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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迈克·达什

翻译：冯璇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7世纪30年代，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被卷入了一股近乎疯狂的交易热潮中。他们之中既有腰缠万贯的富商，也有沿街叫卖的小贩。他们投机的商品既不是石油，也不是黄金，而是刚刚从遥远的东方引入荷兰的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精妙雅致的花朵——郁金香。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稀有郁金香球根的交易价格甚至可以超过一栋阿姆斯特丹的房产。很多人一夜暴富，但是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郁金香市场从顶峰到彻底崩溃只用了不到一年，给参与者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郁金香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通过追溯这场不可抑制的繁盛和接踵而至的毁灭性的崩盘，呈现了荷兰共和国黄金时代的风貌。

以下内容摘自该书第5章：莱顿。

1592年1月，一个有封印的大包裹寄到了克劳修斯所居住的公寓。里面有一封他的朋友玛丽·德·布雷莫伊写给他的信，信中说莱顿大学医学系希望邀请克劳修斯来就职。

莱顿当时是荷兰联合省的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大城镇。一般情况下克劳修斯可能不会考虑到这样的地方去，但是德·布雷莫伊的书信来得很是时候。自从离开维也纳，年迈的植物学者就隐居到了法兰克福，为的是距离既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赞助人的黑森领主近一些。但是领主刚刚去世了，而他的继承人取消了克劳修斯赖以生存的那一笔数目可怜的年金。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他急需找到一份工作。莱顿大学的工作不但是对他毕生学术工作的认可，还有每年750荷兰盾的工资和去莱顿的路费。再加上有好几位与他长期通信的人已经在这所大学工作，其中就有提议授予克劳修斯教授职位的这位约翰·范·霍格兰德（Johan van Hoghelande），他们彼此间交换球根已经很多年了。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顾虑，但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克劳修斯还是决定接受范·霍格兰德的邀请。

至此，这个为郁金香的流行做出了无人可及的贡献的人，踏上了他去往荷兰共和国的旅途。在那里，郁金香将真正成为闻名遐迩的植物。克劳修斯是在1593年10月19日到达莱顿的，同时也带上了他最珍贵的植物，其中就有他收集的丰富的郁金香球根——现在来看，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植物学家的新归宿是一个有近两万人口的大城镇，位置大约处于联省共和国的中心。这个城市是在中世纪城堡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并且是当时着名的纺织品交易中心。但是在克劳修斯来到这里时，当地人的地域自豪感还很淡薄。莱顿在荷兰可以算个大城镇，而莱顿大学也是当地人的骄傲和自豪，但这个地方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停滞后，刚刚开始兴盛和快速发展起来，而且有可能会成为基督教国家中首屈一指的纺织品贸易城市。对于普通的观察者来说，还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让荷兰之外的人注意到莱顿。不过克劳修斯也许已经意识到，在16世纪最后几年，莱顿已经变成欧洲最着名的城市之一了。

莱顿的名声是因它在荷兰革命中扮演的英雄角色建立起来的。荷兰革命称得上是这个世纪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之一。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组成低地国家的所有17个省份，无论是位于南方的，也就是如今的比利时和卢森堡；或是位于北方的，也就是后来的联省和现在的荷兰，都属于西班牙国王的领土。西班牙国王（指菲利普二世，他在1556~1598年派遣无敌舰队与英格兰开战）是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之一，他统治的帝国幅员辽阔，还包括美洲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他还曾与土耳其在地中海地区交战，与英国在加勒比海交战，在欧洲大陆与法国开战。荷兰南部省份是重要的贸易中心，而且在与法国的战争中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北部地区对西班牙的意义则小得多。西班牙国王当然不愿意听取荷兰人的抗议：比如为了供他打仗而加诸荷兰人民身上的重税；再比如由荷兰人承担的大量军队的吃喝开销。作为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甚至根本不能接受新教主义在他的领土内发展，在16世纪50年代，全部17个省中都出现了相当多的宗教迫害事件。

到16世纪70年代，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思想开始在荷兰大部分地区盛行，尤其是在瓦尔河和马斯河以北的七个省市，即荷兰省、泽兰省、海尔德兰省、乌特勒支省、格罗宁根省、上艾瑟尔省和弗里斯兰省。这些省市较之于它们南方的另外十个城市虽然贫困一些，但是它们所在地区的地势易守难攻，所以到1572年公开的革命终于爆发时，连自诩无敌的西班牙军队也没能攻破这七个省市。

革命的星星之火，最初其实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皇无意中挑起的。她曾多年允许一群自称为海上乞丐的荷兰新教徒海盗在她的峡港停泊，后来迫于西班牙的压力，才在1572年4月将海盗驱逐。无处可去的海上乞丐们沿着荷兰海岸线一路激战，直到到达一个叫布里尔的小港口。海盗们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于是占领了这里，终于暂时摆脱了西班牙卫队的追击。5天之后，乞丐又沿泽兰省海岸南下，成功夺取了弗拉辛这个极具战略意义的港口。控制了这里，就控制了安特卫普的出海口。

自此以后，革命迅速蔓延至整个荷兰。到7月，荷兰除阿姆斯特丹外都已经由革命军掌控。而在莱顿，人民完全支持海上乞丐，以至于在没有任何新教士兵来到这里组织部队之前，人民就已经自发地参与到革命中来了。当地人把效忠西班牙国王的人都赶出了城，还彻底洗劫了天主教堂，这些举动对西班牙人来说无疑是永世难忘的深仇大恨。

最早响应革命的人之中有一位沉默者威廉，他是奥朗日的王子，属于加尔文教派，后来成了革命中的灵魂人物。他宣称自己是荷兰省执政（stadholder），也是整个荷兰的保护者。很快他又成了大批军队的领袖，并且带领他们迎战必然出现的西班牙镇压。

西班牙人的镇压不到年底就开始了，他们采取的策略是以恐怖和暴力让荷兰人屈服。一些小城镇被摧毁，人民被屠杀，有时候甚至不留一个活口，所以不少原本宣誓效忠威廉王子的小城市屈服于西班牙人的暴行。很快就只剩下荷兰省和泽兰省仍坚持革命。西班牙人集结了一大批人马向北方最后的革命根据地推进，欲将革命的星火彻底扑灭。这次挡在他们北上道路中间的就是莱顿。

围攻莱顿是整个革命战争中战斗最艰难、损失最大也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行动之一。如果莱顿被攻下，西班牙人可能会彻底消灭所有的荷兰革命者，重新掌握对北方各省的统治。那样的话，荷兰共和国的计划将胎死腹中，所有的贸易和商业活动仍然集中在南方，靠海外贸易产生的财富就永远不会流向荷兰，那么郁金香狂热也就根本不会出现了。

在经历了持续四个月的让人绝望的围攻之后，莱顿迎来了最终的胜利。当时城里的人已经弹尽粮绝，为了拯救这个城市，威廉决定做最后一搏。他下令拆除马斯河沿岸的河堤，让洪水淹没城镇周围的土地，逼走驻扎的敌军。虽然水位确实上涨了一些，但还是没能如他所愿解除重围。之后发生的事，被虔诚的荷兰人认作是万能的上帝显灵：风向突然改变了，在狂风暴雨的作用下，河水暴涨，波涛奔涌向前，西班牙军队被迫逃命，而海上乞丐却得以在前几天还是田地的地方乘风破浪，驾驶他们的船只解救了莱顿。

莱顿这次史诗般的抗争拯救了荷兰革命，第一阶段的起义以成功告终。七个由革命军控制的地区联合起来建立了荷兰联省共和国，奥朗日王子任荷兰执政暨最高指挥官。但是西班牙的威胁仍然切实存在了几十年，他们又有几次入侵荷兰领地的行为，最后一次是在1628年。所以荷兰人不得不承担保留军队的开支，以防西班牙持续的威胁和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发生的下一次攻击。除了1609~1621年出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战外，这种不间断的冲突一直持续到1630年。后来在1648年签订《明斯特条约》，西班牙被迫承认联省共和国的地位时，所有的威胁才算差不多结束，用于维持大批陆军和海军的开销得以节约下来并用于发展荷兰的经济。1630年起，荷兰的经济以超越以往任何时期的速度发展了起来。

在那场戏剧化的围攻二十多年之后，克劳修斯来到了莱顿。莱顿大学成立于1575年春天，到此时也不过十几年，它也是当时联省唯一的一所大学。对于这个同样成立不久的国家来说，建立一所核心学府是必须采取的措施之一。一方面，它是一个从文化层面上从西班牙统治下彻底独立的宣言；另一方面，这个国家也急需培养年轻人才以满足教堂和政府的需要。在当时的欧洲，其他大部分高等院校都将宗教学习作为教学的重点。事实上，很多大学都是由教堂直接控制的，所以教育内容涉及的广度有很大局限。荷兰政府认定莱顿大学不应当走这样的老路。除了神学之外，这里还开设了法律、医学、数学、历史及其他人文主义学科。对学校的管理由七位院长共同负责。这七位院长都不是由教会，而是由省议会和莱顿市长任命的。

所有这些，都很合克劳修斯的心意，但是这所新兴大学的人文主义政策却引发了意外的结果。从1575年到16世纪90年代初，莱顿的自由主义名声使得新教教会的领导们总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莱顿神学院的毕业生们。所以想要谋求神职的学生们通常会选择到德国南部更严格的新教大学去学习。而时时存在的联省是否会被西班牙再度攻击的疑虑也使其他学科的学者对莱顿望而却步。所以在最初的十几年里，莱顿总共招收了不到130名神学学生，其他人文学科则更少。直到荷兰在战场上取得了几次戏剧性的大捷，以及到16世纪90年代战争状态缓解之后，莱顿大学才开始对有志青年们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克劳修斯决定入职的这所大学，虽然名义上已建立二十几年，但事实上，是在年迈的植物学家终于到达荷兰共和国之时才刚刚踏上正轨。

这个时候加入莱顿确实是个好时机。突然间，大学有了充足的资金来改善设备，雇佣更多员工，买更多的书，甚至是给更多年轻学者提供研究资助。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在校学生人数提高了4倍，从100人上升到500人。图书馆也拥有比任何地方都丰富的综合性藏书。莱顿大学的解剖学院因为实际解剖人类尸体而尤为着名。在那个时代，人体的谜题才刚刚开始被研究，解剖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学科之一。在莱顿，人们对解剖学的兴趣如此之大，以至于经常会举办允许观众观看的解剖试验课。大学还鼓励来访者参观它们的解剖学博物馆，那里展览着许多惊人的展品，比如埃及木乃伊、老虎标本、巨大的鳄鱼以及巨型的鲸鱼阴茎。在克劳修斯到达后的50年里，莱顿这种卓越的表现，使它成了可能是全欧洲最好，而且肯定是全欧洲最受欢迎的大学。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这里，数量超过了去剑桥大学或是莱比锡大学的，这也是在新教控制的北方第二和第三大的两所大学。而且比起这两所大学，莱顿的学生也更加国际化。

和别人一样，在突然的自信与资金的大膨胀中，克劳修斯也受益匪浅。他最主要的任务是在莱顿建立一座“学术植物园”（hortus academicus），要可以媲美1543年在比萨大学建立的欧洲第一座植物园。在比萨大学之后，很多类似的植物园在各地的大学里涌现，比如帕多瓦、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莱比锡，但是联省共和国里却一个也没有。所以即将在莱顿建立的植物园不但是莱顿大学的重要标志，也对整个荷兰共和国意义重大。建立植物园的资金非常充足，而且占地面积极大，至完工后，其面积接近三分之一英亩，内部分为四个区域，每一个区域里都包含大约350个独立的花圃。

在维也纳时让人沮丧的经历深深地刻在克劳修斯的记忆中，所以在莱顿一切进展如此之快让克劳修斯非常满意。此时的他已经年老体弱到不可能亲自参与任何体力劳动了，但是大学为他提供了一名得力的助手。助手的名字叫德克·克鲁伊特（Dirck Cluyt），是个来自代夫特的药剂师。在克鲁伊特的监督下，植物园的修建在1594年9月就完工了，距克劳修斯到达莱顿还不足一年，这与马克西米利安和皇家宫廷的拖延相比，真是个令人愉快的反差。

植物园的迅速建立和粗具规模减轻了克劳修斯对荷兰生活的其他困难的介意。1593年到1594年的冬天非常寒冷，老鼠咬坏了他私人珍藏的150多个球根。1594年整年的天气都很不好，不停地刮风下雨，植物园里好多的植物都被损坏了，更不用说这种坏天气对一个68岁老人的健康有多么不利了。

克劳修斯在莱顿的职责是管理植物园，并且在夏天的每个下午要到植物园里回答学生或是重要访客的问题。他固执地拒绝了学校要求他教授植物学课程的要求，而是把时间都花在了管理他的私人花园上。这个花园也是他执意要求院长为他提供的，因为植物园里大部分地方种植的是草药、医用植物和从国外引进的新物种，比如土豆。那时的土豆还是刚刚从新世界引进试种，人们还认为它很可能有毒。克劳修斯在自己的私人花园里种的是他从他在法兰克福的花园里带来的郁金香。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停止对郁金香谜题的钻研。克劳修斯于1609年去世，享年83岁，在当时绝对算得上非常长寿了。

卡罗吕斯·克劳修斯毫无疑问是他那个年代的植物学第一人。他是个真正的科学家，更是这个学术领域的先驱。他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奥地利和西班牙地区植物的调查在其后的一个世纪里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标准教材；他在1601年发表的关于杆菌的简史的文章差不多是第一次有人就这一题材做出研究。在他生命最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从来没有间断自己广泛的通信交流，对欧洲的植物学家和花卉爱好者来说，他就是一部活的指南。再加上他对球根类植物的特殊兴趣，才让郁金香能以最快的速度传遍欧洲。由此看来——借用另一句他非常珍视的评论，就是葡萄牙的埃马努埃尔王子（Prince Emanuel）在信中写下的——“克劳修斯是花朵们真正的君王”。

然而，在莱顿生活的最后几年里，克劳修斯的突出贡献不仅限于他把球根带到了这所大学，更重要的是他如何研究这种植物。老植物学家并不是第一个在联省种植郁金香的人。根据一个可靠的编年史作者说，这个荣誉应当属于阿姆斯特丹一个叫瓦利希·兹沃特森（Walich Ziwertsz.）16世纪到17世纪初，在联省共和国，姓氏还不是非常普遍的概念。大多数人仍沿用父亲的名字——比如Ziwertsz.很可能就是Ziwert或Sievert之子的意思。一般父名不用完全拼出，此处如果全拼的话应为Zewertszoon（即Zerert’s son），拼写时一种常见的缩写方式是将表示儿子的zoon省略为z.，但在口语中，会按完整拼写发音。的药剂师。他是一个狂热的新教徒，唯一被人记住的是他曾谴责12月25日庆祝圣尼古拉斯节的习俗。据说兹沃特森1573年以前就在他的花园里种植了郁金香，而当时克劳修斯还在维也纳。植物园的主人甚至不是第一个在莱顿种植郁金香的人，因为他的朋友约翰·范·霍格兰德在他到来之前就已经在大学里种下了球根，也是从赖伊那里收到的样品。但是克劳修斯绝对是联省，乃至欧洲唯一一个有资格描述、分类和理解郁金香的人。

克劳修斯第一次提到郁金香是在他描述西班牙植物生命的作品里，也就是1576年发表的《历史》（Historia）。随后几年他不断修订和补充早年的作品，并在1583年发表了加长版的论文。其后，1601年他在莱顿时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杆菌简史》（Rariorum Plantarum Historia），其中也提到了郁金香。多亏了他的这些作品，我们才能知道这么多早期郁金香在欧洲的历史。克劳修斯还在论文中细致描述了他自己见过的，或是从他的通信人那里听说的郁金香的情况。像当时任何对种属感兴趣的植物学家一样，他为郁金香能够轻易培植出新品种而感到惊奇无比。据他的观察，可能除了罂粟，没有什么植物能像郁金香一样多变。

多亏了伊斯坦布尔的园丁们辛勤的努力，欧洲人见到的郁金香变种数量在克劳修斯时代就已经相当巨大了。克劳修斯依据颜色的搭配、花瓣、叶子的形状和位置将郁金香分成至少34个不同的类别。他还是第一个将郁金香分为早花类、中花类和晚花类的人。早花类的花期在3月，而晚花类则要到5月。

在克劳修斯提供的坚实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后来的植物学家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郁金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的郁金香是和其他球根类植物，如鸢尾花、番红花和风信子一样归入百合科。至今已有大约120个品种的郁金香被植物学家编目分类，若更具体地划分，则不计其数。

在科研作品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即将郁金香划分为“植物学郁金香”，也就是野生的郁金香，和“培育品种”，也就是人工培植的杂交品种。在克劳修斯的时代，联省种植的郁金香既有野生品种，又有不断出现的培育品种。早期培育品种的出现也都是两种植物学郁金香意外交叉的结果。植物学家当时可以辨识14种野生郁金香。这些品种成了用来培育后来妆点17世纪的大批培育品种的基础。不是每个品种在创造新变种的过程中都能起到相同的作用。有些植物学郁金香就比另一些更适合于杂交。这些来到荷兰共和国的郁金香中，最具可塑性的品种就包括波斯的郁金香，也就是人们所知的克氏郁金香（T.clusiana，为纪念克劳修斯而得名）；锥形郁金香（T.schrenkii）和火焰郁金香（T.praecox）。后来让荷兰人激动赞美的那些培育品种郁金香中，大多含有以上这些品种郁金香的基因。事实上，荷兰郁金香实际上是由从克里特岛到库尔德斯坦的东方各地引进的郁金香杂交的。这就是郁金香的种类如此之多的秘密所在。

无论是植物学品种还是培育品种，郁金香既可以从种子发芽，也可以用球根培育。用种子种植是一种偶然性很大的培育方式。从一朵花上采集的一小捏种子，种出来的植物可能展现很多种变化，所以完全无法预测开出的郁金香会是什么样子。色彩、纹路这些重要的细节都只能靠猜想，这对于想追求一致性的人来说是个令他们非常沮丧的过程。更何况把种子陪育成能开花的球根需要六七年时间，在一个平均预计寿命只有40年的时代，这实在是件耗时漫长的工作。

从种子发育的郁金香，一旦成熟开花，球根还会结出副产品，也称子球。这种迷你球根是母体的有效克隆，能够开出与母体一模一样的郁金香。子球可以直接用手从母球上掰下来，经过一两年就可以长成能开花的球根。无论是对于追求一致性的商业种植者，还是不愿等上7年才能看到它开花的园艺爱好者，子球繁殖远比种子培育好得多。不过，子球繁殖也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大多数郁金香球根每年只能结出两到三个子球，而且几年之后，母球枯萎就不能再结出子球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郁金香新品种最初产生得非常缓慢。一个种植者发现了一个新品种，认定它可以有很好的市场，在他的精心栽培之下，就算一切顺利，第二年最多有2个球根，第三年4个，第四年8个，第五年16个。若是其中再有一些球根没有被继续培植，那么新品种能繁殖出的数量就更加有限了。显而易见，一种新的郁金香要想有一定数量规模，没有十几年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在黄金时代的荷兰，花卉繁殖还是个不为人所理解的谜题，所以实际产出的球根数肯定比理论计算得更少。稀有的、令人垂涎的品种必然是常年供不应求的，即使是最聪明的球根种植者也无计可施。

后来人们把不同种类的郁金香种在同一个花园里，昆虫会在不同的花朵之间传播花粉。这就使得出现杂交品种的几率大大提升了。还有的郁金香和其他花卉品种杂交，产生的新品种就更加复杂化了，可以同时具有不同花朵的特点。因为在野生环境中，很少有不同种类的郁金香生长在一起的情况，所以野生郁金香很少出现复杂的杂交现象。严格意义上说，杂交品种是一种畸形。但是它们不像野生品种那样单一，而且比野生品种精致，所以仍然深受鉴赏家们的追捧。

最受欢迎的郁金香是那种花瓣如雕刻般匀称统一，有抓人眼球的花纹的。事实上，因为它们体现出的复杂性和狂放的颜色，荷兰黄金时代的培育品种在荷兰之外都备受赞誉和珍视。到17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至少培育出13种不同的郁金香，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颜色搭配。最简单的品种是单色花（Couleren），其花朵呈单一的红色、黄色或白色；较为稀少的品种是多色花（Marquetrinen），这种郁金香开花时间较晚，每朵花上至少能呈现四种颜色。单色花应该是植物学郁金香，或者起码是非常接近植物学郁金香的培育品种。而多色花则肯定是非常复杂的杂交品种。后者多生长于佛兰德和法国，后来在郁金香狂热时期也没有再出现。

在荷兰共和国，这13个品种中，最受欢迎的是红色系（Rosen）、紫色系（Violetten）和黄色系（Bizarden）三种郁金香。红色是数量最多的一种，主要是白色为底色，有红色或粉色纹路。在17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人们培育出并命名了大概400种红色系郁金香。每一种都有很大区别，有的花瓣颜色丰富生动，色彩面积很大，几乎遮蔽了白色底色；也有一些则只有丝丝缕缕的粉色或红宝石色花纹若隐若现。鉴赏家们仔细研究各种珍贵的郁金香品种，相比那些被红色浸透的郁金香，他们更偏爱那些只在花瓣上有极细微颜色痕迹的种类。同样的等级分化也适用于其他品种。紫色系郁金香有大概70个品种，顾名思义，紫色系郁金香就是白色底色上有紫色或淡紫色纹路的郁金香；而黄色系郁金香就是黄色底色上有红色、紫色或棕色纹路的郁金香。黄色系郁金香只有大概二十多种，也是相对最不受追捧的品种。与以上种类标准颜色搭配相反的品种也是存在的，但一般也归入该种类。比如莱肯（Lacken）郁金香就是紫色花瓣周围长有一圈较宽的白边的郁金香，它依然被归为紫色系郁金香；而一种红色花瓣带黄边的达肯（Ducken）郁金香则同样仍被归为黄色系郁金香。

真正让园丁们无比激动的就是这种巨大的颜色反差组成的花纹。要想真正理解后来发生的事，首先要知道郁金香培育品种与其他17世纪园艺家见过的花朵有多么不同。比起普通的花卉，郁金香花朵上的颜色格外浓郁和集中，单纯的红色可以变成明亮的艳红；暗淡的紫色则体现出一种近似于黑色的让人着迷的变化。此外，郁金香的颜色变化清晰分明，而不是像其他非单一色花朵一样，每个花瓣上的颜色界限是渐变浑浊的。

荷兰培育品种的颜色尤其特别。无论是红色系郁金香上的红色还是紫色系郁金香上的紫色，有的如羽毛，有的如火焰，时而出现在花瓣正中，时而围绕花瓣轮廓形成色边。这些丰富的颜色不仅出现在花瓣上，有时也会斑斑点点地长在花茎上，但是却从来不会出现在花冠内部，花冠内部只有白色（有的发一点淡淡的蓝）和黄色两种颜色，依不同品种而定。每朵花的纹路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属于同一品种的两株郁金香可能彼此相似，但绝不会是完全一样的。

人们刚刚开始为球根疯狂的时候，荷兰的郁金香专家们以非常严格的标准衡量花朵的颜色和纹路之间细微的变化，并以此评定郁金香的级别。最值钱的郁金香，等级为“上上等”的是一种几乎完全为白色或黄色，只在花瓣中心或边缘有一丝一缕的紫色、红色或棕色条状花纹的品种。鉴赏家们把颜色过分妖娆艳丽的郁金香归为“粗俗”一级，所以这类品种也就不怎么被人看好了。

植物学郁金香本来的特点是粗犷和单一的色调，那么备受人们喜爱的荷兰培育品种郁金香是怎么变成有这么多复杂颜色搭配的呢？答案很简单但也很令人困扰，那就是：这些色彩复杂的花朵是患有疾病的。郁金香狂热最大的讽刺就在于，那些让人们趋之若鹜、为其一掷千金的郁金香，其实是感染了一种只有郁金香才会感染的病毒。也正是这种病毒让郁金香的颜色能够如此浓郁和富于变化，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整个花园中，只有郁金香一种植物呈现出这种让收藏家们极度向往的美丽颜色。

即使是在克劳修斯的时代，人们也已经意识到，在莱顿和其他地方生长的郁金香很奇怪。一个今年开出单色花朵的球根，第二年可能就会开出红色系或紫色系的杂色花朵。这个现象被称为“杂色”，出现这种现象的球根就叫作“杂色球根”，而另外那些没有出现颜色变化的球根则称为“饲主球根”。整个杂色的过程完全无法预测和控制，人们不知道球根是否会或什么时候会发生杂色；春天开花时，一株郁金香可能突然就开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花色，而种在它旁边的同一品种却没有任何变化。有些年份杂色出现得频繁，有些年份则不怎么常见。一个已经出现杂色的球根上，极其偶然地也会结出没有颜色变化的饲主球根；同样，也没有一个种植者敢保证饲主球根就不会在哪天变成杂色球根。唯一确定的是，从种子培养出的球根肯定是饲主球根，而一旦母球变成杂色球根，就无法再开出单一花色的郁金香了。

要探寻这种疾病的本质还是有一些线索的，而克劳修斯又是一位非常有洞察力的观察者。他发现杂色的郁金香植株相对较小，而且比由饲主球根长出的郁金香更娇弱。但由于当时压根没人知道疾病是可以传播的，所以这种杂色现象被大多数人当作魔法了。尽管人们想尽各种办法，种植者还是没办法人为地让球根杂色。有的人试图用鸽子粪炼制灵丹妙药；也有的人直接把球根切成两半，再把不同种类的半个和半个绑在一起种，盼望种出的花能同时具有两种花的颜色。然而这些办法几乎从未结出过令人满意的成果。

郁金香具体是什么时候感染病毒的，人们也不得而知。最早发现这种现象的时间，大约是在1580年，但其实这种疾病可能在那之前就有了。事实上，自从郁金香被引入人类花园开始，它就愈发容易感染病毒了。任何由人工培育的植物都要面临一些大自然中没有的威胁。人类容易喜新厌旧，有些培育品种可能得不到精心的照料，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野生环境下粗放生长的郁金香自身可以对某些病毒形成抗体，或者至少是病毒在野生环境中传播的速度缓慢得多。

杂色的谜团直到20世纪才被揭开。在英国的约翰·英尼斯园艺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最终发现了这种引发杂色的介质，并称之为“马赛克病毒”。研究者先让蚜虫咬食杂色球根，然后再把他们放到饲主球根上，实验证明，有蚜虫的饲主球根和对照样品一样两次杂色。这同时证明了这种疾病确实是由病毒引起的，也演示了病毒在植株之间传播的原理。进一步实验还证明，马赛克病毒既可以感染在花园中种下的花，也可以感染尚未栽种的储存的球根。好笑的是，可能约翰·英尼斯园艺研究所的研究员就是因为过去有荷兰种植者把切开的球根绑在一起刺激杂色发生的实践在前，才采用把半个杂色球根嫁接到饲主球根上的方法来让蚜虫交替啃食杂色球根和饲主球根的。

在克劳修斯去世前很久，他在莱顿自己的私人花园中种下的杂色郁金香就已经引起了各种鉴赏家的注意，他们无不想把这些独一无二的品种据为己有。年迈的植物学家很快就发现自己无法承受络绎不绝的索要郁金香球根的要求。他知道这其中很多人只是追随潮流，根本不是对植物研究有兴趣，也根本不懂得如何培植球根；而另一些则完全是为了高价转卖来牟利。不论如何，他的私人收藏都不可能满足这么大的需求。克劳修斯在给他的朋友、也是莱顿大学奠基人之一的人文学家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的书信中写道：“这么多人都想要球根，我要是每个要求都满足，我的收藏就被彻底掏空了，而别人却可以借此致富。”

非常不幸的是，有些向克劳修斯索要球根的人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和他以前在维也纳时一样，窃贼开始不断光临他的花园。两次是在1596年夏天，还有一次在1598年春天。窃贼们趁他不在家时偷走了他的郁金香球根，失窃的数目非常之大。在留存下来的克劳修斯的信件中提到，仅一次偷窃盗走的球根就超过一百个。老人为此深受打击，更为莱顿警察与维也纳警察同样的漠不关心而气愤，他就此发誓再也不种花了，还把剩下的球根都分送给了朋友们。

一个当时的编年史作者称盗窃是因为克劳修斯为自己的球根开出天价，不见钱不交货。这让克劳修斯的名誉受到很大损害。然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在克劳修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这位植物学家对他的朋友显示出了无比的慷慨。他从不吝于将自己发现的样本无偿分发给朋友们；只有那些被他怀疑根本不懂得他礼物价值的人才会被拒绝。这些雇佣窃贼去他花园窃取球根的人正属于后者，克劳修斯也完全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动机。

尽管如此，窃贼的行为倒是有一点积极的意义。克劳修斯当然不是16世纪90年代联省唯一一个种植郁金香的人，但他的藏品绝对是最好也是最多样的。正是窃贼的行为，让这些珍贵的球根从北到南广泛分布到整个荷兰，而且越来越兴旺。有的球根在新地方成了新杂交品种的始祖，并且繁衍生息，不断壮大。正是他们的后代成了下个世纪球根交易的主力军。莱顿球根正是因此成了后来被交易球根的祖先。借用编年史作者的话说：“17省储存的球根足够丰富了。”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