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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精武门》（1972）剧照

晚会本质和泼皮贱相

大众娱乐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宣传替代理论。有宣传语是“每一个导演都有一个武侠梦”、“作为一个中国导演，最终要以一部武侠片来检验”。

似乎有理，武侠片是中国唯一的类型片嘛。但一个中国的作家不会因为没写过武侠小说，就不是作家，大多数作家也没有武侠梦，比如王朔认为喜欢舞枪弄棒是自卑的表现。

追溯武侠电影的历史，可发现很长一段时间，武侠电影是国力不足的心理补偿。李小龙一度是华人圈最大的明星，因为他“弘扬了民族自尊心”，很难想象，这种话会用在美国影帝盖博或法国影帝让·迦本身上，他俩的魅力来自他俩对美国和法国的冷嘲。

武侠电影的银幕英雄，最有名的是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他们在历史上、在银幕上都很可疑。

影视作品里，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但一个仇视日本人的人为何要聘日本医生？这是《精武门》系列作品的软肋。上海有钱人聘请日本医生，以轿车接送，来彰显身份，霍元甲随俗了。

平江不肖生写霍元甲成名，是在庚子之乱时，挺身而出，保护了洋人和教民，杀了义和团首领，美名响彻租界，转至海外，赢得欧美报纸颂扬。霍元甲不是民族英雄，是个国际友人。

陈真是个虚构人物，李连杰和甄子丹扮演的陈真都跟日本女人谈恋爱，日本武士有自律风度、有精神信仰，但突然就发神经地犯坏，以供合理宰杀。拍这种电影根据的不是故事原则，而是报复快感。这种快感需求延续到李小龙师父叶问身上，看过了，会有个疑问，我们为什么总要在电影里打洋人？我们到底打过了谁？

历史上的叶问没打过日本人和白种人，甚至一辈子没有查之有据的比武记录。这样的一个人成为民族英雄，说明我们太缺乏民族英雄。

香港有“泼皮贱相的审美”，喜欢混小子，大多数黄飞鸿都是嬉皮笑脸，像六七岁小孩一样自己娇惯自己，沉迷在占哥们儿口头便宜、占女人手头便宜的低俗趣味中，猛力扮可爱。

《黄飞鸿醉打八金刚》（1968年）宣传海报。“外国有占士邦，中国有黄飞鸿；占士邦好女色，黄飞鸿喜济贫。”

当然他们后来会突然成长，一脸正气，比武时懂得“手下留情”，被击倒的对手会感激地喊一声“黄飞鸿！”——这是一个名号的诞生，一个狠人的确立。不下狠手，就是最高道德了么？

黄飞鸿的起点是泼皮素质，终点是一个给人留面子的狠人，目的是维护一个家庭或一个招牌。起点太低，终点不高，难以称侠。我们的武侠片，几乎没有侠，叶问是为个人生存，和讨薪民工性质相同，“洋人不给钱”是两部《叶问》擂台大战的导火索。

英雄们有太多私仇，国恨是个外包装。而帮助不相干的人才能称侠，座头市出手，可都是为了路上偶遇的人。

纵观武侠片历史，没能塑造起英雄人物，各路英雄多鄙俗、幼稚、没文化，以“民族大义”藏拙，以“对外宣战”给观众以廉价兴奋。他们没有明确的爱情观、价值观、生死观，只靠“逼急了，拼了”应付一切。

——这话绝对了，并非尽数如此，但也大体如此。

武侠片历史上的大多数影片的性质和现今大片一样，不是叙事电影，是晚会。晚会没有价值观，只有口号，“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和“给您拜年了”性质一样。一个故事的核心是辨析价值观，一个晚会的核心是凑场面和凑名角。“武侠片是中国唯一的类型片”——这是宣传语，不实之言。类型片首先要确立一种特立的价值观，而不是类型元素，不能说有路有车，就是公路片，有马有戈壁，就是西部片。

武侠片还没发展到类型片的程度，武侠片不是一个影视传统，是一个晚会传统，如春节联欢晚会一样，是个以影视媒介表现的晚会。但大众喝彩了，电影赚钱了，所以一台台晚会就这么办下来了，有时会悲哀地想，我们的历史，只是一堆热闹。

“串一堆热闹”是清朝小说的思维，如同清朝的建筑花饰，繁复无聊。清朝小说整体不好，都是场面，对人对事无态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算什么态度？写得好，是文笔好，只是才子，而非小说家。读者也是看热闹，三百年的叙事传统，味道恶极。

恶味延续到影视，大众没有反胃，仍乐此不疲。人类发明的最邪恶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因为让人变得邪恶；人类发明的最无聊的东西是“文字狱”，因为让人变得无聊。多尔衮把文字狱一起，一个民族的心态就扭曲了，不讲是非，只求混日子了。

混日子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看热闹。八国联军屠北京的时候，好些北京人高兴坏了，四处看杀人的热闹，其中一人写了《王大点日记》，记录了大伙的兴致勃勃。可悲在于，这类人不是汉奸，他们是普通人。

价值观混乱的时候，人们只剩下看热闹。《丑陋的日本人》一书写美国大兵在街头强奸日本妇女时日本民众看热闹的情况，竟然说日本人的群体特性是没有命令不行动，只要有一个日本人喊“兄弟们上”，街头民众就会一拥而上，将美国兵干掉——作者不愿意谈日本战后的精神空虚，日本电影《人证》讲的就是“喊了白喊”的情况，人们没动，价值观混乱的人只会呆呆地看热闹。

我们之所以不能在电影里讲一个好故事，不是不聪明，不是没学问，是我们对价值观不感兴趣。看《故事》一书，可知不能混事，故事的本质是辨是非，无结论的故事不是没是非，而是将不同价值观并列给观众看，让观众去辨。

一个故事的最激动人心处，是价值观的冲突。历史上许多武侠片的价值观是不值一辨的，如“别人欺负你，要不要还手？没本事报复，难道发发火，也不行么？”陈真只为争取一个发火的权利，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英雄人物在故事原则上是不成立的，但在宣传语上成了“不可超越的经典”。

被评为武侠片大师的胡金铨有史学素养，有极高的绘画审美力，能拍出诗情画意，但他的巅峰之作《空山灵雨》展露了诸多禅宗典故，甚至拍了以女色修禅的宏大场面，一堆和尚看一堆女人洗澡，但结局竟然把纷争祸端——书法烧了，解决人贪念的方法，不是点化人心，而是毁可贵之物，高僧是个“怕事”、“图省事”的市井小人。

可以玩女人，不能留墨宝，“眼不见为净”算什么价值观？

才子是“可以成名句，不能成名篇”。只爱看热闹的人，是拍不出好电影的。大多数武侠片是不良心态的宣泄，难见到令人尊敬的人品，难见到值得思考的人格，与传统文化中的优质部分相隔遥远。

《刀与星辰》/徐皓峰/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6

凤凰读书 徐皓峰 2015-08-23 08:5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