走路最多的部队。
　　当年4纵28团财会股会计王敏芝老人，说她行车从未掉过队。
　　闯到关东，她被分到辽东军区“供（给）训（练）队”学会计。毕业后，和一个叫“王顺花”的女孩分到10师。雪野中，一辆顺路马车拉着他们“吱吱嘎嘎”地颠呀颠呀，两人冻得咝咝哈哈的，那心却像冰天雪地中的两团火苗。10师是主力呀！快到了怎麽还听不到枪声呢？一问，说离前方还远着呢，不上前方，不打仗，叫甚麽主力呀？在18岁的姑娘家心里，主力是应该天天打仗呀！
　　没几天就赶上四保临江。这个走呀，少时每天50里左右，多时100多里。走路不愁。她长得苗条精干（今天依然如此），有的是力气，月经又晚，像个男子。王顺花就不行了，胖，又是痛经。她就帮她背东西，大都是晚上走，白天有飞机轰炸。过封锁线，连咳嗽都不行。她提只桶，里面装着铁饭碗，提心吊胆就怕弄出声，绊个跟头就更了不得。摔倒了，不顾身子，把桶擎到半空，像表演杂技。
　　当会计後发匹马。弄个像被面大的马搭子，里面都是钱，褡在马背上，就成了活动“银行”。光有钱不行，敌占区不能花，还带些金子和烟土。弄个冲锋枪子弹带，把金子和烟土放里面，藏在衣服里面。
　　浑身上下一般粗，像怀了几个月的身孕。有人说她们走路脚下尘士多，金子沉。
　　孙敏老人说她走路能睡觉。
　　行军睡觉各有各的样儿。有的跟着队伍边走边睡，像有根线牵着似的，前边停下就撞上了。另一个译电员王善琦，走着走着离队了，那就是睡着了，赶紧接她一把。她不，一睡着就站往了，像马似的。
　　有人就叫她到後边去。那可不行，不掉队了吗？
　　到了宿营地，别人是洗脚、吃饭、睡觉三部曲。孙敏她们赶紧架设电台，发报收报，王敏芝她们赶紧铺开摊了，发钱算帐。有时忙火完了刚倒下，又集合出发了。有时饭也赶不上，拿块饭团子边走边吃。
　　女人来到这世界上，本来就要多承受几分苦难，而这些，本来并不属于其中的。
　　睡觉照顾女同志，给个热炕头。南北大炕，不管男女，倒头就着。没人家，就随便找个甚麽背风的地方偎着。睡前一定要把马褡子压在身底下，再把“子弹袋”检查一遍，系好，才敢合眼。
　　2师的“银行”装在一辆大车上。到宿营地不卸车，值班的披件大衣，偎在钱箱子上睡。春夏秋冬，刘淑像男人一样睡在那上面。
　　东北3年，脱衣睡觉的时候比节日还少，身上那虱子呀，跟孩子们讲，孩子说：妈呀，你怎那麽脏呀？
　　刚到供训队时，王敏芝问：这“会计”是个甚麽？有人说：会计就是个人。发本油印课本《会计与簿记》。这“簿记”是甚麽？有人说：簿记就是本书，她把这本书一直揣到共和国诞生。
　　那时候那人，土得冒烟，脏得掉渣，真诚得透明，把理想和信念揣贴在心窝上。
　　夏季攻势後的一天，一个不到20岁的清秀的女兵，背着个薄薄的背包，提只装着脸盆牙兵的网兜，汗津津走进28团团部。在众多男子汉注目礼中，姑娘敬个礼，掏出介绍信。
　　政委张继璜已经明白了几分。看到介绍信上“于淑海”三个字，赶紧伸出手去：欢迎！欢迎！然後跑去前院，照团长胡云生胸前就是一拳：快走，看是谁来了！
　　谁也不认识谁。
　　胡云生已经做了一夜新郎梦：昨天下午师里来个电话，说纵队卫生部有个叫“于淑海”的护理员，今天来和他结婚。
　　而新娘子于淑海，从纵队动身时，说是让她去10师。坐马车到了10师，又让她去28团。也没说去干甚麽，她也没问。那是不用问的。
　　去哪儿干甚麽，都是革命工作，此刻，当她看到胡团长望着她的那种激动、兴奋的目光，姑娘家的本能使她预感到已经发生了甚麽。她感到突然，有些惶惑，可很快就坦然了：周围女伴，一个个不都是这样子吗？
　　去年，张继璜和王敏芝夫妇去浙江嘉兴看望这对老战友，于淑海还说：哼，就这麽地把我分配给他了。当年的团长“哈哈”大笑：这叫“千里姻绿战争牵”。
　　副团长、副政委、参谋长、主任不请自来。炖上几只老母鸡，拎来几只“酒葫芦”，三张拼在一起的高低不齐的方桌上，10多只粗瓷大碗举起来，10多张粗喉咙大嗓子，齐声祝福“革命夫妻，革命到底。”
　　副团长和警卫员把行李搬出去，就是“洞房花烛夜，，。张继璜和王敏芝的”洞房花烛夜”，枕头是个马搭子。
　　“洞房花烛夜”之前，两人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和他一道闯关东的师作战科长，介绍她和他见面，给她印象最深的是警卫员那只不离身的“酒葫芦”。第二次在行军路上，看一眼，没等说话就过去了。
　　张继璜老人给这种战地婚姻总结八个字：“兵临城下，速战速决。”
　　没有情书，甚至没有情话，更谈不上花前月下，卿卿我我。
　　当然也没有小说和电影中的情节：硝烟烈火中，突然出现一位美丽的女性，自然也会站出一位英俊的男子汉。于是，美女加英雄，一段令当代小青年恨不能上去亲身体验一番的风流倜傥的战地罗曼史。
　　和王敏芝一起到10师的王顺花，谈恋爱，那男的不够“278团”，又降职，又处分。在山东就是“278团”的李伯秋老人，1948年才结婚。
　　当年“旋风部队”的主力师政委说：从山东到东北，见过多少寡妇？有的又找一个又守寡，有的生了孩子没处放，有的老婆孩子都让敌人捉了去。还是一个人好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很多老人如是感慨。
　　苏北3师闯关东到阜新海州後，家属在义县准备坐火车赶大部队。国民党追上来，炸坏火车，一些家属被抓走，一些逃到老百姓家躲起来。有的被迫给人家当了媳妇，有的一路乞讨，甚至不得不卖身，半年後才在库伦找到部队。
　　不打仗了，留守处把家属送到部队驻地住上一段。开头用马车，後来是汽车，像个大蓬车队，像个吉普赛部落。打仗了，再回来等着，守着——谁知道是不是已经生离死别过了？
　　有的老人觉得无所谓：那时打仗不像现在这样可怕。一年三百六十天，总提心吊瞻的，还不把人折腾死了？习惯了。那时就盼快点打完算了。有时10天半月不打仗还挺奇怪，怎麽不打了？
　　有的则唏唏嘘嘘：惯是惯了，可人心是肉长的，那是自己的老头呀，能不挂着？那时就怕仗打坏了，就怕伤亡，就怕他回不来，不见到面一块石头不落地。夜里尽做噩梦，血淋淋的……
　　8师副师长黄朝宣的妻子李莉，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从东北到平津，看谁心神不定就去劝。南下到许昌，敌机扫射，车厢打那麽多窟窿，大家都下车隐蔽，她抱着孩子乐呵呵地说“没事”。打海南岛时丈夫牺牲了。开头大家不敢告诉她，她看出来了。不吃不喝，白天晚上点根烛，抱着孩子流眼泪。有时夜里突然跳起来，大喊大叫“老黄回来了”，几个人都抓不住，疯了似的。
　　从贞德、卓哑，到在黑土地上为国捐躯的赵一曼，历史用血火之笔塑造了那麽多千古流芳的巾帼英雄。而从传世不朽的中外名着，到如今封面阴盛阳衰的各种杂志，又有几多少得了风姿飘逸的女性？
　　雄性的战场上，突然出现一位光彩照人的戎装女性，那仅仅是美，是别样的勇武，像万绿丛中一点红，像漫漫荒漠中一片绿洲，或是一汪清泉？
　　把女人视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固然腐朽不堪。可雄性的战争，难道不本来应该是男子汉们的事业吗？
　　一位苏联作家说“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位中国作家说“战争让女人走开”。战争以一种甚麽样的魔力抹煞了人的性别？当和日本侵略军打红了眼的中国人，又和曾经一道=屏蔽广告=的骨肉同胞打红了眼时，战争抹煞的仅仅是人的性别吗？而那些在根据地和留守处守活寡的女人，那些不属于“278团”之列的不知儿子或丈夫是人是鬼的女人，她们果真能够从战争中走开吗？
　　当老人们讲述到大凌河畔那尖厉吓人的惨叫时，我突然悟到作家们为甚麽那样青睐战争中的女性。
　　雄性的战争中的女性，更能表现战争的残酷！
　　胆魄
　　——东野名将录之十一、十二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兵如此，将军呢？
　　之十一：打铁的
　　１０纵司令梁兴初，大个子，大长脸，大牙，眼睛本来不算大，眼珠子却动不动就瞪得老大。
　　一些老人叫他“梁大牙”，叫得亲切，叫得温暖。说他瞪眼珠子挺吓人，不摆架子对你象亲兄弟。说在他手下工作没有没被他骂过的，骂得痛快，骂得舒服，骂完就完，没小鞋大帽子。有时也骂得你想和他对骂，过后一思量，又恨不能再让他骂一顿。
　　黑土地上很多将军都有外号（不知其它野战军是否如此——想来这不会是黑土地的特产）。有的叫“好战分子”，有的叫“小诸葛”，还有叫“教师爷”、“毛猴子”的，大都与本人性格和战斗作风有关。
　　纯粹因形象而得名的“梁大牙”，其实应该叫作“打铁的”。
　　这倒不是因为他参军前是个铁匠。
　　从平型关战斗中的６８５团营长，到黑山阻击战的１０纵司令，象韩先楚、黄永胜、钟伟这些战争大学中的高材生一样，他是一身伤疤一串台阶，从战争的火网中硬打上来的。
　　硬打上来的将军能打硬仗。
　　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３日，国民党进入长春后，蒋介石亲来慰问，看到松花江南的拉法，为吉林以东铁路公路交叉点，当即指示杜聿明：拉法非常重要，是战略要点，要派一个加强团固守。６月６日，７１军８８师２６４团一个营，进占拉法北１２里处的新站镇。
　　黑土地一连串的胜利，蒋介石头脑有些发胀。另外，他也是看了个火候：从６月７日１２时起，东北停战１５天。
　　难道蒋介石忘了，１月１３日午夜东北第一次停战生效后，共产党不是照样攻占了营口吗？
　　６月７日，林彪命令１师和２师，由１师师长梁兴初和政委梁必业统一指挥，坚决吃掉这股突出孤立的敌人。
　　这是四平撤退后，民主联军第一次主动出击。这一仗的胜负，不仅是一块战略要地的得失，而且将对国共两党在黑土地上的前途产生影响。胜了，共产党人将会从四平战后的疲乱中缓口气，恢复振作一下军心士气。败了，就会在普遍的悲观失望情绪上，再压上一块沉重的乌云，处境将会更加困难。
　　８日３时开始攻击拉法，拂晓即结束战斗。
　　用梁必业老人的话讲：趁暗悄悄摸近，一家伙就冲进去了。
　　新站打僵了。
　　９日２时，１团、３团和５团如法炮制，国军已有准备。３团受阻，１团镇东南角被顶住。５团突入镇内，伤亡很大，不能前进，由２团接守阵地。天亮后强行攻击，守军拼死抵抗，不断实施反击，双方胶开厮杀。
　　飞机不断向守军空投弹药食品，８８师增援部队已赶至老爷岭，与打援的４团接火。援兵将至，弹药给养不缺，守军挟一路北进威势，士气不减，而攻击部队三个团的番号，实际每团只有千把人，兵力优势并不大多少。
　　打不打？还能不能打？
　　打？若能很快结束战斗，作伤亡再大也值得。不然，援兵上来，既使能够脱身，新站也将会变成“小四平”。
　　不打？几百人伤亡了，前功尽弃，灰心丧气地撤退。
　　这仗算是打到节骨眼儿上了。
　　此刻，在舒兰的病中的林彪，脑子里那个车轱辘转得快，再精心策划，也得靠前线指挥官审时度势，作出决断。
　　“梁大牙”一咬牙：打！
　　把６团调到攻击和打援两用位置上，其余四个团全力攻击。
　　最后一锤子打响了。
　　第二年秋天，林彪在一次关于“硬拼仗”的讲话中说：
　　成对峙时，只要不是山穷水尽，还应该硬下去，这时要十分冷静地分析情况，寻击败敌人的机会，这时我们处境固然困难，但还应该想到这时敌人的困难，至少也和我们所差无几，对峙中既使看出有撤出战斗的前途，如其早撤还不如多挺一会儿，这样顶多也就是多伤亡几个人而已，但胜利的出现，往往就在多挺这一会儿上，这就是所谓最后五分钟，看谁挺得硬，谁就是胜利者，指挥员的顽强性就表现在这里（据说此次南满歼灭二十五师的胜利，就是这样取得的，还有一、二师新站战役也有类似情形）。(35)。
　　善打巧战，非常注重部队作风的林彪，很喜欢关键时刻叫得真、过得硬的部将。
　　林彪在黑土地上的几位“爱将”，“打铁的”“梁大牙”即是其中之一。
　　（有人挺忌讳说自己是当年林彪的“爱将”，好象这样就会和后来的林彪讲不清楚。）。
　　在黑山阻击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１０纵２８师，是当年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着名的３５９旅的老底子（主力南下了，未到东北）。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这样评述２８师：
　　系东北各部队中历史基础最老的部队之一，其中有不少为土地革命及=屏蔽广告=战争时期之骨干成分，连以上干部绝大多数为关内参军之老干部，部队作风甚疲塌，缺乏朝气，保守性大，进步慢，战斗作风被动，战斗力未能充分发挥，其部队历史应列入东北各部队中之主力师，但战斗力还不如一般老部队及赶不上进步较快之新部队。
　　老人们都说：辽沈战役前，２８师在黑土地上基本没打过什么好仗。
　　有的老人说，这个旅来东北时就挺富，“黑（烟土）白（银子）货挺多”。有的老人说，他们到东北挺能搞东西，发了财，“家务多”，包袱重。有的老人说，每次转移，他们大车小辆，满满登登，像个辎重队。有的老人说，四平保卫战期间，林枫让这个旅撤出梅河口，后勤部长不干，说是要请示旅里。林枫说：是东北局领导你们，还是你们领导东北局？打仗不积极，就能搞东西，东北丢了，你们的东西能保住？
　　林彪和刘亚楼都讲过：打不好仗，就降级，当独立师。
　　当一些新部队不断升级到主力纵队时，３５９旅降为独立师。
　　“宁当鸡头，不当牛尾”的钟伟，由“鸡头”一下子变成“牛头”，为的是用这位“好战分子”的性格、作风，把新成立的１２纵带成一支生力军。“打铁的”“梁大牙”到１０纵当司令，并在辽西战役中受命死守黑山，体现的是林彪同样的用将之道。
　　“打铁的”则把２８师放到攻守焦点的“１０１”高地。
　　据说，战斗快打响，他还在２８师呆着。有人说：司令，该回指挥所了。未起身先点支烟“神仙”一番的“梁大牙”，吸口烟，乐呵呵地说：我看这里就挺好嘛。
　　司令到师，师长到团，团长到营，一级级压下去，这在战争中并不都是必要的，特别是在防御战中。但是，在这里，在一个尤其需要显示决心的时刻，这样压一下子没有必要吗？
　　黑山为进出大洼［加“穴”头－－Ling］、营口、沈阳、锦州的唯一走廊，无论向何方进退，廖耀湘都必须首先攻占黑山。而１０纵的任务，就是死死咬住廖耀湘兵团，引来无数钢刀锐箭，将对手剁成肉泥血酱。
　　２０余架飞机轮番轰炸，１０倍于守军的炮火猛烈轰击，由营而团而师的兵力一波又一波地冲杀。因一块山石书写“小黑山”三个字而得名的“黑山”，火烧血侵［应为“氵”旁－－Ling］，真正成了“黑山”。“１０１”高地反复争夺２０多次，山头削去２米，“１０１”变成“９９”。
　　炮火袭击过后，干部战士从泥土中扭动着拱出来。文书、卫生员、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都操枪战斗。排长牺牲了班长自动代理，班长倒下战士挺身而出。正面挡不住了就向侧翼突击。８４团２营，与２０７师一个旅反复冲杀１０个小时，剩下２０多人还拼了五次刺刀。“９２”高地二个连苦战一昼夜，最后全部牺牲。
　　廖耀湘这样描述守军：
　　他们攻击前进时，均一律持枪上刺刀和投手榴弹，直接冲向我军阵地，前仆后继，非常英勇。
　　二等部队一下子打成了一等部队，打成了铁，打成了钢。
　　本来就没有不能打仗的兵。
　　之十二：李作鹏当机立断
　　在闯关东的１０万部队中，没有比华中３师７旅（即后来的６纵１６师）战史再辉煌的了。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这样写道：
　　该部队自历史以来参加战斗最多，战斗经验丰富，战斗作风勇猛，能攻，能守，不怕牺牲，准备好，行军力强，能打硬拼仗，战斗力强，有朝气，雷厉风行，但亦存在有些简单化，保守，对新的战术研究与掌握不够，因之进步较慢，该部队为东北各野战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但存在高傲自满情绪。
　　７旅是红１军团２师老底子。１９２７年参加南昌暴动，１９２８年于三河南失败后上井岗山，抗战后编入１１５师３４３旅６８５团，参加平型关战斗。“皖南事变”后南下华中，扩编为新４军７旅。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８日，日军６５师团３０００多人加７０００多伪军，由淮阴北犯。７旅１９团４连，奉命在刘老庄掩护主力撤退。从拂晓战至黄昏，弹药打光了，敌人上来了。“我们死也不投降！”全连８２名勇士，端着打弯的刺刀，扑倒在血染的土地上。
　　一支敢于刺刀见红的部队：打日本刺刀见红，打国民党刺刀见红。
　　能打硬仗，也打了许多硬仗，只是战绩不大。
　　三下江南主攻焦家岭，７旅连打七次冲锋。一般部队，三次冲不上去就怵了，松了，软了，冲不动了。７旅的字典里没有“熊”字。大雪没膝，血飞肉溅，照样打，生死不怕嗷嗷叫。结果，伤亡几百人，只打下一间独立家屋。
　　几天不打仗，“病号”一个个倒下了。听说打仗了，“扑愣愣”爬起来，都好了。
　　行军路上，飞机轰炸扫射。打倒了，抬走。队伍不停不避，照样前进。就有这么股劲头。
　　对敌人凶，对自己人也凶。
　　进戏园子横晃，不买票。去日本人住宅区，要“米西米西”，骂“八格牙路”。
　　宿营，把兄弟部队从热烘烘的屋子撵出去。战后和兄弟部队抢战利品，开枪打死打伤人。打骂向导、民工、老百姓。搜俘虏腰包，枪毙俘虏。７旅样样出名。
　　在阿城，７旅教导队和东北局的人打篮球。７旅犯规不服判决，打球变打人。高岗上去劝架，也吃了两拳。高岗说：我是你们副政委。兵们说：就打你这个鸡巴副政委！打骂东北局副书记、民主联军副政委，这还了得？７旅把那几个兵绑上，送去请罪。高岗说：连我都敢打，打仗肯定是好样的，快放了。
　　一支和３５９旅不一样的，“两头冒尖”，“三凶主义”，同样需要打翻身仗的部队。
　　１０月２０日１０时，“林罗刘”给军委的电报中说：此次大战，全局关键在于是否能截断新立屯，彰武之敌的退路。
　　９月中旬，６纵（欠１７师）从吉林进至长春南，作攻击长春状，掩护主力南下，廖耀湘兵团出辽西，６纵也出辽西，协同５纵与敌周旋。９月２４日，廖耀湘兵团猛攻黑山，６纵隐蔽地进至彰武、新立屯。然后调头南下，强行军向台安急进，准备堵截廖耀湘南逃营口。
　　６纵司令兼１６师师长李作鹏，率前指随４６团前卫营跟进。夜色蒙蒙，繁星满天。嚓嚓的脚步声中，是呼哧呼哧的喘息。俗话说“二八月乱穿衣”，行军腊月天也恨不能乱穿衣。走起来穿单衣也嫌热，停下来穿大衣裹条被子也打哆嗦。马更骑不住，寒气逼人，个把里路两条腿就麻了，赶紧下来。走出一身汗再骑上去，那滋味儿更难受。
　　一天两夜２５０里，２６日凌晨抵达北宁线。过铁路时，与姚家窝棚敌人遭遇。
　　４６团向前猛扑，全歼新６军１４师前卫营，抢占姚家窝棚，并攻下厉家窝棚车站。
　　正打着，“林罗刘”来电：继续前进，不要与敌纠缠。
　　李作鹏回电：敌情严重，不能继续前进，待查明情况后再告。
　　有的老人说，枪一响，就听出是敌人主力部队，李作鹏就判断情况可能有变，决定停止前进。
　　一个精明的判断和重要的决定。
　　黑土地上的名将，没一个是只会执行命令的。
　　战斗打响，师骑兵侦察连就撒出去了。天刚亮，捞回条大鱼，一个换了便衣的少将参议。那参议说，廖耀湘已经改变南出营口计划，决定东退沈阳了。
　　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宣告了一个难逢的战机和严峻的时刻。
　　厉家窝棚车站、半拉门、姜屯一线，是敌退沈阳必经之地，守住这里，就能切断敌人退路，但是仓促占领阵地，在攻锦主力赶到之前，这里将要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
　　设在於家窝棚的前指，距前线２里远。美式重炮发出的炮弹，从头上掠过，爆炸的气浪将黑黄的窗纸撕扯成条条片片，呜呜作响。屋顶的蜘网、烟灰和泥土，像流沙样泻落。
　　性情暴烈，很注重军人仪表的李作鹏，站在炕沿下，一件黄呢大衣快要从肩头滑下去了：向总部报告，准备战斗！
　　有的老人说李作鹏当时“毫未犹豫”。有的老人说他“很冷静、果断”。有的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有的说“也看不出什么表情”。
　　战争中，主动和优势的得失，经常取决于瞬间的决断。将军的功业，就在这瞬间的决断中成就，或者毁弃。
　　新开岭和新站，韩先楚和梁兴初咬钢嚼铁一声“打”，当然和此刻有所不同。但在透视和把握战争的能力上，在最需要，也最能显示一个将军的才华、决心和魄力的时候，他们都表现了不愧为黑土地名将的名将。
　　有的老人说：１６师这块好钢，这下子算是用到刀刃上了。
　　好钢能不能用到刀刃上，“用”字是大有讲究的。
　　辽西战役，李作鹏功不可没。
　　如今一提到“李作鹏”这个名字，３０岁以上的中国人，眼前就会出现一副墨镜，并能在两面镜片上幻化出林彪和“黄吴叶李邱”一串并不陌生的形象来。于是，那双藏在镜片后面不知是什么样儿的眼睛，就愈发深不可测，那目光就永远狠毒而又险恶，充满阴谋味道了。
　　“东总”有名的“大烧锅”，在山东就戴副墨镜。他的眼睛有毛病，怕光。据说是抗战时被日军毒气弹熏的。
　　李作鹏的与众不同之处，不在于当时在中国都少见的那副墨镜（银幕上的国民党特务，十有八九是要戴上一副的），而在于他的出身和经历。梁兴初等人是班排连营团，从战斗部队出生入死一路打上来的。李作鹏则是从机要员、参谋、科长、参谋处长，当上纵队副司令的。
　　据说，林彪和罗荣桓挺器重他。
　　打海南岛时，船队在海上，风突然停了，帆船走不动，半路上要回来。当时是军长的李作鹏立即报告兵团，兵团还未回话，他这边决心已经定了：用桨划也得给我划过去！
　　有的老人说，营以上单位才有电台，连以下联系不上，怎么回来？这个人精明强干，火气来得快，脑子转得快，叫你怕也叫你服，叫真格的不含糊。
　　有的老人说，他当参谋处长是有贡献的，跟林彪学到不少东西。
　　有的老人说，１６师在东北换了四任师旅长，比较之下，资历并不深的李作鹏能辖住这样个两头冒尖的师，那是得见点真功夫的。
　　老人都说：功是功，过是过，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应该一是一，二是二。
　　把一个人生命旅途中的“一”和“二”单独提取出来，历史的变迁，有时简直叫人目瞪口呆！
　　不过，中国人好象已经见怪不怪了。
　　打乱仗
　　辽沈战役中的最后决战，林彪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
　　１０纵拦住先头，６纵截断后尾，东返主力向中间一冲，廖耀湘兵团乱套了。１０月２６日拂晓，围歼战打响。
　　１纵、２纵、３纵（附１７师）、１０纵及炮纵主力，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７纵、８纵、９纵，由大虎山以南向北突击。５纵、６纵跨北宁线，由二道镜子、饶阳河以东向西突击。各纵给各师再大概分定攻击方向，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命令一律是“搜索攻击前进”。
　　不知道敌人准确位置，反正就在这一圈内。
　　各路陆续打响，林彪将指挥权这时下放到各纵和师：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往哪里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敌我交叉，我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与突围与反包围，５０多万大军纠缠扭打。
　　潮水样的队伍，向着枪炮声扑打。扑灭一处枪炮声，留下一片血火，裹卷着烟尘再向另一处枪炮声扑去。一个山包，一个村庄，上午你手，下午我手。枪管赤热，刺刀滴血，枪炮声分不出个数，天地间的一切都被战争的喧啸充塞了。入夜，照明弹一颗颗挂上天空，信号弹、炮弹和各种子弹的弹道，象千万条火蛇在地平线上狂舞。爆炸的火光，燃烧的房屋，衬着空中惨白的照明弹，照耀如同白昼。
　　百年大树在烈火中焚逝，千古无闻的小村庄在血战中载入史册。
　　堵截廖耀湘兵团的战斗，首先在魏家窝棚打响。
　　１０月２５日，廖耀湘兵团攻黑山不下，命令４９军、新３军１４师和新６军骑兵部队，经大虎山以东向营口撤退。并命令原在辽河东岸的新１军暂５２师由卡力马西渡辽河接应。林彪早有算计，２４日即令８纵主力向卡力马急进，辽南独２师由南向台安北急进。４９军先头部队进至魏家窝棚，迎头正撞上独２师。８纵随即赶到，将敌拦腰切断。
　　从拂晓打到黄昏。
　　邱会作随２３师６７团前进，指挥所设在距敌不到１００米远的一条雨裂沟里。
　　炮弹一排排泻在沟后旷野里，泥土把天都遮盖了。指挥所伤亡三个人。副师长和团长、政委，都劝邱会作下去。他说，还能跑过炮弹哪？要跑都往前跑。
　　坚守赵家窝棚的２２师６５团，战后打扫战场，１连阵地上，双方几十把刺刀插在对手身上。
　　独２师带着个炮团，都是重炮，赶到架上就打。刚组建的炮团，初学乍练，准头不大，那声音可是够吓人的。
　　交手３年，共军是有重炮必有主力。国民党又以为共军主力都来了，退了。
　　由退营口变为退沈阳，南进中的纵队右转成了东向的横队，黑压压地向北宁路两侧压来，又撞上了刚刚赶到这里的５纵、６纵。
　　最惨烈的战斗，是在厉家窝棚一带。
　　这条路再打不开，廖耀湘只有全军覆没了。新３军、新６军调集主力，不惜代价，成营成团往上攻。可６纵岂是好惹的？“王牌”对“头等”，对拼命了。
　　在厉家窝棚铁道南端的１６师４６团一个营，插到敌人堆里去了，三面受敌。阵地打平了，就跳进弹坑里打，把尸体垒起来打，枪打坏了，弹药打光了，就从敌尸上找来打。平时排长叫班长，班长叫战士都得跑步来的“两头冒尖师”，这一刻，轻伤不包扎，重伤不下火线，还能动弹的，爬来爬去在阵地上运送弹药。
　　２连一个排，在姜家窝棚和铁家窝棚之间抢占了阵地，打退了１０多次冲锋后全部战死。敌人也再不敢进攻了，他们不敢相信这块阵地上已经没有人了。
　　各师团都有全部打光的连队。
　　４６团政委张天桃中弹牺牲。
　　很多老人都记得１６师最年轻的团政委的模样，个头不高，胖乎乎的，圆脸，挺爱笑。说他是四川人，父母被打了土豪，就剩了他一个。红军看着可怜，就把这个“地主崽子”领走了，成了队伍中一名“红小鬼”。
　　另一场至关重要的血战，发生在胡家窝棚。
　　２５日晚，３纵三个师在黑山东北同时展开，三路烟尘滚滚突进，胡家窝棚正撞在７师的箭头上。２１团在前，１９团随后，２０团为二梯队。半夜时分，进至胡家窝棚附近，听到枪声。２１团３营扑上去，团主力继续往前冲。３营一个冲锋，攻占胡家窝棚北山。８连２排插到胡家窝棚东侧，攻占敌人重炮阵地。敌人拚死反击，除了一个报信的副班长，全部牺牲。３营主力攻击胡家窝棚西边，连冲几次未下。１９团１营上来了，师炮兵营也上来了，炮火掩护，两下夹攻，冲上去了。
　　李伯秋老人说：天黑地暗，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窝棚”，更不知道那里是廖耀湘的兵团司令部，反正哪有敌人往哪打，没想到打了正着。
　　廖耀湘后来说：“解放军第三纵队及其以北的友邻部队第一棒就打碎了国民党辽西兵团‘脑袋’即兵团前进指挥所，同时打碎了新三军、新一军及新六军三个军的司令部。”
　　退营口再东返，阵脚已开始混乱。这下子没了“脑袋”，就彻底乱套了。
　　２６日凌晨，林彪命令全线出击。
　　不管三七二十一，四面八方，猛打，猛冲，猛追。１０多万国民党军队Ｘ集在几十个“窝棚”内，包围圈越压越小，仗越打越乱。
　　Ｘ文清老人说：我们连刚冲进景家窝棚，敌人也进了村。枪打，手榴弹炸，“嘁里咔嚓”拼刺刀。敌人顶不住了往后退，刚到村头，迎面一支队伍压过来。敌人一看军装颜色不对，扭头向左跑。我们一个排就抓了４００多。
　　邱会作老人说：在辽河西岸一个村子，我们纵队部让敌人冲散了。枪像吵豆样响，身边就跟着个警卫员。我和参谋长黄Ｘ显被冲在一块儿。他枪打得好，抓过警卫员的卡宾枪，打倒几个冲上来的敌人。我乘机跳出窗户去找部队，正碰上７纵一股部队。是听到枪声跑来的。我说：我是８纵政委，你们现在听我指挥，任务是保护我们——马上去找司令他们，必须给我找到！
　　当时为５纵司令的万毅老人说：我们和３纵打起来了。５纵穿的是缴获的国民党棉衣，３纵把我们当国民党了。他们打，我们打，他们喊“缴枪不杀”，我们也喊“缴枪不杀”。国民党不喊“缴枪不杀”，觉得不对劲儿。这才用号音联系，知道是自家人打起来了。
　　李光书老人说：国民党也把我们当自己人了。队伍正走着，黑糊糊来了拨人，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一些调皮的战士说：“新６军的。”“我们是新１军的，可找到你们啦！”乐颠颠跑到近前，我们把枪一顶：“你看我们是谁？”我们是二梯队，赶到那时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有的炊事员挑来饭菜，喊：２营开饭了。人们都上去吃。天亮了一看，队伍里怎么跟着这么多国民党：一问，是国民党哪个“２营”的。
　　刘光涛老人说：开头还打，有些敌人打得还挺顽强。后来就不打了，敌人见了我们就跑，我们见了敌人就追。有的连队一路追到沈阳去了，满城找部队。上哪儿找呀？３纵根本就没去沈阳，后来不追也不跑了，老远见到敌人，招招手，他们就过来了，再后来连手也懒得招了。带的粮食不多，哪有那么多饭给他们吃呀！
　　１６师打仗凶，抓俘虏也有“绝活”：４８团两个排，在旷野里持枪摆成一座“解放门”，凡从门内走过去的即为“解放”。不到半天时间，就有五个军、九个师番号的２千多国民党官兵，通过“解放门”。
　　“脑袋”被打碎后，廖耀湘什么也顾不得了，用明语呼叫部队向“二道岗子”集中，想在那里恢复指挥。“东总”立即在地图上找到三个“二道岗子”，并迅速判定是新立屯附近的“二道岗子”。可失魂落魄的廖耀湘，连他自己也不可能去到那里了。
　　激战中，为了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形成防御态势，各部队大胆穿插、分割、渗透，向着枪声猛冲，各自为战，以乱对乱。有的纵队不知道师的位置，师又不知道团在那里，团也找不着营连了。
　　最清楚敌我全局的，是在牦牛屯的林彪。
　　关于“打乱仗”，林彪有很多论述：
　　“敌人退却——要快，敌人乱即以乱对乱，冒险扩张战果，此时不管阵地之外或阵地之内，都要猛要快。”
　　“当然不讲战术，见了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是不对的，但也有时打对了，那就是打退却的敌人，这种情况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边打边侦察，如果慢慢展开再打，敌人就跑了。”
　　“敌人整个溃退了，离开了阵地，我们追击时要快，这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白天黑夜……追呀，这时应一面追击一面报告，如这里要准备呀，报告呀，敌人就会跑掉。”
　　一贯小心谨慎，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林彪，在这里一口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
　　“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说是“乱了敌人”。
　　辽西战役，共产党人实实在在是乱了敌人。
　　兵败如山倒
　　——他们也有姓名之四
　　１０月２日，蒋介石在沈阳“剿总”师以下军官会议上说：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
　　众将愕然。
　　愕然的将军们，此刻在辽西平原上狼奔豕突。
　　那是在一个相当大的开阔地上，被转在开阔地的人，至少有三千人以上。还杂有重辎重、行李、骡马、大车、汽车等。东边枪响，人群向西跑，西边枪响，人群又向东逃。我们几个人，先是站在汽车门的两边，命开着汽车跑，后来颠颠簸簸，又下来跟着跑。跑来跑去只听得四面八方枪响，却未看见解放军人员逼近来。于是我们几个人分别向跑的人群中大喊大嚷：“你们不要跑，组织起来吧！帮我们突围出去要官有官，要钱有钱啊！”“司令官，军长都在这里，你们保护着出去，保证你们升官受赏！”……我们喊得声嘶力竭，这些人还是不睬不理，奔逃如故。(44)。
　　廖耀湘兵团参谋长杨昆，在这里描述的“相当大的开阔地”，只不过是辽西战场上的一个角落而已。
　　新３军参谋长李定陆，是这样描述的。
　　工兵营长和我实在走不动了，就躲进路旁丛草坡地，我二人这时又饥又渴，偷偷出来找水喝，连路旁牛脚坑里的污水也喝了。我二人就在坟地里过了一夜。(45)。
　　派到沈阳“剿总”任高级参议的南京国防部少将郭树人，这样写道。
　　“溃兵蜂拥退入村中，潘裕昆（新１军军长——笔者）慌忙乘车逃走，龙天武（新３军军长——笔者）慌乱无措，临阵脱逃……我和龙天武弃掉车和行李，不得已徒步过河。水深没膝，河面结有一层薄冰。过河后寒冷打颤。因裤管和皮鞋内都灌进冰水，走路时哧哧作响，我俩成了落汤鸡，退逃大为不便，龙天武仅挟军用大衣一件，我只提皮包一个，此时只有护兵一名跟随，真成了光杆司令。”
　　“龙、渊和我向漳武县方向退逃时，在路上遇着新三军的（暂编第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也是光杆司令。”(46)
　　在所有逃跑将军中，潘裕昆和龙天武还算最幸运的。
　　廖耀湘带着随从副官和新６军军长李涛、新２２师副师长周璞，在饶阳河边草丛中躲到黄昏，开始向沈阳逃窜。走不远，副官不见了。周璞掉进一个没顶深的水坑，大声喊叫，引来一阵枪声，又把李涛冲散了。天亮后，不敢进村，两人藏在野地一堆高梁秸里，入夜再走。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好歹到得辽河边上，听说沈阳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西进兵团光杆司令官又掉头西进，准备去葫芦岛奔老长官杜聿明。
　　他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见到了杜聿明。
　　在此之前，除了潘裕昆和龙天武，他和他的西进兵团所有中将军长、副军长、少将师长和副师长，早已在哈尔滨“东北解放军官团”团圆过了。
　　那也是黑土地上国民党将军的一次大团聚。
　　黑土地３年战争中，击毙国民党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中将２名，少将１２名，俘虏和投诚上将２名，中将３７名，少将２３７名。
　　不能忘记的一笔，是将军们落荒而逃时的扮相。
　　儒将风度的杜聿明，在淮海逃跑前换上一套普通军官装，被俘时报名“高文明”。
　　在法国见过洋世面的廖耀湘，在黑山县中安村被抓获时，头戴一顶半旧毡踢，穿一件破棉袍，赶着一头小毛驴，毛驴上驮着两袋花生。被民兵询问时，他用一口湖南腔报名“胡庆祥”。
　　范汉杰更好笑。《人民日报》１０月２７日刊登通讯《范汉杰就擒记》，写道：“十六日上午，在距锦州城东南二十余里的毂家窝棚东面的小道上，走来了四个着黑色服装的中年人。其中一个高大个儿，头戴烂毡帽，身穿一件露出棉花的破棉袄和一件极不相称的小棉裤，肩上披着一条破麻袋，手里拿着一个萝卜在啃着。”
　　卫立煌没换便衣，却更破了相。
　　１０月３０日下午，沈阳东塔机场乱成一团。飞机刚着陆，卫立煌由卫兵护驾钻进机舱门，军政大员们随即蜂拥而上，挤在舱门口动弹不得。往昔风度翩然的大员们，此时喊叫怒骂，互相抡动手杖和枪把子。合江省主席吴瀚涛，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剿总”政务委员王家桢，一个个从舱门口栽下来。有的抓着机翼爬上飞机顶，有的要砸碎机窗往里钻，飞机起动后都摔了下来。
　　“高文明”自报职务是“一个军需”。“胡庆祥”自称是“从南方来做小买卖的”。“高大个儿”说他是“沈阳一家钟表店记账的”。在北镇被俘的李涛，则干脆装成个乞丐。
　　土相与洋相，堂堂国军在黑土地上算是出尽了。
　　一套质地极好的将军服（很多人都说国民党军装“挺有派”），换成狗皮帽子撅腚袄，或是一套油渍麻花的伙夫装，是很简单的。可那一下子就能端起的中将副总司令、中将军长和少将师长、副师长的架子，却是一下子就能放下地吗？
　　３年前闯关东时，一方扮成“教授”、“商人”，为“东北人民自卫军”一个名称颇费心思。另一方则满身披挂，趾高气扬，八面威风。
　　３年后，正好颠倒了个儿。
　　历史的幽默。
　　比之“黄吴李邱”在特别法庭上那身打扮，和那架在山海关机场起飞的２５６号三叉戟，又是一种什么幽默呢？
　　而２兵团司令程子华和东进兵团司令侯镜如，当年在塔山针锋相对，今天却又冤家路宽，一起坐到全国政协和黄埔同学会去了。
　　林彪是只狮子，一只貌似绵羊的狮子。
　　廖耀湘就是绵羊吗？
　　杜聿明到葫芦岛後，因电台故障，一直未与廖耀湘取得联系。他对廖耀湘是有信心的：打得了就进锦州，打不了就退营口，看这位老部下在黑土地上再表演一场拿手好戏。
　　不光是在国民党，就是在中国，打逐次抵抗战，廖耀湘也堪称一流好手。
　　从卫立煌到杜聿明、郑洞国，当年的远征军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军长，成了黑土地的“剿总”司令官、副司令官。从长春的新７军军长李鸿，到辽西的新１军军长潘裕昆、新３军军长龙天武、新６军军长李涛、４９军军长郑庭芨，都是远征军中威名赫赫的战将。在军装笔挺、金星闪亮的国民党将军丛中，他们是骄子，是宠儿，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中坚。
　　有一种“外来户”感觉的胡宗南系统的范汉杰，也是抗战名将。
　　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４日的一封电报，共产党人这样描述林彪进关后的第一个对手傅作义。
　　嵩：
　　傅作义部队之干部带兵方法系采用冯玉祥之养兵政策，所赋予之任务毫无犹豫不决，毅然执行其牺牲之精神特强，傅对战时之兵力运用颇冒险性，尤于重点方面之攻击，每不顾前后左右之部署如何兵力如何而对重点必集中全力攻击之，如此次集宁张家口之役，均集中其全力以赴其新攻击之目标、而其后方之基地方面则仅留残余老弱之少数部队以守之，其部属谓如当时共军若以小部袭其后说决无今日之傅作义作以其屡次冒险，故获成功，部属对之极表钦佩，而傅也颇以为得。
　　璋
　　即使是一般将领，打正规战，经验也不比共产党将领少。而在文化素质方面，“战大系”的共产党将领，更是差得远。不然，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大老粗”的牌子就不会那样响。
　　而现在，狮子也好，绵羊也好，用蒋介石的话讲是“一个一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用郑庭芨的话讲是“到哈尔滨扫茅房去”了。
　　笔者在某处见到一本《东北被俘、投诚、遣送国民党军官通信录》，当年威风凛凛的“团长”、“处长”、“政战主任”之类校官们，大都成了“社员”。如今还活着的，大都在区县政协当了个“委员”。
　　将是名将，兵是精兵，10月26日拂晓，新1军正在和71军交接防务时，阵地被突破。混乱中，官兵奋勇扑向突破口，军部特务营和骑兵团也投入战斗。马上不得施展，就下马白刃格斗，终于将阵地恢复。
　　71军、新1军和207师3旅攻击黑山时，都组织了“敢死队”。在包围圈中那些窝棚，没来得及组织“敢死队”。一些老人说，那也跟“敢死队”差不多，一个个像长了两个脑袋，拚命往外冲。子弹打光了，冲锋枪不能上刺刀，就抡起枪把子和你打。
　　翟文清老人说，他那个连打下锦州後补充的三个排长，在辽西又都打掉了。
　　杨克明老人赞叹廖辉湘兵团西进的行军队列“像检阅似的”，邱会作老人则用同样的语调赞叹企图夺路逃跑的新22师。
　　老人说，新22师向新民撤退被6纵顶住了，又想奔辽河边上抢渡口，准备逃营口。在一个叫“六问房”的地方，稀哩糊涂叫我们碰上了。七、八路纵队，漫地里卷着黄烟过来了。纵队部几个人趴在一间房顶上，离他们就100多米远，身边只有两个营，也是22师的。我们又是枪又是炮地猛打，敌人不理眯，倒下就倒下，没倒下继续走，队形不乱，就是脚步快了些。战士们这个气呀，边打边骂：他妈的“虎师”，死到临头还这麽硬气！
　　没有比败而不乱，更能见出一支军队的素质了。
　　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和安娜·雅各布，在《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写在南亚丛林中的新1军和新6军：
　　这“是一支种族繁杂的军队，有英国人和美国人，有克钦族人和印度人，不过最英勇的要算中国人。在这里，各国军人都知道，史迪威训练的中国军队是精锐顽强之师。士兵们臂膀粗壮，肌肉结实，他们对於手中的美式武器非常熟悉并运用自如。他们不仅对自己充满自信，甚至敢於藐视他人。不管是美国人，英国人，缅甸人，还是其他甚麽人，只要触犯了他们，就会遭到迎头痛击。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拿着一支汤姆枪占领一个据点，就能阻止一群敌人的进攻”。(47)。
　　从印度到中国，横贯缅甸，一路扫荡“武士道”，也迎头痛击一切敢于藐视中华民族的人。
　　这是何等的国威，军威！
　　如今，血为谁流，命为谁丧，威为谁扬？
　　林彪曾几次准备集中十个主力师，消灭这个“王牌”中的“王牌”。
　　可这个“虎师”既有虎的猛勇，又有狐狸的狡猾，能打又能溜，“黑土地之狐”始终未能如愿。一些老人说：那时一提起新22师，真有点“谈虎色变”的味儿。
　　辽沈战役後，几个纵队都提出这样个问题：新22师究竟是谁消灭的？
　　刘亚楼哈哈大笑：反正是八路军消灭的！
　　打了3年，各纵大都和新22师交过手，都没占多少便宜。这次，它这个窝棚撞一头，那个窝棚撞一头，这个纵队打一下子，那个纵队打一下子，都想和这个“虎师”真干一家伙，又都没用上力气。几头撞过後，它自己唏哩哗啦“散花”了。
　　不光新22师是谁消灭的说不清楚，其它军师也是一团乱帐。战後清点俘虏，西进兵团五个军的番号，各纵队都有。
　　曾经在缅甸仁安羌大捷中轰动英伦三岛的新38师，在长春听说长官决定投降时，一些官兵抱头恸哭，泣不成声。在这里，新1军和新6军一些官兵，也是哭着缴枪的。
　　尝闻汉飞将，
　　可奇单于垒，
　　今与山鬼邻，
　　残兵哭辽水。
　　10月28日拂晓，喧嚣的战场沉寂下来了。
　　晨光曦微中，厚重的铅色的雾一样的硝烟，带看股湿热的血腥气，压抑看空旷的辽西平原。树木擎着通红的火把在地平线上很有耐性地燃烧，像一盏盏长明灯，又像一根根生日腊烛。几乎是清一色的草房烧得只剩残垣断壁，张着焦黑的大口，有的还在升腾着烟雾，远远望去，就像一楼楼飘着饭香的炊烟。
　　被战火蹂躏的逐渐冷漠的旷野里，到处是丢弃的作战物资。大至车炮，小至一条军毯，一支“马牌”橹子，一听印着“USA”的罐头，一个兵团从司令官到士兵所需的一切，应有尽有。车炮有的停在路上，大炮还挂在牵引车上，有的倾倒在路边沟里、河里，有的只剩个焦黑的铁骷髅。车炮旁，一具具焦黑的，或是残缺不全、血肉模糊的尸体，在焦黑的、平光光的和黄褐色的抖索着枯草的野地里，以人世间各种最残忍的，也是最自然的姿式，横躺竖卧着。
　　在那还涌流着红色和白色液体的创口上，一个个灵魂还在苦苦挣扎。在那已经冰冷僵硬的尸体里，灵魂已经解脱，在雾一样的充满血腥的烟霭里，开始了冥冥世界的旅程。
　　灵魂还完整地保存着的躯壳，影影憧憧，就像一个个幽灵在向西游荡，游荡，游荡……
　　一位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彼俘的德国军人，在日记中写道：
　　在从韦尔佳奇住北去的空旷荒凉的乡间小道上，一眼望不到头的俘虏队伍在蠕动着。他们向车站走去，所有人都弯着腰，步履艰难。他们蓬乱的胡须上挂着冰块。凡是能找到的破布，麻袋和布垫子，他们都用来裹着白己的脑袋和肩膀。他们用铁丝把干草紧紧地包扎在他们的皮靴或赤裸的腿上，一辆大卡车紧跟着他们，收拾那些在后面躺下的人。如果有一个人倒下去，没有一个俘虏再去看他一眼。警卫队不得不自己费力地把他抬到卡车上去。(48)。
　　战後，在这一战役中被俘的近10万德军俘虏，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回到了德国。
　　无论打红眼了时多麽残忍，无论长春的草民百姓怎样“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也“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在中国，在黑土地，那俘虏政策也是够人道、够宽容、够英明的了。
　　但是，此刻辽西平原上这些被缴械的人若不是中国人，被收容後能给发路费，打路条，回家去吗？
　　毕竟都是中国人。
　　悲哀也正在这里。
　　在功德林，杜聿明想念漂洋过海去了美国的妻子女儿，尤其牵挂女儿的婚姻。他不知道女儿嫁给了後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博士，经常梦见女婿是个粗野的美国大兵。噩梦醒来就悔恨，诅咒，为甚麽对蒋介石那样尽职尽责，却丢弃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没资格进功德林的士兵，能想些甚麽？
　　从那条用鲜血打通的滇缅公路，到这片兵败如山倒的黑土地，他们有过自己吗？
　　拿到了路费和路条的，为甚麽要选择这条路？昨天还吃国民党饭，今天就掉转枪口打国民党，思想、感情一时还转不过弯儿？他们懂得那个遥远而又神秘的玄而又玄的“主义”吗？白天沉重地扛在肩上，晚上冰冷地抱在怀里，冲锋时端在胸前喷火冒烟。他们手里拿着枪，他们又是谁的枪？而今，凭着一张路条和这点路费，他们就能永别武器吗？
　　莫道万里迢迢，莫道腿脚有伤，一瘸一拐，扑到老母膝下，拥抱妻子儿女，多少年梦魂萦绕的渴望，自会产生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可前面等侍他们的会是甚麽？饥饿，寒冷，疾病，和由此产生的野蛮和残忍，随时都可能致他们於死命。而任何一支躲避不及的扛枪的队伍，都可能把他们重新拉入队伍，再塞给他们一支枪。
　　（1948年8月，“栗陈唐钟张”(49)在给“中央军委”的一封电报*中，专门谈到东北释放的俘虏进关後沿途跋涉的情形，说：“俘虏回去必为敌人抓去重新当兵，在我各部队兵员极不充实情况下，建议由冀鲁豫军区于黄河渡口及各地方军区设专门收容机关，进行审查各处所溃败及走散之俘虏人（员？）尽量争取参加我军。”）。
　　那些永远被抛在这陌生的黑土地上的人呢？他们的灵魂已经到家了？还是奔南京总统府索命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属于自己，到了那个世界就能主宰自己了吗？
　　伴着母亲的痛苦、希望和幸福，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人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承担责任的。他们承担了甚麽责任？为谁承担了责任？
　　在行将离开这个世界时，或仰望苍穹，或俯面大地，无论看到了甚麽，领悟到了甚麽，他们对这个世界已经无能为力了。就连这身可恶而又可怜的“黄皮”，也将被像他们父兄一样的穷人扒去。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再赤条条离去。而在那片生养他们的故土，将再隆起一座座空坟。
　　那坟里会放些甚麽，一套离家前穿过的衣服，一本爷爷传下来的《三字经》，一把曾助他为父母尽了点孝道的镰刀，锄头，一支儿时玩遇的小木枪？
　　啊，枪！把它烧了！把它砸了！即使再活一万次，再死一万次，也不要枪！不要！不要！！不要！！！
　　胜利锣鼓
　　离休前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员的百刃老人，辽沈战没期间，做为新华社驻东北军区记者，一直随16师“前指”行动。辽西那些窝棚复归平静後的第二天，他策马去46团2连采访。
　　凛冽的寒风中，老远就听到一阵锣鼓声。
　　在一家土坯围樯农院里，有三个战士，一个在打鼓，一个在敲锣，一个在击拔：若在往常，看到一住腰间插支橹子，胸前挎架照相机的骑马干部，不等走到近前，早立定行住目礼并上前报告了。这一刻，三个人好像没看见他似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前面，手中一下一下只管敲打着：咚吐锵，咚吐锵，咚吐锵……
　　记不得那村子叫甚麽“窝棚”了，记不得那三个战士的形象了。比如脸上是怎样带着烟黑尘土，衣服上是怎样占着血迹，被弹片和子弹撕出棉絮，烧得窟窿眼子。老人甚至记不得当时是否与他们交谈过，他们是否开过口。只记得那脸上好像甚麽表情也没有，又好像蕴含着那种境况下人类所能有的一切感情。只记得那锣鼓声一下一下就是那麽个节律，走出好远了那锣鼓声还在响，直到今天好像还在耳边响。
　　还记得周围站着一群小孩子，一个个破衣烂衫，小脸冻得发青，鼻涕都“过河”了，有的咝溜一声吸进去，有的用明晃晃的袖头抹一把。
　　南下北宁线前，他曾来这个连采访过。连队正在操场上集合，180多名男子汉放开喉咙，唱一支当年在华中用血与火谱写的战歌：“’勇敢队’，‘勇敢队’，江堰战斗显神威……”(50)因一部描写长春围困战的电影《兵临城下》而罹难的老作家说，辽西战没期间，他写了10多篇战地通讯，发在当时的《东北日报》上。
　　後来还写篇介绍收容所俘虏情况的通讯，没发出来，报社说对敌人写得“客气”了。
　　晚饭後，战地记者信马由缰出了村子。
　　村头一片小树林前开阔地上，一匹匹死马像秋後遍地的“庄稼铺子”（割倒後一堆堆放着而未捆起来的庄稼）。很多马没腿了，刀砍斧剁掉的。旁边一具具尸体，稍微有点模样的，衣服都被扒走了，赤条条，一丝不挂。暮霭中，迷漫着一股又腥又甜的黏乎乎的气息。
　　几十万军队在几十个“窝棚”往来厮杀，粮食一扫而光，老百姓只有煮死马肉吃，而从山海关退向松花江北，再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战场上到处都能看到扒得光溜溜的尸体，一些老人说，有的掉队的战士也被剥去衣服，光着屁股追赶部队。
　　黑土地上的老人说：小鬼子投降穿日本衣服，国民党垮台穿美国人服，中国人最会“检洋落”，甚麽“细菌”呀，“传染病”呀，裤子都穿不上还管那个？
　　几只肚皮滚圆的狗，往马前懒洋洋走过，不理不睬的。
　　新华社记者骑的是匹性情驯柔的骡子。不知是牙口嫩了，还是没见过这种场景，迟疑着不肯向前，拍打一下，它嘶叫着跳起来，扭头要往回跑。
　　他也有些看不下去了。
　　厮杀两天，天地间都被战争的喧啸充塞了，此刻好像才注意到天上还有个圆圆的、大大的、通红通红的东西。
　　西边蓝湛湛的天空被撕裂了，洞穿了，浓稠的眩目的血浆，天河决口般从那创口中喷泻着，泼洒着，天地间猛烈地翻腾起腥黏呛人的血浪。那血浪红得温暖，红得鲜艳，又红得冷酷，红得骇人。远处轮廓模糊的山，旷野默默流淌的河，头上高远的天，脚下“庄稼铺子”一样的没有腿的马、赤条条的冰冷的尸体，都被这血浪俺没了，漂摇着。没有声息，没有影动，除了这温暖的冷酷的血红，好像一切都凝滞了，死亡了，又好像一切都在萌芽、新生……
　　39年後，我站到这片土地上望着西天火焰般燃烧的太阳，彷佛又看到了那个圆圆的、大大的、通红通红的创口。看到了那些“庄稼铺子”样的马，苍白的、一丝不挂的尸体（那魂灵也是一丝不挂的吗），看到了那些幽灵般西去的憧憧人影。看到一座座血城、血镇、血村飞溅的血火。看到死城雪一样的垒垒白骨。听到烈日下和静夜里“蓬啪”的爆裂声，听到大凌河畔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的惨叫，听到那个不知叫甚麽“窝棚”的始终是一个节律的“咚咣锵”……
　　那血红的创口还不时幻化出黑土地上一面面傲慢的“膏药旗”，和一辆辆没有血腥，却不无刺激的飞驶的“三菱”、“尼桑”、“皇冠”、“蓝鸟”……
　　那些窝棚中的老人告诉我，个把星期後下了第一场雪。雪花纷纷扬扬撒落下来，很快就被泅杠了，茫茫雪野，白一片，红一片，“挺好看的，又看不得”。第二年开化时，有些地方那“雪水像酱油似的”。
　　注释
　　⑴《毛泽东军事文选》，479页。
　　⑵《辽沈战役亲历记》，22页。
　　⑶⑷同⑵，163、191页。
　　⑸同⑴，482页。
　　⑥⑦同②，173、174页。
　　⑧1936年第1、2期《党史研究资料》，29页，⑨同②，32、33页。
　　⑩“五子”，即房子、车子、票于叫条子（金条〕、婊子。
　　⑾《文史资料选辑》第55期，10页。
　　⑿荣盂源着：《蒋家王朝》，296页。
　　⒀宋平着：《蒋介石生平》，501、50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
　　⒁同⒀，499页。
　　⒂江南着：《蒋经国传》，168页。
　　⒃同⒂，175、176页。
　　⒄歌曲《保卫大台湾》的歌词。
　　⒅1948年9月25日《人民日报》2版：《长春停在“六点半钟”》。
　　⒆⒇(21)(22)(23)同⒂，169、51、100、101、482、432页。
　　(24)赫鲁晓夫着：《最後的遗言》。见1988年12月18日《文摘报》7版：《赫鲁晓人的痛心和闷闷不乐》。
　　(25)同⑿，285页。
　　(26)(27)同⑴，484、486页。
　　(28)(29)(30)《阵中日记》，1040、1041、1042页。
　　(31)(32)(33)同⑴，501、457、458、487页。
　　(34)《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170、171页，(35)《林彪元帅军事论文选集》，121、122页。
　　(36)《东北三年解枚战争军事资料》，65页。
　　(37)同⑵，212页。
　　(38)同(36)，52页。
　　(39)同⑴，501页。
　　(40)同⑵，181页。
　　(41)(42)(43)同(35)，157、165、167页。
　　(44)(45)(46)同⑵，193、196、197、199、200页。
　　(47)（美）西奥冬·怀特、安娜·雅各布着：《风暴遍中国》，2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
　　(48)（苏）A。M。萨姆索诺夫着：《200天大血战》，594页。
　　(49)即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陈士（矩木），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副参谋长张天寿。
　　(50)据说这是当年7旅的旅歌歌词，未收集全。

张正隆 2013-08-20 1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