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第十五章 弘光政权的灭亡和斗争形势  

落贵族的全部特性。他把政事委任给大学士马士英，口称:"天下事有老马在”1自己却百事不理，整天吃喝玩乐。皇宫内廷里悬挂着他叫大学士王铎书写的一副对联:“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12，仅此就可以想见其为人了。一六四四年旧历除夕，朱由崧不乐，大臣们还以为他是忧虑前方形势不利或是思念先帝，一个个叩头请罪。不料朱由崧说出的意图是。“朕未暇虑此。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液庭，惟诸卿早行之耳。”【3]直到清兵已临近大江边，朱由崧还忙于选美女。为了配制房中药，他还命乞丐捕捉癞虾蟆，灯笼上大书:“奉旨捕蟾”。所以人们都称他为“虾蟆天子”[4]

大学士马士英则乘机揽权，把朝内比较正直的官僚都排挤出去，由自己掌握大权。他又引用阉党阮大铖为兵部尚书，互相勾结，公开卖官鬻爵，选用文武官员都有定价。以致当时南京城里流传这样一首《西江月》:

弓箭不如私荐，人材怎比钱财?吏兵两部挂招牌，文武官员出卖。四镇按兵不举，东奴西寇齐来。虚传阁部过江淮，天子烧刀醉坏。[51又有这样的歌谣:“中书随地有，翰林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6]在一片纸醉金迷的虚幻太平景象中，南京的新贵们一个个有如燕巢幕上，竞相经营自

[1]顾炎武:《圣安本纪》卷四。

[2]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八,《弘光失德》条。[3]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八。《弘光失德》条。[4]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一。

[5]姚延遴:《历年记》上，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清代日记汇抄》第五十五页。

应延吉:《青磷盾》卷上记:“南都人复书《西江月》一词于演武场云: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遍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

6]引自顾灵武《圣安本纪》卷二。夏完浮《续幸存录》作:“京师谚云:都督多似狗，职方

满街走。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思文大纪》卷三作，“尔来南京有:都督量成斗，职方地下走”之谣。”

34

己的安乐窝。

为了争权夺利，朝廷内外狗咬狗的斗争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有围绕所谓北来太子和童妃事件的皇室内部争斗:有朝廷上这一部分官德同那一部分官僚的钩心斗角，有军间们争夺地盘的兵戎相见。这些斗争又往往纠演在一起，乱哄哄地闹得不可开交。这样的朝廷不仅民心丧尽，就在统治集团中也没有多大的权威。据史籍载，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在行间讲话，常引用弘光的旨意，大将高杰竟“拂然曰: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大将黄得功“一日伏受诏，语不当意，不待竟即起，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11甚至一再发生皇帝指名逮捕的官员一藏人大将兵营，朝廷就无可奈何的怪事。

内部的腐败和矛盾重重，使弘光朝廷从立国之始就患上了软骨病。甲申五月，由史可法以大学士身份出任督师，在江北设立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四镇，同武昌的左良玉部组成江淮防线，提防大顺军的南下。在吴三桂降清、大顺军受挫的消息传来后，弘光朝廷欣喜异常，以为可以借清朝兵力摧毁农民军，然后通过讨价还价同清方达成分疆而治的协议。大学士马士英早在五月间就提出，“因三桂款建，使为两虎之斗。……今之上策也。”[2]史可法在疏中也认为，“目前最急者，无逾办寇矣。”清兵“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嫌，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3这就是贯穿弘光一朝始终的所谓“借虏平寇”的方针。

对于满洲贵族来说，夺取中原是早已确定的方针。但是，由于满族人口很少，所能提供的兵员有限，多尔衮等人在入关初期，对于依靠自己的

[1]陈贞慧:《过江七事》。[2]《国榷》卷一〇一,

[3]史可法:《请遣北使疏》，见《史志正公集》卷一，《奏疏》。

350

第十五章 弘光政权的亡和南方的阶片争形务

力量究竟能够占领和有效控制多大的地盘，并不明确。史载多尔装刚进北京时，曾说过:"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111六月初一日，清廷的诏书中还说:

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咨尔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春，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客好爵。特予旌扬。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立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121

但下文也预先埋伏下了借口:“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邪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究。斯皆民之蟊贼，国之寇但。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殪彼鲸鲵，必无遗种。”实际上，当时清廷多尔衮等人对南明弘光朝廷，做的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和的两手准备。

清廷暗伏杀机的这道诏书，对弘光朝廷起的居然只是麻痹作用。他们抓住多尔衮“睦邻”的橄榄枝，急不可待地派出使团“通好讲和”，一心想在共同镇压农民革命的基础上实现南北朝的局面。七月，弘光朝廷派遣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太仆寺少卿马绍愉、总兵陈洪范为使者。携带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缎绢一万匹作为酬谢清廷出兵的礼物、另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犒赏银一万两的诰命，于十八日起程前往北京。北使团出发前，弘光帝曾命大学士会同府部等官，从长酌议同清方谈判的条件。大臣们议论纷纷，“或言以两淮为界。高辅宏图曰:'山东百二山河，决不可弃，必不得已，当界河间耳。’马辅士英曰:'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

[1]张怡:《溲闻续笔》卷一。

[2]《国榷》卷一○一;顾炎武《明季实录》。

351

可也。一【”)史可法在疏中也认为:“宁前既撤，则势必随以人关。此时畿辅间必不为我所有。”12)言外之意，割让河北乃势在必行。弘光帝在给使团的指示中，则以割让山海关外土地、南北互市、许岁币不得过十万和会见时不屈膝、不辱命作为谈判的起点。13)

就在弘光朝廷陶醉于“借虏平寇”的美梦时，清廷由于汉族官绅归附者越来越多，力量和见识日增，态度也益渐骄横。多尔衮等满洲贵族从汉族降官口中得知，江南物产丰盈，民风脆弱，可传檄而定，不禁食指大动。他们认为与其平分秋色，何如一口独吞。主意打定，多尔衮就在七月间致史可法的信中，公开指责弘光朝廷是“乘逆贼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并且大加恫吓:“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施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4]根本不承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十月，左懋第等到达北京，处处受到冷遇和凌辱。清廷除了把使团带来的银币如数照收以外，对使团提出的通和讲好嗤之以鼻。左懋第等人反复辩解，得到的答复只是一句话:“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5)十月下旬，弘光朝的北使团毫无结果地起程南返时，内部又发生了惊人的背叛。使团中的陈洪范暗中给清摄政王多尔衮写信，请求将同行的左懋第、马绍愉拘留。自己南返后除率领本部兵马归顺外，还将拉拢左良玉、高杰、黄得功、刘泽清等将领一道投降，南方可以不战而定。多尔衮纳其言，立即派军队赶到沧州，将左、马二人追回拘押于北京，让陈洪范独自回去充当内奸。陈洪范抵南京后，一面密奏“黄得功

[1]李清:《三垣笔记》卷下。[2]史可法:《请遣北使硫》。

[3]见左懋第:《萝石山房文钞》卷一,《辞阙效言疏》;陈洪范《北使纪略》。[4]徐嘉:《小腆纪年附考》卷七。[5]《北使纪略》。

352

第十五章 见充政权的仁和南方的股领车争形务

刘良佐皆团与口(虏)通””，妄图挑起朝廷对黄得功等的猜疑，以便自己栗机行事;一面“逢人劝降”，被称为“活秦桧”(2)。只是由于朝廷诸臣感到三人出使，一人独回，事有可疑，陈洪范的阴谋才暂时没有得逞。

北使议和变成了一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丑剧，特别是更摸清了清方剑拔弩张、要用武力征服全国的既定方针，弘光朝廷本当改弦易辙，以民族大义为重，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可是，朱由崧等人出于反人民的立场，在战略上仍然认定农民军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对清方的步步进逼却一味退让，唯恐得罪。一六四四年旧历十月，清廷原定两路出师。阿济格军攻陕西镇压大顺军;多铎等南下摧毁弘光政权。只是由于大顺军发动的河南怀庆反击战，把多铎部清军吸引了过去，才延缓了弘光朝廷的覆灭。从这年冬到一六四五年春，大顺军又一次独立承担了抗击清军主力的重任。当时，清廷在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的兵力相当薄弱，统治还很不稳固。弘光朝廷如能乘虚进兵鲁、冀，客观上将对西进的清军主力起到牵制作用，大顺政权就不致在优势清军的打击下很快被颠覆，南明的偏安江左也可以多维持一段时间。然而，弘光朝廷的显贵们却蹲在石头城上，睁起近视的两眼，为清军击败大顺军而欢呼鼓噪。一六四五年正月，正是多铎、阿济格两路清军都聚集在陕西的时候，督师大学士史可法行至苏北宿迁白洋河，得报西征“流寇”的兴平伯高杰在睢州被总兵许定国诱杀，许率部众叛投了清方，竟然吓得手足无措，只草草安置一下高杰部下诸将就一筹莫展了。幕客阎尔梅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13)。正是由于弘光朝廷始终没有举起抗清的旗帜，更没有采取任何抗清的行动，才使清廷各个击

[1]顾炎武:《圣安记事》上。[2]林时对:《荷牖丛谈》卷牌。

[3]周尔梅:《闽古古全集》秦二,(已失歌》及《惜扬州》

353

第十五章 强光政权的覆亡和南方的阶暖车令形务

刘良佐踏阴与口(虏)通”、妄图挑起朝廷对黄得功等的猜疑，以便自己乘机行事;一面“逢人劝降”，被称为“活秦桧”[21。只是由于朝廷诸臣感到三人出使，一人独回，事有可疑，陈洪范的阴谋才暂时没有得逞。

北使议和变成了一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丑剧，特别是更摸清了清方剑拨弩张、要用武力征服全国的既定方针，弘光朝廷本当改弦易辙，以民族大义为重，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可是，朱由崧等人出于反人民的立场，在战略上仍然认定农民军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对清方的步步进逼却一味退让，唯恐得罪。一六四四年旧历十月，清廷原定两路出师，阿济格军攻陕西镇压大顺军;多铎等南下摧毁弘光政权。只是由于大顺军发动的河南怀庆反击战，把多铎部清军吸引了过去，才延缓了弘光朝廷的覆灭。从这年冬到一六四五年春，大顺军又一次独立承担了抗击清军主力的重任。当时，清廷在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的兵力相当薄弱，统治还很不稳固。弘光朝廷如能乘虚进兵鲁、冀，客观上将对西进的清军主力起到牵制作用，大顺政权就不致在优势清军的打击下很快被颠覆，南明的偏安江左也可以多维持一段时间。然而，弘光朝廷的显贵们却蹲在石头城上，睁起近视的两眼，为清军击败大顺军而欢呼鼓噪。一六四五年正月，正是多铎、阿济格两路清军都聚集在陕西的时候，督师大学士史可法行至苏北宿迁白洋河，得报西征“流寇”的兴平伯高杰在睢州被总兵许定国诱杀，许率部众叛投了清方，竟然吓得手足无措，只草草安置一下高杰部下诸将就一筹莫展了。幕客阎尔梅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3)。正是由于弘光朝廷始终没有举起抗清的旗帜，更没有采取任何抗清的行动，才使清廷各个击

[1]顾炎武:《圣安记事》上。[2]林时对:《荷牖丛谈》卷四。

「3]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二,《巳矣歌》及《惜扬州》。

353

破的策略得以顺利实现。

一六四五年三月，多怿部清军由西安东行至河南归德府，积极准备南下。同时，大顺军主力在阿济格部清军尾追下也由河南西部进人湖北襄阳一带。镇守武昌地区的明宁南侯左良玉自知不是大顺军的对手，扯起“清君侧”的旗号遂全师东下，声言讨伐马士英、阮大铖。部队行至江西九江时，左良玉病死，其子左梦庚自称副元帅继续率师向南京进发。四月，多铎所统清军从归德府出发，南经安徽泗州，渡过淮河后直扑江苏扬州。史可法连章告急。在这关键时刻，马士英、阮大等却抽调黄得功等部西御左军。有的廷臣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淮扬的防御，不同意把大军西调。马士英悍然声称:“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并“瞋目大呼:有议守淮者斩!”四月十八日，清军抵达扬州城下，派人招降史可法等，遭到拒绝。二十四日清军大举攻城，次日占领扬州，史可法被杀。清军在扬州城滥加屠戮，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2]。五月上旬，清军进抵瓜州，同明军隔江相对。马士英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有的官僚公然齐声嚷道:“便降志辱身，也说不得了”[3)，积极准备投降清朝。初九日，清军开始渡江。弘光朝廷的头面人物连清军的影子还没见着，就一哄而散了。初十日晚，朱由崧在一群宦官的拥簇下，慌慌张张地窜往安徽太平府(今当涂)黄得功的军营，马士英则护卫着太后逃到浙江杭州。剩下的一批文武官员在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的率领下，于五月十五日向多铎投降，清军遂进入南京。几天后，降将刘良佐勾结黄得功部

[1]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议御北兵》条。[2]参见王秀楚:《扬州十日记》。

[3]《明季南略》卷二,《五月纪》;又见陆圻:《纤言》下。

354

第十五章 星光权的亡和方的争形

下将领田雄等谋害了黄得功。于是朱由崧被活捉并解往南京)。在这以前，左梦庚带着二十三万大军，一矢未发就向英亲王阿济格投降了，原来的江北四镇兵马也先后投降了多铎。

弘光朝廷覆灭之后，马士英拥簇着弘光太后逃到杭州，又想另起炉灶相立潞王朱常涝。不料，朱常淓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六月，他根据太后的渝旨出任监国。但刚刚粉墨登场便传来了清军追近的消息，就在巡抚张秉贞、总兵陈洪范和宦官们的撺掇下，向清朝纳土投降了。

弘光朝廷和潞王监国的相继倾覆，打破了南方汉族地主们“联虏平寇”，终于看清了满洲贵族决不允许同时存在一个汉族政权，从此抗清派才占了上风。多尔衮等人见胜利来得很容易，于是头脑影胀起来，蛮横地推行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这就不能不使民族矛盾迅速地激化，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各地人民抗清活动的推动下，终于进入了以农民军为主体的联明抗清的新时期。

第二节 南方农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的特点

明末农民战争，在本来意义上不仅包括了起自陕西的农民大起义，也包括了这一时期各地人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当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为推翻明王朝而大显身手的时候，许多地方性的农民起义也风起云涌，充分体现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广度和深度。

[1]陆圻《纤言》，记载了朱由态被俘入南京的情况:“丙午，帝乘无慢小攀入城，首蒙经素

帕，身衣蓝布袍，以油篷掩面，两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帝情笑自若，但问马士英奸臣何处尔。” 又见《明季南略》卷九,《宏光出奔》条。

不断缩小。这首先表现在，崇祯后期爆发于南方的一些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和斗争目标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其次也反映在明王朝覆亡后，南方各地奴变、细变的广泛发动方面。

先说第一点。崇祯末年，南方的某些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很值得注意，它们往往体现了农民们在政治上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觉悟水平。崇祯九年，湖南临武、蓝山的农民和矿徒起义，领导人郭子奴自号铲平王”。在一两年之内，他们向北连克湘潭、湘乡等县;向南进逼广东乳源、韶州;西出永州，围困广西全州;一时兵威大震。明朝廷被迫在崇祯十一年，诏令两广总督张镜心，会同偏沅巡抚陈睿谟、虔南巡抚王之良、江右巡抚解学龙、粤西巡抚林贽，组织四省官军围剿。从三月到八月历时半载，官军才依仗优势力量，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影响却是深远的。过了六、七年，江西的农民又举起了铲平王的旗帜，要求铲除社会地位和财富占有上的平等现象。有的起义一开始就提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如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浙江奉化县胡乘龙，领导当地农民在雪窦山起义，“自称天萌国大将军”12],“改元宗贞，谓于崇祯去其头、剥其皮也”[3]。所谓“天萌国”估计具有压倒“大明”的意思。胡乘龙的起义虽然很快就被封建官府所扼杀，但他们斗争的矛头，一开始便直接指向了明帝国和它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经历一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幼稚阶段。同年三月，湖南武岗州农民的抗暴斗争，更是震惊一时。武岗是明代岷王分封的地方，由于“藩禄日增，厘饷岁益”[4]，农民们已经被压榨得喘不过气来。岷王朱企镗骄奢淫逸，早就“蓄怨于远迩”。当农民

[1]黎遂球:《莲须阁集》卷四,《平湖南山寇纪功碑》。

[2]道光二十六年《宁波府志》春三六,《逸事》。康熙二十五年《奉化县志》卷六,《陈国训

传》内，记胡乘龙之名为胡成龙;同书卷十三《通云禅师传》内，又写作胡承龙[3]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二。

[4]康熙二十四年《宝庆府志》卷十九,《赋役志》下。

358

第十五章 区光政权的亡和肉方的车争形务

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这段话虽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说的，对于认识明末的江南奴变，以至于整个明末农民战争，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江南的奴变是在明末农民战争的感召下爆发的，也是这场社会大变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各地的农民起义在清初仍然此伏彼起一样，南方的奴变也延续到清朝初年。在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之后，一些地方的奴仆曾经趁改朝换代起事，甚至幻想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他们显然错了。清王朝在各地支持的，是依附于它的汉族官绅地主，维护的是封建统治秩序。史料清楚地表明，各地的奴变都是在清政府同当地豪绅勾结下遭到镇压的。例如，金坛着名的削鼻班，就被清政府将为首数人捕去，“截其鼻，悬之市衢，曰:班名削鼻，鼻削示众，遂斩之。众乃大服。”[2]安徽黟县的奴变先后坚持了两年，清政府在当地的统治稳定之后，“邑之士夫，走乞师于郡，始执首叛诸奴，磔市以狗。诸素谨者贷其死，就仆舍执役如初。”(3]又如江苏太仓州的奴变，也是在当地士绅控告之后，清政府“斩一人，重责四人，又悬示不许复叛，而主仆之分始定。”[4]在奴变被清政府镇压下去后，一位官绅不无得意地评论道:“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主仆之义，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额上，讵可名人乎哉!”[5]他套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教条，论证主仆之义将与天地同休。这正好说明了农民的受奴役，是同封建制度相终始的，不推翻封建制度，农民就不可能求得解放。

[1]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自《毛泽东达集》四卷本第十六至十七页。[2]《削鼻班记》。

[3]嘉庆《黟县志》卷十五,《艺文》。[4]《研堂见闻杂记》[5]《削鼻班记》。

367

民反对封建政府的手争几乎是烽火遍地，唯独在大顺政权管辖的微暂时期至今来看到一条农民起来反抗的史料，表三所展现的，各地官绅地主同大顺政权势不两立的拼死搏车，多少能够说明大顺政权同明清两个时建王朝代表的是利益根本不同的两大对抗阶级。又如，有的史着习惯于指责李自成的所谓“流寇主义”，说大顺军领导人不重视地方，后期虽然建立了政权，也只是派出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单骑赴任”。表一证明，大顺政权在每一个相当于省管辖的地区内，都有高级将领统兵镇守，战略要地-般都部署了相当的武装力量，甚至州、县基层政权也大抵配置了专职武官带领地方武装维持治安。这就有助于检验“流寇主义”一词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再如，人们对大顺政权失败的原因作过种种解释，却没有触及问题的症结:大顺政权执行的农民革命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官绅地主的利益，大面积的官绅地主叛乱，使大顺政权根本无法集中力量同满洲贵族军队作战。换句话说，满、汉地主阶级的联盟，里应外合，是大顺农民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表三就是为了说明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依据确凿史实编制而成的。最后，过去在一篇关于李岩的拙稿中谈到，我们现在对许多职位很低的大顺政权文武官员都查得了可信的史料，为什么名声仅次于李自成的“核心人物李岩”却始终未能找到一条真实材料?我愿意借此机会建议对李岩问题关心的同志多做一些史料的发掘和鉴别工作。不要在不分真伪的“有史料依据”的水平上停滞不前。

2022-12-08 19: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