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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复杂性思想导论·译者序》）以便适时修改我们的政策、策略等，作适应性跟进、改变    。

在时代的演化中，民族、民权、民生都将被赋予新的内容，都将面对新的问题。譬如，在今天，生民面对的巨大环境灾难，就不是孙先生那个时代所具有的。新内容的涌现，新问题的提出，将是永无止境的——问题的解决，就是问题的提出。这要求三民主义审时度势，及时地、适应性地变化自己。

    3、适应民族自治、多元（在空间中的演化）文化的需要。

“不存在总揽一切的，可忽略掉复杂系统中偶发性方面的复杂性理论。……关注复杂性，必须关注特定的复杂系统。”（《复杂性与後现代主义》第二页）故而，应该考虑三民主义自身的多元化。

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体，都有发展自己文化的权利。考虑到民族文化不同，民意不同，倡导“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其在各民族中自然应该有所不同，以便使不同的文化在三民主义之下相融共生。这要求一种“入乡随俗”的演化。

这种不同，并不妨害三民主义的整体性。因为，“复杂性认识在看到了物件的多样性因素之後，还要求看到物件的统一性因素，即把物件看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统一”（《复杂性思想导论·译者序》第3页）。

所以，我们要准备接受多元一统的三民主义。起码，在心理上，现在就要有这种思考。以应对多元文化的复杂性。

    多民族、多元文化，依靠它们间微妙的影响力，它们间的频繁交往，在历史上创生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换句话说，中华文明是在文化碰撞中涌现出来的。多元文化的聚集，意味着伟大的创造力，这是复杂性理论告诉我们的。因此，多元文化，是中华民族步入辉煌的优越条件。所以，多元文化对於我们十分重要。中华民国应该扶助弱势文化，令其发展。马克思的民族政策，是罪恶的民族政策，他要消灭民族和民族文化，是一切民族文化的公敌，也是人类文明的公敌。三民主义引导下的伟大的中华民国，将是我们所有民族在协同中走向辉煌的基本条件。

    “多元一统”，对於三民主义是可行的，但对於其他主义，恐怕很难。这是三民主义的一个极其重大的优点，诸君万不可视而不见。它构成我们追随三民主义的重大原因。何以如此，支撑三民主义理论的是复杂范式，这使三民主义有包容的襟怀，包容的哲学，故能够适合於多元文化的需要。是地道的文明化的主义，其他主义多与简单性范式相连，都追求逻辑上的协调一致性，故都有排他性，都唯我独是。莫兰说：“只有复杂性思想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文明化”，是之谓也。

    演化的三民主义意味着，孙中山先生只能是三民主义的伟大创始者，奠基人，而不可能是三民主义的完成者。三民主义在不断的演化与发展之中，将没有最终的完成形态！它永远年青，永远充满生命活力。这对於我们非常重要，因为演化、发展还与自由相关联：

        “後现代思想家的杰出贡献，就是大胆地将自由纯粹理解成为‘可能性’”（ 《後现代论》第14 页）。

“作为一种或多种可能性，自由不应该是现实存在和成形的东西。反过来，凡是现实的，都是不自由的，因为一切现实的，都存在於有限的条件中，都受到实际的各种条件的限制。现实的东西，都只能是自由的结果或仲介。现实可以成为自由的条件，但他永远都不是自由本身” （ 《後现代论》14页 ）。

故而，中国人不应忘记自身的创造性，不要忘记老祖宗的教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实在是中华民族自由的标志。

   我们要坚持三民主义，就必须不断发展三民主义。发展三民主义，就是要坚持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自有其常理在，自有其不变的价值追求，这是被很多人讲明了的，这里不再赘述。

发展遇到的困难

首先，发展三民主义遇到了范式难题。

三民主义承传了中国文化的优点，同时也带着他的缺憾。钱穆先生说：

但因中国人观念中不重分析，因此也没有理论上的说明，一切发现，遂只变成像是技术般的在社会传布，缺乏了学理的解释与再探讨，如此则像是使後起的人仅能心领神会，不宜继续模仿前进，这亦像是造成了中国科学界一极大的缺憾（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219页）。

这个缺憾，不用说，是由中国文化简单性范式不发达所致。依钱穆先生的意见，是不是说发展中国文化首先要用简单范式梳理中国文化？可我们又不能走西方传统的老路，放弃自己的复杂性范式。这路怎麽走呢？莫兰说：

复杂性，这是简单性和复杂性的联合，这是选择、层次化、分离、还原的简化过程与另一个交流的、连接被分离和被区分的东西的反过程的联合（《复杂性思想导论》111页）。

莫兰这一说，似乎很简单。但是，莫兰还说：“复杂性是一个提出问题的词语，而不是给出解决办法的词语”（《复杂性思想导论》2页）。莫兰又说：“人们不能拿出、我不能拿出、我不企图从我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复杂性范式”（《复杂性思想导论》78页）。如此，复杂性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挑战。三民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是个复杂性问题。这做起来何尝容易！做为鼓励，我们只能说：挑战与光荣并存。

    莫兰的话也告诉我们，中国的复杂性范式是有缺点的，它应该去联合简单性范式，以弥补自己。

    其次，发展三民主义面对着梳理、探究东西两大文化的重任。尽管我们说，三民主义根基於中国民族文化，这不妨害它大量借鉴西方文化。三民主义实在是东西文化对撞的产物。“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出版说明”写道：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文化建设既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和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承传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之路。”

这也是发展三民主义的道路。三民主义走的正是复兴、重建中国文化的路。更何况三民主义和中国文化还是母与子的关系呢！冯沪祥这样描述三民主义：

儒家伦理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彷佛是源头与活水的关系，相互依存，一脉相承；也彷佛是根与果的关系，相互依存，唯有紮根愈深，结果才愈多。吴经熊博士曾以母与子的关系作比喻，可说非常中肯：“中华文化是母，三民主义是子，子之成长，转而反哺其母，这母与子的关系是不能分离的。这个关系，可以用老子的话来说明：‘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求其母，终身不殆’”（《儒家伦理与三民主义的精神》192页）。

迷失——三民主义的合理化

存在着一种使三民主义合理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羡慕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精严”上。什麽是合理化呢？

合理化的本质在於企图把现实关在一个协调一致的系统里。他使得所有在现实中反驳这个协调一致的系统的东西都被排除、遗忘、弃置一边，被看作幻象或表面现象（《复杂性思想导论》71页）。

    莫兰的下面这些论述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我认为自己是理性的，但是我立足在这个观点上：理性是发展的，而且理性在它本身中包含着它最坏的敌人。後者就是可能使它窒息的合理化。……理性并不是已定的，理性并不在轨道上行驶，理性可能自我摧毁，通过内在的过程亦即合理化。合理化是逻辑学的狂热症，这种狂热症追求逻辑上的协调一致性而不再接受经验显示的制约（《复杂性思想导论》第128页）。

（与合理化不同，我们追求的是合理性：）

依照我的观点，理性根据它所维持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类型来确定， 这个外部世界在抵抗着它。归根结底，真正的合理性承认非合理性，并与不可理性化的东西对话。需要再次指出，在思想史上，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家常常带来对狂热的合理化的合理的矫正剂（笔者：中山先生尊重潮流，就和非理性相关）……（《复杂性思想导论》第129页）。

我认为 真正的合理性是深切地容忍神秘性的。虚假合理性一向大谈某些人群中的“原始性”、“幼稚性”、“前逻辑性”，实际上 在後者那里存在着思想的复杂性。…（《复杂性思想导论》第129页）。

合理性这是探讨，这是我们的创造了逻辑结构的各个精神之间的不断对话，他们还把这些逻辑结构应用於世界之上，并与现实世界进行对话。当这个世界不同意我们的逻辑系统的时候，必须承认我们的逻辑系统是不充分的，它只是与现实的一部分相合。合理性可以说永远没有在一个逻辑系统中穷尽现实的总体的奢望，它只是 与这个抵抗他的世界对话的意志。如同莎士比亚已经说过的：“在世界上存在的事物多於我们的任何哲学中的。”宇宙的内容远比我们大脑的结构可能设想的东西丰富，即使我们的大脑已经很发达（《复杂性思想导论》71页）。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自我批评的合理性，实行着与经验世界的不断交流的合理性，这个经验世界是对於逻辑狂想症的唯一的矫正剂（《复杂性思想导论》73页）。

    合理化，无论对於三民主义，还是对於中国文化，都是敌人。因为，合理化会断送三民主义和中国文化的性命。中山先生与莫兰一致。戴季陶写道：

中山先生说：“要解决民生问题，是要用事实做基础”这是很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因为空洞的学理基础，去求解决实际问题，就很容易落演绎理论的毛病，不能够得到“学理的证明”。如果用事实做基础，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充分的得到证明的保障，可以少了许多错误。（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多麽精审的评说。将三民主义合理化，是完全违背中山先生意愿的、糟糕的做法。其与中山先生重潮流之精神，与知难行易之说，与“用事实作基础”之原则皆不协调。由此，三民主义如何发展，是一个颇值得探究的问题。其实，在这里，中山先生已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山先生那里得到许多启示。

    将莫兰与中山先生两下对照，我们又一次见识了中山先生的伟大！

（连载之3）

大陆青年学者 沈 共 2012-09-04 22: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