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 羽戈:从乡愿到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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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圣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少时读《论语》,读到孔子曰“乡原,德之贼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望文生义,以为乡愿(“原”通“愿”)指乡人的鄙俗,近乎“乡愚”。这一错便是十来年。不过,后世对乡愿的释义,并无统一说法,而是聚讼纷纭。孟子云,所谓乡愿,即“阉然媚于世也者”,一个“阉”字,一个“媚”字,呈现了乡愿的本质。朱熹云:“乡愿是个无骨肋的人,东倒西擂,东边去取奉人,西边去周全人,看人眉头眼尾,周遮掩蔽,唯恐伤触了人。”王永彬《围炉夜话》揣度孔子的心思:“孔子何以恶乡愿,只为他似忠似廉,无非假面孔。”由此而论,乡愿的要义,端在虚伪、伪善,这些“德之贼”,不是不知是非,而是明知是非却故意混淆是非,或为从权,或为阿世,或为自欺,他们的生存信条、生存智慧即“难得糊涂”,用“难得”为“糊涂”辩护,最见乡愿特色,说起来这比糊涂本身更可恶。

当然,乡愿并非全是自发抉择,有时则属迫不得已而为之。王夫之论国史,有一名言:“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执政者推行申韩之术,民众便归于佛老之道,执政者指鹿为马,民众便难得糊涂。不过这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反过来讲,当民众纷纷学起了鸵鸟,不思抗争反作逃避,正给予权力肆虐、苛政横行的空间,是谓“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要言之,“佛老之于申韩,犹鼙鼓之相应也”,不能单单归罪于哪一方。

乡愿与暴政的互动关系,先贤早有发明。如谭嗣同《仁学·二十九》云:“……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李大钊《乡愿与大盗》则积极响应谭嗣同:“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那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1919年1月26日,《每周评论》第6号,署名“明明”)

“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一语,尤为精辟,令人想起庄子的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所嘲讽的圣人,成为了连接乡愿与大盗的桥梁。

我无意考古,只欲谈今。今日中国,作为话语的乡愿渐渐遁入了历史,作为现象的乡愿,猖獗更胜往昔。“阉然媚于世”的假面孔,与“难得糊涂”的生存宗旨,可谓这个社会的一大标识。

那么,该怎么称呼今天的乡愿呢?我以为最接近的词,当是犬儒。正所谓:“今之大盗,强权是也;今之乡愿,犬儒是也。强权滋生犬儒,犬儒成就强权。”

今之犬儒,与乡愿同流合污;古之犬儒,却是对乡愿的批判。要知道,犬儒在其源头,并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犬儒学派的元老第欧根尼,主张节欲克己,回归自然,于是住在一个桶里,被人讥讽像狗一样生活,这构成了“犬儒”的来源之一。不过,第欧根尼揭批伪善、蔑视权贵,“使得犬儒主义成为一种社会讽刺和批判哲学”。最着名的故事,发生在他和亚历山大大帝之间,亚历山大去看他,问他需要什么,他答:“请你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感慨:“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愿意做第欧根尼。”可见第欧根尼的形象之潇洒、高贵,远非后世的犬儒主义者可比。

我们身边的犬儒主义,与第欧根尼正有云泥之别。他们不是在讽刺、批判社会,倘如此,哪里还是犬儒呢,简直可谓斗士;而选择冷眼旁观,甚至逃之夭夭,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公义与自由。第欧根尼玩世不恭,如今犬儒主义者只剩玩世。第欧根尼冷嘲热讽,如今犬儒主义者只剩自嘲。第欧根尼被讥为狗,却是一条特立独行的狗,敢于对亚历山大不屑一顾;如今犬儒主义者遭遇亚历山大这样的权力者,大概只能曲意逢迎、摇尾乞怜,形同走狗,他们身上的“犬”字,终于名实相副。假如第欧根尼九泉有知,必定后悔与其师安提斯泰尼开创这一流派。

两千余年来,犬儒主义沉沦,从九天降至九地,原因何在:强权的进化,还是人类的堕落?恐怕两者兼而有之。亚历山大雄才大略,战绩辉煌,然而论及权力对民众的控制,则难望今人之项背。在他和第欧根尼的时代,“人”字依然大写,“存在的勇气”大行其道,尊严的价值高于生命,不必说西方,且看同时期的中国,伍子胥逃楚,中途为渔父所救,赠渔父百金之剑以为答谢,渔父不受,叮嘱渔父务必掩藏行迹,渔父答应,待他走出数步,渔父“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渔父之死,通常理解为替伍子胥保密,这不免抬举了伍子胥,在我看来,伍子胥从赠剑到嘱托,皆冒犯了渔父的尊严,他选择赴死,正是对被侮辱的尊严的扞卫。今人不知人之为人的尊严为何物,只能把死亡的意义寄托在一个逃亡的英雄身上,却弱化了渔父的思想和勇气。渔父的抉择,恰是对犬儒的反击,犬儒主义者视生存(哪怕是苟活)为第一义,渔父追寻的事物,显然在生存之上。


再说今日中国的犬儒主义,最生动的一幕,莫过于在雾霾面前,国人最流行的选择,不是喉咙和拳头,而是口罩;最讽刺的一幕,莫过于一旦有人挺身而出,用喉咙和拳头对抗雾霾,却从铺天盖地的口罩背后,传出了无尽的嘲讽与敌意。

这正构成了犬儒主义最深切的困境:犬儒诚然可怕,却非不可战胜;更可怕的是,犬儒主义者使用种种假象,遮蔽自己的犬儒,使用种种理由,回护自己的犬儒,更有甚者,则不以犬儒为耻,反以为荣,不仅用现实为犬儒辩护,而且用犬儒为现实辩护,不仅主张“犬儒即合理”,而且主张“现实(存在)即合理”,不仅美化犬儒,而且粉饰现实,视雾霾为风景,誉牢笼为安全。犬儒至此,几乎无药可救。

犬儒与强权,需要一并批判,单单批判一方,不啻是为另一方开脱。不过话说回来,治疗犬儒的药方,正藏在犬儒主义者自己身上,犬儒只能自救,心病终须心药医。强权只是外因,而且强权与犬儒,并无必然关系(强权之国,民众不尽是犬儒,反之,有些国家,权力被关进笼子,依然不乏犬儒),把责任都推给强权,则印证了犬儒何以为犬儒。

古人云,宁为狂狷,勿为乡愿,以狂狷对乡愿,属于矫枉过正,然而中道难求,狂狷可谓一种最不坏的选择。欲破犬儒,则不必狂狷,犬儒主义者只须反求诸己,敢于正视内心的幽暗与怯懦;敢于承认,自己正处于狗的状态,并意识到这是一种巨大的耻辱;敢于在一个走狗遍地的世界,成为一个人:犬儒发自对人的怀疑和绝望,其救赎之道,恰恰在于立人。


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燕南园爱思想 羽戈 2015-08-23 08: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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