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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当79岁的朱葆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有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的上海滩租界内，却有一条马路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后嗣为他举办了奢华的葬礼，灵柩经过的马路上，设有32处路祭，送葬的仪仗有32种之多，这个大场面已经成了人们对老上海风情记忆中的标志性画面。朱葆三曾担任当时上海总商会的领导职务，还参加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银行和保险公司，投资了30余家工商企业。后世的史家一再称颂他对中国现代金融、工商业所做的巨大贡献。但是他被人津津乐道的并不是精明过人的经营之道，而是长袖善舞的社交专长，“为人信义”成为他在商场驰骋的最大优势；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恰恰又是在民族大义上的信义缺失，使他多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

　　从学徒到店主

　　1848年朱葆三出生于浙江黄岩乍浦一个小军官人家。1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道中落，迫于生计，朱葆三辞别相依为命的寡母，从浙江定海的一个乡村出发去上海闯世界。

　　1861年朱葆三在上海协记五金店当学徒，每月只有五元钱的“月规”，他勤勉好学，刻苦工作，深得店主器重，17岁就被提拔当了账房兼营业主任。

　　他在“协记”打工的日子，正是洋人的势力在上海滩上大肆扩展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意识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许多人开始学英语。

　　不过，要一个只上过几年私塾的学徒工学会用英语交谈，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而学的人很多，当时能够坚持下来、最后修成正果的却没有几个。

　　朱葆三没有钱，缴不起补习英语的学费。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临近店铺一个与朱葆三交好的学徒在英语补习班学习，于是朱葆三就把自己每月的全部工资——“月规银”五元钱送给他作为辅导费，请他每天晚上转授从夜校学来的英语。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学习，朱葆三居然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英语对话，可以勉强应付生意场上与洋人的往来。

　　后来“协记”的经理病故了，朱葆三继任。当上经理以后，财富、荣誉和成功的世界也随之向朱葆三打开了大门。他通晓了经营“小五金”业的一切门道；通过业务交往结识了业界的头面人物，见识了很多大场面，加之长袖善舞、头脑聪敏，善于交际，这些特长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和信任，而他也从未滥用别人的信任，常常为人排解纠纷，言出立断。

　　由于朱葆三在同乡同行中威望高，在上海和宁波籍同乡中，由他作保推荐者数不胜数，朱葆三讲“信义”的说法也就不胫而走。他的生意才能也备受称道，业界人士都公认朱葆三为人厚道、干练。在当经理的10年里，他为“协记”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1878年，“协记”因老板去世而关闭。万事俱备的朱葆三在上海外滩新开河处创办了自己独资经营的五金店，店名叫“慎裕”，这年他30岁，搭建起了自己的舞台。

　　从“小五金”到“大五金”

　　尽管朱葆三初期投入的资本不算多，但由于他丰富的经验和灵活的经营，“慎裕”很快就有声有色了。“店小生意大”，不到二三年，搞得红红火火，几千两银子的股本，一年中做出了几十万两的买卖，这在上海滩简直成了新闻。这个时候他也放弃了小五金，改做进口钢铁、钢管等大型机械五金材料，也就是当时称为“大五金”的生意。几年下来，“慎裕”一帆风顺，年年获利，年营业额达到了数十万两，朱葆三成了上海滩五金行业的领袖人物。

　　1900年以后，朱葆三交往的朋友中一个叫做袁树勋的人开始平步青云，最后调任苏凇太道。当时清政府责令各通商口岸将海关关税收入如数全部解交上海关道，由上海江海关道职司拨解洋债赔款。保管的款项数量巨大，存期也很长，平时分存在上海各银号及钱庄，听候拨解。于是这笔钱也成了各个银号争相招徕的大买卖。而把这笔钱存在哪个银号，袁树勋都听朱葆三的意见。于是“慎裕”每天从清晨起就高朋满座，各个钱庄的经理要拆入款项都得向朱葆三请求用款。朱葆三成了对上海各钱庄掌握拆放大权的信贷评估人，使整个上海金融界人士为之侧目。而朱葆三在此期间表现出过人的高远见识和自我节制，几年下来，不仅自己得了实惠，袁树勋与上海金融界对朱葆三也是称颂不已。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不久后，上海的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组织了沪军都督府，革命党人要求提用道库存款，没有想到各国驻沪领事借口尚未承认革命政府，不允许将各钱庄的存折交出，而钱庄方面则坚持钱业的祖制：没有存折不能付款。盛怒的革命都督陈其美下令软禁钱业会馆的董事朱五楼，一时间，上海钱庄的大小老板都陷入了恐惧之中。不得已，他们商量出一个通融的办法：钱庄在公款内划出白银10万两，以济都督府一时之需。这笔划款，由清政府沪道存于钱庄的款项抵付，但如外人干预，仍由都督府出面摆平。

　　这个办法需要由时任都督府财政总长的朱葆三核收，并发给收据，实际上是要求朱葆三以自己的个人信誉担保。危机解决以后，一首流行的唱词中有了这样一句：“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

　　大家公认“牛头朱葆三”是“买办中的买办”。朱葆三陆续投资兴办金融、航运、工矿等行业，成为清末上海着名实业家之一。先后独资或合资兴办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华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法商东方航业公司、宁绍轮船公司、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华商水泥公司、广州自来水厂、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宁波和丰纱厂等企业30余家。

　　动荡岁月毁誉参半

　　1915年朱葆三取得了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上海总商会也许是当时中国最有势力的利益集团。这年他67岁，登上了人生顶峰。 1919年，一战以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收回在山东的主权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问题，为此爆发了名垂青史的“五四运动”。一向对政治事件积极表态的上海总商会这次却迟迟不发表意见。直到5月9日，朱葆三才以总商会的名义给北京政府发了着名的“佳电”，电文中主张，对于德国交还青岛等问题，“应将此项议案提交大会，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这个主张正是中国各界誓死反对的。此电一出，立即遭到全国的一片声讨，上海的56个商人团体发表公电予以否认。接着上海的媒体又发掘出“佳电出笼的真相”，一些更加深入的报道把朱葆三与日本商界的生意往来陆续公开，大肆炒作。

　　这份“致电”激起了社会舆论的谴责，尽管后来朱葆三声明取消“致电”，为“致电”辩白，朱葆三在五四运动爆发时，已72岁，年事已高，而副会长沈联芳仅50岁，正处壮年。据当时总商会内知情人提供的情况：正会长朱葆三平时不大过问会务，仅画押署名而已，一切由沈联芳主持。5月14日，被称作“汉奸国贼”、“害群之马”的朱葆三被迫辞职。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朱葆三是否真正参与了“佳电”的出台，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个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人，非败于商场，而毁于“众口”。而这个结果也恰恰是由于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朱葆三没有保持住过往的那份信义与威望，而最终被社会和公众所抛弃。

　　朱葆三心中的块垒难消，他的斗志从此烟消云散了，再也凝聚不成一柄利器。在余下的岁月里，他再也没有介入政治，也绝少在商界露面。他晚年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和投资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济良所、广义善堂、仁济善堂、惠众善堂、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普益习艺所、妇孺救济会、同义慈善会、联义慈善会、贫民平粜局、上海时疫医院等。他还创办了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教育事业。

　　1926年9月2日朱葆三病故于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破例命名朱葆三创办的华安水火保险公司所在马路为“朱葆三路”。抗日战争时期改名溪口路。1947年朱葆百岁诞辰时，上海市政府复名为“朱葆三路”。新中国成立后，又改为溪口路。

　　朱葆三这样的生意人在我们的历史上并不少见，以后也不会绝迹，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一句格言：做生意就是做人。这位出身贫苦的老人以他跌宕起伏的一生，至精至微地演绎了这句话。

　　摘自《经济导刊》

网载 2012-08-14 19:2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