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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2012年12月21日的末日预言，中国人再次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网易援引益普索市场咨询有限公司的调查称，在21个国家的民众中，高达20%的中国人愿意相信玛雅末日，其比例居全球之冠，而其它国家如俄罗斯、韩国、日本、美国和法国，则仅有10~13%的民众相信此类预言。该项调查透彻地表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笃信末日预言的真实性，认真规划应对策略，并制造出各种充满戏谑性的事件。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新闻调查还发现，在“末日恐惧指数”方面，中国民众大致可分为四个等级。指数为5者，其表现为变卖不动产，捐掉全部个人钱财，与家人和同事含泪诀别；指数为4者，多抢购逃生工具，或在网上购买船票，企图独自躲避灾难；指数为3者，确信所谓“三日黑夜说”，抢购蜡烛、方便面和纯净水，这部分人群占“信众”的绝大多数；指数为2者，将“末日”视为一种全新的节日，与朋友或情人聚餐，共度“末夜”良宵。这是所有末日人群中最“潇洒”的一族，他们以彻夜狂欢的方式，超越了隐于内心深处的恐惧。

对于末日叙事的过敏性反应，似乎已成为中国人的心理传统。2003年非典爆发，因传言煲醋和喝板蓝根可以防疫，遂涌现抢购米醋和板蓝根风潮；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和核泄漏，因传言吃碘盐可预防辐射，中国各地掀起抢盐狂潮。它们跟抢购蜡烛事件一起，谱写着末日肥皂剧的生动剧情。但那些烛光并未因此照亮中国人的美妙未来。

末日恐惧综合症，显然是民众不安全焦虑的集中表达。它放大了中国人对于现实灾难的忧虑和骇怕，而这只能导源于不安全的国家现实。没有充分有效的社会福利保障，没有卓然有效的重症医疗保险，没有稳定可靠的人民币值，没有诚实健康的股市，没有对于私有财产（房屋）的坚定庇护，更没有安全健康的食品、饮水、空气保障，公正合理的行政管理和司法警政，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孩童教育，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的严重缺席，组合成强大的不安全系数，围困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投射为一种类似“末日”的宏大场景。

毫无疑问，“末日”是关于零度安全的象征符号，它喻写了一个动荡不安的现实。没有什么比“末日”一词，更准确地描述了中国人的生活感受。对于许多民众来说，每天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末日，而他们又总是在第二天获得重生。这些毫无“幸福感”可言的生命，犹如一些脆弱、痛苦和神经质的钟摆，长久悸动在末日与重生、绝望和希望、挫败与抗争之间。

导致中国人末日情结的另一因素，是难以摆脱的历史记忆。近100年来，中国始终处于接踵而至的公共灾难之中。刚从1942年的大饥荒、日本占领军的侵略战争中解脱出来，又被迫陷身于严酷的国内战争，十年之后，还要再度卷入三年大饥荒的死亡浪潮，继而又被巨大的文革苦难洪流所吞没，如此等等。这些20世纪的黑色记忆，犹如永久缠绕的噩梦。鉴于没有确立规避重大灾祸的政治机制，上述灾难随时会卷土重来。

应对“末日”的基本策略就是逃亡，这引发了我所指称的“泰坦尼克效应”。大批官员家属、企业主和中产阶级向西方国家逃迁，在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地，形成前所未有的入籍、购房、转移资产的涌流。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楼下，每天都簇拥着大批申请移民签证的人群，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胜利大逃亡的笑容。鉴于破罐破摔的末日情结，它还引发了更加嚣张的贪污、腐败和反道德行为。离弃祖国者，以糟践它的方式告别了故土。这种行径只能加剧本土国民生态的劣化，形成恶性循环的格局。

历史上出现过的末日预言，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来自科学家或科普作家，如1910年地球与哈雷彗星相撞，2000年1月1日的千年虫事变，以及作家理查德·诺纳预言2000年将迎来地球又一冰河纪，很多人将被冻死等等；第二类来自基督教及其衍生教派，如基督教电视福音传教士帕特·罗伯森关于1982年的末日审判、“上帝教”牧师罗纳德·温兰预言的2008年末日等；第三类则来自职业预言家如诺查丹马斯，他最着名的预言是：“在1999年的第7个月，伟大的恐怖之王将从天而降”。所有这些末日预言，最终都被证明是“一场虚惊”。人类似乎每次都能轻易地摆脱死神的追击。

然而，就在我们大肆嘲笑末日预言的失败之际，应当留意这种预言背后的寓言性。尽管世俗生活的末世并未如期降临，但它却在另一层级上构成某种隐秘的现实。就哲学隐喻的角度而言，末日就是关于人类（国族）堕落的严厉警告，它旨在吁请我们起而审判那些黑暗腐败的事物，展开精神层面的自我救赎，以期获得灵魂重生的契机。末日叙事激发了我们的终极关怀。刘再复撰文正确地指出：“全人类都应当倾听末日的警告，而思想者、诗人（作家）、哲人更应当倾听。唯有倾听，才能正视正在全世界蔓延的末日现象，才能面对这些‘末日’现象，认真思考人类的命运。”

网载 2015-08-25 16: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