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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方曌

整理：王文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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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5年5月12日，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去世，享年91岁。彼得·盖伊退休前是耶鲁大学斯特林讲座教授，着有大量关于欧洲文明和思想史的作品。他的成名作《启蒙时代》被公认为20世纪对启蒙运动作出整体诠释的最重要作品之一，近半个世纪前出版时就曾引发美国史学界对于启蒙运动遗产的一系列讨论。

仰赖清华大学刘北成教授的推荐和翻译，《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文版得以问世。这本高质量的译着中还完整收录了盖伊为本书写作准备的文献综述，其视野超出了一般学术综述的范畴，是对西方思想界和历史学界对于启蒙价值和启蒙运动历史研究的一个评价和总结。

近日，刘北成教授接受了东方历史评论的专访，畅谈彼得·盖伊作品、启蒙运动研究，以及启蒙在中国的意义。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您在序言中提到了对于启蒙运动研究的三个主题，第一是法国大革命，第二是集权主义，第三是现代性。这如何来理解？

刘北成（以下简称刘）：1784年康德参与《柏林月刊》的讨论，发表了“启蒙（运动）是什么”这一着名短文。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启蒙运动是什么”，还有一个是“启蒙运动意味着什么”。前者是一个事实描述的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意义和价值提取问题。后一个问题其实蕴含着每一代研究者的当下关怀。这两个问题是相互纠缠的，后者甚至决定了事实描述的基本取向和面貌。

大致梳理一下，我们会看到，200多年来启蒙运动的研究和评说是围绕着四个主题展开的。这四个主题的发生是历时性的，但后来变成了共时性的主题。最初人们是把启蒙视为法国革命和恐怖的舆论准备，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20世纪前期，许多人把极权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启蒙；到了20世纪中后期，以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为代表，将启蒙视为现代性的开创时期，这是第三主题。最后，第四个主题则是后现代主义对启蒙“宏大叙事”的抨击，我作为译者在序言中提到了，但没有展开对这个为题的讨论。

20世纪前期，许多西方学者从启蒙运动中寻找极权主义根源，也有少数学者充分肯定启蒙现代价值，以此抵抗极权主义。最重要的代表是德国哲学家卡西勒。他在1931年发表的《启蒙哲学》是第一部试图全面系统论述启蒙思想的着作。盖伊在60年代发表的《启蒙时代》在精神、基本价值判断上继承了卡西勒的启蒙哲学，是沿着这个谱系的第二部经典着作。

不过，在盖伊看来，卡西勒按现代学科范畴，把启蒙思想整理得太有条理了。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会剥夺启蒙运动的丰富内容。这反而会迎合保守派对启蒙运动的嘲笑：“肤浅的理性主义、愚蠢的乐观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空想主义”。

盖伊指出，这些指责恰恰出自启蒙哲人彼此的攻讦。盖伊也注意到启蒙哲人之间的争吵，但更强调他们的共同追求。他把启蒙运动比喻成一个喧闹的大合唱。在盖伊笔下，启蒙哲人不是埋首书斋的“博学者”，也不是句句是真理的圣人，而是面对思想资源、面对现实问题，怀有共同追求的一群“文人”。他们对古代的追慕、与基督教的紧张关系和对现代性的追求，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经验，也使他们组成了一个“文人共和国”，用文字联系的社群。

东：在本书书名中，作者使用了“Modern Paganism”（译作“异教精神”）一词，因此衍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是您怎么看待盖伊在本书中展现的对Modern Paganism的看法？第二是在中文的语境下， 您怎么诠释“异教精神”这个词？

刘：盖伊把启蒙运动放在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整体框架下来看。他在上卷建构了一个宏大思想史的架构。认为西方的历史可划分为四个时代；早期文明时代、希腊罗马时代，基督教千年统治时代和启蒙时代。这四个时代是神话时代和批判时代的交替。希腊罗马时代是第一个批判时代，启蒙时代是第二个批判时代，在精神上承接了第一个时代。

在盖伊看来，启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不是横空出世，不是无源之水，在西方思想史中是有根基的，这是作者要强调的一点。“异教”这个概念指的是西方在基督教之前或是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在西文中更多指基督教之前的宗教。那个时代其实是宗教林立的时代，但盖伊认为那时的核心并非宗教精神，不同于原始神话思维的时代，而是批判思维得以张扬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是继承了异教精神的。异教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弘扬理性、提倡批判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的循环，但这是在一个更新的层次上，是”Modern”。而Modern，则意味这新时代内涵。盖伊在下卷把启蒙的现代性追求概括为“自由的科学”。

换言之，这本书可以由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上册是批判，下册则是自由。盖伊所讲的现代异教精神，核心是批判和自由精神。

东：这本书您如何看待书中使用的Modern(现代)一词？启蒙运动可以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展开的序章吗？

刘：这是本书的核心。“现代性”一词涉及到我在译者序言中谈论的三个主题。当时特别在美国学术界，这是对主流观念的反弹。卡西勒的《启蒙哲学》是30年代在德国出版的，到1951年才有英文版。在3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发表《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提出启蒙是用理性的乌托邦取代宗教的乌托邦。按照盖伊的说法，贝克尔把启蒙归入了中世纪的范畴。贝克尔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的观点风行一时。少数人例外，例如历史学家帕尔默的观点是和盖伊基本一致的。

东：那么异教精神呢？作者为何将Paganism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呢？为什么不更强调一些12、13世纪以来人文主义对于启蒙的影响呢？

刘：盖伊承认文艺复兴的重要，但是他把从1300年到1700年的四个世纪，视为西方思想复苏的时期，但真正的思想独立，即康德所说的“脱离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状态”，则有待启蒙运动。另外，盖伊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都在“异教古典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

东：所以总的看来，这本书表达的仍然是（美国的）主流观点。

刘：我们还是要回到历史语境来看。在当时的美国，自由平等这些核心价值观还是有共识的，但是它们的来源是什么争议很大。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来自宗教，来自英国的自由传统。而且，孤立论和例外主义很流行，在美国的思想界有一个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分野，将欧洲的东西看成旧世界的东西，始终采取着怀疑的态度。因此，许多人不认为自由的价值观来自于欧陆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像盖伊这样持世界主义、欧美世界统一的普世价值观的并不是很流行。在二战后，在冷战时期，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发生变化，美国人对旧世界和新世界的看法才达成了某种妥协。因此，彼得·盖伊提出的现代性启蒙观，当时在美国的语境下，是有挑战意味的。

东：在《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一书中，对极权主义的起源追溯到了对理性过度的强调，甚至包括异化的看法，您觉得这样一个叙述思路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性吗？

刘：这是另一种思路。贝克尔持有一种历史循环论。他认为，启蒙时代延续了中世纪宗教的思维模式，只是把对宗教的崇拜变成了对理性的崇拜。他认为启蒙带来的是革命，当然会伴有自由之类的概念，但也带来了恐怖的后果。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

苏联的共产主义虽然开始给人类带来了许诺，但接下来可能还会重蹈启蒙的覆辙。贝克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角度。但是，这种比拟貌似深刻，但不免过于简单化了。

再如，塔尔蒙要倒追极权主义的根源，从18世纪法国的思想中区分出哪些能导致集权的思想因素。把一些人的某些表述，说成后来重大历史现象的根源，从严格的史学研究角度来讲并不严谨。

东：的确是有一种“主题先行”的感觉。

刘：对，从史学来说，不能简单地把先后发生的事情看成因果关系；另外，历史现象的发生有很复杂的条件，并不能被简单地归因于某个思想观念。因此包括罗素在内，把卢梭说成拿破仑乃至希特勒的源头，就有些“忽悠”了。可能在一些观念上他们有某种吻合，但卢梭有他的历史语境，他对当时的历史语境有某种回应，而且他产生的影响也不能用一条细线来串连。

东：刚刚您谈到的这些事情令我想到书中对祁克果的引用语，“人们和启示真理只有一种关系：相信他”。这和盖伊所描述的关系是完全相悖的。人们和启示真理的关系问题在西方世界中也被启蒙冲击得这么严重么？在美国这个新大陆中，最近三十年中信宗教的人的比例还增高了，您认为启蒙运动真的是奠定了这样一个科学精神、自由精神和批判精神么？还是只是对这些有影响？

刘：基督教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欧美文明）的底色。即便现在很多人不再是虔诚的教徒，但他们的文化中还是渗透了这些东西，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另一方面，现代的思想运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也确实带来了改变。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以前知识是从上帝的启示而来，人无法改变上帝作出的安排；但从近代开始的改变，已经使整个地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进步、乐观主义的观念是在启蒙的时代开始变成了主音符，这在观念和心态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进步观念、乐观主义强调的核心是人，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之前，乐观主义是不可能成为一种主义的。这一点在下卷中做了论述：生态的变化，包括医学的进步，非常重要。以前我们谈到科学革命，一般强调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变化，但科学革命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对外界的探索，另一方面是对人自身的探索。十七世纪帕斯卡说，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透露了人的生命随时会夭亡的脆弱性。但是从18世纪起，随着医学、解剖学的发展，人的寿命开始有了一定的保障。这就给科学精神、自由精神和批判精神提供了一个生态依托。

东：下面我想请您谈谈启蒙和法国大革命问题。到现在关于大革命的争论还没有停止过，无论是从历史、思想史还是其他方面都不断有新出的作品，您怎么看待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

刘：书的下卷提出了启蒙思想直接影响到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当然下一步就是法国大革命了。这样一个直接的因果联系，在学界是有争议的。

思想如何导致实践？启蒙如何导致大革命？现在的研究有许多推进，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两个焦点，一个是传播的渠道，另一个是“文人”的角色。前者，如书籍史研究等。就后者而言，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其中有一节探讨“没有政治经验但又雄心壮志的文人为何在法国成为政治权威。不过，托克维尔没有对文人再加以细分。

文人有一些属于启蒙哲人，他们的肖像可以放进“启蒙”的人物画廊里。他们大多在革命前已经谢世。个别人参与了法国大革命，如孔多塞。

现在国外学界比较关注在革命中表现突出的两拨“下层文人”。这些下层文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有类似卢梭的经历，曾仰慕巴黎的沙龙和启蒙明星人物，怀着雄心跑到巴黎，渴望跻身于这些名人行列，但都受到挫败。其中一种是罗伯特·达恩顿所研究的激进文人，如布里索、马拉等。革命前，他们一直很失落，变得越来越激进。另外一种是达林·麦克马洪所研究的“反启蒙”文人。这些人在受挫后立即投入到反启蒙的阵营，成为主要写手，在那里获得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革命发生后，他们也是“反革命”的重要喉舌。

东：这让我想到民国间很多文人因仰慕梁启超、胡适来到了北京，但来了之后大多是失落的，发生了如同您说那样的分化。虽然20世纪的中国和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没法直接作对比，但从某种意义上相似性特别强。

刘：这方面有很多的理论解释，比如说边缘精英，他们可能和这个社会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

东：正如今天很多小城青年进入大城市受到的冲击感和疏离感后让他们做出一系列的反应，其实一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现象。

刘：这的确会存在比较长的时间，是和城市化的进程一致的。前些年有一本《最后的知识分子》，书中讲到，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波希米亚知识分子比较活跃，现在基本上消失了。一个原因是城市化的过程基本稳定下来了，另一个原因是社会机制和机构把他们吸纳进去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尚在进行之中，市场的扩张还没有让我们看到极限。

东：最后一个问题和当下的语境非常相关，关于启蒙运动在中国的接受史。从五四以前很多国人就注意到了启蒙运动在欧洲思想史和历史上重要的地位，是能和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运动并驾齐驱的重要变化阶段，更不用说到了五四运动更是一个拥抱其价值的阶段。但这当中有一个非常弯曲的歧路，甚至到八十年代末仍有提出再复兴的言论。您怎么看待百年中国对启蒙运动上特别复杂和歧义的过程？

刘：前面说到，启蒙意味着什么，人们会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启蒙哲人就至少提供了两种解释。一种是百科全书派的解释，认为知识本身就是光明，要把新知、先进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传播给当时他们认为是愚昧黑暗的世界；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启蒙观。第二种是康德的理解：“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他并不认为获得新知或世界观就是启蒙，人类和个人获得主体性的地位才算启蒙。康德针对的是家长式的统治。他提出的是一种平等主义的启蒙观。

启蒙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写译者序的时候我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太大的话题。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启蒙。许多人提及康德的名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已经启蒙的时代，而是生活在启蒙的时代。”这也折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特点。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可以引发思考和借以对话的文本。

东：谢谢刘北成老师。我们也期待本书下卷中译本的推出。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