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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末农民战争的背景
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指其货而吓之曰:“彼漏税!"则囊立倾矣。以无可稽查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无王法之事。大略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帮者一,尅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应,岁时之馈遗,驿递之骚扰,与夫不才官吏指以为市者,皆不与焉。[1]
这实际上是打着皇帝的旗号在地方上公然劫夺。矿监税使和他们的爪牙无恶不作,曾激起了许多城镇人民的反抗,这就是史称的“市民运动”。当时的漕运总督李三才在疏中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2]又说:“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鹜,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3]朱翊钧对此也置之不理,依然行其所素。
朱翊钧在位期间,天下已经很不安定。除了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外,由于朝廷和地方官员处置失宜,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恶化了。朝廷先后对宁夏、播州用兵,费了很大气力方告平定。特别是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迅速兴起,由明王朝镇守东北的屏障变成了对抗中央朝廷的一股重要势力。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明廷抽调了大批精兵,并责令朝鲜和海西女真叶赫部出兵助战,兵员总额达十一万多人,在辽东经略杨镐的统率下四路出师,期以“旬日毕事”,一举荡平。由于战略错误。指挥失宜,萨尔浒一战竟以惨败告终。从此,辽东的军事对抗便牵制了明
[1]冯琦:《为灾早异常备陈民间疾苦恳乞圣明丞图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见《明经世文
编》卷四四口。
[2]《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3]《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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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选、田亩之荒也。甚至有告理者则及笤之,所以百姓虽愁怨,率无敢言者。”子又问:“此是通衢,司道必由此乎?"曰:""然。””“抚按由此乎?”曰:“然。”“州郡由此乎?”曰:“然。”子问:“"曾有由此而问厥故者乎?”金曰:“无有。”予不觉浩叹。11]
这段话,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史料,它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正是由于明朝廷、抚按、司道、州郡、县令等的倒行逆施,造成了农民同土地相分离,使社会生产日益萎缩。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同吃人统治展开拼死的搏斗,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开辟道路。
第四节 水利失修和灾荒频仍
马克思曾经指出,“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2]在明朝末年,我们又看到了由于水利失修带来的严重灾荒。从万历年间起,朝廷一面从国库提取大笔金钱供自己穷奢极侈的耗费,一面又要筹措庞大数额的军饷用于镇压少数民族和农民的反抗,国家财政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危机。政府根本无力顾及水利的维修,常年有限的一点河工经费又被官员们贪污私肥。以黄河来说,明代原来定有“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的疏制度。万历以后,“凡大挑、小挑之费,俱人上下私橐”,致使河床淤积的泥沙越来
[1)吴应集:《格山堂集),《书》卷二 [2]马荒思《不到绿在印度的统治》,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逸集》第二卷,第一七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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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末农民战争的背景
还有援辽军队哗变于河北玉田县的事。崇祯年间,情况更为严重,以至于“饥军哗逃,报无虚日。”[如元年七月,辽东宁远官军缺饷四个月,士卒们枵腹难忍,群起哗变。辽东巡抚毕自肃、宁远总兵朱梅都被叛兵捉住。“桥击交下”,毕自肃惭愤自尽。又如二年底至三年初,山西勤王兵哗于近畿,甘肃勤王兵哗于安定;崇祯八年,川军哗变,总兵邓玘被火焚死;崇祯九年,宁夏饥卒因缺饷而哗变,巡抚王揖被杀。这仅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哗变的兵丁有一部分参加了农民起义,由于他们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于提高农民军的作战能力起了一定作用。
明末官军纪律的败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如史籍中所说“今官兵所至,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淫妇女,焚室庐。小民畏兵,甚于畏贼。”[3]崇祯八年,户部尚书侯恂给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的信里说:“贼来兵去,兵去贼来。贼掠于前,兵掠于后。贼掠如梳,兵掠如剃。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今日之事,其何以济!”[4]
军纪败坏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所谓“杀良冒功”。明朝廷为了鼓舞士气,立下了赏格,规定斩首一级赏银三两,后来又增加到五两;将校也以获级多寡论功行赏。于是官军往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滥施屠杀。如天启四年,蓟辽经略孙承宗在谈到辽东官军滥杀无辜时指出:“甚至喑哑孤儿,立杀受赏。”[5]崇祯四年,陕西副总兵赵大胤在韩城,“报斩贼五十级、而妇孺之首三十有五。”[6]五年,山西兵追剿起义军进入河南,“其将使县令报功。
[1]《明清史料》乙编,第九本,八七四页。[2]《国雄》卷九五。
[3]冯钦明:《上家邺仙大司马书》,见《甲申纪事》。[4]《怀险流寇始终录》卷八。[5]《国雄》卷八六。
[6]《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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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末农民争的背景
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11
明末农民战争中杰出的领袖人物李自成,就是在驿站呆不下去了,才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正如史籍所说:“李自成一银川驿之马夫耳,奋臂大呼,九州幅裂。”[2)由此可见,明廷的裁驿递,对于迫使更多的贫苦群众走上叛逆者的道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七节 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从上面概括描述的明朝末年社会阶级矛盾在各方面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朱明王朝为代表的统治已经极度腐朽,烈火在地下运行。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正在酝酿当中。
万历年间,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士已经怀着不安的心情,指出朱明王朝业已面临着社会的大动荡。如郭正域在题为《法祖停税赋》的奏章里说:
自古乱亡之祸,不起于四夷,而起于小民。秦之强盛,兼并六国,卒之扰乱天下者,非六国也,乃陈胜、吴广一二小民也。汉之天下,四夷款塞,呼韩来朝,卒之扰乱天下者,非四夷也,乃黄巾等贼一二小民也。元之天下,灭金灭宋,一统四海,卒之扰乱天下者,非金非宋也,乃韩山童、刘福通一二小民也。[3]
安州知州张遂在《兴除议》一文中,也大声疾呼“盗贼可忧”。他说:
[1]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史惇在《勋余杂记》中也说:“余尝北上公车,每见赤条寡汉
鹤立站头。候人雇替,一切肩舆重扛,不过十余钱,即送大地十里余,谓之招班,得此便苟延一目之命,其穷如此。而秦、晋之间尤甚。故驿递一裁而此辈无以自活。”[2]康熙十二年《延安镇志》卷二三一。《建置志·驿递》[3]《明经世文编》卷四五四,《郭文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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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战争更
国家自庚戌以来,北击胡,东挂倭,西灭呼,南平播,节年不闻以本为苦也。间即桴鼓时闻,皆谓鼠窃不足虑,而不知秦之亡非以陈胜乎?。之亡非以张角乎?唐之亡非以黄果乎?天以水早开其机,上以暴敛驱其众此盗之所由起也。……而奸雄如陈胜,黄巢之流,非可以威降、术羁,此其人最足为隐忧,是在庙堂之上,当预有以罗致驾教之也。[7]
然而,统治集团所代表的,正是社会上盘根错节的反动势力,它们自身已经无法解脱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打破封建统治的枷锁,为历中的前进开辟道路的,只能是农民的革命运动。
农民的起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明王朝也不是一推就倒的。从万历年间起,各地的农民曾经多次举起义旗,向腐朽统治发动冲击。例如,万历十六年,刘汝国在安徽太湖宿松地区领导起义,自称济贫王121铸铜印大书“替天大元帅”[3),“就富民箱,招徕饥民共食之。饥民随者数万人。”[4]起义农民多次击败官军。明政府地方当局派人招抚时,刘汝国断然拒绝,在回信里义正词严地宣布:“豪家不法,吾取其财以济贫,此替天行道,而违之是逆天也。”15)同年春,在湖北等地也发生过饥民抢米的风潮。如大冶县“谷价腾踊,闾阎萧条。一夫攘臂大呼,轰然蚁聚,动百十人。持斧破廒。所至一空。”[6]
万历二十七年,白莲教徒赵古元(原名赵一平)在徐州一带组织起义。他的徒众到处宣传,“世道之将变,尊古元为真人。”赵古元等制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约以二月二日各处兵马八路齐起,先扬淮,次取徐州新
[1]康熙十九年《安州志》卷一○,《艺文》。
[2]《潜江旧闲》春一。毛奇龄《后鉴录》作“自称顺天安民王”。[3]《后鉴录》。《潜江旧闻》卷一作“佩大将军印”。[4]《后鉴录》。[5]《后鉴录》。
[6]康熙二十二年《大冶县治》卷四,《治忽·突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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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末农民成争的降景
河口、阻绝粮运;次取金陵、燕都,大事可定。”明地方官僚惊呼:“黄巾、赤眉之祸,再见于目前。变生呼吸,可为寒心。” [11
万历三十四年,南京又有无为教徒刘天绪等人密谋起义。刘天绪“自称为辟地定夺乾坤李王”,“又自号为龙华帝主。”[21
天启二年,山东白莲教徒在徐鸿懦领导下举行起义。这次起义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当地农民“多携持妇子、牵牛架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竟以为上西天云。”[3]起义军很快就攻克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山等县城。计划“南通徐、淮、陈、颖、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改元建号。”【4]同时还有河北景县民于弘志等起义响应。天启四年九月,安徽颍州,砀山以及河南永城一带,有杨桓、杨从儒的密谋起义。他们“啸聚徒众,私相部署,伪称懿德元年。”[5]
这些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都在萌芽阶段或初起之时即被明王朝血腥镇压了下去。然而,反革命的屠刀并不能解决尖锐的社会阶级对抗。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势必激起人民群众更大规模的反抗。
总之,从万历后期到天启年间,整个中国的天空已经彤云密布,不时发出隐隐的闷雷声。那些中小规模的地区性农民起义,就像一阵阵刺目的闪电,不仅揭露了笼罩大地的黑暗,更有力地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1]《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五。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九;《明神宗实录》卷四二八。[3]康熙十二年《郏城具志》卷九,《灾祥》[4]王一中:《靖汇录》,见《括荟丛书》第一集[5]道光《阜阳县志》卷二三,《杂志·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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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9: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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