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簡體     傳統

编者按：春节长假，数以亿计在城市工作的人们踏上了返乡之途。“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成为了他们共同的想法。在往返于城市和乡村的过程中，变化一直以现在进行时发生着。一方面，外出打工、经商和就业扩展了他们的视野，并改变着他们的观念；另一方面，乡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此过程中，人们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再回到乡村。作为一个新闻人，本报记者张弘十五年来春节期间一直往返于北京和湖北云梦的老家之间，他的观察，或将引发许多人的共鸣。

文 | 张弘

对于户口仍在湖北农村的我而言，每年的春节回家，既是看望父母和亲友的必需，更是对孩子亲情的弥补。湖北省云梦县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县，而隔蒲镇又是云梦县人口密度最大的镇。按照县里的计生政策，头一胎是女儿的，隔五年可以生育第二胎。因为我女儿和儿子没有间隔五年，所以当年曾被罚款。由于北京的户籍藩篱，还没有开始上学，我们夫妻就把两个孩子托给父母在老家照看，至今已有十多年。

我仍然记得，2000年，5岁的女儿面带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忧郁送我们出村，3岁的儿子意识到父母将抛下他，发出如狼嚎一般的哭喊“我要去嘞”，并挣脱我父亲的搂抱，跑向我和妻子。现在，女儿、儿子已在县城上高中，我们在高中附近租了房，母亲在这里为孩子做饭、洗衣。父亲舍不得他1991年修建的两层小楼，舍不得他在院墙内外亲手栽下的梨树、桃树、核桃树，还有去年已经结了一串的葡萄。他在村里住一阵，就骑上电动车，到十几公里的县城去看望我母亲和他的孙女、孙子，每次都要带上一点自己种的蔬菜。这些蔬菜一时半会儿吃不完，母亲就把它卖给租住地附近的餐馆，或去早市赶集卖掉。

对于一生都在底层生活的父母而言，后代有出息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也是他们生活中的巨大支撑。我和弟弟供职于媒体，曾让父亲在村里扬眉吐气，很是得意了一阵。1949年出生的父亲早年迷恋文学，并有作品发表。他曾对我和我儿子都讲过，当年他作为青年作者代表在一次会议发言时，现在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只是台下的听众之一。本来，他有机会去孝感师范学院学习，成为拿“月月红”（工资）的公家人。但是，不识字的爷爷觉得去学习挣不到工分，不让他去。最终，他丧失了脱离农民身份的机会，承担了抚养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的家庭负担，也被迫放弃了文学，到90公里外的武汉做了一个辛苦的菜贩。在他心中，我和弟弟，可能部分实现了他的梦想。

▲屋前的院墙一角，父亲载下的梨树、桃树与核桃树

但是，村里人的攀比和闲言，让父亲的光荣感没有保持多久。二叔家的孩子，我的堂弟通过高考，进入了中央财经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一家银行工作。村里人对我二叔说，你们这一门现在好了，兄弟三人都出去了。二叔说，他们家的两个孩子（指我和弟弟）不能跟我儿子比，我儿子是通过高考，堂堂正正出去的！一听此言，父母都十分生气。父亲把满腔的希望，都寄托在今年上高三的孙子身上，希望他考上名牌大学，为自己出一口气。

我们村的乡亲，对孩子求学并不十分热衷。我出生的张家坡，村子近500人，但是，在云梦县城上高中的，大概只有三个，其中包括我家的两个。和我儿子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有的初中还没毕业就到餐馆打工，有的早已经跟着父母做装修。

大表哥对于自己当年没有上高中继续求学似乎并不遗憾。大年初二，我和姨表弟给舅舅拜年的时候，他对于“知识的无力感”如是看待：“我现在搞装修一个月能挣到一万多，很多硕士毕业的研究生，每个月的收入只有我的一半。”对于我两个孩子上高中，他感同身受：“你负担很重，马上孩子上大学，花钱将会更多。”

▲父亲在院墙外面种的白菜，楼房为1991年修建，瓷砖是后来贴的。摄于2014年春节。

如果算经济账，让孩子上高中后，因为不属于义务教育，所以经济负担剧增，对农民来说明显不划算。但是，大表哥从来没有劝我让孩子弃学。上东北，下深圳做装修的大表哥尽管对大学生就业的待遇不是很看得上，但是他从来没有轻视过知识。

我的连襟同样如此。他的女儿考上了研究生，两个儿子初中都没有毕业，早早出门学电脑、打工。前两年，大儿子娶了一位大学生，小儿子娶了小学同学。2014年，连襟的大儿子在昆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公司业绩刚刚持平。每年春节一过，两个儿子就带着媳妇出门，把孩子交给连襟。在连襟夫妇的心目中，女儿的分量绝不比儿子稍轻。

而我在数次给孩子送饭、送衣物的时候，感受到了家乡的人们对于知识的重视。每到中午12点，县一中的校门口就站满了给孩子送饭的家长。放学铃声敲响之后，校门打开，摩肩接踵的学生开始往外走，而家长们则提着饭菜进校寻找自己的孩子。云梦一中的理科班有大约二十个，每个班有五六十人，文科班也有好几个。与学校一墙之隔的新楼盘，也用“状元府邸”来命名。

▲岳父在云梦县曾店镇乡下的房子。2004年岳父搬到了云梦县城居住，他的二儿子前几年也住到了县城。乡下的房子无人居住，岳父在主屋后面搭建的厨房已经倒塌。照片摄于2013年春节。

相对于喧嚣、繁华的县城，村庄的衰败很明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这些年，村里人大都拆掉了以前的旧房，盖起了两层、三层四层甚至更高的楼房。村庄都通了水泥路。就我看到的情况，几乎每一个村子都可以开车直接到达，只是路面比较狭窄，错车时需徐徐通过，或有一方让到一边。去年春节我去六七里之外，交通较为偏僻的大姑妈家拜年时，也发现修建了水泥路。大姑妈家的大表哥告诉我，修路时，他向修路的人提出把水泥路修到家门口，修路的人说，修一米150块钱。因为这段路延续了二十多米，大表哥自己出了三四千块。

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村里买小车的人多了起来。有没有车，也成为了村里人评判你在外面“混”得好不好的标准之一。前几年春节回村子里过年，我们夫妻都是坐火车或大巴回去，今年同样如此。弟弟已经好几年没有回老家了，今年他没有买到车票，于是从北京开车回到老家。爱攀比的村里人在和弟弟聊天时说，你也开车回来了，这车两三万块钱？马上就有其他人说，这车得二十万出头，比村里其他人开的车都好。

弟弟开车回家，父亲也格外高兴，虽然明知弟弟初四就要去上海，但他一度提出要让弟弟去近20公里外的三姑妈家拜年。由于下雨路滑，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全，很快就阻止了这一提议。最后，弟弟和我初二去了舅舅家，初三弟弟自己去了二姑妈和四姑妈家，初四中午就回上海了。

以前春节，回家过年的人比较多。近年来，回家过年的人明显减少。小我一岁的春安，已经在镇上买房，大年初一早上回村里拜完年后就离开了。还有人在县城、孝感和武汉买房，过年也不回来。母亲觉得，村里人初一早上相互拜年没什么意思：“有的平时对你连外人都不如，拜年的时候喊得再亲热又有什么用？”在县城照顾孩子三年，她习惯了县城的生活，每天晚上给孩子送完饭后，去马路上和同伴们跳广场舞。弟弟在县城为父母购买的三居室不久就会装修，而她也盼望着住进去，以后在县城过年。大姑妈家的三表哥虽然在乡下有房，但也在弟弟为父母购买的楼层之上购买了一个相同的三居室，而他的儿子即将大学毕业。

▲屋后路边的水杉，是我1992年春季栽下的。

老家的祠堂早已在解放后毁掉，改革开放后修族谱时也没有重建。村里人将村后一个三四米宽的小桥戏称为“六渡桥”（武汉的一处商业繁华地带即为此名）。茶余饭后，人们在桥两边或坐或蹲，聚集在一起聊天。由于没有任何公共文化设施，村里人的娱乐主要是打麻将，看电视，年轻人则爱玩手机。村里有两个小卖部，既卖一点日常用品，又开着麻将馆。和我同年出生的清平几年前盘下了“六渡桥”旁边位置最好的小卖部，村里人常年去他那里打麻将。而另一家小卖部是堂叔开的，耳朵几乎全聋的父亲经常去那里打麻将。有时，回家的村里人还会用色子赌博，输赢很大。有些人喜欢“玩味”，每年春节带足了现金回家赌博。一位堂叔春节回家赢了一两万元，前年春节则输了好几万，然后在老婆的责骂声中回到了武汉。

老家的资源相对贫瘠，既不依山，也不靠水，而且人多地少。地底下贮藏着全国最大的盐矿。我在北京吃到的食盐，就是云梦生产，只是价格比老家贵了好几倍。显然，这一资源既不能产生庞大的就业，也不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四姑妈家的二表弟就在盐厂上班，每月收入较低。家中盖楼房、二表弟结婚，都不得不依靠在《南方都市报》做编辑的哥哥出资。与以前相比，老家的环境明显变差，村子中间和村子后面的一个池塘，我十多岁时，每年冬季都有比较清澈的碧水，遇上降温，塘面还会结上一层冰。而这几年，这两个塘都已经干涸，里面满是水草。

离村子很近的幸福渠，每年夏天都会涨水。多年前，我曾到这里游泳。这几年春节，我看到的却是河底很少的脏水。村里人说，县印刷厂的工业废水，县城人的生活废水都被排进了这条河。尽管渠上新修的桥比以前稍宽，并且可以过小车，但是桥下的污水让我无法释怀——而这并非仅仅因为怀旧。

▲葡萄藤沿着院墙爬行，2014年已经结过一串葡萄。

年纪大了，身体也差了，父母只种了很小一片菜地，把责任田让村里人种，种田者每年给父母一点钱。以前，村里人耕地大都用牛。而今年春节回家我看到，威武的耕整机在轰鸣声中很快就把土地收拾得服服帖帖。由于道路的改善，乡亲们自种的蔬菜运到武汉的批发市场也很方便。尽管如此，留在家里的，主要是社会学家们所说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每年春节一过，青壮年们就外出打工和经商，热闹一阵的村子，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对于这些年的变化，半生在贫困中度过，为改变贫困而吃了很多苦的母亲对我说，“现在好啊，不再为生活花费担心，想买什么就买，我有证，在县城坐公共汽车不花钱，种田国家还有补贴。以前你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为六分钱借了一整村！”

大年三十的下午，我家吃年饭。按老家规矩，年饭前要在堂屋前焚香并点燃蜡烛，同时烧纸敬祖宗。爷爷在世的时候，我和弟弟以前都曾跟着爷爷，给祖宗烧纸钱。爷爷去世后，有文化、不信鬼神的父亲仍然延续了这一习俗。饭菜摆上桌后，父亲带着我女儿、儿子和弟弟的女儿围成一团，在条桌下面烧起了纸钱。此时，侯德健的歌曲《那一盆火》在我心中油然响起。这一盆火，到我这里是要就此熄灭吗？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5-08-23 08:4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