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珍·国学】孟子,朱元璋,和一份失而复得的“冷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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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府大堂内“七篇贻矩”匾


洪武五年某月某日,朱元璋手握一卷《孟子》,皱眉而读。突然,有句话如芒刺一般,逼向他的眼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这位平民皇帝,陷入沉思:此非臣子所宜言也!遂下敕令,罢其配享……



孟子像


朱元璋之“尊孟”篇


在明代,对孟子的尊崇,始自第一任洪武皇帝朱元璋。


《明史》记载:“明太祖入江淮府,首谒孔子庙。洪武元年二月,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临行谕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成均,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并对礼臣表示:“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待其后嗣,秩止三品,弗称褒崇,其授希学秩二品,赐以银印。”


不仅如此,朱元璋又于同年“诏以孟子五十四代孙思谅奉祀,世复其家”,“命复孔、颜、孟三家子孙徭役”,又“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学录、学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书院,各设山长一人。复孔氏子孙及颜、孟大宗子孙徭役。”十八年,又“敕工部询问,凡有圣贤子孙以罪输作者,释之”。至此,朱元璋在沿袭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对儒家尊崇和优礼,由孔子而孟子、颜子,而遍及所有圣贤。


朱元璋之“罢孟”篇


朱元璋对孔、孟的尊崇,当然是归原于其尊孔重儒的治国策略。如越翼所说:“盖帝本不知书,而睿哲性成,骤闻经书与旨,但觉闻所未闻,而以施之实政,遂成百余年清晏之治。”


据《明实录》记载,明立国后,一次朱元璋去白虎殿,看到诸子有读《孟子》者,便问身边大臣:“《孟子》何说为要?”对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簿赋,乃其要也。”朱元璋听后感慨道:“孟子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


然而,朱元璋对孟子的尊崇,洪武五年发生了一次大逆转。此年,朱元璋读《孟子》,对其“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之类不尊专制权威的话深为不满,以为“非臣子所宜言”,下令“罢其配享”。谈迁的《国榷》曾引《宁波府新志》记载了此事:“上览孟子‘土芥’、‘寇仇’之说,谓非臣子所宜言,议欲去其配享。诏敢谏者,罪以不敬,且命金吾射之。”



朱元璋像


朱元璋之“复孟”篇


不过,此次罢享事件并未持续多久。


《明史·礼志》记载:“五年,罢孟子配享。逾年,帝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


据《明史·钱唐传》记载,朱元璋免罢配享得益于时任刑部尚书的钱唐等的冒死反对:“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对于钱唐以死谏罢享,后代学者虽有怀疑,但朱元璋罢享旋复,却是事实。


朱元璋之“删《孟》”篇


罢配享事件虽然旋踵即逝,但对其中的“不尊”言论,朱元璋始终如鲠在喉,以至于二十多年后,即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命大学士刘三吾编《孟子节文》,删去《孟子》中“词气之间,抑扬大过者八十五条”,“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但是,孟子地位历经宋元的抬升已足够稳固。《孟子节文》并没有在社会上流行。十七年之后,即成祖永乐九年(1411),在福建连江县孙芝的据理力争下,《孟子》重新得以恢复原貌。




从一般意义上看,此次“罢配享”与“节文”事件,其实并不意味着儒家和孟子地位在政治尊崇中的动摇。它的出现只能说明,作为完成于中央一统专制王权建立之前的《孟子》,其维系政治统治的思想还残存了些许反对极端专制的古老成分。而对于这些残存成分的铲除净尽,只能更清楚地反映一个事实,即:时至明代,为了巩固渐入末日的封建政治,最高执政者寄希望于通过对已然政治化了的儒家思想的进一步政治化改造,推迟或避免封建政治行将就木的命运。


矛盾纠结的皇帝,弃用两难的孟子


朱元璋原本出身寒苦,应该算是封建历史上颇有平民情结的一个帝王。这种平民情结,表现在他在执政后常常会生发出一些同情百姓、疾恨暴吏的心理倾向。比如他曾不止一次地慨叹:“今民脱丧乱犹出膏火之中,非宽恤以惠养之,无以尽生息之道”,“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


这些心理倾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的治国实践,特别是在执政早期:“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通过严刑酷法严惩贪官污吏,《大明律》规定,官吏监守自盗四十贯钱,不论主次,一律处斩。《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更是严惩贪官污吏的系列,二百三十六条严刑酷法中,一百五十条惩治贪官污吏,详备而残酷。这样的举措,自然一方面是其长治久安施政方针的体现,但显然与其来自民间的心理情感不无关系。这些生发于民间的朴素情结,本与孟子的仁政思想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不谋而合。但是,对于朱元璋本人而言,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这种平民情结日益淡化,与之相反,超越而凌驾于平民的帝王情结却与日俱增。在这样潜移默化的角色转换下,《孟子》七篇中大量以民本为基础的仁政思想便越发难以接受。这是由朱元璋特殊的出身所导致的对孟子弃用两难的矛盾纠结。


“配享”、“节文”事件,在历史上似踏雪无痕般轻轻掠过,洪武皇帝的后继者对孟子的政治尊崇依然如故……


本文节选自朱松美着《孟府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12月出版),略有修改,标题为聚珍君另拟。中华书局出版的《孔府文化研究》《孟府文化研究》二书,是论述儒家孔孟二圣及其家族源流的文化史专着。




中华书局聚珍文化 2015-08-23 08: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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