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十）忍辱负重

簡體傳統

中国人常讲，小不忍则乱大谋，蒋介石很信奉这一点，常常告诫自己要忍辱负重。蒋介石喜读曾国藩的着作，1922年岁首，他曾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作为自己的“借镜”，其中就有“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的内容；1925年年初，他又将曾国藩的“惩忿窒欲”、“逆来顺受”等“嘉言”抄在当年日记卷首，力图按这些训诫处事。

国民党内部时有斗争，蒋介石有时会采取忍耐的策略。

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两个政权。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想结束这种分裂局面，拟与粤方合作，但接到汪精卫所拟通电稿，“多诬辱之句”，蒋极为恼怒，不过仍决定暂时忍耐，“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以求万一之补救”。胡汉民曾被蒋介石软禁，恢复自由后，自然不愿与蒋介石合作，蒋介石认为“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对他是满腔怒火，但还是决定忍耐，不仅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唯有忍辱负重，以尽职责”，而且发表演讲声称，“只要团结能早日实现，任何委屈痛苦，都能忍受”。

蒋介石的“忍辱负重”，更多的是表现在他的对外政策上。

1928年5月，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时，日本悍然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挑衅，蒋介石竟然决定忍辱退让，命令部队撤离济南，绕道北上，因为不想因此“小不忍”而影响北伐“大谋”。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虽然痛愤于日本侵略，有准备北上抗日的打算，但最终还是怯于和日本作战，下不了抗战决心。他认为“徒凭一时之奋兴，不惟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因此只能在日记中写下“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等词句，并无抗日行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抗战艰难，美、英等国虽然对中国有所援助，但蒋介石认为“美国之欺我、侮我，英国之嫉我、制我，毫不能予我国以助力”，令其“含垢忍辱，未有了期”，除发誓“自力更生”外，只能以“今日之蒙耻含辱，忧患重重，正上帝玉我以成之时也”来激励自己不气馁。对美国之交涉，对俄国之外交，蒋介石经常无奈“示弱”，日记中留下大量“忍辱蒙羞，含辛茹苦”、“应暂忍耐”、“忍痛自制”、“再三忍辱茹痛”、“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等字眼。蒋介石明知在外交上“示弱太甚”，但认为“对外处境，惟此一途”，“如果我与之据理争胜”，则使敌人“有隙可乘”，而中国没有外援，“势必陷于绝境”。因此，“无论任何苦痛与耻辱，必须虚心忍受，如此国家民族终有光明之望也”。

面对强敌入侵，蒋介石没有胆量抵抗，一味强调“忍辱负重”；面对强国外交，蒋介石也不敢“据理争胜”，只会一再“采取和缓忍耐方针”。这种所谓的“忍辱负重”，已经有负于其本意，而成为一种软弱、妥协。

但是，蒋介石并未凡事都能忍耐，有些事他就“是可忍，孰不可忍”。1944年，美国欲派观察组视察延安，蒋介石认为这是美国“联络共党”、“牵制中央政府之计也，其用心甚险”，一反以往对美国外交“逆来顺受之道”，坚决“依理力拒”，“严正拒绝，不能有所迁就”。美国要求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此等涉及军事指挥权之大事，蒋介石当然“决不能有所迁就也”，而要“据理力争，不能再事谦让”，结果以史迪威被撤职回国而告终。

何事能忍，何事不能忍，蒋介石心中很清楚，他曾嘱托美国特使赫尔利转告美国总统罗斯福，“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1、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2、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失。3、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否则无论任何牺牲均所不恤耳。”他还电告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指示办理外交要旨：“外交方针可以应时屈申，但必须以不失主权与不损国家威严，而尤以实现三民主义，不使中国共党赤化中国为基础，其他无不可洽商谦让也。”可见，当国民党和蒋介石自身利益受到挑战时，他就不“忍辱负重”了，反对起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来，他可是非常坚决，绝不忍让。对外软弱，对内强硬，蒋介石的“忍辱负重”，可谓选择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