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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在晶报名人演讲周上。

《从华夏到中国》 刘仲敬 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9月版

《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 刘仲敬 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版

晶报记者 叶长文/文 成江/图

刘仲敬对待自己感兴趣的历史永远抱着一种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态度，在专业界线支离破碎的时代，像他这样术业有专攻的青年学者显得多少有点「各色」。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他居然是半路出家。

1996年刘仲敬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後，被分配到新疆某公安局担任法医。在这条人生轨道上，他一走就是10年。但2007年之後，他把自己的生活驶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外界所知的是：2012年，他获得四川大学世界史硕士学位，目前是武汉大学在读历史学博士。

刘仲敬在文史研究中自得其乐、另辟蹊径，随着几部着作的出版，他也渐渐为人所知，被视为怪才。今年9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 《从华夏到中国》，简介中说，这是一部「刷新理解、重构解释体系」的力作。

史识比史料高级，但更难勘误

《从华夏到中国》是一本关於世界体系的书。刘仲敬说：「世界文明从肥沃新月地带起源，经过希腊和希伯莱，发展到近代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树大根深、源远流长，绝不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或广岛核爆这样的偶然事件所能造就。」 他认为，印度、远东、美洲的次生型文明产生晚、底子薄、实力弱、成就小，迄今尚不具备跟主流文明平起平坐的资格。

刘仲敬指出中国人长期对世界体系缺乏了解，否认自己的边缘地位，根据错误的认知图景作出错误的决断。「我想从目前出版的史书来看，我们的确被引导进一个误区。」刘仲敬说，「这是近代以来种种历史灾难的根源，将来可能还会引起更大的灾难。如果不能厘清认知图景，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世界体系的关键在於节点和路径，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

是否正确认知自己所处的位置是问题的关键，可当我们读到一些史书时，问题就来了，什麽样的史书才会说真话，这难免会使人产生困惑。尤其是儒家「经学」在正统之路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如何影响史学的呢？清乾嘉年间，「尊经轻史」成为时代风气。学者钱大昕却独树一帜，竭力反对这种倾向。《从华夏到中国》一书中谈到「经学」之关乎生死存亡的意义，那麽推崇「经学」是否就是为正统之路扫清障碍？

刘仲敬对此的回答是，所谓「尊经轻史」的风气，恐怕就是当时江东士大夫小团体的风气。满洲贵族和宫廷始终浸淫萨满教文化，儒学是比较外围的价值。民间的流行儒学，大概就是《太上感应篇》、《圣谕广训》之类粗俗的小册子，混合了儒家和民间宗教的成分。「钱大昕也是渊博的经学家，他认为史学自然地蕴涵了经学意义，因此不应遭到尊经者的轻视，并不是说他反对尊经。经学的任务是解释正统性，正统性的动摇就是相关共同体瓦解的徵兆。」

以上的解释，关乎如何看待历史留给我们的资料。在刘仲敬看来，史识当然比史料高级，但比史料更难勘误。在选择史学书籍时，更多要分清着书人的意图，否则一旦被作者先入为主的史料带进一个自我圆谎的误区，就得不偿失了。他不推荐公众读这些所谓的史书，因为多半会上当。

史料会说话，

但它的声音取决於解释体系

刘仲敬在这本《从华夏到中国》中把研究和监定「正、闰、经、权」的学问，叫做经学。「如果从材料和内容上看，经学似乎就是史学的一种。其实不然，两者的差别像爱德华·科克与戈登·伍德、施米特与兰克一样大。当然，许多重量级人物身兼两任。克拉林敦、休谟和麦考莱的所谓史学，其实主要是经学。」他认为，他们的着作更多是与同时代的宪法斗争，如果我们必须对顾炎武和王夫之的着作给予同样的评价，那麽钱大昕的着作就只能视为真正的史学。

刘仲敬说：「史料会说话，但它的声音取决於解释体系。事实上，足够巧妙的手段能够从任何史料当中得出任何结论。」

其实，从刘仲敬的另一本书《民国纪事本末》中也能找到他这番话的印证，他擅长把细节打乱再糅合在一起，一些似乎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就这样「串烧」起来，并推导出事件的最终结果，这就是刘仲敬推导民国宪制演变过程的笔法。当然，刘仲敬在书中能够自圆其说。

刘仲敬确实是一个会利用史料的高手，尤其是他能够把英国史的社会结构见缝插针般地引到中国的历史事件中，得出他想要的结论。「 《英国史》是我自己制定的两希文明正典系列的一部分。正典是价值观的规范者，相当於所谓的栋梁。栋梁确定了，砖瓦就只能跟着栋梁走。」这是刘仲敬写史的出发点，他从西方国家的史观找类比，不论是否存在争议，这一写法看来仍然自有其价值。

为什麽会采用这样的写法？刘仲敬说，因为西方史所呈现的东西远比中国史要复杂得多。他的做法其实就是在史料与史识之间，用起源於西方的比较史学进行衔接。这在他的新书《从华夏到中国》中随处可见，他行文的风格有些怪异，「冒险」地用半白半文的风格来叙述，也有人说这是「炫技」。

「炫技」的背後，是惊人的读书量。他曾说自己现在很少买书了，因为在大学的图书馆有太多电子版的文献和资料，只要肯花费时间，终有所得——他说，「对我当然是，但对其他人不一定。时间要看当时心血来潮的程度」。这两年，刘仲敬频繁在媒体发表自己的史学观，虽然未必能够得到认同，刘仲敬对此却有信心，「时间会证明它在细节上仍然不会准确，在格局上就相当可靠」。

历史学者在整理档案时，应该注意如何取舍。刘仲敬说如果档案完备就能决定作品的质量，一些明显的歪曲根本不可能发生。实证主义的核对其实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这样的谬误不是零零碎碎的疏忽，而是目的性极强的建构。如果有人非要先射箭、後画靶，任何论证都是多余的。

真实史料可以支持伪造的历史

使用史料如何避免先入为主的陷阱？《民国纪事本末》引用的几十种文献资料为人所诟病，大部分为研究性文献。但是在《从华夏到中国》中，刘仲敬却反其道而行之，几乎不引用文献资料，更多的是他自己大胆的猜测和观念先行，这也是近几年来一些民间学者最惯用的技巧。

因此不如说《从华夏到中国》是刘仲敬基於个人史识之上的宏观叙述。很少有读者会马上理解他的话语体系，其中有太多概念性的东西，又掺杂西方史料，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他说，自己着述的东西就像一个漂流瓶，它将投入大海，接下来的事情，不再与他有关。

史料如何使用，取决於作者的目的。刘仲敬认为事实在历史当中，犹如物自体在哲学当中。没有适当诠释，你不可能接触到物自体。「真实史料可以支持伪造的历史，例如司马昭解释高贵乡公死因的文告。虚假史料可以反映真实历史，例如奥斯汀小说暴露的英国乡绅习俗。」刘仲敬如是说。

那麽读者如何分辨这些史料反映的真伪？史料正确而结论基本错误，史料错误而结论基本正确，都是有可能的。刘仲敬说：「可信度的估计主要还是依靠个别史料在整体背景当中的协调程度，也就是说还是取决於情景模拟。提高认知层次比具体的正误重要得多，高层次的高细节错误率比低层次的低细节错误率更有利於达尔文意义上的格局判断力。」

刘仲敬对此举了两个例子：一种理论说血型决定性格，层次就比较高，因为性格类型确实有区别，读者的理解力因此提高，原因的错误解释可以在发展中修正。另一种理论说，温柔的男人和刚强的女人属於同一性别，不同於男人和女人。这种理论层次就很低，因为降低了读者的理解力，随着发展不断制造更多的错误。

2013-07-23 10:2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