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江浙多名士,缘何爱“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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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刘仲敬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其2013年出版的着作《民国纪事本末》被学者许纪霖赞为“读过的人无不称奇,可谓奇人奇书”。


今天,刘仲敬向“观察中国”读者热情推荐好文一篇《自诩“中华文明选民”的江浙名士为何爱内斗》。


感谢学者刘仲敬对“观察中国”的支持!







提示:浙江省,作为明清以来中国经济最发达、文教最昌明的地区,拥有无数“开眼看世界”的人。然而,民国时期经过无数名士争论的一次地方制宪尝试,最后则因各种立场的分歧而告流产。



文/刘仲敬


南明行将灭亡时,王思任告诉逃亡的马士英:

“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也。”


这话将华夏文明世界的骄傲和吴越精英团体的骄傲融为一体,暗示吴越士大夫在儒家文化圈内负有某种近乎“选民”的责任。这种期许并不仅仅限于浙人,王船山和朝鲜使者都怀疑二三其德、为敌前驱的豫鲁残民有没有资格继承孔子的衣钵,却从来没有人怀疑吴越士绅。


十九世纪末叶,1848年革命的精神以二三手形式传入远东。国民共同体建构的热忱如火如荼,带动了南明历史的复活和重构,心态多多少少类似后来的“民国热”。历史神话服从认同政治的需要,而非实证主义的需要。


汤寿潜的同侪宁愿认同张苍水和朱舜水,对后者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对端方及其同侪却是糟透了。不过也正是因为端方及其同侪的存在,国家主义与立宪主义这两大流行思潮才不致于正面冲突。共同的敌人是多么宝贵,只有在他们不复存在以后才会充分显示出来。


辛亥以前,吴越名士习惯于兼容两种思潮。社会不以为怪,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矛盾。吴越教育发达,经济发达,报刊和社团发达,因此苦于精英过剩。红人太多,粉丝明显不够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无论什么新思想,都可以理解为某种孔雀开屏式的炫耀和竞争,思想的具体内容反倒不那么重要。任何人想要厘清越人在清朝最后几年成立的各种社团,就会面临比博尔赫斯的巴比伦图书馆管理员更艰巨的任务。天知道他们组织了多少个名叫“国民”的团体,天知道“国民”这两个字有多少种不同的含义。


国民似乎建立在遗民志士的光荣认同之上,排除了臣服清朝的可耻败类;似乎建立在民权宪政的远大前程之上,排除了抱残守缺的顽固分子。某些名士,例如章炳麟,随着自己心情的好坏和论敌的变化,在这两种主流观念之间来回跳跃。


其他非主流观念千奇百怪,难于尽数。会稽人是不是主张开除其同乡的国民资格,根据什么理由开除,复杂和混乱的程度,即使1905年的俄罗斯政治团体都难以望其项背。


R. Keith Schoppa宣称:吴越是众多小共同体的嵌套结构,绍兴或宁波这样的地方舞台各有不同的精英互动模式。民初国家主义者和立宪主义者的分离,主要源于两种精英的背景差异。


国家主义者向往的舞台不在杭州,而在上海和北京。立宪主义者或联邦主义者(Schoppa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的基地也不在杭州,而在他们本乡的小共同体。


 

浙绅提出的宪法理论和宪法草案之多,为新旧国会和所有邻省所不及,行宪的成绩却有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多少应该归咎于杭州缺乏聚焦力量的现实。其他不论,甚至《自治法》的筹备会议都是由寓居上海的浙绅发起的。

 



卢永祥时代,杭州和上海的浙江宪法制定活动达到最高潮。各省纷纷响应,似乎越人通过联省自治运动恢复了一度失落的舆论领导权。然而究其细故,情况却不如表面上乐观。从九九宪法到三色宪法,制宪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前几年的国家主义者(national Chekiangese)身上。


(注:卢永祥)


他们的名字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蔡元培、卢永祥、王正廷、朱庆澜、吕公望、黄郛……他们和各地利益集团的关系,不会比梁启超进步党和(广东)新会的关系更有机。


这些人之所以忽然变身为联邦主义者,一是因为第一次法统重光失败后,北京政治核心的溃败;二是因为联省自治运动已经具有全国性的重要性,配得上这批大佬的垂青。


真正具备有机性的土豪,离不开自己的业务,在这种大出风头的时刻失去了话语权。他们像江苏的省议员一样,比较关心丝绸条例之类乏味的具体问题,却不善于掌握政治话语的分寸。


法团联合会一再杯葛宪法会议,多多少少反映了两类精英的不同取向。用沃格林的术语说,越人的宪法会议和省议会缺乏连属性。山西或广西的乡村小学校长和在乡退伍军官论学问和财产都比他们差得多,连属性却强过他们。


名士的阶级本能不同于土豪,他们追求的历史地位并不有赖于特定的地方共同体。他们缺乏俄国人所谓的有机性,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他们豪而不土。历史地位主要依靠文字纪录,事情的成败尚在其次。史可法在扬州和多铎开战之前,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留下漂亮的文章。如果宪法学纳入科举,当时和现在的美国参议员不一定考得赢这些名士。


“民国之本位在省。中央不能治,则不如近而求之省自治。主权之原动力在人民,统治者不可恃,则不如退而诉之人民自决。此省宪问题所以为今日救亡之急务,亦即将来统一之初基也。省之宪法即为吾浙人行使主权之保证;省之制宪即为吾浙人表现意力之试验。省宪之良否,吾浙人之休戚随之;省宪之成否,吾浙人之荣辱视之。”


如果我们没有计算一下这些伟人在十年以后投靠国民政府的比例和十五年以后接受共产主义的比例,或许能够表现出更加得体的感动。


三色宪法从技术角度讲,没有辱没越人精细的才智,却因为当事人和历史潮流的转向,变成了某种既不能赞美又不能贬斥的尴尬存在,只适合历史集邮爱好者珍藏把玩。对于缺乏有机性的名士而言,集邮册大概确实是最适合他们德性的归宿。



刘仲敬签名书《民国纪事本末》

(文章来源:凤凰新闻客户端)



观察中国 刘仲敬 2015-08-23 08: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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