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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二)

胡适

(一)

中国公学是因为光绪乙巳年(一九〇五)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我国的留日学生认为侮辱中国,其中一部分愤慨回国的人在上海创办的。当风潮最烈的时候,湖南陈天华投海自杀，勉励国人努力救国，一时人心大震动，所以回国的很多。回国之后，大家主张在国内办一个公立的大学。乙巳十二月中，十三省的代表全体会决议，定名为“中国公学”。次年(丙午，一九〇六)春天在上海新靶子路黄板桥北租屋开学。但这时候反对取缔规则的风潮已渐渐松懈了，许多官费生多回去复学了。上海那时还是一个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见中国公学里许多剪发洋装的少年人自己办学堂,都认为奇怪的事。政府官吏疑心他们是革命党，社会叫他们做怪物。所以赞助捐钱的人很少，学堂开门不到一个半月,便陷人了绝境。公学的干事姚弘业先生(湖南益阳人)激于义愤,遂于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杀，遗书几千字,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遗书发表之后，舆论都对他表敬意,社会受了一大震动，赞助的人稍多,公学才稍稍站得住。

我也是当时读了姚烈士的遗书大受感动的一个小孩子。夏

天我去投考，监考的是总教习马君武先生。国文题目是““言志”我不记得说了一些什么,后来君武先生告诉我，他看了我的卷子,拿去给潭心休、彭施涤先生传观,都说是为公学得了一个好学生。

我搬进公学之后,见许多同学都是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着木展的:又有一些是内地刚出来的老先生,带着老花眼镜，捧着水烟袋的。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的多;我是做惯班长的人，到这里才感觉我是个小孩子。不久我已感到公学的英文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那时候,中国教育界的科学程度太浅，中国公学至多不过可比现在的两级中学程度，然而有好几门功课都不能不请日本教员来教。如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博物学，最初都是日本人教授，由懂日语的同学翻译。甲班的同学有朱经农、李琴鹤等，都曾担任翻译。又有几位同学还兼任学校的职员或教员，如但懋辛便是我们的体操教员。当时的同学和我年纪不相上下的，只有周烈忠、李骏、孙粹存、孙竞存等几个人。教员和年长的同学都把我们看作小弟弟，特别爱护我们，鼓励我们。我和这一班年事稍长，阅历较深的师友们往来，受他们的影响最大。我从小本来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现在天天和这班年长的人在一块，更觉得自己不是个小孩子了。

中国公学的教职员和同学之中,有不少的革命党人。所以在这里要看东京出版的《民报》，是最方便的。暑假年假中，许多同学把《民报》缝在枕头里带回内地去传观。还有一些激烈的同学往往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辫子。但我在公学三年多，始终没有人强迫我剪辫，也没有人劝我加人同盟会。直到二十年后，但懋辛先生才告诉我，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我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但在当时，他们有些活动也并不瞒我。有一晚十点钟的时候，我快睡了，但君来找我，说，有个女学生从日本回国，替朋友带了一只手提小皮箱,江海关上要检查，她说没有钥匙，海关上不放行。但君因为我可以说几句英国话，要我到海关上去办交涉。我知道箱子里是危险的违禁品，遂跟了他到海关码头，这时候已过十一点钟，谁都不在了。我们只好怏怏回去。第二天，那位女学生也走了，箱子她丢在关上不要了。

我们现在看见上海各学校都用国语讲授，决不能想象二十年前的上海还完全是上海话的世界，各学校全用上海话教书，学生全得学上海话。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学校里的学生，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说“普通话”，教员也用“普通话”。江浙的教员，如宋跃如、王仙华、沈翔云诸先生，在讲堂上也都得勉强说官话。我初人学时，只会说徽州话和上海话;但在学校不久也就会说“普通话”了。我的同学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话清楚干净，我最爱学他，所以我说的普通话最近于四川话。二三年后，我到四川客栈(元记厚记等)去看朋友，四川人只问:“贵府是川东，是川南?”他们都把我看作四川人了。

中国公学创办的时候，同学都是创办人。职员都是同学中举出来的，所以没有职员和学生的界限。当初创办的人都有革命思想，想在这学校里试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姚弘业烈士遗书中所谓“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此意。全校的组织分为“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教务干事,庶务干事，斋务干事)都是评议部举出来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对于评议部要负责任。评议部是班长和室长组织成的，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评议部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直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评议员之中,最出名的是四川人龚从龙，口齿清楚,态度从容，是一个好议长。这种训练是很有益的。我年纪

太小，第一年不够当评议员,有时在门外听听他们的辩论，不禁感觉我们在澄衷学堂的自治会真是儿戏。

(二)

我第一学期住的房间里有好几位同学都是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人，他们是邻县人，说的话我听不大懂。但不到一个月，我们很相熟了。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了;有一位钟文恢(号古愚)已有胡子，人叫他做钟胡子。他告诉我，他们现在组织了一个学会，叫做竞业学会,目的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所以定了这个名字。他介绍我进这个会，我答应了。钟君是会长，他带我到会所里去，给我介绍了一些人。会所在校外北四川路厚福里。会中住的人大概多是革命党。有个杨卓林,还有个廖德璠，后来是都因谋革命被杀的。会中办事最热心的人，钟君之外，有谢寅杰和丁洪海两君,他两人维持会务最久。

竞业学会的第一件事业就是创办一个白话的旬报，就叫做《竞业旬报》。他们请了一位傅君剑先生(号钝根)来做编辑。《旬报》的宗旨,傅君说,共有四项: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话，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他们的意思是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胡梓方先生(后来的诗人胡诗庐)作《发刊辞》，其中有一段说:

今世号通人者，务为艰深之文，陈过高之义，以为士大夫劝，而独不为彼什伯千万倍里巷乡间之子计，则是智益智，愚益愚，智日少，愚日多也。顾可为治乎哉?

又有一位会员署名“大武”作文《论学官话的好处》，说:

诸位呀，要救中国，先要联合中国的人心。要联合中国的人心，先要统一中国的言语……但现今中国的语言也不知有多少种，如何叫他们合而为一呢?……除了通用官话，更别无法子了。但是官话的种类也很不少，有南方官话，有北方官话，有北京官话。现在中国全国通行官话，只须摹仿北京官话,自成一种普通国语哩。

这班人都到过日本，又多数是中国公学的学生，所以都感觉“普通国语”的需要。“国语”一个目标，屡见于《竞业旬报》的第一期，可算是提倡最早的了。

《竞业旬报》第一期是丙午年(一九〇六)九月十一日出版的。同住的钟君看见我常看小说，又能作古文，就劝我为《旬报》作白话文。第一期里有我的一篇通俗《地理学》，署名“期自胜生”。那时候我正读《老子》，爱上了“自胜者强”一句话，所以取了个别号叫“希强”，又自称“期自胜生”。这篇文字是我的第一篇白话文字，所以我钞其中说“地球是圆的”一段在这里做一个

纪念:

譬如一个人立在海边，远远的望这来往的船只。那来的船呢，一定是先看见他的桅杆顶，以后方能够看见他的风帆。他的船身一定在最后方可看见。那去的船呢，却恰恰与来的相反。他的船身一定先看不见，然后看不见他的风帆，直到后来方才看不见他的桅杆顶。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那地是圆的，所以来的船在那地的低处慢慢行上来，我们看去自然先看见那桅杆顶了。那去的船也是这个道理，不过同这个相反罢了……诸君们如再不相信，可捉一只苍蝇摆在一只苹果上，叫他从下面爬到上面来，可不是先看见他的

头然后再看见他的脚么……

这段文字已充分表现出我的文章的长处和短处了。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这时候我还不满十五岁。二十五年来，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

我做了一个月的白话文，胆子大起来了,忽然决心做一部长篇的章回小说。小说的题目叫做“真如岛”，用意是“破除迷信，开通民智”。我拟了四十回的回目,便开始写下去了。第一回就在《旬报》第三期上发表(丙午十月初一日),回目是:

虞善仁疑心致疾孙绍武正论祛迷

这小说的开场一段是:

话说江西广信府贵溪县城外有一个热闹的市镇叫做神权镇,镇上有一条街叫做福儿街。这街尽头的地方有一所高大的房子。有一天下午的时候，这屋的楼上有二人在那里说话。一个是一位老人，年纪大约五十以外的光景,鬓发已略有些花白了，躺在一张床上,把头靠近床沿,身上盖了一条厚被，面上甚是消瘦,好像是重病的模样。一个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后生,生得仪容端整,气概轩昂,坐在床前一只椅子上，听那个老人说话…….…

我小时最痛恨道教，所以这部小说的开场就放在张天师的家乡。但我实在不知道贵溪县的地理风俗，所以不久我就把书中的主

人翁孙绍武搬到我们徽州去了。

《竞业旬报》出到第十期，便停办了。我的小说续到第六回，也停止了。直到戊申年(一九〇八)三月十一日，《旬报》复活，第于一期才出世。但傅君剑已不来了,编辑无人负责，我也不大高兴投稿了。到了戊申七月，《旬报》第二十四期以下就归我编辑。从第二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我做了不少的文字，有时候全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我做的。《真如岛》也从第二十四期上续作下去，续到第十一回,《旬报》停刊了，我的小说也从此停止了。这时期我改用了“铁儿”的笔名。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给了我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在家乡和在学校得着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叙述出来。《旬报》的办事人从来没有干涉我的言论，所以我能充分发挥我的思想，尤其是我对于宗教迷信的思想。例如《真如岛》小说第八回里，孙绍武这样讨论“因果”的问题:

这“因果”二字，很难说的。从前有人说，“譬如窗外这一树花儿，枝枝朵朵都是一样，何曾有什么好歹善恶的分别?不多一会，起了一阵狂风，把一树花吹一个'花落花飞飞满天’，那许多花朵，有的吹上帘栊，落在锦茵之上;有的吹出墙外，落在粪溷之中。这落花的好歹不同，难道好说是这几枝花的善恶报应不成?”这话很是，但是我的意思却还不止此。大约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个因，必收一个果。譬如吃饭自然会饱，吃酒自然会醉。有了吃饭吃酒两件原因，自然会生出醉饱两个结果来。但是吃饭是饭的作用生出饱来，种瓜是瓜的作用生出新瓜来。其中并没有什么人为之主宰。如果有什么人为主宰,什么上帝哪，菩萨

哪，既能罚恶人于既作孽之后，为什么不能禁之于未作孽之前呢?……"天”要是真有这么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个个都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恶人，让他在世间作恶，后来又叫他受许多报应，这可不是书上说的“出尔反尔”么?……总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恶，便不能罚那恶人。……

落花一段引的是范缜的话(看《自述》第三章),后半是我自己的议论。这是很不迟疑的无神论。这时候我另在《旬报》上发表了一些“无鬼丛话”,第一条就引司马温公“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锉烧春磨，亦无所施”的话,和范缜“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的话。(参看第三章)第二条引苏东坡的诗“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第二条痛骂《西游记》和《封神榜》,其中有这样的话:

夫士君子处颓敝之世,不能摩顶放踵敞口焦舌以挽滔滔之狂澜，曷若隐遁穷邃,与木石终其身!更安忍随波逐流，阿谀取容于当世，用自私利其身?(本条前面说《封神榜》的作者把书稿送给他的女儿作嫁资，其婿果然因此发财。所以此处有“自私利”的话。)天壤间果有鬼神者，则地狱之设正为此辈!此其人更安有着书资格耶!(《丛话》原是用文言作的。)

这是戊申(一九〇八)年八月发表的。谁也梦想不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居然很热心的替《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如果他有好材料，也许他将来还替《封神榜》作考证哩!

在《无鬼丛话》的第三条里，我还接着说:

《王制》有之:“托于鬼神时日卜筮以乱众者，诛。"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掌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嗟夫,吾昔谓“数千年来仅得许多脓包皇帝。混帐圣贤”，吾岂好詈人哉?吾岂好詈人哉?

这里很有“卫道”的臭味,但也可以表现我在不满十七岁时的思想路子。《丛话》第四条说:

吾尝持无鬼之说，论者或咎余,谓举一切地狱因果之说而摧陷之，使人人敢于为恶，殊悖先王神道设教之旨。此言余不能受也。今日地狱因果之说盛行，而恶人益多,民德日落，神道设教之成效果何如者!且处兹思想竞争时代，不去此种种魔障，思想又乌从而生耶?

这种夸大的口气，出在一个十七岁孩子的笔下，未免叫人读了冷笑。但我现在回看我在那时代的见解，总算是自己独立想过几年的结果，比起现今一班在几个抽象名词里翻筋斗的少年人们，我还不感觉惭愧。

《竞业旬报》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记了。前年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曾登报征求全份的《竞业旬报》--大概他们不知道这里面一大半的文字是胡适做的--似乎也没有效果。我靠几个老朋友的帮忙，搜求了几年，至今还不曾凑成全份。今年回头看看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很诧异的是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期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了。例如我在《旬报》第三十六期上发表一篇《苟且》，痛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说“苟且”二

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把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我在《真如岛》小说第十一回(《旬报》三十七期)论扶乩的迷信，也说:

程正翁，你想罢。别说没有鬼神,即使有鬼神,那关帝、吕祖何等尊严,岂肯听那一二张符诀的号召?这种道理总算浅极了，稍微想一想，便可懂得。只可怜我们中国人总不肯想，只晓得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国民愚到这步田地，照我的眼光看来，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所以宋朝大儒程伊川说“学原于思”,这区区四个字简直是千古至言。--郑先生说到这里，回过头来，对翼华、翼璜道:程子这句话，你们都可写作座右铭。

“学原于思”一句话是我在澄衷学堂读朱子《近思录》时注意到的。我后来的思想走上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也正是因为我从十几岁时就那样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

又如那时代我在李莘伯办的《安徽白话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承继之不近人情》(转载在《旬报》廿九期)，我不但反对承继儿子，并且根本疑问“为什么一定要儿子”?此文的末尾有一段说:

我如今要荐一个极孝顺永远孝顺的儿子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这个儿子是谁呢?便是“社会”……你看那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的名誉，万古流传，永不湮没，全社会都崇拜他们，纪念他们;无论他们有子孙没有子孙，我们纪念着他们，总不少减;也只为他们有功于社会，所以社会永远感谢他们，纪念他们。阿哙哙，这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的孝子

资孙多极了，多极了!……一个人能做许多有益于大众有功于大众的事业，便可以把全社会都成了他的孝子贤孙。列位要记得:儿子孙子，亲生的，承继的，都靠不住。只有我所养的孝子顺孙是万无一失的。

这些意思,最初起于我小时看见我的三哥出继珍伯父家的痛苦情形,是从一个真问题上慢慢想出来的一些结论。这一点种子，在四五年后，我因读培根(Bacon)的论文有点感触，在日记里写成我的《无后主义》。在十年之后，又因为我母亲之死引起了一些感想，我才写成《不朽:我的宗教》一文,发挥“社会不朽”的思想。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话报，如《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宁波白话报》《潮洲白话报》，都没有长久的寿命。光绪宣统之间，范鸿仙等办《国民白话日报》，李莘伯办《安徽白话报》，都有我的文字，但这两个报都只有几个月的寿命。《竞业旬报》出到四十期，要算最长寿的白话报了。我从第一期投稿起，直到他停办时止，中间不过有短时期没有我的文字。和《竞业旬报》有编辑关系的人，如傅君剑，如张丹斧，如叶德争，都没有我的长久关系，也没有我的长期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三)

我进中国公学不到半年，就得了脚气病，不能不告假医病

我住在上海南市瑞兴泰茶叶店里养病,偶然翻读吴汝纶选的种古文读本，其中第四册全是古诗歌。这是我第一次读古体诗歌，我忽然感觉很大的兴趣。病中每天读熟几首，不久就把这一册古诗读完了。我小时曾读一本律诗，毫不觉得有兴味;这回看了这些乐府歌辞和五七言诗歌,才知道诗歌原来是这样自由的才知道做诗原来不必先学对仗。我背熟的第一首诗是《木兰辞》，第二首是《饮马长城窟行》，第三是《古诗十九首》。一路下去，直到陶潜、杜甫，我都喜欢读。读完了吴汝纶的选本，我又在二哥的藏书里寻得了《陶渊明集》和《白香山诗选》，后来又买了一部《杜诗镜诠》。这时代我专读古体歌行，不肯再读律诗;偶然也读一些五七言绝句。

有一天，我回学堂去，路过《竞业旬报》社,我进去看傅君剑,他说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我回到了宿舍，写了一首送别诗，自己带给君剑，问他像不像诗。这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开端是“我以何因缘，得交傅君剑”。君剑很夸奖我的送别诗，但我终有点不自信。过了一天，他送了一首《留别适之即和赠别之作》来，用日本卷笺写好，我打开一看,真吓了一跳。他诗中有“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两句，在我这刚满十五岁的小孩子的眼里，这真是受宠若惊了!“难道他是说谎话哄小孩子吗?”我忍不住这样想。君剑这幅诗笺，我赶快藏了，不敢给人看。然而他这两句鼓励小孩子的话可害苦我了!从此以后，我就发愤读诗，想要做个诗人了。有时候，我在课堂上，先生在黑板上解高等代数的算式，我却在斯密司的《大代数学》底下翻《诗韵合璧》。练习簿上写的不是算式，是一首未完的纪游诗。一两年前我半夜里偷点着蜡烛，伏在枕头上演习代数问题，那种算学兴趣现在都被做诗的新兴趣赶跑了!我在病脚气的几个月之中发见了一个新世界，同时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从此走上了文学史

学的路，后来几次想矫正回来，想走到自然科学的路上去，但兴题已深，习惯已成，终无法挽回了。

丁未正月(一九〇七)我游苏州,三月与中国公学全体同学旅行到杭州，我都有诗纪游。我那时全不知道“诗韵”是什么，只依家乡的方音,念起来同韵便算同韵。在西湖上写了一首绝句，只押了两个韵脚，杨千里先生看了大笑，说，一个字在"尤”韵，一个字在“萧”韵。他替我改了两句，意思全不是我的了。我才知道做诗要硬记诗韵，并且不妨牺牲诗的意思来迁就诗的韵脚。

丁未五月，我因脚气病又发了，遂回家乡养病。(我们徽州人在上海得了脚气病，必须赶紧回家乡，行到钱塘江的上游,脚肿便渐渐退了。)我在家中住了两个多月，母亲很高兴。从此以后，我十年不归家(一九〇七一一九一七)，那是母亲和我都没有料到的。那一次在家，和近仁叔相聚甚久，他很鼓励我作诗。在家中和路上我都有诗。这时候我读了不少白居易的诗，所以我这时期的诗，如在家乡做的《弃父行》，很表现《长庆集》的影响。

丁未以后，我在学校里颇有少年诗人之名，常常和同学们唱和。有一次我仿了一首五言律诗，押了一个“颉”字韵，同学和教员和作的诗有十几首之多。同学中如汤昭(保民)、朱经(经农)、任鸿隽(叔永)、沈翼孙(燕谋)等都能作诗;教员中如胡梓方先生、石一参先生等，也都爱提倡诗词。梓方先生即是后来出名的诗人胡诗庐，这时候他教我们的英文,英文教员能做中国诗词，这是当日中国公学的一种特色。还有一位英文教员姚康侯先生,是辜鸿铭先生的学生，也是很讲究中国文学的。辜先生译的《痴汉骑马歌》,其实是姚康侯先生和几位同门修改润色的。姚先生在课堂上常教我们翻译，从英文译汉文,或从汉文译英文。有时候，我们自己从读本里挑出爱读的英文诗，邀几个能诗的同学分头翻译成中国诗，拿去给姚先生和胡先生评改。姚先生常

劝我们看辜鸿铭译的《论语》,他说这是翻译的模范。但五六年后,我得读辜先生译的《中庸》，感觉很大的失望。大概当时所谓翻译,都侧重自由的意译,务必要“典雅”，而不妨变动原文的意义与文字。这种训练也有他的用处，可以使学生时时想到中西文字异同之处,时时想某一句话应该怎样翻译，才可算“达”与“雅”。我记得我们试译 ThommsCampbell Soldier’s Deram一篇诗,中有Scaurecrow一个字,我们大家想了几天，想不出一个典雅的译法。但是这种工夫,现在回想起来,不算是浪费了的。

我初学做诗,不敢做律诗,因为我不曾学过对对子，觉得那是很难的事。戊申(一九〇八)以后,我偶然试做一两首五言律诗来送朋友,觉得并不很难,后来我也常常做五七言律诗了。做惯律诗之后,我才明白这种体裁是似难而实易的把戏;不必有内容,不必有情绪,不必有意思,只要会变戏法会搬运典故，会调音节,会对对子,就可以诌成一首律诗。这种体裁最宜于做没有内容的应酬诗,无论是殿廷上应酬皇帝,或寄宿舍里送别朋友,把头摇几摇，想出了中间两联，凑上一头一尾，就是一首诗了:如果是限韵或和韵的诗,只消从韵脚上去着想,那就更容易了。大概律诗的体裁和步韵的方法，所以不能废除，正因为这都是最方便的戏法。我那时读杜甫的五言律诗最多，所以我做的五律颇受他的影响。七言律诗，我觉得没有一首能满意的，所以我做了几首之后就不做了。

现在我把我在那时做的诗钞几首在这里，也算一个时期的纪念:

秋日梦返故居(戊申八月)

秋高风怒号,客子中怀乱。抚枕一太息,悠悠归里闬。

入门拜慈母，母方抚孙玩。齐儿见叔来，牙牙似相唤。拜母复入室，诸嫂同炊舞。问答乃未已，举头日已旰。方期长聚首，岂复疑梦幻?年来历世故，遭际多优患。耿耿苦思家。听人讥斥鸡。(玩字原作弄，是误用方音，前年改玩字。)军人梦(译 Thomas Campbell’s A Soldier’s Drem)(茂中)籍声销歇暮云沉,耿耿天河灿列星。战士创痍横满地。倦者酣眠创者逝。枕戈藉草亦蘧然,时见刍人影摇曳。长夜沉沉夜未央,陶然入梦已三次。梦中忽自顾，身已离行伍,秋风拂襟袖,独行殊踽踽。惟见日东出,迎我归乡土。纵横阡陌间,尽是钓游迹，时闻老农刈稻歌,又听牛羊嗥山脊。归来戚友咸燕集,誓言不复相离别。娇儿数数亲吾额，少妇情深自呜咽。举室争言君已倦,幸得归休免征战。惊回好梦日熹微，梦魂渺渺成虚愿。(刍人原作刍灵，今年改。)

酒醒(已酉)

酒能销万虑,已分醉如泥。烛泪流干后,更声断续时，醒来还苦忆,起坐一沉思。窗外东风峭,星光淡欲垂。

女优陆菊芬演纺棉花(己酉)

永夜亲机杼,悠悠念远人。朱弦纤指弄,一曲翠眉颦。满座天涯客,无端旅思新。未应儿女语,争奈不胜春!

秋柳 有序 (己酉)

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质,际兹高秋，独能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岂老氏所谓能以弱存者耶?感

而赋之。

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西风莫笑长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西风莫笑,原作“凭君漫说”,民国五年改。长条原作“柔条”,十八年改。)

(第3卷第 10期,约1931 年8、9 月间出版)

2022-12-08 18:5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