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武侠片里根本没有英雄 凤凰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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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精武门》(1972)剧照


晚会本质和泼皮贱相


大众娱乐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宣传替代理论。有宣传语是“每一个导演都有一个武侠梦”、“作为一个中国导演,最终要以一部武侠片来检验”。


似乎有理,武侠片是中国唯一的类型片嘛。但一个中国的作家不会因为没写过武侠小说,就不是作家,大多数作家也没有武侠梦,比如王朔认为喜欢舞枪弄棒是自卑的表现。


追溯武侠电影的历史,可发现很长一段时间,武侠电影是国力不足的心理补偿。李小龙一度是华人圈最大的明星,因为他“弘扬了民族自尊心”,很难想象,这种话会用在美国影帝盖博或法国影帝让·迦本身上,他俩的魅力来自他俩对美国和法国的冷嘲。


武侠电影的银幕英雄,最有名的是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他们在历史上、在银幕上都很可疑。


影视作品里,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但一个仇视日本人的人为何要聘日本医生?这是《精武门》系列作品的软肋。上海有钱人聘请日本医生,以轿车接送,来彰显身份,霍元甲随俗了。


平江不肖生写霍元甲成名,是在庚子之乱时,挺身而出,保护了洋人和教民,杀了义和团首领,美名响彻租界,转至海外,赢得欧美报纸颂扬。霍元甲不是民族英雄,是个国际友人。


陈真是个虚构人物,李连杰和甄子丹扮演的陈真都跟日本女人谈恋爱,日本武士有自律风度、有精神信仰,但突然就发神经地犯坏,以供合理宰杀。拍这种电影根据的不是故事原则,而是报复快感。这种快感需求延续到李小龙师父叶问身上,看过了,会有个疑问,我们为什么总要在电影里打洋人?我们到底打过了谁?


历史上的叶问没打过日本人和白种人,甚至一辈子没有查之有据的比武记录。这样的一个人成为民族英雄,说明我们太缺乏民族英雄。


香港有“泼皮贱相的审美”,喜欢混小子,大多数黄飞鸿都是嬉皮笑脸,像六七岁小孩一样自己娇惯自己,沉迷在占哥们儿口头便宜、占女人手头便宜的低俗趣味中,猛力扮可爱。



《黄飞鸿醉打八金刚》(1968年)宣传海报。“外国有占士邦,中国有黄飞鸿;占士邦好女色,黄飞鸿喜济贫。”


当然他们后来会突然成长,一脸正气,比武时懂得“手下留情”,被击倒的对手会感激地喊一声“黄飞鸿!”——这是一个名号的诞生,一个狠人的确立。不下狠手,就是最高道德了么?


黄飞鸿的起点是泼皮素质,终点是一个给人留面子的狠人,目的是维护一个家庭或一个招牌。起点太低,终点不高,难以称侠。我们的武侠片,几乎没有侠,叶问是为个人生存,和讨薪民工性质相同,“洋人不给钱”是两部《叶问》擂台大战的导火索。


英雄们有太多私仇,国恨是个外包装。而帮助不相干的人才能称侠,座头市出手,可都是为了路上偶遇的人。


纵观武侠片历史,没能塑造起英雄人物,各路英雄多鄙俗、幼稚、没文化,以“民族大义”藏拙,以“对外宣战”给观众以廉价兴奋。他们没有明确的爱情观、价值观、生死观,只靠“逼急了,拼了”应付一切。


——这话绝对了,并非尽数如此,但也大体如此。


武侠片历史上的大多数影片的性质和现今大片一样,不是叙事电影,是晚会。晚会没有价值观,只有口号,“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和“给您拜年了”性质一样。一个故事的核心是辨析价值观,一个晚会的核心是凑场面和凑名角。“武侠片是中国唯一的类型片”——这是宣传语,不实之言。类型片首先要确立一种特立的价值观,而不是类型元素,不能说有路有车,就是公路片,有马有戈壁,就是西部片。


武侠片还没发展到类型片的程度,武侠片不是一个影视传统,是一个晚会传统,如春节联欢晚会一样,是个以影视媒介表现的晚会。但大众喝彩了,电影赚钱了,所以一台台晚会就这么办下来了,有时会悲哀地想,我们的历史,只是一堆热闹。


“串一堆热闹”是清朝小说的思维,如同清朝的建筑花饰,繁复无聊。清朝小说整体不好,都是场面,对人对事无态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算什么态度?写得好,是文笔好,只是才子,而非小说家。读者也是看热闹,三百年的叙事传统,味道恶极。


恶味延续到影视,大众没有反胃,仍乐此不疲。人类发明的最邪恶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因为让人变得邪恶;人类发明的最无聊的东西是“文字狱”,因为让人变得无聊。多尔衮把文字狱一起,一个民族的心态就扭曲了,不讲是非,只求混日子了。


混日子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看热闹。八国联军屠北京的时候,好些北京人高兴坏了,四处看杀人的热闹,其中一人写了《王大点日记》,记录了大伙的兴致勃勃。可悲在于,这类人不是汉奸,他们是普通人。


价值观混乱的时候,人们只剩下看热闹。《丑陋的日本人》一书写美国大兵在街头强奸日本妇女时日本民众看热闹的情况,竟然说日本人的群体特性是没有命令不行动,只要有一个日本人喊“兄弟们上”,街头民众就会一拥而上,将美国兵干掉——作者不愿意谈日本战后的精神空虚,日本电影《人证》讲的就是“喊了白喊”的情况,人们没动,价值观混乱的人只会呆呆地看热闹。


我们之所以不能在电影里讲一个好故事,不是不聪明,不是没学问,是我们对价值观不感兴趣。看《故事》一书,可知不能混事,故事的本质是辨是非,无结论的故事不是没是非,而是将不同价值观并列给观众看,让观众去辨。


一个故事的最激动人心处,是价值观的冲突。历史上许多武侠片的价值观是不值一辨的,如“别人欺负你,要不要还手?没本事报复,难道发发火,也不行么?”陈真只为争取一个发火的权利,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英雄人物在故事原则上是不成立的,但在宣传语上成了“不可超越的经典”。


被评为武侠片大师的胡金铨有史学素养,有极高的绘画审美力,能拍出诗情画意,但他的巅峰之作《空山灵雨》展露了诸多禅宗典故,甚至拍了以女色修禅的宏大场面,一堆和尚看一堆女人洗澡,但结局竟然把纷争祸端——书法烧了,解决人贪念的方法,不是点化人心,而是毁可贵之物,高僧是个“怕事”、“图省事”的市井小人。


可以玩女人,不能留墨宝,“眼不见为净”算什么价值观?


才子是“可以成名句,不能成名篇”。只爱看热闹的人,是拍不出好电影的。大多数武侠片是不良心态的宣泄,难见到令人尊敬的人品,难见到值得思考的人格,与传统文化中的优质部分相隔遥远。


《刀与星辰》/徐皓峰/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6


凤凰读书 徐皓峰 2015-08-23 08: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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