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辛亥革命爆发，杭州新军起义，被推举为浙江军政府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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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锡麟，安徽巡警学堂堂长。1907年7月6日，在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用短枪击毙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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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1911年自任绍兴军分府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遭浙江都督朱瑞软禁，随后被枪杀于杭州陆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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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别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1907年起义事泄被捕。同年7月15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金发强盗”

在1908年陈其美派人找到他之前，王金发在嵊县当强盗头子，嵊县人称他为“金发强盗”，并且这个名字也迅速具备了吓阻小儿夜哭的功效。王金发还做了一件事：他潜回绍兴，杀掉了据说向贵福告发秋瑾谋反的绅士胡道南。陈其美称王金发为“今之聂政”，除去称道他的暗杀技术高明之外，“有仇必报”的性格特点也在其中。

浙江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在秋瑾案中扮演什么角色，谁也说不清。反正王金发相信，浙江巡抚张曾扬曾就“是否拿捕秋瑾”征询过汤寿潜的意见—清末的地方大吏，大多并不愿意与革命党结下死仇，善耆可以放过汪精卫，端方可以放过孙毓筠。安庆案发，徐锡麟被捕，藩台冯煦再三为他开脱。张曾扬为何不能放过绍兴一名尚无革命实据的女人？

据说汤寿潜极力怂恿张曾扬“杀一儆百”，才有漏夜派兵往绍兴之举。无论是否真事，王金发曾誓言要诛杀汤寿潜，并屡次向陈其美提及，陈其美则竭力劝阻，称汤寿潜“人望所归”，将来浙江光复还要借他的助力。王金发虽然是光复会出身，对引领自己复归革命之路的陈其美倒很服气，虽然从此不提刺汤，但要他甘心奉汤寿潜为浙江都督，那是万万不能。

杭州光复，王金发是敢死队长。浙江自从徐锡麟、秋瑾先后蒙难，光复会众星散，人心颇显萧散，以至于光复前夕，新军、宪兵、谘议局，商量不出一个都督人选来，在上海代表的反复催促下，才决定独立“越快越好”，但又以浙军只有正规枪炮，不利机动为由，要求由上海方面派遣敢死队，自备炸弹手枪。于是王金发率众回杭，九月十五日（11月5日）一战，敢死队冲锋在前，其中不少是徐、秋当年的学生。

王金发的敢死队，光复后就住在藩台衙门。他听说推举出的都督是汤寿潜，拒绝浙军政府的财政官员进入藩库查点。最后军政府派来了一个与王金发私交甚好的嵊县同乡，才能单身进入藩库检视，发现里面只有制钱，没有元宝。

王金发到上海告状不果，回浙后不理浙军政府，带上敢死队里的嵊县人，直赴绍兴。金发强盗的号召力也真大，散处全浙的嵊县光复会员，听到消息也纷纷来投奔。王金发入绍兴时，只是几十人枪，很快扩充成一个团，跟着又扩为一个旅，甚至有计划成立一个师或军。

王金发来之前，绍兴听说杭州光复，马上也宣布了独立。绍兴分府的府长是前知府程赞清，职官以旧乡绅为主，还则罢了，治安科长章介眉，那是王金发的眼中刺肉中钉。

捉放章介眉

章介眉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过“折奏师爷”。绍兴是师爷之乡，章介眉以本省大吏幕僚身份退休居乡，势力可想而知。

让人奇怪的是，章介眉与秋瑾，或绍兴革命党人，究竟有什么三江四海之仇？按当时传说与史书记载，秋瑾被捕，是他告密，贵福杀秋瑾，是他极力怂恿“先斩后奏”，还代拟了给朝廷的奏折，徐自华、吴芝瑛为秋瑾在西湖边建墓后，又是他出主意，让浙江巡抚增韫平毁了秋墓—章介眉这样做，所为何来？没有人知道。

大家何等熟悉鲁迅日后被选入中学课本的这段话：“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鲁迅全集》的注释说“告密者”是胡道南，然而这段话指的当然是章介眉。但杭州光复消息传出，绍兴立刻成立了军分府，宣布独立。这至少说明从知府程赞清，到乡绅章介眉，决非大清朝的死忠顽臣。既然三年后见风转舵，何必三年前赶尽杀绝？此案殊多不可解。

且不论事实如何，王金发怀着深仇大恨，却终于没能砍下章介眉项上人头，是因为章介眉与山阳县令姚荣泽一样，并非一名地方过气官吏那么简单，背后也有着庞大的绅商势力。不妨说，这二人是江南士绅的代表符号。在革命之前，江浙绅商，从来是近于“官”而非近于“匪”者。“助官剿匪”，本是士绅尽力桑梓的一种表现。光复之后，能不能以支持、配合革命的表现，赎去革命前“反革命”的罪愆，关系着绅商集团人心是否安妥，也关系地方局势能否平定，进一步说，关系着江南能否成为革命稳固的后方，以支持革命党人的北伐大计。

王金发虽被人称为“莽男儿”，但并非真的有勇无谋。他以“有要事商量”为由，将章介眉诱至知府衙门逮捕。就在王金发派兵封锁章宅，调齐章介眉与秋案相关的全部案卷，所有人都认为章介眉死到临头之时，他终于还是放过了这个为秋瑾报仇的大好机会。

黄兴从南京派人来为章介眉说情，只是一个信号，显示出王金发受到的压力有多大。王金发治绍期间，处决了五十多名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无人敢管，浙江都督汤寿潜还赞其为“英雄”，但为了章介眉，想必江南整个绅商集团都在向新政权施加压力，不然何至于惊动远在南京的黄兴？王金发若杀章介眉，不仅是与绍兴一城的士绅作对，更有可能导致江浙革命党与绅商集团的大内讧。

章介眉虽像姚荣泽那样死里逃生，但吃的苦头也不少。在候审的日子里，章介眉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王金发让他跪在秋瑾烈士就义处的古轩亭口，头顶套上一只火油箱做的桶，边上放着棍子和小石块，供路人经过时敲打和投掷。为了赎罪，章介眉捐出了家产的一半（三千亩田产，现洋五万元）给绍兴军政分府。据说章介眉住在乡下的儿媳在王金发来后被乱兵强奸，恨他的人会说这是“报应”，但有朝一日天地翻覆，章介眉当上了袁世凯的高等顾问，而王金发二次革命失败，赋闲杭州，你说章介眉会不会报复？

大做王都督

王金发释放章介眉，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周树人极不以为然。周树人后来一直在着作里讽刺“咸与维新”这一策略性的统战口号。他对老同学、老朋友王金发来治绍，肯定寄予厚望，认为在他治理下，绍兴能够面目一新，实现徐锡麟、秋瑾等烈士的革命理想。

然而王金发颇令他失望，尽管有些雷厉风行的手段，如释放狱囚、公祭先烈、平粜施赈等，但他与绅商妥协（如释放章介眉）、任用私人（尤其是嵊县同乡）、生活奢靡（用洋油箱挑着银元回嵊县还债），这些风习，当然很惹理想主义者的不快。因此鲁迅在文章里揶揄道：“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了，天气还并不冷。”

单看这样的记载，似乎王金发已经变了李自成洪秀全一流人物。其实王金发至少对老朋友还不算坏。第一次在光复后的绍兴见面，范爱农看着王金发的光头有趣，毫不客气地上前摸了摸，说：“金发哥哥，侬做都督哉！”

官名“王逸”的王金发都督肯定有些发窘，但也无可如何，接着便委派范爱农做了师范学校学监。据他的手下回忆，王金发在绍期间，一直保持着“欺上而不傲下”的风格：“对于绍兴的地主绅士，发现错误狠狠批评，不留情面。对老百姓总是笑嘻嘻，态度很和气。所以许多绍兴老百姓见了他，都叫他‘金发哥’。”一万多人的部队，滋扰百姓的事情很少发生，连他部下的一个连长，都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绍兴旧绅士的乌烟瘴气，我们很看不惯，都把他们当做革命的对象”。

然而王金发没有力量，也无意改变绍兴的社会形构。他来绍兴，主要是想利用绍兴盛产锡箔与老酒的富庶，练军北伐。此计划深受孙中山的欣赏，称王为“东南一英杰”。问题是，练兵要钱，王金发不逼迫老百姓，只管追比绅商，甚至提前征收下年田赋，弄得绍兴豪绅骂他是“历朝以来最坏的官府，是蛮不讲理的都督”。王金发讨厌士绅，不允派兵镇压抗租佃农，但他也不阻止地主下乡硬收田租，农民当然也不满意这位都督。而且他那些平粜施赈之类的新政只到出告示为止，根本无法推行，民间歌谣唱道：“同胞，同胞，何时吃饱？都督告示多，日子过不了！”又有民谣骂王金发及属下，“吃的油，穿的绸，早晚要杀头！”上下交讦，“金发祸绍”之名传遍江南。

只有南京的孙中山深知王金发的苦衷，特地通电杭州，为王金发及其手下“辩诬”，要求查问“绍兴公民孙杰等”“捏词诬控，系何人指使？按律严究，以销隐匿而雪冤诬”。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孙中山还让黄兴任命王金发为南京留守府顾问官。

王金发治绍八月，被迫离开，他不肯便宜后任，况且还想着北伐，在任所得军费一概带走，一清点，发现尚余四十多万。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祸绍”的名声何来。王金发走后，浙江革命党势力便日渐消减了。

王金发死于1915年6月2日，33岁。离他敬爱的秋瑾蒙难，将及八年。这八年中，秋瑾墓六次迁移，从绍兴城郊迁至城门外，又再迁至西湖西泠桥侧，被平毁，再迁回绍兴严家潭，1909年迁往湖南湘潭与其夫合葬，长沙光复后迁往岳麓山，1913年又迁回杭州西泠桥。

王金发被枪决前，住在杭州一个月，浙江督军朱瑞派人陪同，日日纵酒西湖，时时能看到秋瑾女士的坟墓。这，大概是他临终岁月中的最大安慰了。

晚清奇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