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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战欧罗巴，1807-1814

（英）多米尼克·利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12

第二章 作为大国的俄罗斯

对俄罗斯国家而言，18世纪是一个胜利时代。在彼得大帝在位（1689～1725年）之前，欧洲精英视俄国人为野蛮人、陌生人和无足轻重之辈。像奥斯曼人一样，他们被当作欧洲的局外人；和奥斯曼人不一样的是，俄罗斯人甚至都无法赢得源自恐惧的勉强尊重。然而，到彼得逝世时，欧洲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俄国在大北方战争（1700～1721年）中痛击瑞典，取代它成为欧洲东北部最为强大的国家。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当中，俄国给欧洲人的头脑里留下了更为巨大的影响。它的军队占领了东普鲁士，多次在交战中击败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甚至短暂占领过柏林。是叶丽萨维塔（Elizabeth/Елизавета）女皇在1762年的逝世和她的继任者彼得三世戏剧性地改变了俄国政策，才使得普鲁士免于毁灭。

其后便是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Екатерина II）在位时期（1762～1796年），在此期间俄国的领土、国力和国际地位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大部分波兰联邦领土被并入俄国，此外纳入版图的还有现在被作为乌克兰南部和东部，但当时人称“新俄罗斯”的地方。在彼得治下成为波罗的海头号大国之后，俄国现在也开始主宰黑海，并让它的舰队驶入地中海。拓殖者们开始填充由叶卡捷琳娜征服的肥沃乌克兰草地。随着新俄罗斯经济迅猛发展，俄国未来的国力看似几乎无可限量。叶卡捷琳娜与她最着名的情人格里戈里•波将金计划恢复拜占庭帝国，让她的孙子康斯坦丁（Constantine/Константин）大公坐上皇位。这一计划野心勃勃又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同样具备这种特征的不仅是叶卡捷琳娜本人的生活，还有俄国在18世纪激动人心的崛起。

这些胜利的影响之一就是令俄国精英们习惯于胜利，为他们培养了骄傲、自信与自大。或好或坏，这都对俄国在1812～1814年如何作战有所影响。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胜利强化了罗曼诺夫（Romanov/Романов）王朝和政府专制体制的合法性。俄国是瑞典和波兰宪政原则的强烈支持者，因为它了解瑞典和波兰君主国的弱点，认识到这会逐步削弱它的邻邦兼对手。在1768～1792年，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取得了辉煌胜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软弱的苏丹不能控制宫廷派系和行省总督。俄罗斯沙皇和奥斯曼苏丹都面临着过时的军事力量阻碍创建现代化欧式军队的挑战。这些团——俄国的射击军和奥斯曼帝国的耶尼切里（janissaries）——因为部署在首都，又和抵制一系列必要改革的政治、宗教保守团体有关联而愈加危险。彼得大帝在17世纪90年代毁灭了射击军。但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有一位奥斯曼苏丹拥有足够摧毁耶尼切里的权力和坚定信念。到那时为止，沙皇的国度早已在国力上超越了奥斯曼帝国。

国家权力的基础是罗曼诺夫王朝与土地贵族间的政治同盟。俄国在这方面与其他四个欧洲大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类似，它们也都是依靠王室与土地精英间的类似同盟关系。在每个案例当中，同盟关系都有其特殊之处。以英国为例，君主的权力并非绝对，贵族则是包括了金融和商贸精英在内的联盟中的高级合伙人。

尽管四个欧陆大国在理论上都是绝对君主制国家，但没有人会怀疑俄国皇帝的权力较之他的法国、奥地利乃至普鲁士同行更为绝对。他未经人民许可便能制订法律、征收赋税，俄国也没有法律保护哪怕最为高贵的贵族臣民免于他的专制冲动。与此相反的是，其他大国则有继承自中世纪封建主义的贵族议会和司法机构乃至有时包括君主本人及其亲属在内的社会精英道德风貌，来约束君主权力，在法国和奥地利尤其如此。其他因素也增强了俄国专制君主的权力。例如，在欧洲新教地区，此前庞大的天主教会地产已经在宗教改革中被没收，大部分最终落入贵族手中。在18世纪，欧洲天主教地区的大部分此类土地依然由教会掌握。然而，到18世纪60年代为止，俄国君主制政府已经查扣了东正教会的庞大财富，并将大部分此类财富纳入自己名下。这也是为何到18世纪90年代的所有农奴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并不属于私人地主，而是属于皇室的重要原因之一。

专制君主的庞大专断权力是俄国政治与政府的日常现实。专制君主管理政府机构和贵族精英二者的方针与技巧是至关重要的。但俄国君主既是拥有无限权力的，又是在某些方面受到严重制约的。即便是俄国的欧洲部分在面积上也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其他大国，而它的人口直到18世纪50年代才超过法国，到亚历山大一世统治年代按照欧洲标准依然是人口稀疏。陆上交通线相当原始，在春季和秋季会崩溃成无法通行的泥淖。国家的官僚机构不但规模较小，而且腐败无能。在1763年，俄国的国家官员人数仅仅略多于普鲁士，尽管后者的国土面积只有俄国欧洲部分的百分之一。普鲁士君主可以从诸多德意志大学里招募接受了法律和行政管理培训的官员，其中一些大学自中世纪起一直存续。当亚历山大在1801年登上俄国皇位时，俄国只有一座大学，而它是1755年在莫斯科创立的。在1775年的行省政府改革后，国家在乡村的行政管理有所加强，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新官员们都来自地方的乡绅地主，而且时常是由乡绅地主们推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时候都是在军队中服役若干年后才回乡结婚并继承小庄园的。因此，地方行政机构的扩张强化了君主政体和地主阶级间的互相依靠。

从一方面看，倘若不依靠地主，罗曼诺夫王朝便会一事无成，一位君主曾称地主为国家的无意识征税人和乡村的征兵代理人。倘若没有贵族在官僚机构中效力，特别是倘若没有贵族在军队中作为军官服役，那么国家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但贵族们也十分需要国家。军官或官员职业是重要的收入补充来源。国家也为地主提供免遭农民反抗或暴动威胁的保障。在叶梅利扬•普加乔夫（Emelian Pugachev/ЕмельянПугачёв）的领导下，哥萨克和农民于1773年在乌拉尔（Urals/Урал）地区发动了范围广大的起义，并一路沿伏尔加河（Volga/Волга）下游蔓延。成千上万的正规部队展开了好几个月的作战才将这一反叛平息下去，这场反叛让数以百计的贵族失去了性命，给精英阶层的意识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一小部分（尽管其绝对数目依然很大）小贵族而言，军队乃至官僚机构都提供了跃升为贵族精英从而获得财富的渠道。18世纪的频繁战争为年轻的贵族们提供了许多证明自己的机会。

除了罗曼诺夫家族之外，18世纪俄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在这一时代主宰着宫廷、政府和军队，构成了帝国贵族精英的一小群家族。这些家族中有的历史比罗曼诺夫家族还要悠久，其他人的祖先起源则要晚近得多，但到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为止，这些人已经形成了单一的贵族精英阶层，他们之间以财富和婚姻网络抱团。他们的财富、社会地位和政府职位带来了庞大的能量。这些人的庇护人—受庇人网络遍布在俄国政府和武装力量当中。罗曼诺夫家族自身也来自这一贵族环境。是皇室地位后来让他们远远高于普通贵族，而君主们则决心保护自己的自主权，永远不让自己被任何贵族小圈子绑架。虽然如此，就像任何其他欧洲君主那样，他们视大贵族为天然盟友和伙伴，是运转良好社会的天然秩序与等级的屏障。

贵族们使用了许多诡诈手法以保持他们的权力。在18世纪，贵族们把自己的儿子早在童年时期就送入近卫军团。等到贵族家庭的小年轻长到二十多岁时，便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深”服役年数和近卫军的特权地位一跃进入普通部队各团上校之列。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儿子帕维尔一世（Paul I/Павел I）在1796～1801年统治俄国，他终止了这一诡诈手段，但在1812～1814年担当俄军高位的许多贵族已经得益于此。更为重要的则是贵族们利用宫廷职位。尽管这些职位大体是荣誉性的，但它们让年轻贵族宫廷侍从（Kammerjunker/Камер-юнкер）和宫廷侍从官（Kammerherr/Камергер）能够转入政府中的所谓同一品级高位。

在18世纪欧洲的大背景下，这并不是特别令人惊讶的事情。年轻的英国贵族们用金钱开路，在军中各个等级间快速攀升即英国陆军中的购买军职制度。——译者注，依靠他们父辈的口袋选区进入下议院，有时还会年纪轻轻便继承上议院席位。和英国贵族不一样，俄国贵族无法凭借对下议院的主宰控制政府。不过，若是一位俄国君主施政拙劣或过度惹恼了彼得堡精英，他也有可能被推翻和被谋杀。帕维尔一世曾经评论说，俄国国内除了能够与皇帝交谈的人之外，根本就没有显贵（Grands Seigneurs），而且就连那些人的显贵地位也只能在皇帝屈尊与其谈话时维持。他的话对了一半：与他们在伦敦或维也纳的同类相比，俄国显贵更附庸于皇权，自主程度更低。但他也错了一半，在1801年由于这一误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帕维尔的专断行为激怒的俄国贵族们，在彼得堡督军彼得•冯•德•帕伦的率领下将其谋杀。

俄国贵族和乡绅构成了帝国的统治精英与军官团核心。但罗曼诺夫家族统治着一个多民族的帝国。他们使自己与帝国的非俄罗斯贵族结为同盟，将他们纳入朝廷和军队。最为成功的非俄罗斯贵族是波罗的海行省的德意志地主阶级。根据一份保守估计，1812年所有俄军将领中有7％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波罗的海人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得益于路德宗教会和18世纪北欧的启蒙运动，他们的教育程度要远优于普通的俄国外省贵族。

在那个时代，帝国由多种多样的外来精英统治实在极为平常。在奥斯曼帝国的全盛时期，它的统治精英阶层是由改宗的基督徒奴隶组成的。清帝国和莫卧儿（Mughal）帝国分别是由来自中国和次大陆边界以外的精英统治的。根据上述标准，罗曼诺夫王朝的帝国已经是非常俄罗斯化了。即便根据欧洲标准，俄罗斯国家的状况也并非独一无二。奥地利帝国的许多重要军人和国务活动家来自哈布斯堡的领土之外。普鲁士在1812～1814年三位最伟大的英雄——布吕歇尔、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都并非生为普鲁士臣民，也都不是在普军中开始军事生涯。

当然，俄军中的外来者人数可能确实要多于奥军和普军。欧洲移民在彼得堡的地位也要比在柏林或维也纳更为突出。在18世纪里，有许多欧洲军人和官员为了获得更好的收入和职业前景转而为俄国效力。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逃离法国大革命或拿破仑统治的流亡者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最重要的是，欧洲移民填补了由于俄国职业教育或职业中产阶级发展缓慢造成的空缺。职业医生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即便到了1812年，俄军当中的医生人数也只有800出头，其中许多人是德裔。军事工程师也面临短缺。18世纪时的俄国工程兵是炮兵的小兄弟，处于其管辖范围之内。尽管他们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获得了独立，但受过训练的工兵军官数量依然太少，而他们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范围又极其广阔，因而俄国依然在寻找能够被吸引到俄军来的外国专家。在1812年战争前夕，最为资深的两位俄国军事工程师分别是荷兰人彼得•凡•叙赫特伦（Peter van Suchtelen）和德意志人卡尔•奥珀曼（Karl Oppermann）。

更为重要的外国人巢穴则是为军队提供总参谋部军官的军需总监部门。在博罗季诺会战当中，“俄国”参谋里有几乎1/5的人连沙皇的臣民都不是，只有不到一半人拥有斯拉夫姓氏。总参谋部一定程度上源自制图局，那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部门，对工作人员的数学能力要求相当高。这一点确保了它里面充斥着外国人和非俄罗斯人。随着军队在拿破仑时代规模膨胀，变得更为复杂，参谋机关的作用变得相当关键。让许多俄国人感到越发憎恶的是，他们的参谋当中很大一部分人有非俄罗斯族的姓名。除此之外，拿破仑在1812年的入侵引发了俄国的排外主义浪潮，这一浪潮有时会针对俄军中的“外国人”，这一用语并未对真正的外国人和并非俄罗斯族的沙皇臣民做出多少区分。然而，倘若没有非俄罗斯人参谋，帝国是永远无法在1812～1814年取得胜利的。此外，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完全忠于俄罗斯国家，他们的家庭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融入俄罗斯社会。这些外国工程师和参谋也协助培养了日后取代他们地位的新一代年轻俄罗斯人军官。

就像其他大国一样，对沙皇俄国而言，拿破仑时代的巨大挑战在于为战争动员资源。有四个关键要素可以被描述为俄罗斯实力的源泉。它们是人员、马匹、军事工业和财政。除非了解到上述四个要素中每个要素的基本优势与局限，不然就无法理解俄国怎样进行这些战争，也无法领会到它为何取得胜利。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