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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已过，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谁最想过这个节。

我见过她们——在河北的女子监狱里。

她们都是杀夫的女犯。在忍受了十几二十年的家庭暴力之后，以暴制暴。

三八节这一天，会有一些人，能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可以有家人探视----如果家里的孩子和老人能有钱和体力坐车来看看她的话。

我找到了编导范铭当时写的文案：

豆晓花，15岁不到就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1岁的男人，那个男人多疑、残忍，始终怀疑她不忠，八年来不允许她跟任何人说话。她身上伤痕累累，从来不敢穿短袖，但是没有一个邻居知道她所忍受的生活，因为丈夫打她的时候，甚至连家具都不碰，无声而凶猛。

燕静，丈夫在她怀孕八个月的时候都会用枪抵着她的头让她拣地上掉落的子弹，在女儿诞生的第十天，重男轻女的丈夫就想要掐死亲生女儿，为了保护女儿，她开枪打死了丈夫，被叛了无期……

“那一刻头脑是空白的”每个人都这么说。

这叫“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说。

“受虐妇女综合症”是目前国际通行的概念，用来描述“受虐妇女”特殊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她们经历的受暴周期一般是：关系紧张的积累阶段——爆发阶段——平静期(甚至是蜜月期)——紧张关系的积累期。她们无处求助，并且受到威胁，暴力只会愈演愈烈，周期越来越短，直到多年的隐忍终于爆发。

“不可避免么？”

“一旦开始，不可避免”专家说。

写到这儿，我还能感觉到，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办公室里一瞬间的寂静象海水卷来。

——她也是女性，单身母亲。

“女犯中很多人都是杀死了睡梦中的施暴人，也有的是趁丈夫酒醉，将他绑缚后杀死。国外视其为正当防卫，因为家庭暴力具有周期性，受虐妇女可以根据日常经验推测自己将要受到的生命威胁，于是在一种极度的恐惧之下试图以暴制暴。这种情形类似被绑架的人质，如果明确知道自己明天要被杀死，他一定会选择在今天晚上把绑架人杀死并逃走，而不是等绑架人醒来再与之搏斗，因为搏斗的结果自己肯定是死，这是一个合理的判断。”她说。

在加拿大和美国，患有“受疟妇女综合症”，由专家证人出法庭作证后，可以获得轻判甚至免刑。

但在国内，她们都是15年以上，死刑，死缓……她们的婆婆求情和乡亲的联名上书都没用。

只有在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她们也许会能获得名额有限的减刑。

豆小花对我们说她很热爱这个节日，但是她叹口气说“一年，为什么只有一个三八节呢？”

小梅是安瑞花的女儿，十五岁。

我问“谁来保护你妈妈呢？”

小梅说：我想谁来保护她应该就是一个问号？

“向谁提出的问号？”

“向自己母亲提出的问号，向我提出的问号，再向社会上的大家提出的问号？”。

天亮之后，我要去见见很多的代表委员，从他们那里寻找答案。

PS:

把当初这篇采访的手记也一起贴上来吧。杨春引过纪伯伦的一句诗说“真正的歌者，唱出人心底的沉默”

沉默在尖叫

有人打一个女人，用刀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侮辱她的姐妹，扼杀她的孩子。

在中国，他可以这么做，甚至在众人面前这样做，而且不会受到惩罚。

——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我们站在安瑞花的家门口，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的酒瓶子，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

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像个虚墟。十几年，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密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儿。

她从不反抗，直到孩子受到威胁。

她杀了他。二十七刀。

到现场的警察说死者眼睛睁得很大，脸上都是“难以相信”的表情。

是风声吧，让空屋子听上去像在尖叫。

两年前，我在《东方时空》的时候，一直想做这个题。留着一份法学会的报告，第137页的右下角注解中有一个数字：云南省女子监狱里的暴力杀人的女性重刑犯中，因家庭暴力杀夫的占到60%。

一直没有机会做。

“杀人这种东西是有基因的，跟家庭暴力没什么关系”开论证会的时候小宏说。

王剑锋说，“要是我，他妈的趁他睡的时候，拿壶开水一浇，准保好。”

温和一点的人说“太常规了，这个问题，太多报道了，这已经不是社会主流人群关心的问题了。要不做做什么冷暴力的”。

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夫妻之间最严重的问题可能也就是冷漠。

但是，再来看看——内蒙古女监，这个数字是70%，还有辽宁，河南，河北……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人——死去的男人。还有活着的女人，都是重罪：死缓，死缓，无期，无期，无期……

婚姻，这是人类生活最亲密的一个部分，为什么会给人和人之间带来最残酷的伤害？

这是个很常规的问题，是的。

爱伦堡说，“石头就放在那儿，作家的任务不仅要让人知道它，还要让人感觉到它。”

我想触摸到人的心灵，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灵。

正月里，在访豆小花她妈的时候，老太太情绪激动，一再问我，“你能不能让我的女儿回来？”

我蹲在那儿看着她无法作答，心想再让她按这样表达一两句就可以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激动，电光石火间，我想起她给我看过她的药，“您别激动了，心脏不好。”

语音未落，就看见她从小板凳上向后一仰。

众人乱做一团，我止住那些想抬她的人，从她口袋里找出速效救心丸，放了五粒在她嘴里。

可是她已经完全无法吞咽了，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已经一点生命气息都没有了。

那一刻我跪在冰冷的地上，扶着她僵直的身体，心想她已经死了。

(我将成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个把人采死的记者，天啊。)

抬头一看，没有人性的李季和李宏卫啊，还在拍和录呢。

幸好过了五分钟，她缓过来了，被扶进了屋里。

要命啊。

可是，她的孙女很冷静。

“发作的时候你怎么办？”

“去找邻居。”十三岁的小女孩说。

死去的男人，失去自由的女人，留下的就是这样老老少少的人。

老年人病了就躺在床上等着死去。孩子们从来不和外人接触，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连去一趟监狱看妈妈的钱都没有。

但是他们会长大，他们会有自己的家庭——那会是什么样子？

安瑞花的女儿说，“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他们只有暴力。”

她的哥哥十九岁，出事后就离开家，不知道跟什么人在一起，睡在哪儿，吃什么。

他的将来会发生什么？没人知道。

所以我们紧接着去做下一期的青少年犯罪问题。

没有完，完不了。

从《双城的创伤》、《心灵的成长》、《网瘾少年》到《女子监区调查》，再到这期的青少年犯罪的节目，我一直想知道，在中国社会里，家庭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单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对于道德和爱的理解，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和人的影响下形成的？

都是些让人心颤抖的发现。

因为是家庭，丈夫可以残害妻子，父亲可以十年来不跟儿子说一句话。母亲可以用对前夫的方式羞辱自己的女儿。可以对服毒被救的孩子说“你怎么不死了让我省心？”可以在一个孩子十一岁离家出走之后，把他的东西全都扔掉，再也没有找过他。可以因为孩子上网成瘾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关起来。可以教会儿子抽烟喝酒仇恨别人…

在一个被叫做“家”的房屋里，人，可以被允许这样去对待另一个人。

就因为那个人是自己的妻子，丈夫或是孩子。

没人会知道这个房屋里发生了什么，只需要房门轻轻地滑上。

“咔嗒”一声。

所有的尖叫，在远远的外面听上去只像是风的声音。

……

可是这个家庭中的孩子也会长大，每天跟你在大街上擦肩而过，也许他成了准备拿着枪去抢动的郭海宾，也许成了一个抑郁的，靠吃东西来排解内心烦恼的宋禹。也许成了你的同事，领导，也许成了你爱的那个人……也许……也许就变成了我，和你。

在这个家庭里看到和学习到的一切，也许在有一天，会让人变成小时候最痛恨和反对的人。

到那个时候，谁是强权者，谁是对别人说“你闭嘴”的人？谁在伤害别人时感到快意？谁是沉默的那一个？无助者向谁哭叫？

人内心的真相，也许狰狞不输于任何体制，任何意识形态。

但是你却不可能去问，谁的错？谁的监管？谁的责任？

对一个记者来说，通往人心之处，也许是最艰难的一种历险。

我很喜欢美国一个恐怖小说的作家斯蒂芬·金。

他是美国最富有的作家，但他总是埋头在他的屋子里不断地写，不断地。

“一个故事好像总在向你喊叫”他说“直到你把它写出来。”

说出来一个故事，也许你就获得短暂的安宁。

但是在《沉默的羔羊》的结尾，那个吃人狂老霍普金斯在出逃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年轻的女警探。

“要获得神圣的宁静，你得一次又一次地去争取。”

他继续写道“因为鞭策人前进的是困苦，看到困苦，困苦就不会有尽头，永远也不会有尽头。”

摘自柴静博客2006-03-07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