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觀察清末民初精神脈絡  >>>

簡體     傳統

整理：刘亦凡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编者按：与20年代活跃在中国舆论界的《努力周报》和《新月》不同，在“九一八”诞生的《独立评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更为殷切的报国意识和现实忧虑。正如其发刊词所陈之旨：“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之结果”。

以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人为中心，《独立评论》在30年代成为各派知识分子辩论国家前途走向的重要媒介。无论是胡适与吴景超关于“无为政治”的针锋相对、还是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等人发起的“民主与独裁”论争，都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左右了中国人关于自己前途的想象。

下面的这份史料，取自《独立评论》的创办者之一蒋廷黻的回忆录。在这篇回忆文字中，这位对中国近代史叙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学者、外交家追述了《独立评论》创办的背景、缘起和经过，表达了自己对胡适、丁文江等人不一而足的看法，并回顾了自己两次会面蒋介石的经历。

一九三一年冬，外交部长顾维钧博士提议将东北南部的锦州附近地区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双方的军队。我赞成他的建议，此举可使冲突紧张形势不致蔓延。当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约我到燕大演讲时，我极力支持顾氏主张。讲完后，燕大名教授陆志韦起立代表教职员及学生联合会发言。经过简短的说明，他提议燕大师生通电全国，反对设立中立区。政治系主任徐淑希也赞成他的提议。司徒雷登校务长将提案付诸表决。我从台上看到一片手海，心中不免沮丧。我当时觉得我是在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

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他们到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铁路为之受阻。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是很简单的。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要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中国人对中立地区的拟议不是冷漠就是坚决反对，因此，蓄意占领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乃无视于日皇对中立地区的指示，大批日军迅即渗入平津地区。日本的侵略立即影响到平津两市的大学学生。我们晓得：欲想获得和平，保持和平，必须要中日双方努力才能有效，但现在日本方面要侵略，因此，我们也只有渐渐转而主张备战了。

清华教授集中住在三处。我住在北院。北院七号是叶企荪和陈岱荪，他俩那里成了非正式的俱乐部。有很多朋友住在那里，其中包括哲学系的金岳霖，政治系的张奚若和钱端升，物理系的萨本栋和周培元。我和其他许多人常于饭后到七号去聊天。我们争论和战问题，无尽无休。每个人都晓得战争的困难，但只有我一个人是公开而诚意的主张维持和平的。不过我也不敢相信和平可以廉价取得。我和他们都主张从速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

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周到北大去授课一次。因为编《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我常到城内总社去。透过这些关系，我一直和城内一些朋友们有接触。现在我已不记得是哪一位发起的，在清华俱乐部举行一次晚餐，当日出席的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任夫人陈衡哲、张奚若和吴宪。席间曾讨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我提议办个周刊，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陶孟和第一个就给我浇冷水。他曾编过若干年《时代评论》，深知出版周刊的各种困难。他警告在座诸君，不可掉以轻心，不假思索的冒险尝试。胡适也反对我的想法，只是没有陶那样激烈而已。他曾编过一个叫做《播种者》（The Endeavor）的期刊，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发行了若干年。他说：他的经验使他不敢轻易创办一个新刊物。他的话令我很泄气；因为当时在座的人一致都认为不办刊物则已，设使要办，则编务方面非胡莫属。因为我对办周刊毫无经验，我想我应该接受这些有经验的人的意见。

过了一周，任家约我和另一些人到他们家中去吃饭。我又提出办刊物的想法，他们又和过去一样表示反对。但出我意料的，丁文江倡议：为了测量一下我们的热诚，不妨先来筹募办刊物的经费。“办刊物很容易，”他说，“但能继续维持下去是困难的，除非我们能够共同负责。否则，整个重担就会落到编辑一个人的肩上。”他提议我们每人每月捐助收入的百分之五。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上的支持，我们可以放弃这个计划，把捐钱发还，如果有人来支持，我们就可以详细计划出版问题。假如我记忆不错的话，丁当时决定经费总数最低不得少于八百银元。丁的建议对我来说似乎是太严苛的，但我还是同意了，在座的其他人也未反对。

从那时起，我们每周聚会一次。起初是讨论发行日期问题，接着说准备出刊。丁又建议我们应该约请一位银行家来加入我们的阵营。所有捐款、保管及财务上的事务都请他偏劳。丁介绍竹尧生先生，大家欣然同意。几周过去了，捐款也都交进来，大家提出好几个刊物的名称，最后选用了胡适先生所提的《独立评论》。我们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委员三人，由胡适总其事。我和丁文江协助编务。

当我写这本回忆录时，手边已经连一本《独立评论》都没有了。《独立评论》创刊于一九三二年春，第一期印了两千本。初期的《独立评论》是相当简陋的，但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好得多。第二期我们发行了三千本。半年后，已经无需继续捐助，可以自力更生了。一年之内，发行数字升到八千本，两年之内，达到一万五千本。我们不仅不收津贴，也不接受大幅广告。终《独立评论》时期，社中只用一个小职员，负责发行事务，月薪六十元。

在舆论方面，《独立评论》成了当时着名的刊物。《独立评论》不对某项专题作有系统的讨论，也不刊登知名之士请托的稿件。大家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时事，但不作结论。我们不仅对外界是独立的，即是同寅彼此间也互不干扰。我们讨论时都了解彼此不同之点，有时大家的观点也会自然趋于一致。有时，外边作者会发现《独立评论》是真正独立而尊重别人意见的。《独立评论》实在是一个公开的园地，每个人都可以用它发表自己的意见。

《独立评论》的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其次是公务员，再次是开明的商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些青年军官也一直看《独立评论》。其后几年，我发现有许多人是从《独立评论》认识我的，而非从我花费多年心血所写成的历史着作中认识我的。

《独立评论》同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他也和其他人一样，为《独立评论》花了许多时间撰稿。他又丰富的历史知识，一旦他撰写一篇稿子，就好像是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似的。他把文章重要内容摘出来登在前面，此举成为出版界的创举。令许多朋友吃惊的是他的文章不仅能引起读者知识上的共鸣，而且也能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共鸣。能够引发最深的情感，也能使某些人感到莫大的嫌恶。

在未办《独立评论》前，我对丁文江没有深切的认识。但经过《独立评论》在一起共事后，我开始尊敬他，爱戴他。他是一位职业的地质学家，并曾创办过地质调查所，成为中国最富盛名的科学研究机构，当孙传芳控制长江下游各省时，对他曾委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多年来他一直研究中国的陆军种种问题。孙传芳失败后，丁任北平附近一所煤矿的经理。在《独立评论》同寅中，他对国际形势知道的最透彻。他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实事求是。

办一个刊物需要花费很多人的力量，《独立评论》的成功，无疑的，胡适贡献最大。他的朋友和熟人一致认为他是个最能吸引人的人。幽默、细心、聪明。谈话时，态度和蔼，富理性。他反对教条主义，对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却特别有耐性。如果根据以上两点认为他处事没有原则的话，那可能是大错特错了。他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在他漫长而多采的人生中，曾有若干时期受到最高的推崇，也有若干次被人认为落伍和肤浅。有时他表现了无比的勇气，有时他也会因为某事或某人而与人论战，但是，终其一生，他都是主张自由、民主和实用的。

我不想对胡适多加赞扬。我想谈一谈我与他的不同之处，有些我已经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过，其他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他对自由议会政府的想法太天真。他似乎对许多民主国家幕后的贪污、腐化、浪费、愚蠢、冷漠不欲深入了解。对批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浪潮也不重视。就在北平，好多国会议员就曾把选票卖给无知、枉法的曹锟，选他当中国的大总统。湖南，在赵恒惕任主席时，就曾颁布过省宪。省议会开会时，议员都把时间浪费在争权夺利上，致使人民感到厌恶，认为有它反而不如没有它。这类事实胡适认为无所谓。他认为民主的弊端能有更民主的方法去防止。

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但胡适几乎是忽略了经济问题。对我来说，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应该在经济方面即可采取行动，而无需等待中国政治的民主。我认为经济应该先于政治。在经济方面我认为有两件工作要做：其一，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从事生产运输。其二，社会化或公平地分配财富。我认为宪法和议会之有无是次要问题。创造更多的财富，平均分配对我才是最重要的。我从未认为胡适反对繁荣方向发展经济，同时，我也希望他从未怀疑我反对政治民主。我俩的不同点不是原则问题，乃是轻重缓急问题。

《独立评论》上曾经刊载过许多关于中国统一问题的文章。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与胡适也有不同之处。他似乎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该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方式来统一。我认为除非已经有了最低限度的统一基础，否则这种会议不会有太大成就。武力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如何？也是我俩意见相左的所在。我认为必须武力和政策配合才能使国家统一，但他似乎认为，如果我了解不错的话，用武力统一是无用的，也是不必要的。

因为《独立评论》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后，自然其中会有许多讨论到和战以及国联是否可以信赖的文章。《独立评论》同寅中没有人主张立即对日作战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的主张是一致的。当时天津《益世报》编辑罗隆基发表了一片轰传一时的文章，题目是《枪口朝外，不可对内》。文中大意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在《独立评论》上为文答复罗氏，略谓：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社中同寅对我的主张均未表示异议。

但丁文江略有不同。他进一步认为中国需要来个普拉斯特立托维斯克（Brest-Litovsk）式的条约。此一场以自然是主张中国抄袭列宁于革命成功后为争取对德和平所使用的策略，使中国付出相当代价，文江的结论是为了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他相信中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各方面准备的都不够，不足以应付对日战争。在军事方面，他一致认为中国没有训练有素的军官。他常说，在中国所有工作中，他最有兴趣的事军校校长，一旦做了校长他可以训练出一批新军官。当然，他更了解，中国在造兵器方面也相当落伍，除了来福枪和轻机枪外，尚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他深悉中国地方割据的情形。他认为中央政府不能利用全国资源。他还时常要我们注意东北的事实。在东北已经有一支中国最大、装备最精良的地方部队，但是日本并未遭到强劲抵抗，轻而易举的就占领了东北。东北情形如此，中国其他地方又将如何呢？这是他常常谈到的问题。

中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人民在理智方面都晓得国家没有作战准备，但在情感方面，大多数均主张早日抗战。关于这种情形，胡适博士一再地说：“和比战难。”在当时，也就是说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间，中国人谁能使中国对日本议和？胡适的论点对丁文江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的主张可谓是有力的答复。回顾一下《独立评论》整个过去历史，我敢说丁文江当时那篇文章证明了最大的勇气和最大的知识分子的真诚。我也敢说胡适博士对和平之困难表现了一个真正政治家的了解。

和这些人在一起，常常和他们讨论时事，我可以感到文江胸中的激愤，也可以感到胡适心中的忧伤。胡的朋友们似乎都觉得很奇怪，他没有像文江那样公开主张和平；因为胡适认为文江不免有些“乌托邦”。问题是：当时除了这种“乌托邦”的意见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呢？

《独立评论》的同寅从未有人梦想中国可以从外国得到援助以对抗日本的侵略。我们晓得在某些国家中可能有某些人某些团体是同情中国的，但我们也知道仅是同情是不济事的。中国有些人认为苏联可能和中国结成联盟。为了要与苏联结盟，他们要求中国恢复对苏外交关系。《独立评论》赞成他们的主张，但并不幻想苏军会对日本作战。我们只是认为中苏保持正常外交关系是应该的事。很奇怪，在中国，特别是在《独立评论》同寅中，从来没有人想到英美两国会武装干涉的。我们似乎认为美国已决心不再作战。英国也同美国一样，希望和平。此外，有些保守党党员认为年轻的民族主义的中国应该受点折磨。

我在《独立评论》上所发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蒋委员长。一九三三年夏季，他约我到长江中部避暑胜地牯岭去谈话。促成此事的是《大公报》的发行人吴鼎昌和蒋的亲信干部钱昌照。当蒋约我时我欣然接受，这倒不是我要弃学从政，实在是因为我希望会见一位伟人。在他那方面，我喜爱那个他只不过是表示一下对学者的敬意，了解一下政府以外人士对其政策的看法而已。事实上，他说正在全国设法发掘才智之士。一旦时期成熟，他就安排与这些人见面。

因为何廉博士也是被约见者之一，于是我俩同上牯岭。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周，曾与蒋会晤好几次。第一次见面只是礼貌上的。他很客气的说，湖南是出大人物的地方，因为他知道我与何廉都是湖南人。当然，在谈话时他已深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大名。为了回答他的恭维，我说：虽然湖南过去出了一些伟人，但是现在的中国伟人却多出自浙江。

蒋的朴实生活令我深受感动。他在牯岭住的是一栋朴素无华的房子，门牌正好是十三号。尽管他的许多外国朋友劝他换个号码，但他一直都不相信那种洋迷信。他的态度极为得体，使我既不感到拘束也不致完全放纵。

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他的秘书拿着纸笔，显然的他是准备记录我们谈话的内容。我们被延入就座，奉茶后，他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对当前国家大事有何意见？”我认为他问此一问题的目的是要我发表意见。我谈了约二十分钟中国统一问题。首先，我提出正确结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论。然后，我又说明，中国地区辽阔，风俗各异，统一工作不妨分成若干阶级进行。第一先建立一个真正核心地区，其行政要优于其他不直接属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我又进一步说明，因为日本已经表示对华政策趋于积极，所以中日之间迟早难免一战，中国必须早作准备。我们应该争取时间，但有些事往往无法控制。中国政治家们必须认清对日战争会使中国自然而然达到统一。在对外战争中，爱国心和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一定会增加。他全神贯注的听我讲，一直没有打断我的话头，也没有用微笑或者皱眉来表示好恶。当我要离开时，他表示希望我再多留几天，以便再谈一次。

过了一天，他约我去吃午饭。那次午饭除了蒋的秘书外只有吴鼎昌一人在座。席间，吴先生提议最好谈一些外界对政府的批评。委员长要我坦白的讲，不要有顾忌。我说有些人对中央政府感到失望。他们希望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够更有效率，希望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生活情况更能改善。但是改善生活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些人把中央政府控制省份和非中央控制省份的生活情况拿来比较，认为中央政府控制地区不太好。他立即问我人们认为哪一个非中央控制的省份比中央更有行政效率。我告诉他，因为我没有到过那些省份，我不能根据人们看法来下判断。我所说的只是根据传闻。就以山东来说，在韩复榘那样头脑简单的人统治下，据说也比浙江的秩序好，比浙江更繁荣。他虽然怀疑传闻的正确性，但仍认为我所说的都很重要，认为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各省应该改善。

届至一九三三年，我已回国整整十年，在这段期间，我从未进过衙门。对任何身居要津的朋友也从未请他们帮过忙。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凑巧我很喜欢清华的工作，而且想写一本近百年中国史。我希望它能在中国学术界奠定我的久永地位。

（上述史料摘自《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9月版）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