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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香港机场的“中华航空”的柜台前，我领到台湾的入境许可证。一张浅绿色背景的长方形薄纸，折上两下，变成一本护照大小的简易证件，封面上是楷体的“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入境许可证”字样，上面还印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图案。

那是一九○六年冬日的东京吧，在同盟会的干部会议上，孙中山坚持当以加上红色底的青天白日旗作为未来的中华民国国旗。是他的同乡陆皓东绘制了最初的青天白日旗，作为一八九五年的广州起义旗帜。蓝色底上的白色太阳，意味着光明正照自由平等。起义失败了，陆皓东成为了“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孙中山相信，红色底衬托是对流血的革命者的纪念。

革命的成功比想象的到来得更快，但幻灭也更快。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诞生了，但到孙中山去世的一九二五年，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只在广东时断时续的飘扬过。革命的果实，被窃取，被转手。他的助手蒋介石比他更残酷也更能干，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东北的张学良通电全国，将他的属地换上了青天白日旗，归顺了南京中央政府。此刻，除去台湾尚在日本统治下，中国领土均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又八十年过去了，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辽阔土地上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只在历史课本上见到孙中山的设想。我在台北第一次看到了它的真实飘扬。从桃园机场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孤零零的挂在一座人行天桥上，没有风，旗布无精打采的垂下。

“前几天，上面站满了警员”，出租车司机对我们说，“他们防止有人‘炝虾’。”台湾味的国语是稍微变形了的福建普通话，很好懂，但“炝虾”却难以理解，像是一种特别含义的食物。后来才知道它是“呛声”的闽南语发音，意指人们口头抗议，表达不满。

台北的记程车司机，像是比北京的同行更健谈。未等我继续发问，他已开始兴致勃勃的说起陈云林昨天被围困在晶华酒店，一位中央电视台女记者被打，而马英九正在调动大批警力保护来访的大陆代表团……他语速仓促，声音亢奋，上一句尚未结束，下一句已经开始，仿佛若不这样，就不足以表达事态的紧张。出租车里的收音机也正开着，音量很小，隐约听到两位电台名嘴正在争论……黄色的出租车向前疾行，台北101和新光三月的尖顶出现了，道路两旁不知名的红花正在开放。

这是我第一次到台湾。一个小时前，透过机舱窄小的窗口，看到原本只是白色云层与蓝色海面的视野中，出现了陆地的轮廓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接着是海岸线，它太平坦了，海水温和的拍打着陆地，再接着是切割线条分明的稻田、低矮房屋、细线式的公路、河流……

它翠绿、富饶而湿润，就连云朵都显得丰腴，让人不禁想起“福尔摩萨”这个词。据说是葡萄牙的水手们在一五四三年首次看到了台湾岛，大声用葡萄牙语喊出“福尔摩莎”——美丽的岛屿。它后来成为了台湾的英语名称——Formosa。这个故事动人，却不见得可信。那些终日在海洋上漂泊、烦闷异常的水手们，或许会对每个岛屿都喊出“福尔摩莎”吧。

不过，误解却经常是历史的本质。据说，连“台湾”这个名字也来源于误解。最初从台南登陆的汉人，问起当地的原着民这里的名字。这个原住部落名叫“Taiwan”，他们语言不通，就把部落名字当成了地名。汉人们回到泉州、漳州后，家乡人问起他们去了哪里了，回答便是“去台湾”。一六八四年，当清帝国将台湾纳入版图后，它成为了“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的厦门道。

昔日的水手们从茫茫海洋而来，登陆时的喜悦可想而知。我们早晨八点从寒冷、干燥的北京出发，在香港短暂的停留，下午四点就着陆到了这温润的“福尔摩萨”。那股莫名的兴奋，早已不是探险者们对陌生地域的发现，更像是对各种既有认知与情绪的碎片的印证、梳理和拼贴。一切注定是熟悉又陌生的，一切也注定是清晰又混乱的……

二

我还记得对台湾的最初印象。一九八七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费翔唱出了《冬天里的一把火》。那时，我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小学上四年级，对于潮流一无所知，却记住了他那副与众不同的样子——长长的黑裤、红色的短上衣、脖子前面黑领结，当然还有他那波浪式的发型。他来自台湾。也是在那段时间前后，来自台湾的电视剧《一剪梅》风靡了中国，我的妈妈是个热心、容易落泪的观众。我也记得，一九八九的秋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三个人少年人组成的小虎队，《青苹果乐园》的旋律，比那个夏天北京激烈、惨痛的悲剧，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在九十年代初的初中岁月里，比赛谁知道的港台流行歌手多，是同学们间的主要游戏之一，男生们假装赵传式的酷，女生们埋头阅读琼瑶的小说。我那个总喜欢穿红裤子的同桌，喜欢《失火的天堂》。

高中岁月时，让我着迷的台湾改变了。我爱上了李敖，那正是个沉迷于反叛的年纪，与其说是李敖的思想，不如说是他的放肆，让我心潮澎湃。我憧憬了台大的校园，和园中的杜鹃花。顺着他的线索，我翻阅柏杨、殷海光、雷震，进而是胡适。这些匆匆的阅读，让我对“五四”一代产生了兴趣。也就是说，生活在北京的我，却是通过台湾来开始认识民国时的中国，来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

当少年的文艺情结减弱时，台湾对我影响开始退却。强大和宽阔的美国影响出现了。当然，在九十年代后越来越丰富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台湾的影响仍四处可见。台湾的商人涌入中国的沿海，他们开办工厂，将来自内地省份的年轻男女训练成流水线工人、将世界的订单引入中国，他们也使卡拉OK蓬勃发展，开了连锁的上岛咖啡，空气中飘扬着台湾牛肉面的味道……在大城市的跨国公司里，台湾人与香港人仍占据着更高的职位——他们的唯一优势来自于更早接受资本主义训练的地区。

比起经济与文化上日渐熟悉，政治上的台湾仍旧陌生。有那么一段时间，像所有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一样，我对于台湾的民主模式，满怀敬佩。在经济增长之后，民主政治会自然到来吗？中国也将跟随这条道路吗？蒋经国是我心目中杰出政治家的典范——他懂得退出权力。我也对台湾的一代知识精英们相当折服——他们从未停止过抗争。

对于这一切，我只是泛泛的了解。当陈水扁在两千年当选后，台湾民主政治的吸引力逐渐降低了。在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上，我早已零星见过立法会议员之间的拳脚相加，还有黑金政治。而在陈水扁任内，政治的品格、民主的品格，似乎又继续降低，政治逐渐变得和娱乐业差不多了。也是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大陆开始陷入全民娱乐化的潮流中，公共空间变成了一个秀场。台湾再一次对中国的文化潮流产生了启发。二十年前是罗大佑、琼瑶、龙应台，而这一次是吴宗宪、林志玲与“康熙来了”，政治人物与新闻也是其中一部分，从陈水扁到璩美凤，似乎没人真的在乎他们的政治主张。据说那些少量有机会前往台湾旅行的观光客，最喜欢在酒店里台湾的政治新闻节目——一幕接一幕，比戏剧更精彩。

这是个新世界了，但古老的幽灵仍偶尔来访。三年前的初夏，连战访问中国大陆。“国共第三次合作”，新闻标题提醒了历史的连续性。蒋介石与毛泽东相互厮杀的记忆被暂时搁置，让我们回忆那些短暂的甜蜜吧。那是北伐、打倒军阀的岁月，那是共同抗击日本人的日子。

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谁都清楚，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初的共产党，而国民党也并非当时的国民党，历史的语境早已改变。但是，他们的确又有了共同的敌人。国民党想战胜民进党，重新执政。而共产党则视民进党的台湾独立主张，为疯狂生长的毒草。

国家的统一，一直以来是中国不可质疑的意识形态。而统一一定是由国家政权来完成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国家（State）的唯一问题就是扼制国家以外的其它力量——如商人、军队和宗教社团的——的发展，防止国家的最上层发生危险的分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这样写道。

到了近代，统一变得尤为重要，因为被割让给入侵者的领土，是屈辱的象征。洗刷屈辱的欲望驱动着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与社会。

于是，统一台湾带有了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曾因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战争被割让给日本，是近代屈辱的遗产；另一方面，一九四九年后，它则被对立力量所占据。统一既关乎历史，也关乎此刻。既是中国传统力量的回响，又与近代的新经验有关。

这种观点或许很少被清晰阐述，却模糊而有力的深埋于政治人物头脑，也弥漫于中国社会。“台湾独立”是个如此敏感的话题，在我六年的新闻记者生涯里，我们小心翼翼的谈论着台湾的议题，严格的审查也一直进行着，编辑们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在文章提到“台湾”时，忘记加上台湾地区。我记得那个气氛紧张的早晨，在一篇报导中，一位记者在写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时，随手把台湾并列在韩国、日本、新加坡之列，并称它们为“这些国家”。他的无意之举被扣了整整一个月的奖金。我也知道，在互联网论坛上，台湾问题，就像日本的靖国神社一样，中国青年对此是压倒性的、不容置疑的声音。

但是，在这种表面上的敏感与重视的背后，是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一贯情绪。前者其实从未真正对后者产生过兴趣，试图理解后者，从后者的角度来思考。表面上的好奇，经常是一种浅薄的猎奇，人们其实很少思考台湾的模式能给中国带来什么真正的启发。在过去八年中，中国似乎变得更强大、更自满了，而台湾则看似被边缘化了……(待续)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综合 2022-01-09 19: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