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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都市的外貌不断变化。从中环乘车往湾仔，但见旧楼拆去，新厦建成。60年代建成的大会堂，70年代耸立的康乐大厦，现在都好似淹没在更高昂的士敏土森林中间。显眼的是汇丰银行新厦，后现代的建筑开放而外露，取代了过去稳重对称的旧貌；这前面就是殖民地皇后像广场，现在以星期天聚集了菲佣而着名。前头是中国银行新厦，金属的竹节拔向高空；再过去，以前是弃置的空地，现在可以看到一幢幢新建的大厦。右边是近年启用的太古广场、西武百货公司、连卡佛时装店都已成为时髦的场所，电影院前往往排了长长的人龙。中环的中心性逐渐移往金钟，在太古广场对面就是港岛地铁中心的金钟站，旁边落成几年的奔达中心已经因经济问题易手改名为力宝中心，像一个披甲的武士，富有侵略性的外貌遮去背后的大厦，仅露出闪闪金色的玻璃幕墙。左右两边的大厦由当中一道天桥相连，桥上露出一截木棉树的枝梢，朵朵红花倒映在天桥银白色的金属外壳上，化成抽象的纹理。这样一幅图画，80年代来过的人恐怕也认不出来，还以为是来到另一个城市了。

都市的发展，影响了我们对时空的观念，对速度和距离的估计，也改变了我们的美感经验。崭新的物质陆续进入我们的视野，物我的关系不断调整，重新影响了我们对外界的认知方法。过去闻一多谈新诗提出“建筑的美”，在今天也还有人依据这点来要求新诗字数和句行的匀齐。但若当代建筑的美的观感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呢？若当代建筑不再以整齐、对称、优雅、和谐、封闭为美，生活在这些建筑之间的人，很难不受到这种观念的冲击，对事物的感性也有了不同的变化。文学艺术工作者生活在都市里，是都市的浪荡人，也往往较敏感地发现了都市的新奇与限制。

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张爱玲的一篇散文较早表达了这种敏感：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甚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汨汨流入下意识里去。

张爱玲的这段文字，很能代表一个中国作家在30、40年代，置身初步现代化的都市如上海和香港的一种反应。一方面，她是认同这种现代化的，她喜欢“听市声”，她不认同那种“松涛”和“海啸”的诗意，但文字发展下去，逐渐从主观的“我”的感受变成对“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的理性心理分析。张爱玲的〈公寓生活记趣〉，正如她的一些小说作品，其中部份魅力正是来自一方面对现代生活的坦然接受，没有伤感和怀乡；但一方面亦对现代生活种种可笑之处作出谐谑的鬼脸。她既说喜欢市声，但亦仍然用风吹常青树的声音、小孩子回家等意象去比喻电车。正如公寓生活的描写，既写其现代化的一面，又写其不甚彻底的现代性。张爱玲的魅力来自她敏锐写出现代人身边杂事的愉快性质。一两片碎叶子黏在篾篓底上，她说“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但她接上去就说：“其实何必‘联想’呢？篾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么？”这一刻，抛开了比喻，她突然叫我们注视现代事物本身，事物本身可能具有的美。但当然，下一个段落，她又会回到联想与比喻的网络中，用参差的比较，从现代生活移开一段距离作出轻微的嘲讽。

也斯在《香港文化》一书中，非常关注由谁来说香港故事的问题，相信这亦是对文化身份日渐自觉的香港人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临近回归，各路人马争相报道、述说、解释、研究香港的时刻，各种关于香港的说法，纷纷以新闻、专着、电影、小说等形式出现，多方位地呈现或再现“真正的香港”。

把范围收窄到文化界，在外人和自己人、外来和本土之间划清界限，似乎是建立自我身份的诉求的自然举动。早一点的有对马建漠视香港文化言论的反感，近一点的有对潘星磊捶打女皇像的不表认同。在这些事情上，自称香港本土人的我们采取的往往是防卫式的姿态，并且毫不思索地向一种仿似不辩自明的本土身份靠倚。我们往往怪责人家不了解甚或是不尊重我们的文化，“我们”把“他们”界定为外来者，不算是“香港作家”或“香港艺术家”。通过这种反向的否定他人，我们肯定自己的存在。当我反复用“我们”这个字眼，我已经假设了“香港人”是一个大体上完整和同一的集体，没有多元的内在分歧和差异。但问题是，这种同质的单一身份存在吗？

我并不是想反过来合理化一些大中原心态或异质论述对香港文化的指三道四，我只是想把目光回转，审视自我身份认同中存在的种种陷阱和危机。关于“谁是香港作家？”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场合都有不同的界定标准。香港各类文学奖的方法最简单，只要你有香港身份证便可以。至于文学选集，则往往由时间和地域两个笼统的指标来考量，例如台湾作家施叔青在香港住了十多年，也可以算是香港作家。另外南来和移民作家，也会因其在一段时间内于香港这个地域里“居住”过而获得或保留“香港作家”的身份，于是连张爱玲也常常被收录在关于香港文学的论述中。在另一些情况底下，我们可能又会以题材来界定什么是“代表香港”的作品；又有人提出一套以写作形式为依据的看法，例如也斯认为香港艺术的特点是抗拒宏大叙述架构的片段式抒情。

我不否定上述任何一种界定标准，但我并不认为任何一种标准能正确地界画出香港作家的真正本质。事实上，各种标准本身都是一个塑造和制作过程，从本身的立场建构带有不同目的的香港作家形象。我们并不因为生于香港而先天地是香港作家，我们是在自我和他人的塑造过程中“成为”香港作家。而不同背景和取向的人并不集体地“成为”同质的香港作家，所谓“香港作家”应该是一个不特定、多义、多作用和互相冲突的意符。与其争论“谁是香港作家”，我们不如问：一个作者如何“成为”“香港作家”？以及：一个作者成为了“怎样”的“香港作家”？

摘自《香港文化十论》、《答同代人》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