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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痛苦。但是，战争这朵“恶之花”，也使我们民族觉醒与奋起，当帝国主义的枪炮对准我们胸膛的时候，中华民族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怒吼，战争动员了人民，也创造了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有许多作家以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继承发扬了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以崭新的审美意识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同休戚、共命运的这段悲壮动人的历史。作家或歌颂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的成千上万的英雄，或记录光辉灿烂的战斗里程，或毕现残酷悲壮的战争场面，它们构成鲜明的时代性、厚重的历史感，写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求生存、谋解放的坚定信念。虽然作家们的经历不同、个性气质有别、艺术思维方式各异，但是，他们吹奏的是同一曲调，那就是歌颂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从而警醒和教育人民。
　　在文学刚刚步入新时期的时候，管桦的《将军河》、曲波的《山呼海啸》等作品基本上沿袭了以前抗战小说的艺术模式。１９７９年，陈立德在《长城恨》中，描写了抗日英雄吉鸿昌的光辉业绩。作品虽然也表现了党对群众抗日队伍的领导与帮助，但重点突出的是人民群众自发的抗日热情，作品还写出了群众抗日队伍惨遭扼杀，英雄捐躯的悲惨结局，充满了悲剧色彩，开始显露出一种有别于以往的艺术风貌。８０年代前期，艾煊的《乡关何处》、马加的《北国风云录》、杨沫的《芳菲之歌》的侧重点已经不在颂扬超凡脱俗的抗日英雄，而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寻找救亡之路和人生归宿的艰难跋涉，以饱满的情感描写了人物的命运起伏和心灵冲突，从而从更加广阔的背景上展现抗日战争的风貌。
　　新时期抗日战争题材小说思想深化、艺术上突破是在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作家们在新的历史潮流中调整着自己的审美心理机制和创作方法，使现实主义呈现出新鲜的活力。曾以《铁道游击队》蜚声文坛的刘知侠，于１９８９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沂蒙飞虎》，小说的传奇色彩和富有情趣的生动性，使作品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特别是黎汝清的《皖南事变》的出版，无论是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在人物的塑造上都具有了突破性的意义。皖南事变作为中国抗战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本应很好地挖掘，但是过去文学的创作写我党的历史往往只写胜利而不写失败，只写正剧而不写悲剧，这个题材就成了作家望而却步的禁区。黎汝清最先踏进了这个禁区，不仅艺术地再现了这个历史悲剧，而且站在时代的高度，揭示出导致这个历史悲剧的诸种复杂原因。特别是把我党我军的重要人物作为失败的爱国英雄来写，这在新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作者以生动的笔墨表现了叶挺这位北伐名将的个性和他的英雄本色，同时也写出了他指挥上的失误和性格中的弱点，对项英则写出了他复杂的内心矛盾。作家把历史教科书上早已定论的历史事件，写得风云际会，瞬息万变，多姿多彩，令人耳目一新。尽管有人对作品中的某些史实提出异议，但作为文学创作，显然是成功的。
　　这期间，出现了几部描写抗日战争的史诗性作品，如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周而复的《长江万里图》、张和平的《落日孤城》、王火的《战争与人》，它们共同的特征是都描写了上下几十年，纵横几千里的战争生活，气势磅礴，纵横捭阖。作品所表现出的俯瞰历史的气度，穿透灵魂的笔力，对广阔生活的概括能力，以及那种指向战争、指向战争中人的思考精神，都使读者耳目一新，使我们对作者的大容量、大篇幅、大境界的艰难追求和无畏的探索，升起由衷的赞佩，特别是在那特殊的环境中，通过被渲染得令人颤栗的生命个体，使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艰难与复杂。
　　在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说是王火的《战争与人》。这部小说共分三部曲，包括《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和《枫叶荻花秋瑟瑟》。作品从西安事变写起，一直写到１９４７年春全面内战的爆发前夕，将整个抗日战争的来龙去脉交待得非常清楚，歌颂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１００多年间这场唯一战胜帝国主义的伟大的抗日战争。作者把中国的抗战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范围中表现，除了描写抗战爆发前和抗战胜利后的情景、态势、时局、人物外，还着重刻划出抗战时期大后方和孤岛上海的芸芸众生相。作品紧紧围绕童霜威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和复杂深沉的内心世界，在各种截然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从各个不同侧面解剖他的灵魂，最终被沉重的人生巨锤冲压成型，被通红的战争熔炉浇铸出来了。这是史，也是诗，是心灵的历史，也是煎熬的历史，艺术的打击力量来自对历史的艺术展示，小说中光明与黑暗搏斗，抗战同投降较量，进步和反动对垒，构成一幅真实而且色彩斑斓的宏阔画面，从而使作品闪烁出熠熠的光辉。
　　总之，这些作品对抗日战争生活进行了艺术的提炼，把凝重的历史告诉了未来，闪耀着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炽烈光芒，显示出了雄浑深沉的思想与艺术风貌。
　　　　二
　　我们知道，传统的抗日战争题材小说，侧重于描写战争的军事对抗形式及其蕴藏的精神内涵——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军人的信仰与牺牲精神等，它们无疑是包含在革命战争的历史生活中极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在真实的历史生活里尚存许多与这类生活形式与精神内容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东西，却没有被置于应有的观照位置上，这就不免使作品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显得残缺不全，其应有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也势必受到削弱。
　　新时期有些抗日战争题材小说致力于从多种角度、多个侧面去探索、发掘历史真实中那些丰富复杂的远未被认识和表现过的东西，追求多方位地展现历史真实的艺术，有些作品对战争环境的具体描写，已经超出仅仅由战场生活透视战争面貌的习惯模式。有些作品对那一段革命历史时期的生活，只不过是把它作为艺术描写的氛围，作者感兴趣的不一定是当时的历史生活关系，而是强调氛围中人的生存方式、精神气质，以及强调所描写对象的独特感受、语言和叙述方式等等。这些作品注重对抗日战争的历史做冷静的描绘，从对战争的描写中显示出我们民族顽强的活力，这就改变了原有战争小说单纯从阶级理论出发的思维模式。当然，作家对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质的认定是毫不含糊的，这就使得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作品的爱国主义思想意义，这样的作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有莫言、周梅森、刘震云等。
　　１９８６年，莫言的《红高粱》问世，摆脱了传统的抗日战争题材小说的写法。作品中，以余占鳌为司令的这支农民武装，没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洗礼，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上的领导，似乎也没有整体的明确的革命目标，他们缺乏严密的组织，也缺乏一致的思想。但是，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乡土之情，他们敢作敢为，富于冒险，在外敌侵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切就凝聚、生成、升华为英勇无畏的抗暴精神和威武不屈的民族尊严。因此，《红高粱》对严酷民族战争中的人物形象的刻划，在一定程度上依然蕴含着我们民族精神的风貌和人格特征。
　　《红高粱》的发表显示出莫言视野的开阔，作家把战争生活当作多维多向的复杂整体，力图从这个整体的多种侧面切入，观照战争生活的丰厚内蕴，从而避免以往那种单向的观察表现所带有的局限。可贵的是，莫言在抗日战争的历史生活中发掘出了诗一般的内容，但是，他并没有背叛历史生活的真实，却将这种历史生活别出心裁地诗化了。
　　在《红高粱》中，作家的写实笔力得到了强化，表现出了未经打磨的原生态生活，原始的生活真实和作家的主体感觉相辅相成，从而营造出一种历史的真实感，这其间饱含着对生命伟力的张扬和对民族精神的召唤，为今天我们重铸民族性格提供了一种参照。
　　值得重视的是，新时期有些作家，如周梅森、张廷竹、江建文等的作品，对国统区的抗战进行了描绘，填补了当代抗战小说的一个题材的空白。
　　应当承认，国民党官兵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与日军作战的，无论战争的结局如何，亦无论是悲壮或是耻辱，不仅属于国民党的一页，也是中华民族无法排拒的一页。周梅森在《军歌》中，“煞有介事地为徐州会战沦为奴隶的战俘组织一场死亡暴动”；在《孤旅》中，作者为南京崩溃后携资潜逃的军需官布下了一个个生命的陷阱；《国殇》中则描写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新２２军内部的投降与反投降、卖国与爱国的民族大义之争。在这些作品中，周梅森努力刹住并竭力克服以往战争文学创作中强大的政治惯性和习常的艺术思维方式，在洞察战争本体深层奥秘的同时将目光聚焦在战争中人的生存境况及人性内容的具体形态，显示出了这位敏锐而活跃、勤奋而执着的作家对既往战争观念的调整与思考，在探索战争的多义性，展示战争文化氛围方面显示出了才华。
　　新时期以军事文学创作崭露头角的张廷竹，开始对战争观念进行探索，对战争作具有深度的哲学思考，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他的一些描写抗战的小说愈来愈被人们重视。在《中国无被俘空军》、《泪洒江天》等作品中，他着重刻划了空军军官阎海文和海军军官“二舅”的形象。小说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是在对残酷无情的战争场面的描绘中，着力塑造中国军人的精神品格，裸露出他们的全部灵魂。作品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来歌颂我们民族的伟大和威武不屈，把战争作为一种人生的表现，作为与全民族的精神、各种人性与追求有着深切联系的现象加以艺术的开掘。
　　可以看出，这些生长在和平年代的青年作家，对战争有着独特的文化思索。他们通过对人类在战争威胁中生发出来的本能欲望的惊心动魄的描写，把正义的、自私的、坚强的、懦弱的……人性的真实内容及奥秘揭示出来，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那种民族自尊与生存欲望的冲突，淋漓尽致地传递出作家对于人与人性存在的理解。这样，就改变了过去军事文学中描写战争过程的无休无止和对人物性格流于一般的刻划的模式；也避免了把战争孤立化、抽象化作纯理性思索的现象，从而成功地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审美面貌的飞跃，把抗日战争文学推向更加广阔自由的精神空间。
　　　　三
　　在新时期抗日战争题材小说中，还有一部分作品，描写了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原始本能。作家采用一种异常冷静的态度来观察、描写生活，他们宁愿将善良与丑恶、真诚与狡诈、光明与黑暗杂糅在一起，而将自己的倾向性隐藏模糊于字里行间中。
　　池莉在《预谋杀人》中，给读者交代了一个复仇故事，这个故事虽然是在历史的大框架、大环境中发生的，但作者着意表现的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民族斗争，而是人的原始本能欲求。作品中佃户出身的王猎狗的一系列行为，无论是参军还是工作，既不是出于崇高的抗日目的，也不是因为伟大的爱国热情，而是由于对地主丁宗望的嫉妒与仇恨。他恨自己娶了麻脸婆娘，而丁宗望娶了漂亮的妻子；他恨自己背井离乡、出生入死，而丁家添人加口，牛肥马壮。杀死丁宗望的强烈欲求形成了他本人的历史，而大历史的分分合合不过给他提供了演示和宣泄他的偏私的欲望的舞台。而丁宗望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具有民族大义的，在日寇的刀锯进他肉里时坚持一声不吭，他掩护通讯员，并最后把新四军首长的信送到，完成通讯员未完之业。这样，历史被解释或蜕变为人的原始本能相互纠葛的历史。
　　被称为“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另一代表人物叶兆言在小说《追月楼》中，则描写１９３７年南京沦陷后丁家的情景，那封建家庭中古板而陈旧的生活方式，是如今读者看来既纳罕又可怕的。然而小说的笔墨重在描写前清的翰林丁老先生，他有大量的田产，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反对过白话文，痛骂过新文学运动；他讲究尊卑有序。但是，在日寇攻占南京、国家处于外敌侵凌之际，他却表现出应有的民族节气，他抱定决心，城破之日，就是他殉义之时。日寇进城之后，他不愿躲进租界，沦为难民，从此蛰居《追月楼》上，直到临终立下遗嘱，生不愿与暴日共戴天，死亦不乐意与倭寇照面，就葬在追月楼下。可以看出，《追月楼》所肯定、褒扬的是一种民族精神，一种民族的人格力量和人格美，丁老先生的那种旧知识分子可贵的气节给小说抹上了一缕光泽。
　　战争，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一直是宣传英雄主义的题材领域。王文计在他的《魔界》中，表现的却是战争的罪恶，鞭挞战争的罪恶，鞭挞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作品所描述的无人区的荒凉，自然是对战争的控诉，而屠家少爷由一个纨绔子弟变成专杀日本女人和小孩的强盗头子，更多的是揭示了仇恨的循环成为人类的悲哀。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的共同点，那就是从阶级的立足点扩大到民族的、甚至全人类的立足点，表现人，表现人的活动和人物命运，有的作品还着意人的解放。这充分反映了作家观察这段历史的多种视角，有助于填补传统的抗日战争题材小说所留下的空白。丁老先生所显示的精神风骨毕竟是中华民族的人格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折光；而丁宗望的表现则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的特殊产物。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对于这段历史生活的这种描写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歪曲了历史的本质。当然，如果以此对那些以鲜明的阶级意识把握历史生活的潮流，描绘宏伟的历史生活画面，展示历史发展趋向的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予以怀疑、予以否定也是错误的、偏颇的。
　　总之，新时期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与当代文学有着血缘关系，特别是在战争小说基本上代表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新时期的抗日战争小说对它的过去的超越就十分艰难。我们高兴地看到，新时期作家对抗日战争的描写，出现了审美视角、创作心理和情趣由单一到多样，由封闭到开放的局面。为了适应变革时代新的审美需求，不少作家在纵向继承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同时，又系统地、有选择地借鉴其它民族的长处，特别是把欧美文学作为改革文学传统，创建新型抗日战争文学的参照系。他们不以传统性代替时代性，而以其开放性、多层次的艺术格局，不断拓展艺术空间，全面地反映抗战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以缤纷的题材内容，磅礴的气势，多样化的风格、笔调，丰富了抗日战争文学，特别是战争观念的改变，使得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形成色彩斑斓的艺术风貌。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新时期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还没有达到更高程度的飞跃，虽然出现了《皖南事变》、《战争与人》、《红高粱》等优秀作品，但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说还缺乏有力度、有深度的优秀传世之作，不能满足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了解那段特殊的历史的需要；有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创作意图不清，内容模糊，使读者难以通过作品清晰地认识抗日战争这段悲壮的历史生活的问题；有些作品对外来文学吸收、消化得不够彻底，存在着明显照搬、摹仿的痕迹。抗日战争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深入地挖掘、开发这段生活，是非常必要的。原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公认的优秀作品。我们真诚地希望，新时期的作家们也能够早日拿出具有史诗性的、强烈震撼力的、有世界意义的优秀作品。
　　
　　
　　
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济南019-02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丛晓峰19951995 作者：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济南019-02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丛晓峰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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