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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宽诚自1932年开始独立创业，平生最推崇号称“商圣”的陶朱公范蠡。他曾表白：“30年前以一个无恒产的我，想创办一个具有规模的工商事业，首先要自问，资本从何而来，一般说来，资金来源不外三个方面：一、招人投资；二、向人贷款；三、逐渐经营累积。由于我出身内地宁波，社会关系又不够，更无专长技能。虽有主观愿望，想办有规模的工商事业，但客观条件，招人投资、向人贷款谈何容易，老实说是不可能的，因而不得不专重于开动脑筋，根据陶朱公所说的三点———无财力足。少有斗智。既兆争时———朝向这唯一的道路，着重由小到大的经营中逐渐累积一途了。”这就是说，王宽诚在上海创业初期，正是遵照范蠡的经营理念———没有钱财靠埋头苦干，缺少关系靠聪明才智，发现征兆就分秒必争———取得成功的。而他此后的成功，也主要得益于范蠡“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的经商谋略。

范蠡是春秋末期着名的谋略家、实业家；先是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完成灭吴大业；然后功成身退，从事经贸活动，成为古代中国公认的商界鼻祖。范蠡在经商过程中总结出一套经济理论。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深谙商品贵贱之间的辨证关系：“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是范蠡根据物极必反的道理，对市场物价变化的基本规律所进行的探索与概括。他明确地告诫人们，贵和贱不是绝对的、永恒的，而是相对的、变化的，关键在于掌握实际和行情。当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时，经营者要像粪土一样把它抛售出去。相反，当某种商品价格低落时，则应当作珠玉大量购进。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动脑子，更需要目光和勇气。

1943年初，深受日本侵略者压迫的王宽诚由沪抵渝。他来时满怀憧憬，带了一批人才和大笔资金，准备在重庆做进出口生意，可现实使他大失所望，难以施展抱负，便决定放弃办实业的初衷，闭门读书，在旅邸潜心研究国内外政治、战争、经济形势，静观时局，思考未来。同时，他成功地运用“贱取如珠玉”的策略，在外汇兑换上大发“洋财”。

英镑原来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英国耗去250亿英镑，国债较战前增加了两倍，外债高达37亿英镑。当时普遍认为英镑的地位必将被美元所取代，1英镑兑换4.03美元的固定汇率必定打破。所以英镑在重庆的行情看跌，倒是法币，随着战争渐现曙光，普遍认为必将升值。但是王宽诚却反其道而观之，断定法币将因内战而不值钱，英镑至少数年内不会贬值。于是他以大智慧、大勇气抓住这机遇，“贱取如珠玉”，用法币购买了大量低价的英镑。

事实果然不出王宽诚之所料，战后英国顶住了美国的强大压力，直到1949年9月才宣布：英镑贬值30.5％，1英镑兑换2.80美元。相反，人们普遍看好的法币的价值，在此期间不知贬到哪里去了。而王宽诚运用“贱取如珠玉”的成功尚不止此，他又在港币上发了一笔数额惊人的“洋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总督在圣诞节那天向日军投降。日本侵略者随即宣布禁止使用港币，强制香港居民将港币兑换成日本军票。开始时的兑换比率为2元港币换1元日本军票，后来再贬到4元港币兑换1元军票。通过这种“炼金术”，日军大肆掠夺香港居民的财产。更可耻的是，日军又用这些强制回笼的港币到境外采购战略物资，因为当时珠三角及中立地区如澳门依然承认港币，市面上还有港币买卖活动。这一进一出，日军大发不义横财，但竟然还嫌不够，又强迫被俘的香港汇丰银行职员，签署了大量没有任何储备金支持的大面额港元钞票，也用来采购物资，并在市面上流通。这种港币被称为“迫签纸币”。抗战胜利时，以美国为核心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发表《有关法货的备忘录》即《日本国内及周边地区日本军票无效指令》。根据这一指令，1945年9月16日，日本大藏省宣布日本军票无效无值。当时香港百姓手中的军票总额高达19亿日元，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纸，而且许多香港人还蒙在鼓里。这样的惨痛事实，使人们对市面上流通的“迫签纸币”也发生了恐慌，担心也会变得无效无值，致使这批港币的行情一跌再跌，甚至跌到票面价值的20%。持有者就像拿着烫山芋似的急着脱手，免得和日本军票一样成为废纸。

然而王宽诚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按一般商业银行经营原则，只要日本在撤离香港时，把汇丰银行的账目移交清楚，已印出的港币不应作废。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专门到一家私人图书馆借阅有关报纸，从法律角度仔细研究日本接管汇丰银行时的声明和有关报道，以及“迫签纸币”的兑率、上市公司指数等大量资料，最终确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批港币不可能作废。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思考分析，他谋定而动，倾其所有，还多方集资，迅速购进数以百万港元计的“迫签纸币”。1946年，这批“迫签纸币”果然得到港英政府的承认，并由香港汇丰银行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向外汇基金补交所需的英镑，以便为这批纸币提供支持。王宽诚大发“洋财”，仅此一项，资产陡然跃增。

在王宽诚的商业生涯中，这两桩买卖意义非凡，时隔几十年，他仍记忆犹新，精辟地指出：“这两件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取得了成功，有人说我运气好，可不知运气是怎么来的。除了要肯做会吃苦外，很重要的一条是要肯动脑筋。一个生意人，光盯在具体业务上是干不出大事业来的。我这辈子最大的体会，搞经济必须要有政治头脑。就是说，要胸怀全局，要有战略思想，长远眼光，随时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善于适应各方面的变化，大胆果断地捕捉战机，把握机遇。”

在重庆期间，王宽诚常和一班有学问的朋友深入探讨战后政治经济趋势。他当时就认为，抗战一定胜利，但内战也不可避免。做事业最怕战乱，如果内战又起，自己应该怎么办？经过反复透彻的思考，他作出一个当时无人不笑话、后来无人不佩服的预言———“在香港买土地为最上策。”

战后香港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一，就是居住环境恶劣，市民住房极度短缺。战争使原有的楼宇遭到严重破坏，几乎70％的西式楼宇和20％的中式房屋已经无法居住。绝大多数市民挤在残存的旧楼中，湾仔一座古老的三层木结构楼房，竟住了90人，一家七口一张床的情况比比皆是。更因内战爆发，新移民像潮水一样涌入香港，人口快速增加。抗战胜利时，香港人口50万，1947年猛增到175万，对房屋的需求自然也随之剧增。许多新移民无法觅得住房，只能在山坡、河岸或是楼宇的天台上搭盖寮屋栖身，过着鸽笼式的生活。为此，港英政府竭力推动私营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在1947年颁布了一项法令：冻结战前建造的楼宇的租金（不管是工商业用楼还是住宅用楼），规定其租金不准超过战前水平；但对战后新建的楼宇或战后重修费用超过战前租金100倍以上的楼宇则不加限制。

王宽诚尚未来到香港就已认定：“在香港买土地为最上策”。1947年8月，他结束在大陆的事业，移师香港。香港的房地产业，在当时尚属新兴行业，基本上被英资财团如怡和、太古等巨头所垄断。王宽诚到港后，无畏无惧，迅速成立了“大元置业”。这是香港第一家华资地产公司，打破了英资财团的垄断。

由于殖民的传统，香港的土地皆为公有，政府以批租方式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在土地稀缺的现实条件下，香港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是优化利用每一块土地，不同地块不同价格。1947年，中国银行曾以每平方英尺251.44元的价钱，投得中环一块官地，创下当时地价最高纪录。而边远地区的荒山野地，政府标售的价格相当低廉。港岛北角的明园地块，当时地价仅为每平方英尺7元港币，只因缺少人气，乏人问津。但是，王宽诚却与众不同，斥巨资买下北角明园一带大片土地。

学术界普遍认为，香港经济的腾飞是从地产行业的勃兴开始的。此后香港地价之飚升，尽人皆知。王宽诚是香港最早最大的华资房地产拓荒者。他以最低的价格获得了最丰厚的利润，也赢得了“北角地王”的雅号。这是王宽诚再一次成功运用范蠡“贱取如珠玉”的商战策略的范例。

范蠡的另一条经营理念“贵出如粪土”，王宽诚则主要运用于爱国之道上。他对其有着独特的理解。这里的“贵”，不是高昂的价格，而是崇高的使命。这里的“出”，也不是出售货物，而是捐资献爱心。关于金钱，王宽诚有一句名言———“当用者千万不吝啬，不当用者分文不浪费”。他自奉极端节俭。他到中华总商会办事，吃午饭每次都只点5元一客的盒饭；平时要求属下一纸三用：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写，最后用毛笔写。但为了祖国的需要，他毫不吝啬，挥金如粪土。

新中国刚成立时，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经济困境，为了度过难关，中央政府从1950年1月5日起，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弥补年度财政赤字。发行第一天，王宽诚就从香港发电报到上海，一共认购3.6万份公债，成为海外冠军。翌年6月，他为支持抗美援朝，独力捐献飞机一架。他的朋友说：“王宽诚为了国家，却是不惜钱财。抗美援朝时他捐助了大量的钱物，那是他用卖掉香港地皮的钱捐献给国家的，如果他不那么做，今天他的资产也许会上翻几倍以至十几倍。”此后不久，美国实施对华“禁运”。王宽诚又积极担当冲破这经济封锁的急先锋，特意开辟远洋航运业务，由他出面，暗中替新中国运送物资。美国政府把他列入“黑名单”，冻结了他在美国的资产。他依然如故。1960年，我国向古巴定购了一批食糖，却找不到能承担运输的船只，周总理派人与王宽诚商量。而他虽有远洋船队，但无通往古巴的护照，遂出巨资雇用英国船队，并亲自随船去古巴，确保完成这一富有政治色彩的运糖任务。

王宽诚和许多“宁波帮”一样，格外重视兴教助学，其热情与慷慨，几十年如一日，爱心始终不渝。

1957年，王宽诚捐献人民币15万元，助建上海市外贸子弟中学，以后逐渐增加到100万元。次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王宽诚捐资100万元；“文革”结束后暨大复校，他又捐赠人民币110万元。暨南大学“为了永远铭记王宽诚先生对暨大所作的重大贡献，教育和激励该校师生员工和后代为办好暨大而努力奋斗”，特地在校内竖立了“王宽诚先生捐赠纪念石匾”。1960年，国务院决定在福建泉州创办“华侨大学”，王宽诚也是积极支持，先后捐资100万元，并且长期担任华侨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同年，他回到故乡宁波，再度捐资100万元，在老家宋严王村办一小学，在宁波市区办一中学，并用“东恩”二字作为中小学的校名，意在纪念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宁波帮”捐献给家乡的第一笔赠款。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四个100万元，绝对称得上巨款。这都是王宽诚艰苦奋斗赚来的，自己平时分文不敢乱花，但为了报效祖国，发展教育事业，他当真是“贵出如粪土”。而他最恢宏的手笔，是在80年代，拿出一亿美元成立基金会，资助中国学生赴外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身为最热切、最深沉的爱国者，又处于最特殊、最前沿的香港，王宽诚比谁都清楚，经过十年浩劫，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究竟有多大。要缩短差距、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人才。1985年2月，王宽诚向上海工商学院捐款100万元。该校是新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3月，又一所民办高校浙江树人大学在杭州成立。王宽诚又慷慨解囊，资助150万元。4月，以帮助优秀青年出国深造为宗旨、个人出资一亿美元的第一个民间组织“王宽诚教育基金会”正式成立。

王宽诚的经商与爱国之道，给人启迪，感人至深。他也是海外“宁波帮”人士的一个典范。

网载 2012-08-14 22:4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