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簡體     傳統

很大的程度上，《管锥编》可以说是钱先生和清代学者一场很长的对话。

　　我们知道钱先生着手写《管锥编》，是1971年开始的，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他和他的夫人杨绦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房子被人占住了，两人无家可归，有三年只好睡钱先生在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办公室。《管锥编》的材料自然不是1970年代才搜集的，但他那个时候才开始整理多年累积的笔记。我们要问，他决定写《管锥编》，决定怎样写，和“文革”有没有关联？钱先生通盘讨论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经、史、子、集，包括志怪小说，元明清的戏剧、游记等等，独独不提当下，是不是和“文革”有关？他为什么中文用那么艰涩难懂的语言，却又引述那么多古今西方着作呢？

　　钱先生在1942年写《谈艺录》的序时，提及当时的中日战争，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接着说：

　　既而海水群飞，淞滨鱼烂。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

　　匡鼎是前汉一位学者，据说他讲《诗经》会令人开心地笑；赵岐为躲避敌人有三年在朋友家的墙壁里生活，有人说他的《孟子注》就是那个时候写的。钱先生在战乱的时候写《谈艺录》是要学匡鼎和赵岐。

　　恰恰三十年后钱先生《管锥编》的序怎么写呢？这序非常短，大约只占一页的四分之一，以下是全文：

　　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 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赓扬。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篇。敝帚之享，野芹之献，其资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 或庶几比木屑竹头尔。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一九七二年八月

　　全文无论对外在的环境或他自身的光景都一字不提，只曲折地表示时局不好，因为“豕苓”和“桔梗”都是用来医病的。虽然他以敝帚野芹代表自己的文章，说对时势完全无补，可是有心人若仔细查一查，就发现所谓“木屑”“竹头”并不像乍看下那么没有用，因为典出自《晋书》陶侃的传。陶侃监督造船的时候吩咐所有的木屑和竹头都不准丢，保存下来，别人多年后才明白陶侃的苦心，有一次举行朝廷大典时地上全是正融化的雪，木屑正可派上用场，竹头则在建造另一些船的时候当钉子用了。

　　钱先生写《管锥编》时候心情如何，他在1993年另一篇序里才透露。这篇序虽然用中文写，国内也许很少人看到，德国女学人Monika Motsch要出一本讨论《管锥编》与杜甫的书 （Mit Bambusrohr und Ahle: Von Qian Zhongshus Guanzhuibian zu einer Neubetrachtung Du Fus），请钱先生替她写序，钱先生的序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交通工具日渐发达，旅游事业就愈来愈兴旺，所谓“比较文学”也几乎变成了它的副产品。语言文字的挑衅性的障碍仿佛随着山川陵谷的阻隔一起消失了。       

　　“三十年为一世”，四十多年前真如隔了几世。那时候，对比较文学有些兴趣的人属于苏联日丹诺夫钦定的范畴：“没有国籍护照的文化流浪汉”（passportless cultural tramps）。他们至多只能做些地下工作，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管锥编》就是一种“私货”，它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Aesopian language）。这个用意逃不出莫芝博士的慧眼。

　　这里，钱先生直爽地说道他用典雅的语言，迂回隐晦的方式，是故意要让一般人，包括红卫兵，看不懂，因为这东西是“私货”，是官方和御用文人不能容忍的。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是谁呢？他是苏联斯大林手下专门对抗知识分子的高官，是江青一类的人物。钱先生这里把《管锥编》定位为比较文学。1948年苏联作家协会会长 （Aleksandr Fadayev），在日丹诺夫的指导下批斗刚出版《普希金与世界文学》的犹太裔作者 Isaac Nusinov 为“没有国籍护照的流浪汉”。因为 Nusinov 竟敢搞比较文学，把普希金的作品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后来苏联的领导人常常用这句话批评对中央政府不够“忠实”的知识分子。钱先生在这里居然把当时的自己也视为“没有国籍护照的流浪汉”。

　　我们要问，钱先生在《管锥编》里，有没有批评“文革”呢？直接批评当然没有。但他在第二集讨论老子那一章里，对老子思想的抨击特别严厉。他批评老子刻意扭曲文字的意义（如“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动”），又反对老子的愚民政策（如“使民无知无欲”，“浑其心”），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当时“文革”各种现象。他指出老子“天地不仁”的说法替法家的苛法铺平了道路，而所谓的“无为”造成了无所不为的局势：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然天地无心，其不仁也，“任”或“不相关”而已。圣人虽“圣”，亦“人”也；人有心也，其不仁也，或由麻木，而多出残贼，以凶暴为乐。（《管锥编》2: 420）

　　求“合”乎天地“不仁”之“德”，以立身接物，强梁者残酷而无慈悯，柔巽者必脂韦而无羞耻。黄老道德入世而为韩非之刑名苛察。（《管锥编》2: 421）

　　“无言”而可以重言，寓言，卮言，荒唐之言矣；“无身”而可以脂韦滑稽，与世推移，全躯保命，长生久视矣；“无为”而可以无不为，无所不为矣；黄老清静，见之施行而为申韩谿刻矣。（《管锥编》2: 414-15）

　　我们了解钱先生作《管锥编》时候的心情，便知道他此处是有的放矢的，这些话是带着伤痛写的。我并不是说这是《管锥编》唯一的意义或是钱锺书写这本书唯一的目的。《管锥编》还有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完全无关的种种方面。它用新观念解释古经书，补正清代学者的缺点，还对比较文学，比较美学，比较思想史都有丰富的贡献。但除了学术意义外，《管锥编》与当年的政治背景也是分不开的。

　　1980年钱锺书为妻子杨绦的《干校六记》写序文时，提到“文革”的情况：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 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 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

　　钱先生在序里对自己的行为太苛刻了。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政治运动不参加是不行的。其实钱先生从干校回到北京，“文革”还未结束，他在这个一摒弃传统文化敌视西方文化的时期，费全副心力整理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理念，而且把这些理念与西方文学理念并列在一起，表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有的西方也有，西方有的中国也有，是反潮流的，需要极大勇气。他当时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只能暗暗地做，只能用一般人看不懂，特别是红卫兵看不懂的语言，用迂回的方法，他这样做，非常孤独，感觉上自己是个“没有国籍护照的文化流浪汉”而进行“地下工作”。幸而，正如陶侃一样，钱先生的苦心在今天的中国普遍地被肯定了。■

艾朗诺 2013-03-27 14:0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