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八个月百的隔离审查,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身心倦怠,特别想有个安定的家室。(霸道公主玩转校园)
1956年冬天到上海,和电影演员王蓓结年婚。
乔奇和孙景璐这对贤伉俪,把他们为朋友代管的两间位于绍兴路的房子借给了我当新房。
结婚时,按照当一时我所属的领导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再叮咛:不可招摇。
我们只在锦江饭店请了一桌客,主要是新娘结婚前在电影制片厂同宿舍的女伴。
因而慢待了许多朋瞬友,过了很多年以后,赵丹还嚷嚷着要补请他一桌喜酒。
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总是不踏实,而上海的房子已经全都收归国有,私人租赁和买卖活动刚刚停止,托了很多人,求了很多机关,甚至还找过十年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过一段时间的风云人物张春桥,50年代下半叶,他只是**上海市委文委书记。
一切努力全无结果之后,1957年初春,我冒昧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兼专家局局长的齐燕铭写了一封求援信,很幸运,他应我的请求,给上海写了一张便条,上海市房管局才来找我看房子。
开始,他们给我看的当然都是条件极差的房子,甚至是地下室。
一次、两次,我实在是难以接受。(总裁的秘密爱人)
第三次看的房子地处徐汇区一条幽静的小路上,那里没有店铺,只有住宅,在三条道路的交叉路口有一座街心花园,街心花园里矗立着一尊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头像,当时的上海,在街上矗立着外国诗人的头像,这是绝无仅有的了。
指定要我看的房子按上海人的习惯说法,属于弄堂花园洋房一类。
一进弄堂我就被它的清洁、安静和藤萝爬满墙壁的绿荫所强烈吸引。
全弄只有24座连体花园洋房,一排四座。
分配给我们的两间房子是弄堂最后一家的楼下,原是这户人家的饭厅和客厅,属于我们的还有落地窗外的一座80平方米的小花园。
房管局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楼上的住户就是老早的房主人路的先生。
我立即听出了先生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补充了四个多余的字:资产阶级。
看房子的时候没有邻看见路先生,在厨房里看到路太太,她正在做饭,放下居手里的锅铲,很客气回答我的各种提问,告诉我们:路今后我们是邻舍了,你们来了以后,两家将要共用这先个厨房,大门内玄关的墙上有一部电话,你们就不要另生外安装了,两家共用,节省些。
据路太太说,路先生在工厂上班。
在出来的路上,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上班的工厂,就是解放前他自己的私产,现在已经公私合营了,他在厂里留用,担任工程师。(猥琐武圣)
我对这个弄堂的总印象很不错,对这路姓的邻舍也说不出什么不好,而且怕房管局的工作人员说我挑剔,当时就决定了:行!就住在这儿了!那时的上海十分方便,搬来之前,给家具店打了一个电话,马上就来了一个技工,按照我的想法,很快就在原客厅和原饭厅之间做了一堵可以兼做书橱的墙,原饭厅就成为我们的一间卧室兼书房,原客厅就成了我们的客厅和饭厅。
搬好了家已经是1957年的初春时节了。
有一天夜晚,雨很大,我去兰馨看演出回来已是深夜了。
上海人进进出出都走后门,在进门的时候看见一个高高的中年男人,披着**的雨披从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上下来。
等到他在门廊里脱下雨披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穿着一身藏青帆布工作服,袖子上还戴着袖套,每一个裤脚管都夹着一个晒衣服用的木夹子,半高腰的橡胶套鞋上补了好几个补丁。
他笑着小声对我说:对不起,您就是白同志吧?我说:百是的,您……?我姓路……年啊!您就是路先生。
是的,他当然知道我嘴里的先生并非尊称,而是一为了显示各自的立场。
他窘迫地干笑了一声说:白同志!我们是近邻,以后有什么不符合革命原则的地方,请多多批评!多多指正!瞬他这句多余而生硬的话使得我十分尴尬,怎么会把什么革命原则扯到邻里关系中来了呢?可在我们之间首先矗立起森严的阶级壁垒的是我呀!晚安!白同志!他在门廊里把自行车摆好,很客气地道了晚安以后就上楼去了。(错嫁豪门冷少的替身妻)
——这是我第一次和路先生的不期而遇。
路家有一位寄食的远亲,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妇人,据说,她的夫家在早年曾有恩于路家,路家为此将终身收养这位老妇人。
她寄住在原来用来停放小汽车的车间里,全家三代都称呼她为继娘。
这位半主半奴的继娘,经常由于自己的尴尬身分炫耀或忿忿不平的时候,嘴里总会漏出一言半语闲话,邻居们从这些零星的信息拼凑起来就能够知道路家的许多往事。
路先生并不是路家的户主,户主是路先生的母亲。
这位路老太太已经是年逾古稀的人了,仍然不喜欢别人称她为夫人,而意让人称她为小姐。
听说这位老小姐很少下楼,更不大出门。
为数极少的几次出门,是到红房子西菜馆进晚餐,行前总是要打电话把祥生汽车叫到门前来,弄堂狭窄,进出都很艰难。
每逢这种时候,她的大孙子都要说一句俏皮话:又要考斯基(司机)了!那时,对考斯基的揶揄,是没有禁忌我的。
因为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列的宁钦定的马克思主义叛徒。
我第一次见到小姐是在一个春天的下午,丁香邻花的清香从窗外被微风送进室内,我正在看书。
先是听居见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楼梯上用上海话喊叫:路人呢?人都到啥地方去了?我的下午茶呢?继而先听见有人叩我的房门。
我开门一看,是一位老夫人,脸生上涂满了脂粉,手里捧着一只描金的小茶壶,领口缀着花边的白色丝绸衬衣上,披着一件黑底暗红花的外套,纯黑色的曳地长裙。
使我立即想起狄更斯笔下沉溺于旧梦的尘封美人。
她说的是一口带有江南口音的国语:对不起!先生!我们家里的人都不在,我不知道煤气是怎么点燃的,想请您帮帮忙,给我点燃煤气灶……可以吗?当然,我从她的话里听出了她是谁。
夫人!不,小姐。
她神速地纠正了我。
小姐!跟我来。
我带她走进厨房,我划着了火柴,打开了煤气,点着。
然后把火焰放大、缩小,关上,再打开。
很简单的,夫……小姐!我从来都不敢动煤气和电器一类的开关,以往,也不需要我动。
您可以等水煮开了再离开吗?当然。
……听说您是位作家?懂外语吗?不懂……因为参加战争,不得已只好放弃学业……我对这种牺牲的得失,不敢置评……我想,一个作家不懂一门外国语是不可想象的,我可以教您英语,您有时间吗?百谢谢您,我怕很难抽出时间来,因为我的工作单位在北京。
年很可惜……这时壶里的水沸腾了。
这样是不是算是开了?一是。
我帮她沏好茶,关上煤气,把她送到楼梯口。
我想扶她一把。
她说:谢谢!不用,我还能跳waltz哩!她说着把裙裾瞬摆了一个半圆,踏着与她的年龄不相适应的、轻快的步子走上了楼梯。
有一天——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早上,为了赶火车,我在四点多钟就起来了,怕惊扰了楼上邻居的清梦,去煮牛奶的时候脚步很轻。
一出房门就觉得有曲声隐隐从楼上飘下来,虽然声音很微弱,我还是能听出那是舒曼的《梦幻曲》。
进厨房,就闻见一股咖啡香,厨房里立着一个陌生人,我只能看见他的背影。
他头上戴着一顶十分鲜艳的花线帽,顶上那团红色的绒球耷拉在右耳边,身上穿着一件雪白的丝绒睡袍。
煤气灶上正煮着一壶咖啡……我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他不自禁打了一个寒噤,猛地转过身来,我这才认出他是路先生。
我叫了一声:路先生!如果不注意,根本就看不出他的一双眼睛里闪烁过一瞬绝望的悲哀,只一瞬,他就镇定了。
网载 2015-09-08 22:4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