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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大西军在四川

第一节 大西军的入川

到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已经比较稳固地占领了湖南和江西的袁州、吉安两府。在这些地方派设了官员，建立了政权，形势相当可观。可是，就在这时，张献忠却毅然决定率领大西军主力西进四川。在湖广、江西只留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地方武装，实际上等于自行放弃两省地方。张献忠为什么要这样做?封建史籍上说他是害怕左良玉部官军，才避而人川的。近年来，某些论着又认为这是流寇主义在大西军中的表现我以为，张献忠之所以率部入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李自成部义军的关系不好。他决策向四川转移正是李自成歼灭了孙传庭部官军席卷西北地区之时。这时明王朝覆灭的前景已经洞若观火，大顺军眼看就要着手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了。张献忠非常清楚，他既然不打算并入李自成的大顺军，自己又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称臣，那就只有另寻出路。他过去曾经一再进军四川，对这一带的地理条件有较深刻的了解。就全国而言，四川偏处一隅，北有秦岭，东有三峡，都是易守难攻的天险。蜀中又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足可立国图存。纵观历史，大凡天下大乱之际，在四川建立的

第十四章 大西军在四川

制据政权一般都能够维持得比较长久。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后定”，是这种历史状况的简单概括。在大顺政权行将统一全国的时候，既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张献忠毅然放弃长江中游地方，远离他人的卧榻，就是不难理解的事了。

再看四川的情况，明朝末年这里的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同农民的极度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人士就曾对四川的社会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

……即如一服饰也，厌薄缟素，兢侈罗绮，僭制造奇，月异岁变;一宴集也，淡泊是鄙，丰厚相尚，邱糟林肉，海错山珍;一居处也，华堂绣户，卷雨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鱼鸟备观;一烹宰也，祗顾适口，不惜物命，刳脔极殄极虐，炮灸极怪极惨;一田土也，富连阡陌，贫无立锥，侵谋膏腴，占人世业，欺夺孤弱，全我方圆。甚之交易则利己损人，营求则重息撒债，结处则口是心非，刁唆则舌剑唇枪，纵欲则贪刻奸淫，莲奸则阴谋下石，见人得志则嫉忌横生，闻人不幸则幸灾乐祸。又甚至贪官污吏、学霸势绅、市棍土豪、街蠹宦仆，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向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淫占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绅衿棍蠹，莫不万亩千楹，更锦衣而玉食;乡农佣贩，惟有佃田租屋，且啼饥以号寒。11]

崇祯后期，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业已摇摇欲坠，地方性的农民起义和民变风起云涌。其主要的表现便是:活动于川北和川东地区的摇黄十三家越来越活跃，川西等地以“打衙蠢”为号召的民变又方兴未艾。“摇黄十三家”起源于摇天动、黄龙为首的农民军。崇祯七年农民军大举人川后，有一小部分留在四川同当地群众结合，逐渐形成了十三支起义队伍。这十三

[1]欧阳直:《蜀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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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古民线争更

月才继续西进。六月初八日，大西军攻克涪州，明守道刘龄长逃往綦。十一日，张献忠下令分兵两路进取重庆，水路溯江而上，陆路取道南川县约定十八日会合于重庆城下12张献忠乘坐大船，船上悬挂着“澄清川岳”字样的黄旗，在重庆附近登岸，同麾下将领观察了地形。攻城之前，他派人劝说重庆守城官员投降。明守土官员问张献忠大军此次人川的意图何在?使者回答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3]明官僚拒绝投降，献忠即部署攻城。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三面临江，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山城。大西军从西面陆路先攻占浮图关14)，进抵城下。六月二十日，张献忠命军士用火药炸开通远门附近的城墙，一举攻克了重庆15。明瑞王朱常浩[61、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巴县知县王锡等都被处死。张献忠下令把据城抗拒的官军士卒砍去一只手，然后释放。这些人逃窜所过地方，军民震骇，纷纷瓦解。大西军稍事休整后，除留下刘廷举带着为数不多的军队镇守重庆外，大军即

[1]关于大西军在万县停烦三个月的原园。《按寇纪略)卷一口说，是“水涨，不得上，留电

者三闲月”;其他史籍也大抵采用这种说法。但大而军入川为正、二月，应当是江水枯浅之时。何况，如果大西军真已经云集万县，那么长江水城最险要的地段已经顺利通过。为什么反而不能前进了呢?可见，这是出于吴伟业等人的臆想。我作的解释是根据下面几条史料:光绪六年《巴东县志》记载，"十七年二月，张献忠尽驱荆州民入蜀，男大(女)扶携，鱼贯而进，越数月始毕，饿能者积尸满道。"(春十四。《事变志·寇乱》)。康熙三十六年《宜都县志》记载，"十七年三月，献贼入蜀，积尸蔽江而下。臭闻数十里，一月方尽。(春十一，《事变志·灾祥》) 又，康熙五十四年《巫山县志》也说，“崇桢甲申春，贼张献患尽驱楚民大举入川。……………所捕楚中男妇尽食麦苗草根，死者相枕精。大江舟相络绎不绝，两月始尽。严横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遗无几。这些材料说明:

一、由于山陡路险，队伍拉得很长;二、粮食十分困难，饿死的人很多。[2]同治《涪州志》;光绪元年《南川县志》春六，《兵楚》。[3]李迎荣:《滟顺囊》卷二。[4]浮图关在今重庆市大坪。

[5]道光二十三年《重庆府志》,《典地志》卷一,《城池》;乾隆二十五年《巴县志》卷二，

《城池)。据当时任明朝四川按察使司金事的张一甲奏报，大西军攻克重庆的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见《国榷》卷一〇三。

[6]瑞王来常浩原封在陕西汉中府，李自成起义军入陕时，他逃到四川，借住于重庆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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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大西军在四川

后，谓生员之喜事害人者也”1]。到崇祯十六年，““打衘毒(蠹)之风渐炽。四岁饥，转掠富户。凡土官之积厚者皆被其害，如邛州之杨天官，毁其厅当，抗其财物。如山之富，不待贼(指大西农民军)而乌有矣”[2]

很明显，人民群众已经自己起来斩除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了，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整个官绅地主。四川地方当局开初还加以抚慰劝阻，指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料百姓们根本不听，乱子越闹越大，以致不可收拾。官僚们改而动用武力，调军队和土司兵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自发斗争进行血腥镇压。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就是大西军人川时的蜀中形势。

张献忠决策人川后，大西军就由湖南常德、澧州北上湖北荆州、夷陵。原活动于这一地区的老回回马守应，由于同李自成有隔阂正处于彷徨无适的境地。张献忠部义军到来之时，马守应已经病重，不久死去。部众遂加入了大西军，随同进川(31张献忠还注意招集荆州、宜都等地的群众入伍，所以兵势非常强盛。一六四四年春，大西军逆江而上，水陆并进。四川官军的防御力量相当薄弱，大西军“越下牢，渡三峡，古称天险，如蹈无人之境”[4)。于二月间占领万县，明总兵曾英率部退守涪州(今涪陵)望

州关。

由于江流湍急，两岸高山难行，大西军在行进中队伍拉得很长，后续部队一时跟不上来;加之兵员和随军家属人数相当庞大，沿途又都是生产不发达的地区，筹集粮草极不容易。因此前锋到达万县后，滞留了三个

[1]费密:《荒书》。

[3]马守应原来奉李自成之命攻取责陵(今湖北宜昌市)一学地方。罗贺事件发生后，他问[2]李蕃:《雅安追记》。

李自成的关系恶化。李自成主力入陕以后，马中应统具“下袭江陵”，追使自成派驻别州的守将任光荣，防脚使孟长庚退走，课据有荆州。十二月，张献恋来到荆州，“自称西王，施慰士民，并授文武官职"，"而所谓马四回者，当车之臂亦饱于雀腹矣。”马都随大西军入周后，任光荣、孟长使四到利州，该复了出地的大顺政权。免康熙二十四年《刑州府志》卷四口，《备遣》

[4]杨鸿县:《药难纪实》 见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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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才班续西进1!六月初八日，大西军攻克涪州，明守道刘龄长逃往綦江，子一日、张献您下令分兵两路进取重庆，水路溯江而上，陆路取道南川县。约定十八日会合于重庆城下12，张献忠乘坐大船，船上悬挂着“澄清川岳”字样的黄旗，在重庆附近登岸，同麾下将领观察了地形。攻城之前，他派人劝说重庆守城官员投降。明守土官员问张献忠大军此次人川的意图何在?使者回答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13]明官僚拒绝投降，献忠即部署攻城。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三面临江，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山城。大西军从西面陆路先攻占浮图关，进抵城下。六月二十日，张献忠命军士用火药炸开通远门附近的城墙，一举攻克了重庆15。明瑞王朱常浩[61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巴县知县王锡等都被处死。张献忠下令把据城抗拒的官军士卒欧去一只手，然后释放。这些人逃窜所过地方，军民震骇，纷纷瓦解。大西军稍事休整后，除留下刘廷举带着为数不多的军队镇守重庆外，大军即

[1]关于大西军在万县停顿三个月的原因,《绥寇纪略》卷一○说，是“水涨，不得上，留屯

者三阅月”:其他史籍也大抵采用这种说法。但大西军入川为正、二月，应当是江水枯演之时。何况，如果大西军真已经云集万县，那么长江水域最险要的地段已经顺利通过。为什么反而不能前进了呢?可见，这是出于吴伟业等人的臆想。我作的解释是根据下面几条史料:光绪六年《巴东县志》记载，“十七年二月，张献忠尽驱荆州民入蜀，男大(女)扶携，鱼贯而进，越数月始毕，饿毙者积尸满道。”(卷十四，《事变志·寇乱》)康熙三十六年《宜都县志》记载，"十七年三月，献贼入蜀，积尸蔽江而下，臭闻数十里，一月方尽。”(卷十一，《事变志·灾祥》) 又，康熙五十四年《亟山县志》也说，“崇顿甲中春，贼张献忠尽驱楚民大举入川。……所掳楚中男妇尽食麦苗草根，死者相枕藉。大江舟楫络绎不绝，两月始尽。尸横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遗无几。”这些材料说明:

一、由于山陡路险，队伍拉得很长;二、粮食十分困难，饿死的人很多。[2]问治《洛州志》;光绪元年《南川县志》卷六，《兵燹》。[3]李馥荣:《滟滪囊》卷二。[4]浮图关在今重庆市大坪。

[5]道光二十三年《重庆府志》,《舆地志》卷一,《城池》;乾隆二十五年《巴县志》卷二。《域池》。据当时任明朝四川按察使司金事的张一甲奏报，大西军攻克重庆的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见《国榷》卷一○三。

[6]瑞王朱常浩原好在陕西汉中府，李自成起义军入陕时，他逃到四川，借住于重庆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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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大西军在四川

分水陆两路向成都进发。

成都是明蜀王的封地。从洪武年间起，朱椿的后代即凭借政治势力，霸占了跨府连县的腴田沃土，积攒起惊人的财货，过着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史裁第一代蜀王朱椿就霸占大量土地，共建了三百多个王庄，“王膳”一天由一个王庄供应，一年之间才轮换一遍，“故富无与比”11。到万历年时，王府庄田已经占了利用都江堰水灌溉的十一个州县土地的十分之七。还不包括蜀府亲王、郡王，将军、中尉的禄米、杂项收入和差徭。末代蜀王朱至澍听说京师失守、崇祯自尽，竟然异想天开地希望得到四川地方文武官员的支持，先就监国之位，然后黄袍加身。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以朱至澍的世系太远为理由坚决反对，其他一些官员也表示冷淡。朱至澍的皇帝梦做不成，大为恼怒。当大西军和大顺军分别由湖广、陕西进川时，地方官感到形势严重，曾请求蜀王出钱募兵。朱至澍怀恨在心，又舍不得出钱，皱起眉头说:“孤本无蓄，止有承远殿一座，如可变，请先生卖以充饷”[2]。等到大西军攻破重庆，瑞王被杀的消息传来，朱至澍才慌了手脚，打算带着宫眷财宝逃往云南。地方官担心会引起人心涣散，不让他走。朱至澍无法，只好拿出银子募人守城，宣布应募者“人给白金五十两”。但为时已经晚了，“应募率皆游手无赖，方授兵登陴，各怀镪超堞而去”131。

六七月间，正当大西军由重庆向成都推进的时候，李自成任命的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黎玉田141怀仁伯马科5)统兵一万从汉中人川。当时，李自成已经败回西安，明知张献忠部已由湖广进川。尽管李自成的遣军入川和任命四川地方官员，是在北京期间决定的，这时对付清军已感到力量不足

[1]乾隆八年《双流县志》卷四,《外纪》。

[2]《纪事略》，见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甲中纪事》

[4]黎玉田原是明朝辽东巡抚，大约和吴三桂同时段降大顺政权，被委任为四川节度使。[3]杨鸿基:(厨难纪实)

[5]马科原为明朝总兵，投障大顺军后被封为怀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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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农民线争史

本应立即撤回人川军队，加意同张献忠修好，共同抗清。可惜他没有这样做，其中原因目前说不清楚。七月，黎玉田、马科所统大顺军进入川北重镇保宁(今阆中县)

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已经面临末日，成都居民“每夜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1]惶惶不可终日。八月初五日，大西军到达成都城下。初九日，破城而人2。朱至澍和王妃投井死，新任巡抚龙之光、总兵刘佳胤投水自杀。巡按刘之勃被活捉，张献忠劝他投降，他却顽固不化，被处死。献忠封蜀世子为太平公，不久也杀掉。

占领成都以后，张献忠派出大将分别领兵收取四川各府、州、县和各土司。大都望风而下，“州县争封府库应伪命”[3。邛州的生员听说大西军占领了省城，自动聚集群众“伐鼓大噪，索印款贼”[4)。在很短的时间里，除了遵义(今属贵州省)和石柱、黎州土司以外，四川地区便大都处于大西政权的管辖之下了。

第二节张献忠在四川建国

大西军初进四川时，曾在名义上承认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正统地位，遵

[1]彭遵泗:《蜀碧》卷二。又见《绥寇纪略》卷八。

[2]《百难叙略》记八月初五日大西军抵成都。《纪事略》说八月初六日大西军用火药扇塌城

墙，占领成都，所记时日有误。据《国榷》卷一○三载，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一甲向弘光朝延的奏报说，大西军“八月初五日围城，九日大炮破成”。其他史籍也说攻克成都的日期为八月初九日。

[3]光绪《井研县志》卷二八，纪二,《纪年》二。[4]《蜀难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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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京 大西车在国

用永昌年号。不久传来了大顺军被清军击败的消息，李自成派黎玉田和马科统兵人川，又直接触犯了张献忠的利益，使他难以忍受。因此，他先派部将，继而亲统大军来到川北，一举击败马科部，把大顺军赶回陕西。张献忠为了纪念这个胜利，把绵州改为得胜州，派设了地方官员和镇守将领。川北一仗标志着张献忠同李自成两大农民军公开决裂。李自成在抗击清兵尚且自顾不暇的时候，派出军队去同张献忠争夺四川，尽管他的部队收取的是大西军尚未到达的明政府管辖州县，毕竟有伤和气。但是，张献忠却走得更远。他在绵州取胜之后，竟然一不做二不休，于十一月间派出军队进攻大顺政权管辖的陕西汉中府。结果被大顺军汉中守将贺珍击败121。在全国形势由于清政府推行民族征服政策面日益恶化的时候，大西军和大顺军却兵戎相见，其对双方的影响都是相当不利的。汉中之战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大顺军就在清军进攻下被迫放弃陕西。李自成固然不能指望得到张献忠的支援，而在大顺政权倾覆之后，大西政权也失去了北面的屏障，直接处于清军攻势的威胁之下。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便正式建立政权，初称大西国王，不久称帝;定

[2]《纪事略》等书把大西军的进兵汉中，说威超李建围未取得献忠问意的撞自行动，甚至说[1]《蜀难叙略》

献忠“恨定国桃峰”。据《而难叔略》记救，大西政权曾“于田里起征照之兵，而排门征适粮人夫，乘有事汉中也"。这里然不是一个前有将领所能决定的。又，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记裁，雁治北年张献志“入寇汉中”，二年“还据广元，于葭萌山下修御营”(春八,《兵事》附) 看来，汉中之战是张献忠亲自指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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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大西军在四川

金、银、铜三品。这种钱显然是供赏赐有功将士之用。其铸造的时间大约在人川以后至称帝以前，至于是否可在市场流通尚不清楚111。史料中可以看到不少当地百姓“人营贸易”的记载[2)，说明大西政权是保护商业的。

五、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以后，礼部尚书吴继善曾推荐明末来川传布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利类思(意大利人)、安文思(葡萄牙人)“才德兼优”，可备顾问。献忠依言派礼部官员前往聘请。接谈时，献忠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感到非常高兴，待以上宾之礼。不久，以二人“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赐以“天学国师”徽号，由国库按月发给银两。这两个耶稣会士通过同张献忠的接触，发现他“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3)张献忠抱着很大的兴趣向两位传教士询问了西学和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风俗人情，兼及天主教教义和“教内事件”，注意吸收当时西方比较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他“问算学之事甚多”，并且“随同左右辩论，颇有心得”。他还委派传教士带领工匠用红铜造天球、地球和日晷各一座。造成后，张献忠“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二球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4]他多次向传教士索取天文书和算学书，表明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非常关注。

[1]见丁福保撰《古钱大辞典》下编补遗五一九雨，围版上编补遗四一一页，拾遣上编图版

第八页:袁庭林着《张献忠传论》所附围版，也有西王赏功铜币拓片。这种赏功钱至今只发现于四川，在湖北、湖南和江西还没有见到发现的报导。钱上用“西王”二字，推测当在入川初期铸造。[2]《五马先生纪年)

[3]《圣教入川记》，本节内引文，凡未注明者均出自此书。

[4]《圣教入川记》记载了三件仅器的情况:“按二球之大，缅二人国之。天球有备星宿及其

部位，七政星宫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言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洲，国名、省名、城名与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林线、南北两极与黄道、米道、南北温道无不俱备。至于日器，列有黄道午践及十二星宫与各度数，日月桃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了如相掌。以上各器部位尺寸，大小合宜，实为当时特出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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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献忠却不赞成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他很得体地对传教士们说:“吾深知尔等之教，活而且圣。惟一天主真神，应受朝拜，尔等当朝拜之。然当在欧洲朝拜之。因我等生于中国，亦有我等之敬礼，谨当守之。尔等之天主亦愿在尔欧州享受敬礼，因彼处有多数人敬之故也。天主不愿在中国受敬礼，亦不令人尊之歌之，因此地之人心铟闭，随从其祖宗之教故也。是以尔等教律紧要诸书，尔等宜保存之，并心等候吾将全国平服后，即当送尔等还乡。彼时烦尔等多遣天文学士及天文诸书惠寄来华。”在一位封建社会中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领袖身上，竟然具有这样明确的区分精华和糟粕的卓识，实在是令人钦佩的。张献忠尊重传教士们的科技知识，但对于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隐情却洞若观火，“谓其借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从后来公布的西方传教士超越宗教活动范围、私自搜集和记录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地理、风俗、人情等大量情报来看，张献忠的“智识宏深，决断过人”诚非虚语。

六、大西政权封建化的若干迹象

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本质上是农民革命政权，受到这个政权沉重打击的是官绅地主。不过，也有若干迹象表明这个政权正处于向封建政权转化的途中。张献忠入成都后，追求生活享受很是令人吃惊，仅后妃就多达三百余人。这种在生活上的追求，正反映了张献忠作为一位农民革命领袖，随着地位的变化而逐渐丧失了原先的朴素作风。由于后妃众多，太监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同李自成在西安建国以后的情况一祥，张献忠也把封建统治阶级恭避御讳的做法学了过来，不准人们使用“献”、“忠”二字，犯者严惩。连往代碑文上的献忠字样也一概铲掉。史料记载:“近日人

[1]《圣教入川记》。《绥寇纪略》卷一〇等书说，缺志“胯井研陈氏(明末大学士陈演之女)

为伪后，封其兄为因威。不十日，陈赐死，兄及两南书皆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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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大西军在四川

家庙宇扁对石碑牌坊上，有犯张献忠名字，亦皆去。1献忠恶人犯其名字，自剑阁栈道抵成都，前人碑版皆凿之，虽嫌名亦讳，并刊去前代年号，

故圈无完碑。”121

第三节官绅地主的叛乱和大西政权的加紧镇压

历来的封建史籍，对大西军在四川的作为差不多都一言以蔽之曰“屠蜀”，把张献忠描绘成以四川百姓为敌的凶神恶煞，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张献忠占领四川的本意是以“巴蜀为根”，徐图向外发展。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相当注意争取各方面支持的，打击的对象只限于坚决与大西政权为敌的部分官绅。大西军进川过程中纪律严明，并不随便杀人。《长寿县志》记载，大西军由涪州进攻重庆途经该县时，“立誓不妄杀一人”，“邑中得无恙”[3]，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由于大顺军已经攻克了北京，明王朝土崩瓦解，四川地方的官僚士绅，除了少数甘心充当朱明王朝殉葬品的人以外，大多数都转到大西政权方面寻求保护。如史籍所说，“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徨。继见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又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4]省会以外的府县，“文臣武将，卖降恐后。”(5)接受大西政权官职的人员虽然缺乏统计材料，但据西方耶稣会士的记载，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

[1]清陈祥蔚耦渣辑:《蜀都碎事》卷三。[2]乾隆《新繁县志》卷十一,《兵楚》「3]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卷四。[4]《圣教入川记》。[5]《雅安追记》。

这美期游狂状，这足以暴露封建统治者们对起义农民的仇视心理面已，毫

无史料价值可言。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正视包括张献忠在内的大西政权领导人的错澳。把凡被大西军所杀的人都说成是该杀的，都是农民革命的死敌，不仅违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从中总结历史的教训。除了前述汪兆龄之流的顺风吹火以外，张献忠本人的偏激情绪，也是造成镇压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存大西政权所立的张献忠“圣谕碑”，颇能反映他当时的思想。碑文只有两句话:"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这道“圣谕”，虽不像统治阶级捏造的那样，下面还有七个“杀”字，但它确实明白无误地反映了张献忠的变态心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仇恨扩展成了对人的厌恶。张献忠何尝不知道“天意从来高难问"，他所说的天只不过是他自己。有的史料记载，“张献忠常曰: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12]在他眼里，是四川百姓忘恩负义，只有由他这位上天之子来恭行天罚了13)。张献忠忘记了，他和部下军队吃的是百姓种的粮，穿的是百姓织的布，忘记了他在玛瑙山战役之后，正是在川东山区百姓的掩护下，才免于被官军歼灭，也忘记了正是千千万万的百姓跟着他打江山，才把他捧上了皇帝的宝座。张献忠用自己创造的天与人之对立，代替了现实生活中富与贫的对立，正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圣谕碑”，是张献忠为自己在镇压官绅地主叛

[1]参看《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三期，胡昭曦:《四川地区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些碑石》。

[2]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亭》附。

[3]《圣教入川记》中，记载张献忠按自己的意思作成谚语道:“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实际上就是这个“圣谕”经过两次转译之后，在文字上出现的差异。据说张献忠自鸣得意，叫传教士“将此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同书还记载了张献忠对传教士拔的谬论;“四川人民来知天命。为天所奔”，“今遣我为天子，剽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等等。这种语言同现存“圣谕碑”文，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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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家 大西车生四线

庆(今南充市)日叛乱分子谯应、冯有庆等人奇据的顺庆府城。在这里屯驻二十余日后，又引兵移往西充县境。

十一月、清军准备就绪，迅速入川。二十六日在南部县境从大西军停虏口中，得悉张献忠的大营驻扎在西充县凤凰山下[11。豪格密令昂邦章京整拜、固山额真准塔等率领精锐充为先锋，自己则带着满、蒙军队随后进发。清军“衔枚疾驱，一昼夜行三百里”[2]，于二十七日抵达西充风凰山。张献忠当时拥众数十万，不但对于清军的行动一无所知。而且直到清军迫近，侦探一再报告清军已经到来时，张献忠还是不相信。等到清军已经近在眼前，张献忠才带着少数随从出营观察，仍然没有作任何战斗的准备。双方隔着一条名叫太阳溪的水沟相遇。张献忠被清兵箭中左胸，当即坠马而死。关于张献忠牺牲的情况，当时正在大西军“皇营”(当作“御营”)中的外国传教士有如下一段叙述:

时在西历一千六百四十七年正月初三日，二位司铎到皇营欲见献忠……突有侦探队某兵飞奔入营向长官报告，谓在营前高山上见有满洲兵四五人，各骑骏马，由山谷中迎面而来。献忠闻报，即时震怒，欲将

报信之兵正法。幸被人讨保，未能加罪。献忠未能深信满兵竟敢至此。殊知满兵大队已匿营前大山反面矣。献忠闻警不疑，以为谣传。于是提

[1]李昭治:《西克凤凰山珠张献忠记》说，"是时，哦将刘进忠已降大清肃薄，导之计或。贼

营人马不戒，弓刀无备。初有言大兴至者，送献怒曰:"摒黄残耳!"即杀言者。大兵将近，复报献，献又杀之，大兵已压贼营，献不技甲，衣常服，加飞蝉年臂，半牙将出现，与大兵隔太阳溪。刘进志指日:“此即张献忠。’大县中南伊马喇射穿逆左乳下。外马而毙。”《绥寇纪略》卷一○、《寄国寄所寄》卷九引《诛剿新编》。毛寺龄《后鉴录)(昆山王源鲁先生遣精》戎明前编《献忠屠局》条、顾山贞《客滇述》等书，都说是刘进忠投降清期后，克当向导，引清兵直奔献忠驻地。清康照年间大学士张玉书，根插档案文书写成《纪天阁、献二贼事》其中说:"比抵南都县境，有前锋擒贼生口至，具言献忠方列营顺庆之西充县，急击之可就擒……”(《张文肖公集》，春七)。《清世祖实录》卷二九，记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靖远大将军和确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债得送臧张献忘列营西充县境。” 两种说法略有不问。[2]《张文贞公集》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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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昨日某遇官之类人，历平小时。又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类。献患闻警，不问详细，是否果系满兵马队，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来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头盈一人，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患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惠在血上乱浓，痛极而亡。太监见献患已亡，先奔回大营，高声叫道:文王已被射死!声震各营，一时大乱。各营军队不击自散，各务一方，各选性命。11]

清军乘势冲杀，大西军由于变生意外，毫无战斗准备，被打得大败牺牲战士数万名，损失骡马一万二千余匹[2]。其余战士在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等大将的率领下急速南撤，经重庆、遵义转人贵州，后来在云南建立了着名的四将军政权。在联合南明永历朝廷共同抗清的斗争中，大西军余部仍然发挥了主导作用。

张献忠牺牲了，在他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大西农民革命政权也被摧毁了。但是，他所开创的事业却被大西军将士继承了下来。以李定国为代表的大西军余部，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用鲜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

[1]张玉书记裁张献忠牺牲的情况略有不同:“黎明，抵西克之风凰观。会大雾昼晦、勒军登

山。贼谋者知之，驰白献忠曰:"王师至矣。”献忠坚卧不为动，曰:"岂真从天而降耶!或秦督孟乔芳共至耳，一战当立散矣。”顶之，王师通贼营，献忠方在展阅马，闻急，大惊，仓皇魔所部马、步兵迎敌，自来所爱马驰走，不及擐甲。有裨将某驰射之，贯其胸献忠负创还营。整拜，准塔等鼓勇力击，大破贼众，逐擒献志，斩于军前。士民饮恨献忠者，争往斫其尸于军门外，不移时骨内俱尽。”(《张文贞公集》卷七，《纪灭闯、献二威事》)

[2]《清世祖实录》卷二九，记豪格奏报;“臣至，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

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同书卷五三、卷一〇七，两次追叙豪格的“功绩”说，"又复入川，攻克内江县，击败张献忠一百三十六营，斩贼首献恋及其伪还抚、总兵等官二千三百有奇，停获无算。广宣德意，招来文武官二百三十五员、马步兵六千九百九十有余，四川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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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英见史可法等重臣支持游王"，认为是自己飞黄腾达的好时机，于是就联格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深，宣布拥立福王，五月初一日、海王朱由极被迎人南京，史可法、高弘图等留都官员眼看木已成舟，也只好加人奉迎的行列。五月初三日，朱由格就任监国，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及旧臣姜曰广、王锋等五人人阁为大学士，同时选任了一批小朝廷的官员。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位

称帝，以明年为弘光元年。这就是第一个南明政权

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的时候，国内的形势是:清军打败了大顺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和关内的大片土地，并且得到了黄河流域一部分汉族地主的支持:大顺政权仍然拥有山西、河南以西的地方，正准备着重整兵马同清军再决雕雄;南方除了大西农民军正向四川进军以外，其他地方基本上都处于弘光政权管辖之下。一场中原逐鹿的斗争就在这三股政治势力之间展开了。社会矛盾由原先的汉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和辽东地区的满、汉之间的民族对抗，演变为全国性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织呈现出极其错综纷杂的局面。

南明的弘光朝廷，表面上是个庞然大物，它拥有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和数量可观的军队。以兵员来说，仅镇守武昌一带的左良玉部就达二十余万，加上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郑芝龙以及两广、云贵、江浙等处的驻军，兵马约近百万。然而，由于这个政权是以江南最腐朽的官僚地主为基础，勾结在农民军打击下逃窜而来的军阀集团建立起来的，骨子里糜烂已深，所以实际上是十分脆弱的。它不仅完全继承了崇祯朝的反人民政策，而在腐朽、无能、内部纷争等方面，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被捧上皇帝宝座的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集中地体现了没

[1]见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石匮书后集》卷二四。《史可法列传》。陈贞慧在《过

七事》中说，史可法和马士英开初定议拥立桂王，不久马士英变卦，改拥福王。

2022-12-08 19: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