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者·思想者·革命者——韩寒现象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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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任何正在出现的社会现象都会冒一定风险，因为它非常有可能突然转到你无法预料的方向，“韩寒现象”也是如此。
我把韩寒现象作为中国现象进行考察，分别写过《韩寒的出现意味着什么》（2010-5-22）和《韩寒的可能性》（2012-1-13）两篇文章。前者主要分析了出现韩寒的社会原因以及它的当代意义，后者则是在“韩三篇”发表以后，在很多我不能同意的观点中发掘出某些有价值的言论，把它作为韩寒的可能性（或者说或然性）来论说，本意还是从珍重这位年轻人的角度出发，阐述我对于当代社会情状的观察与见解。
现在由于方舟子的介入，“韩寒现象”正在演变为“韩寒事件”，在这个事件中，由“韩三篇”引发的思想探索和争论——这种思想探索和争论与韩寒说了什么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关系——戛然而止，韩寒作为中国现象的正面意义也不再被人所关注，反之，在沸沸扬扬的吵闹和连呼吸带喘的厮打声中，当事者（包括韩寒本人）不再斯文，一些浅薄粗鄙言论的介入和情绪性表达，更是给这个事件抹上了越来越浓重的滑稽剧色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围观者。
这使我想到，韩寒的出现真的蕴含着一年多以前我所说的那些意义么？这位新锐却具有同时代人很难企及的影响力的年轻人，究竟有多少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韩寒的可能性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很有必要到理性殿堂的深处走一走，探究一下我们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这里要说到三个概念：叛逆者、思想者和革命者。

2

叛逆者，简单说就是活得不如意并且用语言和行为表达不满的人，这方面的典型人物当推《红楼梦》里的宝二爷——他有些癫，有些痴，不按常规套路讨生活，把好端端的日子过得像白日梦一样，稚嫩敏感的心灵怎么也容不下明媒正娶的宝姐姐，只装着一个既没身份又没地位的林妹妹，结果亲自酿成了一杯人生苦酒（数百年来，宝黛爱情悲剧赚了多少多情男女的眼泪！），后人把宝玉视为那个时代的叛逆者，虽然未必符合曹雪芹先生的本意，却是有道理的。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叛逆者的行为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生活方式的非常规选择，它只在叛逆者的生存层面有意义；二、人们只有对这种非常规选择进行形而上审视的时候，才能够发现蕴含其中的叛逆的意义。
这就是说，叛逆者的叛逆往往是不自觉的，叛逆的意义只有在形而上的状态下才能够被彰显出来，譬如：宝玉大概从来没有意识到弃钗爱黛是在叛逆社会，对于他来说，唯有和黛玉在一起的那种爱情感觉让他着迷（宝钗则完全无法带给他这种感觉），其他都没有意义。
在幽闭人性的教育环境中，韩寒像贾宝玉一样，同样对生活进行了我上面说到的“非常规选择”，在形而上意义上，我愿意相信他就是一个叛逆者，一个并不符合这个社会标准型号的社会产品，一个不可多得的年轻人，这正是我们应当珍重他的缘由所在——我已经在前两篇文章中论及这个观点，此不赘述。
“陈行之先生，那我就要问了，既然你认为韩寒是不符合这个社会标准型号的社会产品，那为什么他反倒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了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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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威主义社会状态下，话语权是一种被国家掌握并根据政治需要进行分配的社会资源。就像同样作为社会资源的财富被什么人占有，国家意志往往起决定性作用一样，让什么人说话和不让什么人说话，也是有严格界定的，界定的标准，就是这个人符合还是不符合国家的统治需要，即是不是顺从国家意志。
一般情况下，顺从国家意志的人可以得到话语权，反之则不然。以文革为例：凡是符合正统意识形态的作家，不管你多么平庸，都可以发表作品，甚至大红大紫，而那些坚守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的人，哪怕你才高八斗也甭想有一行字付梓，更不要说出名。前者我们可以举例浩然，后者我们可以举例顾准。国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对思想进行控制的，而控制思想是所有权威主义社会赖以延续的法宝。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并未放弃把思想控制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这就是我们仍旧坚持用纳税人的钱通过作家协会体制供养作家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余秋雨之类的所谓“大师”当道、深刻的宪政学者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除名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我们绝不承认高行健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价值、绝对不会用它去激发民族自豪感的主要有原因，这更是作为国家奖项的茅盾文学奖绝不会颁发给非意识形态主流作家和作品的主要原因。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管是谁，若想依旧像毛泽东那样把社会弄成铁桶、把民众弄成傻子和疯子，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终于以沉重的历史代价、几代人的痛苦命运换来了有限的自由呼吸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人可以像人那样选择活着的方式了，流行歌曲的兴起，“超女”的出现，80后、90后个性之张扬，就是值得瞩目的社会例证。
我们通常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历史性变化，除了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之外，当然也包括话语权在国家控制中的松散、解脱和剥离，包括潜移默化在我们身边和我们眼前演变的社会细节，甚至可以说，这些细节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韩寒的出现，就个体来说可能存在很多偶然性，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代表又带有诸多必然性。一个社会一旦开始孕育新的文化生命，这个带着全新符号特征的生命的降临就将不可避免，即使没有出现一个叫韩寒的人，也会有赵寒钱寒孙寒李寒出现在那里——我们还可以把话题延伸一下：在“超女”中，即使没有李宇春，也会有赵宇春钱宇春孙宇春可爱地出现在舞台上，蹦蹦跳跳地唱着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歌曲。
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代新人,他们是作为叛逆者登上社会舞台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和我们这代人相比，他们接受的教育更加系统，眼界更加宽广，个性更加张扬，更具有‘人’的特点。我这里所谓‘人的特点’指的是未经强力胁迫和扭曲、以自然面目呈现在世界面前的人的内在本性，具有这种本性的人是很难被谎言欺骗的。他们不再经由国家意志在看、在听，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得到被意识形态精心遮掩的腐败画面，他们用自己的耳朵听得到被意识形态遮蔽的苦难哀吟；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得到无所不在的权力罪恶，他们用自己的耳朵听得到民众的灵魂呼号……所有冠冕堂皇的国家仪式都变得滑稽了，国家意识形态涂抹的油彩正在从伪造的历史画布上脱落，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实。他们也许没有很高深的学养，他们对世界的点评有时候甚至还很粗糙，但是，他们身上最可珍贵的是人性的直觉，这种直觉让所有老谋深算的‘大师’黯然失色，它看上去也许不那么坚固，然而其自身的质地决定了它不可能被弯曲，即使国家力量也不能。”（转引自拙文：《韩寒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我之所以一再强调要珍重韩寒，就是因为当我们把他作为群体意象审视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这种可贵的叛逆性，我想，这也是所有爱护、赞赏和支持韩寒的人都抱有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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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前面说“叛逆者的行为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生活方式的非常规选择，它只在叛逆者的生存层面有意义；人们只有对这种非常规选择进行形而上审视的时候，才能够发现蕴含其中的叛逆的意义”，我仍然愿意相信韩寒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不仅仅是对生活方式的非常规选择，它是一个青年人对社会的直觉，这种直觉有时候会比理论家的长篇大论更有价值。
韩寒的超大话语权在给这种直觉不断增值，人们则超越他作为叛逆者的身份，把对思想者的期冀也置放到了这个三十岁的年轻人身上。韩寒事件出来以后，很多网民质疑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对韩寒的支持，似乎这些人在容忍韩寒造假构成的对社会的欺骗。不能说这种指责没有道理，但是我们更要看到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
虽然一些网站把我也忝列“公共知识分子”行列，但是我并不很了解这个概念有怎样的内涵和外延，依照本人愚拙的想象，我想应当是信守道义与良知，敢于对社会不公正状况发出自己声音的人，这里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
话语权问题我前面已经说及，而“敢于对社会不公正状况发出自己声音的人”，一定是那个社会的统治者警觉、反感乃至于恨不得早早就灭了的人，所以他们很难得到话语权。当读者对网络上偶然出现的洞悉社会奥秘的文章赞叹不已，认为它描画了你心中的见解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它的作者也许正在遭受生存困厄，被主流社会排斥，甚至生活无着，更谈不上发表和出版作品，他只是在用思想活着。这样一些人面对由于统治者的疏忽获得极大话语权的韩寒，不可避免会珍重他、爱护他，并寄望于他，韩寒成为了他们心中的符号，甚至成为了他们自我的一部分，它远远地超越了韩寒作为实体的存在，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色彩，他们期冀韩寒发出他们无法发出的声音。
就思想深度来说，那些令人尊重的学者当然远在韩寒之上，他们当然看得到韩寒捉襟见肘之处，看得到韩寒还远不是成熟的思想者，但是，他们不会公开指责他，嘲笑他，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成为了他们良知的一部分。
这种带有普遍性的期冀在更广大的人群中蔓延，构成了21世纪初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景观，人们眼巴巴地等待着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像思想者那样为他们指点迷津，结果，出现了“韩三篇”所导致的失望、不满足，甚至是愤怒。
无须讳言，“韩三篇”是不成熟的，如果把它们放到思想作品中，甚至可以说是稚嫩和肤浅的，尽管这样，我仍然不认为韩寒应当为他的不成熟承担责任，我认为值得检讨的反倒是那些指责他的人：韩寒充其量是一个叛逆者，你为什么还要用思想者的标准要求他呢？这就好比我们怒斥一个孩子没有像大人那样奔跑一样没有道理。
去年12月23日，“韩三篇”发表以后，我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从最近一年多读韩寒文看出，他毕竟年轻，知识结构和思想深度还不能承受名望之中，捉襟见肘之处随处可见。但是，韩寒有分量很重的话语权，他利用这个话语权在说人话而不是在说鬼话，在中国这就难能可贵了。所以，对韩寒我还是褒奖大于批评，甚至完全忽略他的短处，不对他做任何批评，这样一个小伙子，确实值得爱护和珍重。”
我至今仍取这个态度，这是因为，我深知在叛逆者和思想者之间，还隔着很遥远的距离，韩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尽管这样，我也愿意指出，叛逆者先天具有成为思想者的条件，不管距离多么遥远，只要韩寒不放弃，他一定会获得更精准更深刻表达思想的能力，而对那些浑浑噩噩纸醉金迷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的人，我们是没有办法抱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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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本来可以收笔了，但是，既然前面涉及了思想者话题，我还想就此多说几句。
相对于叛逆者，思想者是超越叛逆的，他进入到了“我思，故我在”的境界，这就是说，活着对于思想者来说不仅是生活方式的选择，更是对生命的全新定义，在这个定义中，只有思想才是他存活于世的证明，他的价值意义无需用形而上的方式去发现，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证明。
在一个不容许思想流动的地方，思想是危险物品，是炸药，正因为这样，思想者往往要为持有它付出巨大代价，如果一个人没有做好失去世俗欢乐和幸福的准备，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生煎熬，是无法也不可能成为思想者的，思想者的灵魂深处总是伴随着别人看不到的风霜雷电，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思想者活得像躺在天鹅绒上那样舒适。
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不是自虐，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人成之为人的必由之路。
韩寒还缺少这种锤炼，从这个角度说，韩寒目前所经历的煎熬是一件好事，他必须坐下来静静地想一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必须自省，必须检点自己的灵魂，必须检点自视甚高的所谓才情，必须检点自以为超越所有人的思想的稚嫩，必须检点由于反常的顺境带来的高中生式的轻浮……当他把这些坎逾越过去以后，他有机会成为公众所期冀的有价值的人，有机会成为思想者，那时候，他将比现在更深刻认识到，他的意义涵括在作为社会之子和时代之子的独特位置之中，也就是说，他先天地承担着某种社会重任，这不仅是公众的期冀，更是社会的期冀，时代的期冀。当然，如果韩寒认为他没有理由按照公众的愿望和社会与时代的要求去生活和战斗，也无不可，但结果是：公众将唾弃他，社会将抛弃他，时代也将抛弃他——公众、社会与时代都没有任何理由尊重一个不能为这个世界奉献独到而深刻思想的人，哪怕他是天才。
社会是一本大书。对社会的洞悉不仅来源于生活所带来的直觉，更来源于人类先进的理论和思想的滋养，即使是天才没有这种滋养也将会枯萎。
“韩三篇”话题宏大，思想却极为散乱，这说明韩寒只抒发了某种对社会的直觉（必须指出，这种直觉不是没有意义的），思维中还缺少或者说没有必要的理论支撑，散乱正是因此而来。
一个没有思想炸药的人不能够摧毁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权力罪恶和社会罪恶，而躲避思想炸药——不管因为懒惰还是轻浮，亦或是恐惧——的人，则注定无法成为公众长久拥戴的人物，更不可能成为思想者，韩寒已经透支了这种拥戴，他应当努力让账面平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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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韩寒的可能性》一文中，借助于韩寒“谈革命”的话题，举例34岁的毛泽东流窜到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煽动农民革命、1949年以后这个人又做了什么，来说明所谓的革命者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一切都在流变之中，我们今天真真切切看到的东西，有一天会化为乌有；我们涕泪滂沱滴拥戴的人，有一天会成为奴役我们的力量；我们称之为亲人的人，有一天会成为用卑劣手段加害我们的人；就连我们自身也会随着时光的延续变得陌生起来，不相信以前那个自己是现在的自己，更不知道明天的自己是不是我今天下决心要成为的那个人……这就是说，无论社会还是人，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韩寒宣称，如果真的发生革命，“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棵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的）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韩寒表达的是一种超越历史发展的警惕和戒备的直觉，我赞同他的这种直觉，我认为这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所具有的这种直觉能力非常可贵。然而，那篇文章并没有回答我今天提出的问题：一个叛逆者在何种条件下才会成为思想者？思想者在何种条件下才会成为革命者？韩寒是叛逆者、思想者还是革命者呢？
现在我回答了。

（2012-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