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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11.16-1978.6.12）

唐晓渡认为，解放后的郭沫若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完全是“屈服于权力和政治中心话语”的结果，丁东则对晚年的郭沫若持着一种宽谅的口吻，他说：“自古以来，文人由士而仕，都难免以出让自我为代价”，“郭老的悲剧在于，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

在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曾明确宣称：“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他向往强有力的个人，在想象中塑造了那个具有无限能量的“天狗”式的自我形象，把是否有突出的个性看作诗的生命。他认为，“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底自然消涨’”。他还说，“具有音调的，不必一定是诗，但我们可以说，没有情调的，便决不是诗”，“非诗的内容，要借韵语表现时，使我们不生美的感情，甚至生出呕吐的”效果。

正因深信“个性”、“内在韵律”、“情调”是构成诗的基本要素和创作的根本原则，除此之外都是“非诗”的东西，在1928年完成诗集《恢复》之后，已有敏锐危机感的郭沫若决定不再写诗，而改写戏剧和从事历史研究。

唐晓渡认为，解放后的郭沫若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完全是“屈服于权力和政治中心话语”的结果，丁东则对晚年的郭沫若持着一种宽谅的口吻，他说：“自古以来，文人由士而仕，都难免以出让自我为代价”，“郭老的悲剧在于，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

郭沫若未必是真心背叛和抛弃艺术信仰，问题在于他已经不能再像20世纪20、30年代那样完全掌控住自己的笔。郭沫若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像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道德观念，深刻地支配着他的思想和感情，也深刻支配着他的言与行。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予了他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给了他连想都不敢想的最高的“礼遇”。对一生都处在飘泊和动荡之中的郭沫若来说，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和50年代整个社会和谐、健康与上进的气氛，与他和同代知识分子所长期奋斗与苦苦追求的“社会理想”应该是一拍即合的。

作为文人，他只有手中这一管笔；而“知恩图报”，则是他这一时期最适当和最真诚的个人表达。在此情况下，“歌颂”和“赞美”新时代成为郭沫若1949至1957年间诗歌创作的“主旋律”，是极其正常的，也是十分符合逻辑的。1949年9月20日他在《新华颂》一诗里写道：

人民中国，屹立亚东。

光芒万道，辐射寰空。

艰难缔造庆成功，

五星红旗遍地红。

生者众，物产丰，

工农长作主人翁。

1952年12月31日，在《记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用陈叔老原韵·其六》中流露了替国分忧的真实心情：

协商谈判是一端，

五国能齐举世欢。

漫道和平无原则，

还须增产克艰难。

1957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看到广大人民群众万头攒动的热闹情景，不禁豪情万丈，他真正地激动了：

天安门下人群如海，

天安门上胜友如云。他满眼所见的都是：

你看呵，孔雀在开屏，

一群蝴蝶在闹着星星。

五彩的探照灯的光，

在半空中织成云锦。

于是，他要把真诚的祝福献给“使人们欢乐着直到天明”的这个新时代。

同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提前竣工的消息传来后，兴奋之中的郭沫若，马上挥笔对那座遥远和宏伟的大桥展开了丰富而夸张的艺术想象：

一条铁带栓上了长江的腰，

在今天竟提前两年完成了。

有位诗人把它比成洞箫，

我觉得比得过于纤巧。

一般人又爱把它比成长虹，

我觉得也一样不见佳妙。

长虹是个半圆的弧形，

旧式的拱桥倒还勉强相肖，

但这，却是坦坦荡荡的一条。

长虹是彩色层层，瞬息消逝，

但这，是钢骨结构，永远坚牢。

我现在又把它比成腰带，

这可好吗？不，也不太好。

那吗，就让我不加修饰地说吧：

它是难可比拟的，不要枉费心机，

它就是，它就是，武汉长江大桥！

手舞足蹈的郭老，在这里竟和热爱他的读者玩起了绕口令式的文字游戏。但手舞足蹈、癫狂有余而感情充沛，何尝不又是郭沫若和当时整个时代情绪的真实写照呢？！

1958年是郭沫若个人的转折点，诗歌的滥情年，和他一生文学创作的全面崩溃期。这一年的郭沫若，开始渐露出厌世与玩世之态。据不完全统计，当年他写诗232首，平均不到一天半一首。这还不包括那些扔进废纸篓，或没有收进《郭沫若全集》的无法统计的诗作。这一年，郭沫若的诗歌音调突然高了几个八度，有一种直冲云霄的形象和效果。

他后来写诗是自暴自弃，反正我就这么胡写了，不是当诗写，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有什么时事，《人民日报》等媒体就找他约稿，请他作诗表态，他一般都不拒绝。约了稿就写，写了就刊登，刊登后自己也就忘了。

造成这种结果，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将面临全面的失败，假话、空话和大话恶性发展成全社会的普遍风气，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直接诱发了诗人内心世界的毁灭感和虚无感，使他理想社会的大厦在顷刻间坍塌下来。他从五四时代起即执着追求的“自由”、“民主”和“光明”的宏伟目标，一时间土崩瓦解，溃不成军——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实的刺激和打击。有人说：“郭沫若对‘大跃进’把学生身体弄坏了也有看法。了解到浮夸、虚报的真相，他也反感；老百姓得浮肿病，他也有点忧国忧民。”

8月28日，他在一封信中流露出尖锐的讽世口气：“有人称我为‘社会主义的哥德’，更希望我‘写出二十世纪中国的浮世德’来。这若不是开玩笑，就是一种嘲讽罢。”

然而就在半年前，他却言不由衷地鼓励青年学生说：“红就是朝气发扬的象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你们看，那是多么精力弥满、朝气发扬。我们就是要做到这样的红，有气魄创造新文化、创造幸福生活、创造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玩世不恭之态，是对社会现实的曲折反应。

二、“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提倡，成为一个日益狭窄但凛然不可冒犯的文学创作原则。本来对新中国的“人民文艺”抱有热望的郭沫若，这时严重地意识到，所谓“个性”的、“自由”放任的诗歌创作已完全不可能。由此形成了心理上的极大反差：一方面他热情地附和这一文艺主张，写出多篇文章向社会推广，另方面私下又把表露屈原独立人格的旧作《桔颂今译》抄与友人，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灿烂的桔树啊，枝叶纷披，

生长在这南方，独立不移，

……

啊，年青的人，你与众不同。

你志趣坚定，竟有桔树的作风。

“桔树”的作风，在这里恰好构成了对所谓“两结合”的强烈反讽。值得深思的是，桔树的高风亮节和独立品格是对浊世的彻底否定，而郭沫若在公开场合的随波逐流，却又是对桔树形象的一种亵渎。

三、现实的扭曲导致了郭沫若人格的扭曲，而人格的扭曲则造成了他诗歌创作的彻底变形。于是，“他后来写诗是自暴自弃，反正我就这么胡写了，不是当诗写，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有什么时事，《人民日报》等媒体就找他约稿，请他作诗表态，他一般都不拒绝。约了稿就写，写了就刊登，刊登后自己也就忘了。”对郭沫若这一阶段私下的言行，上述所引只是一个存有争议的孤证，我们一直找不到有分量的旁证。而历经时间的淘洗，出示孤证的人是否经过了有利于现在的修改或润饰，也很难说。不过，从他创作数量的骤然增加，艺术质量的普遍粗糙化来看，以上推论当是无可置疑的。

玩世态度是培育无聊之作的天然温床，而无聊的意境，则将大量诗作变成了令人罕见的艺术赝品。郭沫若1958、1959两年的诗歌在题材上可分两类：一是迎合时事而不假思索的“应时之作”；另一类是游山玩水的纪游诗。前者具有代表性的是诗集《百花齐放》，其他遍布《郭沫若全集》“文学编”3、4卷中。

1958年3月，郭沫若响应“百花齐放”的号召，决意把两年前做的“牡丹”、“芍药”和“春兰”三首诗拿出来，凑齐一百首，艺术地象征社会生活中“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他承认对花了解不多，“在写作中，很多朋友帮了我的忙。有的借书画给我，有的写信给我，还有的送给我花的标本或者种子。我还到天坛、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的园艺部去访问过。北京市内卖花的地方，我都去请过教。”

创作不是依靠生活的触发、心灵的激动，而是去硬找、硬作，并居然表白得如此堂而皇之，一副无聊之心态不禁跃然纸上。他用《鸡冠花》比喻总路线的一日千里的形势时曰：

因此，我们特别地把颈项伸长，

因此，我们特别地放开了喉嗓：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

谁还没听见吗？聋得太不象样！

他以改变《腊梅花》的开花日期奉承“人定胜天”的大道理，说：

在冬天开花已经不算希奇，

掌握了自然规律可以改变花期。

不是已经有短日照菊开在春天？

我们相信腊梅也可以开在夏季。

跟着批“白专道路”的舆论，他把诗的意境完全丢在一旁写道：

阳光如果缺少，我们要起变化，

红色的花会要变成白色的花。

在这里显然包含着深刻教训：

红色专家也能变成白色专家。

郭沫若“跟形势”写诗的例子可谓多矣，下面不妨举出几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他马上写出《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讯号》；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前一天，他就创作出《歌颂十月革命》；偶尔看到毛泽东的一幅照片，他写了《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看完歌剧《白毛女》之后，他顺手又写出了《题五位白毛女合影》作为祝贺；得知我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获得好成绩的消息后，郭沫若发表了《体育战线插红旗》；离建国十周年还差9天，他就为这个节日准备了8行短诗《庆祝建国十周年》；为中央气象局他题写了《题气象馆》，刊于1959年10月16日的《气象简报》第三十期上；他还专为一家杂志题诗，题目叫《题〈图书馆通讯〉》，并登在1959年《图书馆通讯》第十期。等等。

今天看来，这些诗作不光意境平庸，语言粗糙，而且诗风也甚恶劣，对作者本人的形象也是整体的糟蹋和破坏。据龚济民、方仁念的《郭沫若传》所述，作者那两年已发展到近于疯狂和失去理智的状态，到了被天下书生所耻笑的地步。1958年五六月间，郭沫若亲率北京第一批“走马观花”体验生活的文艺家们，以文联参观团的名义去张家口地区深入生活，先后在怀来县花园乡、涿鹿县和张家口市访问和劳动了半个月。由于当地频频施放亩产“卫星”，郭赶写的数十首诗从手稿到交新华社发稿，常常要几次更改数字，因为他诗中的数字跟不上“跃进”数字的变化：什么番薯“争取亩产一万斤”，什么“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什么“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究竟是在写诗还是写童话，连作者本人也不辨真假了。

说郭沫若是当代把这类诗品推向极端的“桂冠诗人”，应该不算是一个过分的评价。从事这类诗写作的人，实际既不对政治认真负责，也不再对自己的心灵负责。

如此的“诗歌创作”受到今人的讥评，是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洪子诚指出：“这些代替了他二十年代初在《女神》中的‘自我’形象和个性化的情感表现，是概念的堆砌和对事实的一般性描述”，“这已经近于文字游戏了。《百花齐放》可以说是开了从‘大跃进民歌’到六七十年代时兴一时的简单比附的咏物诗的先河。”谢冕对郭这一时期的诗歌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他为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任务写诗，从某项政策的颁布到农村的学文化和防治棉虫。为了加强政治意识，他不惜以大量的标语口号入诗，着名的组诗《百花齐放》可以说是以简单的外形而装填流行的政治概念的标本。”

以上的创作，实乃是“政治打油诗”的典型的品格。说郭沫若是当代把这类诗品推向极端的“桂冠诗人”，应该不算是一个过分的评价。从事这类诗写作的人，实际既不对政治认真负责，也不再对自己的心灵负责。它象征着我国当代社会一部分高层文化人士一种玩世的极端情态，在它背后，隐伏着50-70年代社会道德、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深刻危机。

1949年以后，郭沫若也曾极清醒地指出：“您对于‘人民本位’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补充，认为它不仅与‘帝王本位’相对立，而且与‘官僚本位’相对立。我同意您的看法。在封建制度之下，‘官僚本位’是依附于‘帝王本位’的，前者乃是后者的延伸；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虽然‘帝王本位’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然而‘官僚本位’的恶性势力还有所抬头，应该说，这正是一股封建残余。”这说明他对当时的现实，不是没有自己的认识。但他最终放弃了“浮士德”式的探索，而走向油滑、自我保护和自我亵渎的一途。

文|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载于《南方周末》

凤凰读书 程光炜 2015-08-23 08:5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