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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让我吃惊的是，中国人在谈到自己国家的困难，在谈到统治者对民众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时候，常常会装出一幅对人性有颇深认识的样子，无辜地直视你的眼睛说：如果你在台上，难道不会这样做吗！

文 | 杨恒均

德国无疑是美丽的，也是我最喜欢参观的国家之一。但到了德国，我最想去的地方，却不是它最美丽的莱茵河畔、阿尔卑斯山，以及仿如童话书里跳出来的古城堡，反而是它身上暴露人类最丑陋的地方——

有些地方去一次就可以了，有些地方一次不去也不必遗憾，可有些地方——例如我说的德国这些人类最丑陋的地方，去一次却绝对不够。因为随着年龄、知识和阅历的增长，每去一次，你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我说的是柏林墙、二战轰炸遗迹，以及纳粹大屠杀遗址和纪念馆这种让你想到人类最丑陋之处的地方。从残存的那条柏林墙慢慢走到大屠杀纪念馆，远远就看到那群密密麻麻的石柱，一根一根沉默、沉重地竖立在那里，每一根都好似铁钉一样直插进人类的良知……孩子们在石碑间嬉闹，大人们在石碑间沉思，死者在石柱间诉说……

进入到地下的纪念馆，短短一百米不到的行程，已经让你再次怀疑人类是否真有良知这种东西，就在你感到绝望的时候，从昏暗的墓室似的展览馆里的某个角 落传来一位年轻女士的啜泣声，你绝望的心为之一动，你四下张望，声音时断时续，你无法判断是哪一个女子发出的，可你目光扫到之处，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 过国家的参观者，每个人的眼圈都有些湿润……于是，你又开始思考，也许人类还是有良知的……

到了这种地方，你是无法思考问题的，你甚至连战争、政治以及人类的前途这类大问题也无暇顾及，因为，在这里，你唯一感受到的是人性——人性的恶，与人性的善……

你感受到了，却绝对无法想通，正如人类过去几千年也没有闹明白自己的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一样，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再给我们几千年，照样也无法弄清楚。

走出纪念馆，看看今天的德国，我的心情并不轻松。现在的德国，二战轰炸的遗迹比比皆是，到处都有大屠杀的纪念馆和纪念碑，可你发现，他们却早已经走出了屠杀与轰炸的阴影，没事人一样的快乐的活着。

第一次到日本和德国的时候，我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才短短的半个多世纪啊，他们怎么能够从那么邪恶的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的帮凶变得如此彬彬有礼，甚至 比我们这些当时的受害者看上去还道德高尚的样子？人性怎么可以如此朝令夕改、变幻莫测？几千年困扰人类的人性问题，在德国人身上这种极端的作恶和极端的改 邪归正上，得到了反思，得到了答案没有？

不错，德国人真诚的道歉了，但那能在人性的层面给世人一个满意的说法吗？当然不能，可我们都知道，无论真诚道歉的德国，还是躲躲闪闪的日本，他们都在制度层面，给了世人一个满意的答复。他们没有反思自己的本性，却用制度告诉我们，那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二战的罪行与带给人类的巨大破坏让人类感到心寒，却也因此催生了各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我们知道了，人性无法改变，甚至无法彻底了解，可制度却可以改 变。人性再好，不能当饭吃，人性再坏，我们人类也不能去集体自杀。可建立好的制度就不同了——一种可以光大人性的善同时可以约束人性之恶的民主制度是人类 在几千年无法遏止自己的人性后找到的最不坏的出路。

有人可能会质问我，如果说人性是善，建立起了民主制度还情有可原，可人性是恶的，怎么也可以建立起最好的民主制度，从而又来限制人性中的邪恶？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这正是我今天在大屠杀纪念馆里思考的一个问题。民主制度的建立恰恰不是一些对人性充满希望的人，更不是那些认为自己是圣人的人，民主制度出现在美国并不出奇，他们本来就是对欧洲大陆人性失望的人，经过九死一生的海上颠簸，来到美国，决定建立新制度。这个制度唯一要做到的，就是他人不能对“我”干坏事，“我”能够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澳洲的民主建设者甚至都是真正的罪犯，但真正的罪犯也有不愿意被他人侵害的愿望。

如果人性自私，每一个人都想损人利己，甚至每一个人类心里都隐藏着一个希特勒的话，这样的人类到一起，如果不想毁灭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谁也不损害谁，让每一个人心中的希特勒都受到遏制的制度——有法治，对权力有最大制衡的民主制度！

我行走世界各地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人类的本性从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这一点，很多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深有体会，外国人如果真不受制度约束，要使 坏，要干邪恶的事，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将比制造先进的卫星和核子武器一样，照样可以把我们中国人甩在后面至少二十年。世界上很多残忍的罪行，和损人利己的 事，并不都是发生在中国，而很多是源于西方的。

我看不惯同胞对我说中国人的良心如何如何的坏，我们的民族如何如何的没有希望，我想他们一定没有在海外生活过，更不会在大屠杀纪念馆里认真思考一下制度和人性的关系。我们如果只记得甚至夸大自己的苦难，而忘记诸如希特勒这种人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我们不会从自己的苦难中看到出路和希望的。

对人性与制度关系的认识，是让我对中国的前途持乐观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的，如果人性本善，我们都是大公无私的，每一个人都向善，那么一种互利的 民主制度迟早会到来的；而如果人性本恶，我们都自私自利，那么一种互相制衡，约束他人无法对我胡作非为的民主制度将可能会更快的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很简单 的道理，没有什么复杂的。那些把这个事情越弄越复杂的，是自己陷入了人性的漩涡无法自拔而已。

二战后的德国虽然多次表达歉意，总理甚至在大屠杀纪念碑前跪了下来，但我们看到他们除了制度建设外（例如建立尊重人权崇尚普世价值的《宪法》），其 实并没有在人性的高度给世界一个说法，他们甚至没有在道歉中说，我们德国人的人性坏了，或者那时的德国人是坏蛋！也没有向我们保证他们要改造自己的人性； 而日本不但没有给我们一个真诚的道歉，甚至让我们继续感觉到人性的悲哀。问题在于，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它们都确立了一种新的制度，那种制度向世人保证 了，两国的制度只要不被破坏，它们都不会重蹈覆辙，给世人带来灾难了。

相比较德国、日本在制度上反思，其他一些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由于不去反思制度，或者不被允许去反思制度，结果对发生在自己身上苦难，只能始终在道德、文化和人性的圈子里打转——毒奶粉事件出来，我们悲叹中国人心坏了；豆腐渣工程出现了，我们痛不欲生；官员们嫖幼童，女士自卫杀了要强奸自己的官员，每一件这类事件出现，我们都看到了自己民族身上人性的悲哀。我们认为已经无可救救药了。我们都对自己的文化、道德和人性一再拷问，弄到最后，弄得我们得出的唯一结论是：中国人不是好人！——仿佛我们只有集体自杀才能挽救自己似的。

在这种自我拷问中，我们忘记了，无论是希特勒手下的德国人，还是侵华时的日本人，他们的邪恶甚至至今都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可他们至今也没有去反思自己的文化和人性，更没有认定“德国人是最坏的，不可救药了”， 如果那样的话，不可能有今天繁荣昌盛的德国。他们只是简单的改变了制度，改变了游戏规则——就这么简单！

可怜的中国同胞，由于谈论制度成为禁忌，于是他们从想改变人性，到对人性百依百顺，对人性折腾够了，又来折腾文化。从人性本善从而群情激动的极端， 走向人性本恶于是无所作为的死胡同。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到年轻人扬言，如果我们强大了，一定要让日本人甚至美国人知道我们的利害（那里还甚至包括强奸人家的 妇女）。

而更让我吃惊的是，中国人在谈到自己国家的困难，在谈到统治者对民众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时候，常常会装出一幅对人性有颇深认识的样子，无辜地直视你的眼睛说：如果你在台上，难道不会这样做吗！

正是陷入这种对人性的无可奈何的认识中，让我们中国人开始看破红尘，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于是，我们理解了贪官（如果我在那个位置上，也会贪的，谁 不喜欢美女呢？），我们理解了对他人人权的漠视（有些人要活得好一些，其他人就得差一些嘛，怎么可能都活得好？），我们甚至理解了镇压（不镇压不行 啊！），我们对历史上的苦难开始学会保持沉默，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开始认同只要人性不变，那么即便我们有一天拥有了那种不受限制的权力，也会像统 治者一样肆无忌惮……

我能说什么呢？在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在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纪念日，面对人类最残忍的罪行，我在思考人性和制度的关系，是的，也许人性无法改变，但制度却是有选择的。

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选择了可以遏制人性之恶的制度时，另外少数国家的制度却在不停地暴露和扩散人性之恶——

人性不是问题，问题在制度！

杨恒均 2015-08-23 08:5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