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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我们都知道“亚洲四小龙”——台湾、新加坡、韩国和香港，加上日本，这“五条龙”正好从北到南沿着太平洋，包围着中国的东南面。当初，“四小龙”在经济上开始腾飞，但在政治上，他们还是集权的国家或是殖民地。今天，这“四小龙”中，台湾和韩国已经完成了民主化，新加坡的民主进程比起八十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香港正在争取真正的普选；日本则在二战后就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议会民主政治。

中国东、南面的“五条龙”在实现民主化后，其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繁荣，一些经济和社会指标一直大大领先于中国。我们通过下面的图表和分析来看看这些民主化的国家的状况。

“五龙”的政治演变和社会发展的分析

韩国

韩国在1987年之前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朴正熙和全斗焕是通过军事政变而获得韩国总统职位的。在朴正熙时代，在专制独裁之下，韩国有过经济上的“汉江奇迹”，但是朴正熙坚持认为民主根本就不符合韩国的国情，韩国人民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全斗焕在1980年5月军事镇压了光州人民的民主运动，史称“光州事件”。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前，韩国人民终于取得民主的胜利，韩国人民在1987年12月底举行了第一次真正的大选。在20年的民主发展后，2007年由保守派的大国家党李明博获得总统选举的大胜，标志着韩国民主转型的已臻成熟；2012年大独裁者朴正熙的女儿顺利当选更加证明韩国民主的成功。这也就是说，民主在韩国已不是革命派或激进派的理想政治，而是一个社会理性的选择。社会最终可以选择由保守派当政或者允许当初独裁者的后裔来执政。

韩国在1960年是属于世界最穷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00美元；1986年的GDP是900亿美元，人均生产总值是2000美元。今天，在民主发展20多年后，一个只有5000万人口的韩国已经是世界第12大经济体，世界购买力居第13位，GDP超过1万亿，在世界上排名1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3万美金。

台湾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1986年的《世界概况》，台湾当年的GDP是566亿美元，人均生产总值是2980美元。当年的行政体制是“一党总统制”(One-party Presidential regime)。当年的国民党在台湾实施戒严，剥夺人民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只允许几个花瓶党存在，同时大量地逮捕和关押异见人士。

执政的国民党在1987年解除戒严，1996年实行总统直选，2000年台湾第一次实行政党轮换，过去受压制的民进党上台。2008年失势的国民党再次通过选举获得总统职位，并在立法院获得多数席位。到2008年，台湾的民主已趋完善，革命或民主运动的概念已经成为历史，人民已经开始用理性来选择台湾社会的最大利益，并进行投票。

台湾在八十年代经济上已经是亚洲发展的“四小龙”之一，民主的发展使其在经济的发展上更上一层楼。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发表的信息，台湾2014年的GDP是4890亿美元，排名第2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4.1万美元，是1986年的13倍多。

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多元的社会，除了政党以外，台湾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台湾对前领导人陈水扁的审判也标志着台湾已经是一个发达的法治社会。台湾绿色指标远低于大陆。台湾在过去几年的政治运动中，虽然有立法会的打架，2006年的红衫军运动，以及最近的“太阳花”学生抗争等社会运动，执政当局都没有将这些事情当作中国似“群体性事件”予以控制或镇压。这些运动并没有导致台湾的社会动荡。台湾政府的清廉程度在世界上排名大大领先于中国大陆。民主已经使得台湾成为亚洲的一盏明灯。

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城邦国家，华人占其人口总数的74%强。新加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1963年加入马来联邦，1965年8月9日独立。新加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是经济发展的“亚洲四小龙”之一，1986年的GDP是176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值是7000美元。今天这个在世界上人口排在第116位的国家，GDP在世界上排名第35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在第8位，清廉度遥遥领先，排在第5位，环境指标属于非常健康范围里内。

新加坡在政治制度上是一个议会共和国。新加坡实行多党议会制，总理由多数党领袖担任。但是，新加坡在许多西方人眼里，是一个软威权主义国家，这不仅是因为新加坡保留严刑峻法，甚至保留有鞭刑，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并通过立法手段保持对自己有利的选区划分，同时通过政府投股的方式控制大媒体公司从而来控制舆论。从这些方面来看，新加坡的确是个威权国家。但是，在威权前面得加个“软”字。这个软式威权政权，表明新加坡在政治光谱上还是偏向民主政治。这是因为，那里的选举还是真实的，反对党也不是花瓶党，政府对于言论的控制还只停留在“诽谤”的控诉上面，没有那些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极权国家的“颠覆国家”等罪名。另外，那里的司法还是独立的；那里的宪法没有强烈的宗教和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执政党的统治没有建立在其“支部建立在居委会”的基础上；人民的基本自由还是有保障的。

香港

香港在1986年在政治上是英国的殖民地。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虽然香港本土没有民主的机制，但是英国本土则是一个民主的摇篮。尽管港督是英王的代表，集立法和行政于一身，但是港督受到英国政府制约。英国政治的核心是议会政治。英国在香港的一百多年统治也给香港建立了一个人民可依赖的独立司法制度和人民尊重司法权威的文化。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香港人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在财富和自由方面有基本的保障。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在1997年主权回归中国之前，在政治的光谱上应化为民主国家的队列里。

1997年后，在形式上，香港的民主化程度大于港督政府时期，比如香港的行政长官由一个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立法会也有一大半（70名议员中的35名）由地方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另外，2017年的行政长官将由选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直接选举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将会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选举方式。但是，行政长官的提名权还是掌控在一个1200名提名委员会的手里，而提名委员会则是由中共中央控制的，所以香港民众挑战行政长官的提名制度。他们不仅要有选举权，而且要有被选举权，实行真正的普选。这是香港2014年“雨伞运动”的直接诉求。从某种角度说，因为中央政府不是民一主选举产生的，而且中一央政府在控制香港的选举，回归后的香港在政治的光谱上越来越远离民一主。

尽管如此，比起中国大陆来说，香港算是一个自由的社会。香港的经济发展在港督政府时期就独树一帜。1985年的香港，其GDP有333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000美元，经济增长率为4%。

香港回归后，香港经济是否比港英时期好，一直有些争论。虽然香港的经济速度放慢了些，因为有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持，总体上应当说没有倒退。值得深思的是，香港在回归后，公民运动和政党运动比起港英时期要活跃得多。这些运动包括，每年的维园的“六一的一四”纪念活动、“七的一”大游行、2003年的反对“二的十的三的条”立法的抗议和2014年的“雨一的伞运动”。最具有启示意义的是，这些推动民一主的政治运动并没有成为香港经济的绊脚石。除了因“占一中一运一动”使局部的交通受到影响以及对于部分商店有些影响外，香港的经济总体上没受影响，其恒生指数甚至上扬，旅游业不但没有下滑，反而上升——这些情况都还是在中一央和港一府大力压制的情况下产生的，如果政府对民众的政治抗议采取更加容忍的态度，那么，不仅民众的抗议的程度要减小和减少，而且抗议的短期和局部的影响也会是微乎其微。结论非常清楚，政治运动，比如上街游行，对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正能量”的推动作用。

日本

日本是亚洲最早和最稳定的民主国家，其经济曾长期是世界老二。日本为君主立宪国。日本现代的宪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帮助设计的。宪法订明“主权在民”，而天皇则为“日本国及人民团结的象征”，没有赋予任何政治权力。日本实行三权分立：立法权归两院制国会；司法权归裁判所，即法院；行政权归内阁、地方公共团体及中央省厅。

作为战败国，日本是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发展的。日本的经济从上个世界七十年代起，就是世界的一个奇葩。虽然，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日本的经济速度放缓，但是日本的GDP一直到2010年一直保持世界的老二。日本在2004年末海外的纯资产高达1.8万亿美元。日本的人均生产总值远远高于中国，处于世界的第24位。

日本的民主制度不仅使其经济成为世界的奇迹，而且民主制度使日本保留了其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他们学习西方最早、最彻底，但是没有扔掉他们的传统。日本人在2011年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海啸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冷静、坚强和秩序，使得世界人民为之叹服。

综合以上对几个民主国家和地区的考察可以看到，学习西方走向民主，不会让一个国家殖民化，也不会丢掉该国的传统。其次，实行民主制度不但可以得到长治久安、经济发展，而且发展的代价也是最小的。在本文开头的表格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围绕中国的五个民主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经济不仅发展了，而且腐败程度和环境污染程度都比中国低得多。中国北京的雾霾指数是东京、台北、首尔的好几倍。再次，上街游行和其他的抗议在那些民主国家里都是常态。那些政治活动并没有成为该国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障碍。反过来，中国无组织的群体事件比起那些民主国家的政治活动要多得多，对社会的伤害也不小。群体事件的发生正是因为没有正常的表达渠道（如言论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和缺乏法治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民主。

杨非羊 2015-08-23 08:5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