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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耻近乎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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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读书》杂志召开的关于北京大学人事改革座谈会(2003年7月15日)准备的发言目前,关于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大家的讨论可谓热火朝天。很多技术细节我不懂,最好是由专家,特别是社会学家,还有新闻媒体,做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把各种意见搜集一下,各种问题分析一下。最近,我在《读网有感》(《书城》2003年7期,37-41页)一文中发表过一点感想,纯粹是从普通教员的切身感受,讲点我个人的真实想法。讲就直奔主题,抓关键的事情来谈。现在网上有很多版本,正题换了副题,不知怎么闹的,全都变成“学校不是养鸡场”。其实这只是个比喻。前两年,我写过一篇批评出版界出大书套书成风的文章,题目是“书不是白菜”,道理是说“书不是白菜,不一定要成堆论捆地卖”,和这篇小文是配套概念(《万象》第二卷:第5期〈2000年〉,151-154页)。我的灵感是来自一个美国的卡通片,叫《小鸡快跑》(ChickenRun),即2000年全球最卖座的卡通片。影片当中有个Tweed太太,其实是“贪心”(Greedy)太太,她把养鸡场弄成集中营,导致小鸡暴动,集体大逃亡。它跟美国快餐业开了个玩笑。大家都知道,现代化的养鸡场,它们很讲究饲养的科学化和成本核算,何时喂食才能提高产蛋律,鸡笼缩小到什么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利用资源,所有一切都是精打细算。这种流水线生产的鸡和鸡蛋,一切都是为了效率。鸡又没有鸡权,虐待当然少不了。如停水停食剪嘴巴,都是增产措施。此片本来是个寓言式的东西,但上座率极高,一下点到了商业的穴位。它给美国快餐业招来很大麻烦,很多人都拒绝吃黑心肉鸡黑心蛋。汉堡王竟喊出“救救小鸡”的口号,麦当劳也向供应场商提出“善待”母鸡的要求。影片当然是比喻,但道理非常深刻。教育的养鸡场化,教育的麦当劳化,即把中国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或“美国一流大学”的原料加工场(留学预科)、连锁分店或美国博士就业垫底的地方(像张恨水笔下的“五子登科”,让各种接收大员直接来接收中国),形成一条龙服务的恶性循环,确实是个大问题。
现在的讨论,有两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是最不容讨论,一是“改革即正确”,二是“外国即先进”。其实,这两个问题才最值得讨论。我认为,中国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外国的事情是怎么回事,这是应该说说清楚,也可以说说清楚的(上海人喜欢这么说)。
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即高校要不要改革,我说要改。但问题是谁改,改谁,改什么,怎么改,事情要讲个明白,不能糊里糊涂地改。比如杀贫济富,头疼医脚,这么个改法,我就不太赞同。改和改,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你不能光把“改革”二字塞给我,就叫我五体投地,忠心拥护。过去,服务态度差的那阵儿,我去商店买奶粉,我说,同志,请你把这样那样拿给我,让我比较一下。他说,嘿,你买不买,不买走人,奶粉是吃的不是看的。这种一上来就让你别无选择的态度就不太好。过去,我们的说话习惯,是开口先讲,我代表什么什么,前提多大多大。我代表党中央,代表几千万党员,代表多少亿人民。你一上来先得掂量一下,哦,他可是上有领导,下有群众,代表现在,代表未来,该代表的他都代表了,当然只能喊“就是好”,“就是好”,所有人都会这么说。现在轮到改革,也是这么一件事。有些人说的改革,那只是个前提,内容怎么样,你就别管了。
现在,学校里的事情,真可以说是问题山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多少年前,我在咱们的《生活》杂志上就说过,学校里有很多弊政。弊政这么多,当然要改革。问题是应该从哪儿改起。是不是脑科手术太复杂,就给脚丫子动手术。反正脚丫子剁了也不要命。改革的困境是,它的对象是计划体制,它的主体也是计划体制,导火索改炸药包,风险太大。比如职称晋升,最初是论资排辈,发猪肉票,这是计划体制;然后是托孤寄后,破格提拔,也是计划体制;最后轮到一帮底层教员,他们中的很多人,老的老的光没沾上,小的小的宠没轮到,眼看就排到跟前儿了,你突然宣布,计划体制是万恶之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机会瓜分完毕,请你给我走人。要裁专裁下蛋的鸡。这是什么道理。你把计划体制风光占尽,然后又说在这个前提下,咱们改玩竞争机制。但就算是竞争,你也得让人家真的自由竞争。就算庄家不进竞争机制,在同一个赌场中,总不应该有不同的规则。老的小的,海龟土鳖,总该放在一杆秤上称,怎么就该让土鳖给海龟腾地方呢?再比如,现在的评岗,一切都是跟课题制挂钩,所谓引进竞争机制,其实是在一种预先设定,极不合理的结构之下(评价机制的头一条,不见字面的头一条,其实是有没有“大树”,内涵可深了去)。前提摆在那里,人为刀爼,我为鱼肉,砸碎铁饭碗,是砸碎你的铁饭碗。他们自己是什么也不改,改也是改那把刀,改那个案子。现在讲改革,都说要提积极建议,这样的建议,我有一条,就是咱们不要放着眼前说天边,扯到多少多少年以后,像谁像谁一样。首先,现在当学校领导的,参加管理层的,应当一心一意把管理工作做好(我不赞同让一流的教学科研人材搞管理),不应脚踩两只船,既当官,又当教授,而且是直截了当的当,天降博导和一级二级教授于斯人。他们的分流,不但有利管理,也有利教学与科研,还可淡化部门利益(这也是积弊之一)。这是首先就该理顺的关系。即使理不顺,改不动。我也不主张像骑摩托车飞跃黄河那样(咬紧牙关,一踩油门就过去了,但也很可能掉在河里面),还是不妨从长计议缓图之。比如,照我看,上面少管一点学校,学校少管一点系里,系里少管一点个人,退而求其次,松绑总比捆着强。真正的学者,死心塌地作学问的人,越没人管,才越出成绩(不拿国家的钱,照样干活行不行)。现在的改革家,每以商鞅自许,以见其悲壮。但我只知道,商鞅的改革,吴起的改革,首先都是拿贵族开刀,“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谭嗣同的绝命辞,“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的话很悲壮,那也是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之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改革就会有牺牲”,“牺牲”之义,本来是这个意思。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改革的关键在哪里,情况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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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耻近乎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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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事情,现在有很多变态心理,而且是普遍的变态心理。比如,大家开口讲话,舌头老是不利索,就像某地产开发公司,它要在潮白河边卖房子。潮白河就潮白河吧,它非要说是有“东方莱茵河之美誉”的潮白河。北大、清华,本来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前面非得加上某年某月,终于达到“世界一流”的定语,何苦来哉。说到国外的情况,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是西方一流大学的光荣所在?是他们近年来受商业化包围日益趋进社会潮流的职高化倾向(如商学院、法学院和计算机专业的勃兴),还是他们绍继悠久文化传统和科学精神的深厚积淀。这是牵涉甚广,从内在精神到外部形象,都很实质的问题。比如,就拿校园改造来说吧,很多人都很羡慕我们的校园,当年吸引我的,让我一见倾心的东西,也是这个漂亮的园子。现在,很多奔一流的改革家都很热衷外部形象,但就是这个问题,我的理解也不太一样。我看,校园景观,也不见得“新”就是好。过去我们村的老乡还以为,有人肯拿一辆拖拉机换他们的北齐石佛造像,他们可就赚了。我的经验,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越是僻处小镇,无名大学,越是由一堆闪闪发光的玻璃楼而组成。相反,最着名的大学,剑桥、牛津、哈佛,还有索邦的那些大学,大部分都是古老沧桑像座庙,让咱们看上去,十分破旧昏暗。我说这些话,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咱们用不着妄自菲薄,技不如人也气不如人。他们有他们的长处,我们有我们的长处,长处和短处要具体分析,不要动不动,就说我们什么都不行。像80年代启蒙史学下的小儿科,急了就会怨天尤人骂祖宗,说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一开始就不行,人家吃肉,我们吃粮食(其实要说吃肉,也轮不上欧洲,真正成天吃肉,还是人家爱斯基摩人和蒙古人)。这种自卑,有时真是自卑到根子上去了。国,我还是出过一点的。我知道的外国,和好多人印象中的外国就不一样。十几年前我在美国,留学生闹绿卡那阵儿,有人说,中国的精英都在美国,留在国内的都是人渣。我就想回来当“人渣”。我就不明白,大家干吗那么喜欢糟蹋自己,人不贱之而自贱。特别是有些留学生(当然不是所有,但也不是一个两个),他见人家骂中国还回嘴骂之,只要一有中国人开口,他就又来骂中国人,还一口一个你们中国人全是民族主义作祟。最近,有位香港教授说,什么时候中国大陆的教授让外国评,就出息了,可以进一流了。其实,我就参加过不少这类评审,包括评教授和评着作。这本来是平常之事。其他中国教授,我知道,有不少人也都参加过这类工作。评审应该是相互的,用不着这么神秘兮兮。我的态度很简单,其实还是孙中山先生强调的那种精神,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要随便说我们行人家不行,也不要随便说人家行我们不行。此丈夫兮彼丈夫,总都是人吧。现在,中国的学问,不是只有中国人做,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同行的研究,近百年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第三只眼”,而且对中国之褊狭固陋,还是最好的解毒剂,但我一直认为,而且是顽固地认为,他们的研究(其实人少得可怜),我们的研究(学者良莠不齐,但兵多将广,虽百里挑一,也相当可观),其实并不是同一门学问。研究中国,即使今天,要谈国际学术,那也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即他们的学问,我们的学问,还有某些往来于彼此,具有双重身份的学者,他们的绍介沟通(可惜,现在的很多“二师傅”已经不如他们的前辈,不像冯承钧他们那样,还能起这样的作用),三者加起来,才有这个国际学术。这是说我们这行的学问。其他学问,当然不一样。有些学问,原来是人家的学问,穷追猛赶,差距还是相当大,自卑感不免油然而生,这我可以理解。但重要的是,你别自卑完了又自大,非要国外末流当国内一流,叫别的学科都摧眉折腰,低声下气,承认你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非得按你的模式来改造整个学校,改造全国教育。这就过了。当年,中国的大学,前清举子、外国留学生,各种来源的人都有,所以蔡元培才要讲兼容并包。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很多也是不中不西,亦新亦旧。这才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当然,改革是大家的事。我说过,现在的事情,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像文革完了,什么事都往四人帮头上一推,“大家都是好东西”。问题是社会问题,当然不必指责个人,但也不能什么事都把自己摘出去。就算无能为力,知耻近乎勇,总可以做到吧。
这是我的态度。
2003年7月1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8月6日改定。
「附记」
此文原来的题目是《前提最需要讨论》,太严肃也太模糊,现在用文章结尾的话换了一下,叫《知耻近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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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2013-08-19 13: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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