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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相（thefair）的第 465 篇文章

Sayings

写这篇世相的时候，正在挪威听北岛讲《今天》的复刊。演讲全文做了必要删节后放在了最后。它未必能保存很久。

自1980年停刊十年后，《今天》是1990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复刊的。北岛上台时，我先花一段时间想了想这件事是不是值得分享，这个想法本身就说明了什么。

不得不承认，这听上去有些小众。无论是文学还是《今天》和它背后的历史，都已不再是整个时代的大事。有多少人还知道《今天》，有多少人还看过它？一些事情的过去不可阻挡，不会被抱怨和惋惜而改变。正像北岛在演讲里说的，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我和同行深感迷惘，几乎看不到出路。作为主编，我常问自己，《今天》的存在是否有什么意义？”

《今天》曾主要因为先锋、异端身份获得认同并确立身份，“发现自己突然掉进一个不但非常陌生而且充满危险的世界，过去获得的一切，包括确立自己identity的经验和意义，一下子都成了问题。”

它和它的作者战斗的敌人，某种意义上也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对象，已经面目模糊。对那些以对抗为生的人来说，敌人的消失比战败更可怕。

同时，大众更喜欢的东西是那些表达日常喜怒哀乐的文字，而不是严肃深奥的诗歌或小说。

这次演讲的内容，是那类与生活不直接相关，但却与生活形成强烈隐喻关系的故事。它是一群人在高度紧张的环境中面对的精神痛苦和生活痛苦，它也是一群聪明、努力的人为解决这种痛苦做的努力。

有时候，一些被时代选中的人会拥抱着巨大的优势，突然面对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过去的优势在今天已经荡然无存，而过去的荣耀和如今的尴尬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无论是现在的《今天》，现在的传统媒体，还是枪械时代的剑客，都曾面临这样的问题。

有些人坚持与一个不存在的敌人作战并且不肯相信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样做更容易，但很难堪。《今天》则艰难地承认现实，忘记了自己已经失效的优势，与那些新入场的对手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在演讲最后，北岛说，他们新的更重要的目标是反对“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在我看来，这是它最正确的选择。

这选择并不容易。在演讲结束后半小时，我们见到了挪威作家阿澜·卢，《我是个年轻人，我心情不太好》的作者。书的内容来自他27岁那年的随笔，写了20多岁的年轻人遇到的困扰，点黑暗和滑稽，有点幼稚，反叛和无意义。他的书无论在挪威还是中国都受到很大欢迎。

现在是阿澜·卢们的大时代，不再是严肃诗歌的大时代了。《今天》在痛苦地回到日常生活，而阿澜·卢本来就站在生活里。重新回到起跑线上的《今天》有勇气，但还得准备苦战。

北岛在演讲中。

今天的寓言（速记，有删节）

演讲：北岛

1990年5月，奥斯陆。我和中国同行在奥斯陆近郊的大学城聚在一起，决定复刊《今天》文学杂志。1978年12月23日，《今天》在北京创刊。1980年年底被封。十年后，1990年在奥斯陆复刊，直至此刻，二十五年过去了。

1989年9月至12月，我在奥斯陆大学任访问学者。我和老朋友陈迈平（笔名万之）每天见面，他是《今天》最重要的小说作者之一。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而北岛经常的话题就是要恢复出版《今天》，这个被扼杀在北京胡同里的文学杂志那时好象是冰箱里的一只冻鸡，北岛总想把它拿出来化冻，让它复活，让它生蛋孵出小鸡来。心诚则石开，北岛的诚心最终说服了我。”

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当时在奥斯陆大学教书。在她的支持下，1990年5月在奥斯陆召开关于《今天》复刊的编辑会议，出席的有陈迈平丶高行健丶李陀丶杨炼丶孔捷生丶查建英丶刘索拉丶徐星丶老木和我。连续三天，讨论复刊的可能性。

《今天》复刊有三种主张。经过激烈争吵，编委会确认第三种主张，秉承《早期《今天》的宗旨与方向，作为先锋的汉语文学刊物。

诞生于北京的民间刊物，并非陈迈平所说的“冰箱里的冻鸡”，而是浴火重生的凤凰。在传说中，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在肉体经受巨大的痛苦和轮回后得以重生。五百年压缩到十年，这只凤凰没有在中国的土地落脚，而是在奥斯陆，在幽静的北欧城市复活。

从哪儿来？又往何处去？所谓《今天》编辑部，既无办公室，资金紧缺，稿源不足；编辑都是义务的，散落在世界各地，稿件汇集后寄到香港，由林道群（牛津出版人）制版印刷，提供名单，发送到大陆和海外。在某种意义上，编辑部几乎是无形的，却成为“神经中枢”。沿着不可预测的路线，从奥斯陆到斯德哥尔摩，随后是纽约丶洛杉矶和千橡城，后来搬到香港。

学者李欧梵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现代性是短暂的丶临时的丶瞬间即逝的；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久的丶不变的。’回想《今天》杂志，我不禁又想到了波德莱尔的名言。当《今天》以油印的大字报形式第一次出现时，谁会预料到它竟然能如此持久？从二十世纪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而我觉得我们生活的现在是短暂的，临时的，瞬间即逝。《今天》杂志已经成为历史上的里程碑。”

1990年8月，在奥斯陆出版《今天》复刊号。引起某些大陆诗人丶作家和读者的不满，主要是复刊号刊登高行健的《逃亡》。诗人韩东对复刊号最初的反应感到吃惊：“我是老《今天》的读者，这本刊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特别的，几乎就是文学独立的旗帜。就我个人浅见，文学的独立是本体要求，无任何条件可言，尤其是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它的表达是颠覆性的。文学是超越，是另一维，如此才可能有新质的产生。它既不应为政治服务，也不因为抗议强权而具有根本意义。《今天》自打办刊之日起，便承受了高压，但它并没有因此滑向另一端。老《今天》的抗争发生在周边，而内容始终是文学为大的，坚持标准丶酝酿美学创新。《今天》不是普通的作品发表平台丶园地，也是一座堡垒，对文学异端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或保存。将抗争的品质直接移植到作品中并形成倾向的确是一曲挽歌，需要哀悼之事。《今天》之後再无《今天》，或者说，我宁愿再无《今天》也不要有政治异见但美学平庸的《今天》。”

1991年夏，我们在美国爱菏华城举办《今天》联席会议，进一步确定新的方向，在1991年三四合期《今天》编者按中，我这样写道：“在对复刊一年多来的刊物所做的反省後，我们适当地调整了编辑的方针。这一调整基於以下的考虑：由於舞台的转换，许多中国作家已经处於国际文学的涡流之中。而多种文化的撞击与交错构成了二十世纪文学的背景之一；在此背景下，“第三世界”文学的兴起正在改变国际文学的格局。我们应从某种封闭的流亡心态中解脱出来，对国际上文学的重大变化作出回应，并关注港台等地区华语文学的发展。”

1978年12月23日《今天》在北京创刊，来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地下写作，从地下潜流终于浮出地表。继而在八十年代发动了一场以先锋文学为动力的广泛的新文学运动，从而改变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景观。从创刊之日起，诗歌获得新的语言品质，并不断拓展叛逆性的写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格局翻天覆地，正是因为突围，才获得从未有过的全景视野。

自1992年起，由张枣和宋琳担任《今天》诗歌编辑。宋琳在回顾中写道：“我记得张枣首次编《今天》是1992年第二期，我则从第三期开始……写作终究是个人的事，而一本适时出现的方向明确的刊物对於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将提供见证，一个杂志或一个社团，可以催生文学运动，记录一代人的心灵历程。从这个角度说，《今天》是具有同人性的，尽管它漂泊在海外，对於国内一度沉寂的先锋阵营而言是一个温暖的信号，一种精神支援。没有《今天》的记录，多少有价值的文献将湮没无闻。作为“今天丛书”之一的《今天》十年诗选《空白练习曲》，他们俩合编，（2002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宋琳在一百期中写道：“书中收入五十位诗人的近二百首诗，从九十年代全部《今天》 诗作中遴选出来，我们希望它能体现国内与国外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最高水准。我们更重视文本，而不太考虑作者的名气，所以一些边缘地位的诗人也占有一席之地。重要的是，这本书一定程度上还代表了另一个九十年代：流亡的丶寻找本土现代性的丶肯定精神价值和相信心灵救赎的丶寂寞书写的九十年代。它勾勒出了诗人在一个物质主义盛行时代的灵魂状态，他们的挣扎和斗争，他们的不妥协。当然，它也浓缩了张枣和我以及《今天》所有同人多年合作的经验，它毫无疑问是友谊的结晶。”

《今天》评论编辑丶学者刘禾回首二十多的历程感叹：“复刊後的《今天》何尝没有这种悲哀——饱尝自己叫喊於生人之中，而生人并无反应的寂寞？所幸的是，编辑刊物的朋友们并没有在寂寞中绝望，更没有让自己处於绝地。二十多年当中，《今天》的编辑不断地调整自己，尽一切努力寻觅新的读者，而有关台湾诗歌和香港电影丶建筑的几个专辑，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福祸相依，凡事都有两面，现在回头来看，那些自我调整的举措倒是意外地促成了两岸三地加欧美社会的开放格局，这又是国内刊物绝难企及之处。”

《今天》复刊后，约稿和刊物发行渠道带来重重困难。诗人陈东东提到《递送》一文的“趣闻”：“我能够读到和收藏1990年 以後三丶四年的《今天》杂志，全靠朋友们递送。其中有些是受托转交，受托者可能是对文学没什麽兴趣的留学国外回来过假期的理科生，可能是去国外演出归来的小提琴家，可能是对功夫痴迷不已跑来找师傅的外国人，也可能是个莫名其妙的贪玩的小美女⋯⋯而那个委托者，便是张枣。他在德国；他任复刊後《今天》杂志的诗歌编辑直到去世。”

陈东东接着写道：“递送稿子给《今天》的编辑，自有一种反特电影般的紧张，但这种紧张，有一多半，如果不是庸人自扰，那也该叫作诗人自扰。不知道为什麽，我们并没有约定过，但是将稿子交给这三位，每次却都会很有默契地找一些特别的场合。最紧张的是张亮（小说编辑），他的表情和说上海话的腔调里总是有一种就要出事情了的暗示。有一次他约我在静安宾馆对马路的红宝石见面，我过去时，他站在店门口，很焦急的样子，我把装稿子的大信封给他，他迅速收下，跟我草草聊了几句(谈的是上海城市规划的糟糕和上海名牌店里蹩脚的皮鞋)，然後，我们像两个专业接头的地下交通员那样经典地背过身去，各奔东西。另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到音乐学院门口，并没有下车，收下信封即消失在夜色里，好像要马上直接骑出国境线给《今天》送稿子。”

林道群从《今天》排版印制到发行，流程繁杂，他是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回首往事，他写道：“比如说张枣让我记着当年编刊的艰难，那时每期收到张枣寄来的诗稿，所有的诗稿都被剪裁修葺过，绕着诗行字句，裁掉空白的纸张，只保留写有诗行的小纸块。不是嗜好手工艺，张枣要减轻邮件重量，省下邮资。”

在二十五年之间，《今天》半途重重困难，随时都会夭折。尤其在二十世纪末的紧要关头，我和同行深感迷惘，几乎看不到出路。作为主编，我常问自己，《今天》的存在是否有什么意义？

评论家李陀在“今天丛书”之一关于重写文学史《昨天的故事》的序言中写道：“现在回顾起来很清楚，《今天》和“今天”文学运动真正遇到的危机，恰恰是在世纪末，是在海外复刊成功之后。这倒不完全是由于刊物和国内文学发展的隔离和脱节，事实证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弥补的，严重的问题倒是九十年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突然崩溃，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这一切让《今天》像冒险家奥德赛一样，发现自己突然掉进了一个不但非常陌生而且充满危险的世界里，过去获得的一切，包括种种确立自己identity的经验和意义，一下子都成了问题。我们身在何处？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我们为什么存在？《今天》当时存在着一个现实的危险：刊物可能会勉强办下去，但是作为文学运动，它将像沙漠里的一条内河，渐渐在酷热和干旱里流失蒸发，最后不知所终。”

李陀认为，有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今天”文学运动和二十世纪欧美先锋运动作相比，是不恰当的。正如彼得•伯格指出的，艺术体制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西方先锋派只以艺术体制作反抗对象，无论在目的上，还是方法上，都已经隐含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其失败是难免的。“相较之下，“今天”文学运动的“先锋性”就丰富得多。无论这一运动和文革的复杂渊源，还是这一运动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联系，以及它在全球化中获得的机遇和位置，都使得《今天》和它推动的先锋运动有着西方先锋派无法比拟的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当然，一个运动并不能仅靠其内在含义坚持和持久，如前所述，在九十年代，这个运动完全有可能半途而废。幸运的是——我愿意再重复一次——是世界变革的大形势，让在半途上挣扎前行的《今天》不仅看到了希望，而且获得了新的动力。”

诗人欧阳江河在《今天，一个故事》一文中特别指出：“从文学史的元叙述意义上讲，同时把心灵的故事，诗歌革命的故事，词的流放的故事，以及社会和历史变迁的故事结合起来，融入到当代中国特定的转型时期，融入到更为广阔的全球化时代，也融入对存在的根本叩问。”他进一步总结时感叹道：“时至今日，《今天》仍是一本没有固定编辑部办公室、编辑部成员散居全球各地的杂志，一个不与世界性的商业潮流做交易，不向平庸生活低头的异端文学群体。这些年来，这么多《今天》工作的人，一个拿薪水的都没有。这样一个世界最奇特的杂志，办得那么有意义，那么气息生动，那么体面，而且持续了那么长久的岁月，这不仅在中国，恐怕在世界出版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在《今天》后面那么一个团队，一个由诗人、作家、编辑和编务组成的群体，不仅没有任何私下好处，大家反而把自己的精力、心血与生命全部投了进去，最后形成《今天》这个杂志，这个写作立场和标准。还有那些了不起的捐赠者，没有他们《今天》是不可能办下去的……”

我曾说过，“国际主义”与“全球化”是不同年代的时髦用语，乍听起来大同小异，实则有天壤之别。“国际主义”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球化”是不明国籍的富人合伙坑蒙拐骗。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在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全球化，并置抗衡交错，包括《今天》获得新的含义。如果全球化是“大陆”，《今天》就是“岛屿”，成为人类精神家园的保证。

自《今天》杂志诞生之日起，我从青年到老年，作为亲历者和目击者，与同行在一起，前仆后继，分享苦与乐。什么是奇迹？其实并无奇迹，追溯文学传统中的精神源泉，砥砺激发，构成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内在张力。

在2006年春，我在《今天》纪念活动的演讲中指出：“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是语言的暴力丶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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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2015-08-23 08:5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