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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一．
对历史人物和经典作品加以阐释，是西方知识中的一种专门的学问。在现代，更有学科或学派将其发扬光大。上帝死了、作者也死了之后，从哲学之语言学转向，到分析批评，到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到斯特劳斯一派解经，都说明文本存在及对文本理解的重要。文本乃人们交往沟通的“主体间性”，是人们的共识基础，是我们文明普遍可传达的载体。阐释则意味着对话、给予、沟通、付出，意味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明生成。
此种阐释，于传统中国更不陌生。可以说，此种阐释是传统中国人立功立言立德的载体。它是传统中国学术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从子曰诗云，到太史公曰，到异史氏曰，到乱曰，到评点，笺注，疏议，集解，到自成一家之诗话、词话、笔记……，中国人有着极为丰富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经验。可以说，阐释经典，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象征。

二．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应激的转型历史里，也开始以新的眼光求学问道。人们以西方知识谱系或科学的标准来“整理国故”，言说之间有了焦灼的底蕴，学问、人生、大道等等文明意味被真理一类的历史意味置换。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支配了数代中国人。道坎陷为理，智坎陷为识。人们希望找到真理，希望表达真理，甚至希望只要真理地表达。此种心态既导致传统学术衰败，又导致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屡建屡败。在政统之外，道统、学统始终无能言说自身的正当有效。
此种中国知识的低能状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重不安。从上一世纪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在30年代的学术共同体自觉，到闻一多的诗歌自觉，到70年代钱钟书的学术自觉，到90年代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皆为前辈学人知识自尊的努力。而王国维、梁漱溟、陈寅恪、熊十力、 唐君毅、牟宗三、林昭、殷海光、顾准、李慎之等人在神州陆沉之际的个人担当，几乎就是传统中国圣贤的当代人格象征，他们是在天地大道消隐之际不忍心的仁者，是世风日下人欲横流之时飘零的“花果”，是黑暗混沌的浊世间不灭的“薪火”。兴废继绝，到了只是少数人参与的地步，中国现代转型的艰难可见一斑。
时间演进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四五一代中有了更多的知识人尝试学统一类的言说，中国学术共同体、中国学术规范，等等成为一时的知识热点，自性与他性、世界知识与本土知识，等等成为知识界广泛讨论的话题，邓正来、汪丁丁、杨念群、朱学勤、汪晖、甘阳、王焱等人都有独立的发言；“汉语神学”（刘小枫）、“汉语思想”（余世存）、“汉语人”（夏可君）等等也一时为人称道；秦晖、喻希来、王康、徐友渔、崔卫平等人，或自铸伟辞，或借来他人的火种，以尽心力。到新的世纪，读经之说现身，无论是中国基督徒们对圣经的诵读，还是蒋庆等人对儒家典籍的倡读，成为98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99年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中国知识领域又一大事。

三．
遗憾的是，中国知识跟中国的历史转型一样，仍属于苦难的历程。“道术为天下裂。”当代的中国知识始终没能摆脱四分五裂的乱象。共同体也好、学术规范也好、思想学术共识也好，都不存在，都系虚拟想象而非现实。无论处于启蒙的革命中、还是处于治理的革命中，现代中国学术始终呈现出工具一面，远未能张显其价值。在给中国社会提供公共知识产品方面，中国知识人几乎交了白卷。中国知识、学术，表态者多、宣言者多、策议者多，而自成鲜活的产品者少。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传统中国学术、西方知识尚未能完成现代中国的转化。官学、国学、西学、私学等等学术碎片又彼此割裂。同时，学问本身成为一个极为庞大的产业，无数中国知识人投身到学问的流水线上生产、作业。从代圣立言，到言必称希腊，到第三世界的理论梦想，都难以有效地参与重建中国人最低限底的伦理共识。相反，当代的汉语知识参与主导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二元断裂。即使主流社会有着学以致用的自觉，但学术的工具性使得治学或成为敲门砖，或成为学术贵族们的“玩意儿”。用诗人们的话，我们时代浮现的都是浪花泡沫，什么都已经说过，什么都没有留下。

四．
我们自知绵薄，但跟上述先辈和学界同人一样，抱有重光中国学术的用心。我们相信，中国学术一旦诚心于物，必能感人心，尽天命。
事实上，传统学术的魅力已初步显现。私塾之出现早已为新闻报道；读经则不仅是宣扬者姿态，更是部分青年生活的内容，是他们人生意义的生成途径。再举近例，注疏者之一编撰的《非常道》成为去年中国社会的一大热点，众多的读后感言，此一知识产品使历史显露复杂面相，传统学术运用起来如此有趣。不特此也，出版家严搏非确认：“最近十年，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已经完成，这架‘没有灵魂的机器’（按韦伯的说法）开始具有自主的内驱动力和完备的内部评价体系……今年《非常道》的出版却意外地构成范例，它差不多意味着重构知识体系的话语系统的形成。”
于此可见，传统学术方法正有许多需要中国知识人刷新运用之处。
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工作仍在尝试阶段。仍以上述阐释之学为例。当代学人从西学中获得教益，他们的阐释工作更多在于表达个性，他们的学术似乎更多地在生产读书笔记。而唐逸断言，“输入的概念，必化为日常用法，同化于本土语境，才成为与人们行为相联系的活的观念。”仅仅“改变”生活方式，也不能“激活”外来的概念，殖民地的生活方式可以完全洋化，但思维依旧。是故，当下阐释、译介西学，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法治、理性、市场、民主等等，始终是词典或经典上的概念，或与少数人的学术活动有某种不完整的关系，却不是日常语言中的活的观念。
但我们发现，那种面对经典的态度，正是断裂之社会重建伦理共识的关键，正是阐释大有可为之处。
我们同样发现，面对经典，关键不在于言说自己，关键仍在于寻找普遍的可传达的言说，言说指向共识。此亦西人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三复斯意的态度。我们发现，这种态度跟传统中国学术之注经方法相似。
为此，我们不揣浅陋，将我们对动物庄园的注疏工作敬献给汉语世界。

五．
众所周知，注经一事向来是挑战着注经者本人。注经者自谓解人，对经典品头论足，将自己与经典同列，此工作并非博闻强记一类可以取巧，它更是对注经者才学识的检验，它更多暴露者，乃注经者之心性。
经典自身会对谬托知己者实施报复。
是故中国明智君子，不到沧桑迟暮，不敢轻易在经典一侧立言；也因是故，无数注经解经疏集笺证点评，堪与经典比肩者，寥寥可数。韩非解老、郭象说庄、朱子语类、圣叹注骚，等等现象，并不多见。红学（注红楼梦者）、鲁学（吃鲁迅者）、胡学（拜胡适者）之盛，与传统学术相距已远，其纷呈犬儒之学、独尊己见罢黜他言者，有伊语伊于胡底之势。
注经者惟一功效，或在将经化为“日常用法”，使经在民生日用里“安身立命”。

六．
《动物庄园》，又译《动物农庄》，《一脸猪相》等，系英国大家奥威尔反乌托邦名品。其书虽有艾略特等人极力阻挠，而一经问世即风靡欧美世界，渗入苏俄。至于汉译多种，深得中国有识者喜爱。
论者咸谓《动物庄园》系反苏反共反革命之力作，读者却各有会心所得。即或此意亦作者作书动力，而时移世异，此书仍得鉴别、趣味大不同之今人喜欢，可见经典之历久弥新。今日看来，此书虽然影射明确，而关怀却已迈越苏俄革命，直指启蒙运动甚或人类的命运。其变形扭曲处，自与好莱坞卡通之浅薄单纯有异。
论者多谓苏俄革命自马克思那里借来火种，对通达明察者而言，苏俄革命仍是自家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以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之大才明哲，不免栽陷马克思，而二人后来终有所悟，“这个狼种是我们自己的”。对任一有责任感之文明个体而言，“认识你自己”才是正当方法。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神圣化进行尖锐批评，他针对当时一些具有理论幼稚病的俄国人痛陈，把历史公式化的作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初选《动物庄园》而非其他久远之经典进行注解，乃在于我们的注解并非完全募仿传统那样简单机械。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在于努力让其他语种里的性格、人物、形象到汉语世界安家。在今天人们已经将全球当作旅游资源，将其他文明传统当作消费对象时，其他文明的经典亦应活在当下活在吾人心中才是。
注疏者之一多年前曾作此说：“这个数千年来‘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古老而坐霸天下的语言如今不过是一种方言，这个有着庞大言说者规模的语言不过是一个弱小的语种。汉语的知识总量极为微小，汉语的思想分布极不均匀，汉语的表达空间极是可怜。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概念，借用别人的说辞做概念；我们没有工具，借用别人的框架规范做工具；我们没有目的，在语言的转换中生成了我们的思维和目的。直到今天，人权观念、自由观念、现代理性等等属人的生命意识仍是借助于其他语种来鞭策并要求着汉语的‘自我完善’。”最近的例子，则是中国优秀的志愿者曾金燕对母亲们和妻子们告诫的：“努力学习英语，因为没有用英语表达的事情，世界上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它发生过。”此语足令有耻之“汉语人”勇猛精进，以贡献于汉语思想，服务于汉语世界。

七．
中国传统，向有读懂读通一书之说，即使读破万卷，亦以不作腐儒腐语为诫。现代学术分类，多有令学子学者往而不返。皓首穷经，才学折命，而难有通达之见通达之人。知识的污染毒害了不少人。在这方面，我们的注经传统或可作为一解毒剂。一花一世界，它在一书中见出大千宇宙。它在要求我们展现才学外，亦检验着我们的生命质量。
《动物庄园》，虽然小说，却含至道。我们注疏之际，发现它仍挑战着我们的趣味、同情心、认知，挑战着我们的生活和存在方式。在关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承诺、社会革命、阶级解放等方面，此书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仍未得统一的标准的答案。关于爱与仇、清算与正义、名与实、阴谋与救赎等等，仍需要每一时代的人做出选择。以是故，在关于小说技法方面，我们注解得极少，而重在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和哲学叙事的把握，以让读者见识历史、人物的喧哗，有所明心见性于自身。
《动物庄园》中之动物命运，能得读者之大同情，在于它撩拨了我们人类，它拷问我们的慈悲。在性格、命运、灵心面前，一切观念、意识形态的污染，一切所谓高贵的、博雅的教育，都显得多余。我们注疏之际，发现任何观念的碎片、体制的名利、成功的境界、知识或思想的荣誉，都无能面对人生命运本身。我们的注疏有如语言的百衲衣，远比不上经典本身的护生质地。西人所谓，诗比历史更真实。如果把《动物庄园》看作诗，把我们的注疏、我们关于人类革命年代的观念看作历史的话，此语成立。
　　注疏工作看似枯躁，却是一个丰富的对话过程。它的魅力难为外人道，关键在于，它让人体会：人类的一切于我都不陌生。

八．
聂绀弩有诗：“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头巾。”钱钟书因此为聂诵王船山诗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2006年3月15日北京

余世存 2012-02-29 19:2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