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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君按：1991年1月，《中华儿女》杂志刊出陶斯亮所写的《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一文，一时洛阳纸贵，杂志一印再印，各种文摘报刊更是蜂拥而上。四位“公主”的不同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导演谢晋还曾产生了拍摄一部名为《红色公主》的电影的冲动。

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想，这是因为她们的背后，是一段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并引以为戒的共和国历史，它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命运，正如陶斯亮所言：“我们生在这样的家庭，命运都把握不住，有时被抛到天上，有时被抛到地下，何况中国的一般老百姓。”有谁希望重蹈覆辙？

十多年过去了，仍有不少人苦苦寻觅这篇文章，而还有更多的80后、90后对此一无所知。鉴于此，共识君特将此文刊出，以飨读者。

我是不愿翻阅旧相簿的。那永远逝去了的过去，有着我太多太多的快乐和太多太多的幸福，以至我都不愿再去触动它，就像那些陈年老酒，封存的年月越久，反而越舍不得品尝了。

可是有一天，也不知是那根筋兴奋了，竟将相簿统统抖落出来，在床上摊了个横七竖八。我打开了其中的一本，纸皮面的，微微有些泛黄，里面全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照片。

照片上的那个小女孩是如此的稚气，那双清澈透明、无忧无虑的眼睛，似乎总是在憧憬着一个七彩的梦。“难道这是我么？我曾经这么年轻过么？”我反复莫名其妙地问着自己。就这样信手翻着，翻着，突然，我的眼光停留在一帧照片上，就再也移不开了。

这是张极普通的黑白照，由于是阴天，整个照片显得乌涂涂的。照片上的四个姑娘并排而立，背景是荒凉的深圳罗湖桥头，时间是1961年元月。

照片上的姑娘衣着朴素，甚至显得土里土气的，即便是在以朴素为时尚的60年代，像这样的女孩子，也不会吸引行人投来一瞥的。

然而，她们却使我怦然心动，使我百感交集。一种从久远往昔被唤回的迷惘深深攫住了我，以至连现实也变得模模糊糊，不可思议。是的，是的，我很难将照片中的这四个女孩子与今天相联系。

她们是谁？她们的过去是怎样的？如今她们又在哪里？好，让我一一来做个介绍吧。

最左边这个，像个土改工作队女队员似的，是当时被称之为“红色公主”的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再过来的陕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叶群的女儿）；第三位像知识分子的是聂力（聂荣臻的女儿）；顶右边这个像女子钻井队长的便是我。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年轻，多么健壮，又是多么的纯朴啊！

先说聂力吧！她的经历是很独特的，她4岁就陪母亲坐牢，其后，由于革命战争环境的恶劣，她的父母只好将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她就像旧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村娃一样，在风里雨里、饿里冻里长大。稍大点又去纱厂当童工，就像夏衍写的《包身工》那样，瘦小的身躯负荷着超强度的劳动，倍尝人世的艰辛，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直到十二、三岁才回到父母的身边。待我见到她时，她已从苏联学成归来。她毕竟不同于我们这几个半大不小的中学生，她已经是大人了，懂得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一头柔发很适度地烫了边，小翻领的深色衣装更是增添了几分成熟和稳重，白皙的皮肤和红润的面色，使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健康和富有朝气。

她待人亲切真诚，性格温厚开朗，什么时候都是笑吟吟的，很有股子大姐风度，跟她在一起使人感到松弛舒服，因此我非常喜欢她。她这年在广州留园与丁衡高结婚，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从未见过这么隆重又这么简单的婚礼。

说简单，是她和丁衡高就那么平平常常地结了婚，日常的装束，没有喜宴也没有贺礼，唯一体现喜庆的是一张大红纸，不知哪位老帅在上面写了首贺诗，内容却忘了，依稀记得诗里含有丁聂的名字。

说隆重么，也是了不得的！因为有一半以上的元帅（还有许多的将军）参加了这场婚礼。聂力的婚礼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从此后我不羡慕婚纱和喜宴，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摆脱传统的现代意识，是真正的洒脱！

以后我去了上海念书，直到粉碎“四人帮”，再也没有见过聂力，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她“文革”期间的境遇。两年前，有次我与钱老的秘书通电话，她正好在旁，听说是我，就接过电话聊了会儿，依然是直呼我的小名，依然是热情而诚挚的，依然颇有大姐风度。

前年2月份，我陪妈妈去看聂伯伯，本以为能见到她，却不想她开会未归。虽然聂力和丁衡高都已是我军高级将领了（聂力是我军五个女少将之一，以后晋升中将）。但仍尊崇着中国传统孝道，一直陪伴在年迈的父母身边，尽管只住一间小屋子。聂伯伯虽已90高龄，又染病在身，但仍然穿着一身绿军装，使你感到这是位至死不会脱下军装的老军人。

聂荣臻和聂力合影

去年元月我陪妈妈去广州参加陶铸塑像揭幕式，聂帅曾给妈妈一信，信上写道：现在羊城故友一一乘鹤而去，故地重游，恐地倍加伤感，因此我不敢再作五羊游！多么朴素而又饱蘸着感情的语言啊！这次见聂伯伯，他又感伤地说：“广东我不想去了，主人不在了（指我父亲），客人（老帅们）也不在了，还去干什么呢？！”望着衰老的聂伯伯，我不由得悄悄红了眼睛。

是啊，广州铭记着父辈们的革命情谊，也保留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友情啊！聂伯伯请我们吃晚饭，有一道霉干菜扣肉，好吃极了！我往馒头里使劲塞，直到都不好意思吃了。临别时，聂伯伯拉着我这个好吃鬼的手说：“下回请你吃涮羊肉！”

聂伯伯啊，但愿还有下回，但愿下回能见到聂力姐姐！

而我和李讷则同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高我一级。我在校园里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朴素，总是短发齐耳，身着蓝制服，足蹬黑布鞋。那个时候，骑英国凤头车，戴瑞士表是很时髦的事情，然而李讷骑的是国产车（好像是飞鸽牌），戴的是国产表，她总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像我们这些女孩子，总喜欢三两成群叽叽喳喳的。

后来，我们相识了。那是在50年代，有一年放寒假的时候，我回广州探家，她也来这里看望父母。江青见我憨憨傻傻的，一天到晚无忧无虑，就会咧着嘴笑，于是说：“这孩子性格挺好的。”而李讷太早熟，太忧郁，太拘谨，太敏感，因而江青很愿意让我跟李讷一块玩，于是我和李讷成了朋友。

李讷只年长我一岁，那时也不过是初中学生，但是她读书之多，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刻，见解之独特，待人接物之持重，则完全不像她那个年龄的女孩子。在她面前，我不由得将自己减去10岁，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陋寡闻和幼稚浅薄。我经常瞪大眼睛听她讲各种各样的书里的故事。

从她那儿，我第一次知道了《圣经》不仅可以读，而且是很有趣的一本书。记得有次，她谈起《父与子》，说她最喜欢的人就是巴扎洛夫，我赶快找来此书读，方知巴扎洛夫是个虚无主义者，当时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毛泽东教育出来的孩子，怎么会喜欢一个虚无主义者？

又记得，有次李讷带着几分忧郁又带着几分茫然对我说：“我将来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这话更是让我迷迷瞪瞪，在那样一个清明盛世，当然要做最好的人啦，难道还存在着别的可能吗！李讷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李讷告诉我，父亲给她和李敏起的名字，是“敏于行而讷于言”的意思。她确是讷于言的，由于家庭的特殊，她不得不事事注意影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总是提防着人们的指指点点和说三道四。红墙的阻隔，使她不能与同龄人交往，因而又注定了她是寂寞的，孤独的。过分的谨慎和压抑，久而久之，使她变得愈发孤僻，郁郁寡欢，容易紧张甚至怕见生人。

表面上，她从不把自己当作父母的小宝贝，相反的，她总是用一种与她不相称的亲昵，称江青为“小妈妈”，而我自然是“小亮亮”啰！恐怕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享受了这种加“小”的待遇。但是我感到她内心深处还是极需疼爱的。我相信她一度患了青春期抑郁症，那是由于渴望能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怀和疼爱，却又不能得到满足而委屈和伤感造成的。

有次，我们翻阅画报，看到一个女郎的特写，她有着一双美不可言、一汪清水般的大眼睛，李讷久久凝视，神往地赞叹：“多么纯洁！多么美丽啊！”不知为什么，30多年来，很多重大的事情都忘却了，然而这个细节，这件粉末点大的事儿，却使难以忘怀，为什么呢？噢，也许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窥视到了李讷内心对美的向往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得出她是在拼命压抑自己的天性，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

那个时候我们女孩子，正是不知怎么“臭美”才好。我是最不会打扮自己的，可有时会一口气扎上四个蝴蝶结，红橙黄绿地顶了一脑门。每次李讷见我，总要笑嘻嘻地说上一句“好漂亮啊”（其实很难看）。可是她自己，从来不穿花衣服，不穿裙子，不梳辫子，不允许自己浑身上下有任何一点色彩和美丽。

有一年在北戴河，我去看望李讷，她带我去见她父亲。毛泽东望望我的花裙子，对李讷说：“你看亮亮穿得多漂亮，你为什么不也穿花一点呢？”但是李讷始终不肯脱下她的蓝制服，一辈子将自己裹在灰暗之中。

也就是这次，李讷指着墙上并列挂着的列宁和毛泽东的像，对我说：“列宁一看就非常精明，而爸爸一看就很有海量。”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她对父亲的崇拜。但同时又有点小小的疑惑——形容毛主席的词汇多了去了，为什么李讷独独选用了这么个词汇呢？

李讷和毛泽东在香山

后来，我们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学，起先还通一段时间的信，她的字写得熟练娟秀，令我自惭形秽，因为我爸老说我的字像“鬼画符”，没人能看懂。至于内容么，则记不清了，无非是些小大人般的问候鼓励罢了，可惜这些信“文革”中都丢失了。

1966年夏，“文革”已经开始，我从上海来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讷的小窝拜访。她的住所与毛泽东的宅院一墙相隔，是座朴素的小院，她只占用一间屋子。一进门，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书架，奇怪的是这些书架的摆法并不像一般家庭一样靠墙而立，而是像图书馆藏书室那样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个空间，只是在一个小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俱。什么沙发，什么地毯，什么衣柜穿衣镜，什么装饰摆设……统统没有。

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泡方便面。我还是在她那儿，第一次见到方便面这种新型食品的呢。生活过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点同情。

我想到我们家，每当开饭的时候，老老小小围一大桌子，连阿姨也在一起，有多么的热闹啊！我想到在我们家里，我可以跟父母撒娇、抬杠，甚至吵架；可以放肆大哭或大笑；吃得太撑了可以躺在沙发上哇哇叫；夏天可以光脚丫满处跑，睡午觉时也不洗脚，找张报纸往床上那么一垫……啊，我是多么自由自在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讷幸福，幸福得多！“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分别时，李讷送了一只长毛绒玩具小狗给我，还是外国货呢！那时这可是稀罕玩艺，我自然是珍爱有加。

我又一次见到李讷是在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时。那时她已是《解放军报》联络员了。她依然是热情的，拉着我的手说：“走，去看看爸爸去！”

我们走进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坐在一张大皮沙发里吸烟，他身穿绿军装，头顶一颗红星，领展两面红旗，十分的威武。我兴奋得心嘣嘣跳，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顿时我腾云驾雾，飘飘然不知所以了。

后来，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金水桥边，席地而坐，缓缓地抽着烟，微笑着望着对面广场上如痴如醉的百万民众欢乐的场面。李讷也拉着我随人流下来了，我俩站在离毛泽东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这一着名的历史镜头。“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们该有多幸福啊！”李讷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兴奋地说。

在五彩缤纷焰火的照耀下，我突然发现李讷一反往日的拘谨和忧郁，她双目放出我从未见过的光彩，面孔因激动而容光焕发，发自内心的喜悦使她变得美丽起来。我一方面受感染而越加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暗暗有点惊讶：“女儿对父亲也能崇拜到这般地步吗？不是说亲人眼里无伟人吗？”

我最后一次见李讷，却是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场合。那是在1967年9月份，中南海分片批斗“刘、邓、陶”，我站在喧嚣的人群后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母受尽凌辱，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真是心都要碎了。就在这时，偏偏在这时，我突然看见了她！

她站在人群中，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俨然是来“视察”的样子。不是不久前还亲热地叫“陶铸叔叔”吗？这一切是怎么啦？我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回去后，泪流满面地找出了那只长毛绒小狗，伤心地将它扔到地上……

我跟李讷的一段友谊，就这么随着小狗的落地而中断了。但是这许多年来，我却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关注着她，我总能断断续续、时浅时深地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令我有点惊叹的是，她的命运，正是她悲剧性格的延伸。

是的，她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她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条既定的人生轨迹。难道她真正飞黄腾达过吗？尊贵显赫过吗？我怀疑，即使有也是稍纵即逝的。

不错，她当过几天北京市委书记，但很快就下了干校。接踵而来的是婚姻挫折，疾病折磨，父亲的去世，母亲的倒台，政治上的失意……她几乎从中国消失了，被人遗忘了，直到最近几年，才又开始传出若干信息，我知道她又结了婚，爱人老王是位离休老干部，爱好书法和国画，这倒是与李讷颇相投的。李讷病愈后分配到中办秘书局工作，但基本上在家里休息。去年看到一份杂志上刊出李讷照片，可比以前胖多了，依然是朴素得让人无法容忍。

李讷并没有像她当初断言的那样，她既没有成为最好的人，也没有成为最坏的人，也没有去当什么“巴扎洛夫”，而是成了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人，属于那种凭工资过日子的人，既要为油盐柴米房租水电而操心，又要为孩子上学看病坐车而犯难，甚至冬天也要像老百姓一样贮存几百斤大白菜。

去年她一家三口分配的180斤大白菜，是自己用平板三轮车拉回来的。每当毛泽东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她也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排在长长的队列中，静静地等候进纪念堂去见父亲一面，然后随着队伍出来，消失在那些匆匆忙忙去挤公共汽车的人流中……当我听到这些情况时，不知为什么，心里酸酸的。

讲给友人听，有的感叹同情，有的则说：这有什么！挺好，就应该这样！不管怎么说，我仍要为李讷的回归而庆幸，做一名普通人（实为正常人），难道不是李讷当年所向往的吗？难道不是她那伟大的父亲所期望于她的吗？比起当年的“红色公主”来，我觉得今天的李讷更值得我尊敬。

再说林豆豆。我第一次见她大概是1953年，在广州石碑子弟小学。那时她也就八、九岁吧，她和她弟弟，两人都是浓眉大眼，一望便知是谁的孩子。

小时候的豆豆既没有一般小女孩的活泼，也没有一般小女孩的扭捏，而总是静静地用两只黑黑的大眼睛看着你，一副认真专注的神态。不知为什么，我对第一次见到的豆豆的形象至今记忆犹新。大概是由于她那小巧精致的模样儿，使我觉得，啊，真是一粒小豆豆！

以后也断断续续见过她几次，但她总不爱说话，老是紧紧抿着小嘴而大睁着黑眼睛，我感到这位小姑娘真是又清高，又矜持，又娇气，加上大了她几岁，也就更不介意这个一号首长（在东北时林彪是一号首长）家里的小金豆了。

以后，依稀听说她一度也患了青春期忧郁症，同她的妈妈闹别扭，怀疑自己不是叶群生的。再后来，她成了大名鼎鼎的林立衡，而我则成了“黑帮子女”，我们之间有若天渊之别，自然更谈不上任何联系了。

直到有一天，1981年的冬天，那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街上早早就绝了人迹。突然门铃响起，“像这样的天气，又这么晚了，谁会来呢？”我好生诧异。只见进来的是一男一女，两人全穿着臃肿的军大衣，戴着大皮帽，足蹬大头鞋，像是从北大荒来的，又像是复员大兵。那女人揭开皮帽，天呐！竟然是豆豆！然而当年那个娇弱忧郁的豆豆已不昨存在，在我面前端坐着的是一位文弱朴素的，沉稳谦和的，既便诉说自己的苦难，脸上也挂着平静微笑的中年妇女。

她告诉我，“九一三”以后，她被审查关押了几年，直到1975年才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解除监护，分配到河南郑州一家工厂任科级干部。不知为什么她竟然没有档案（据说转丢了），因此她的一切都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她的政治结论是什么？不明确；她的转业手续是哪儿办的？不明确；有事向谁反映？不明确……

由于没有档案，也就没有以往的一切凭据，因此她上不了户口，拿不到任何居民票证，也领不上工作证，调级增加工资更是轮不上她了。她成了一名“黑人”，被遗忘在那间小屋里了。

林豆豆

然而另一些人，一些无聊之辈，却不断来骚扰她。每天都有几个讨厌鬼来窥视她，有的干脆破门而入，只为看看林彪女儿是什么样。另外还有一些舞文弄墨的，也千方百计想从她嘴里掏点秘闻什么的。“他们就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豆豆苦笑着说。

然而我感到悲惨极了，中国人的好奇心怎么这样残忍！“我觉得实在很难过下去了，每天没有一点安宁，所以我来北京上访，接待站一听说是我，都不敢理，说我的事他们管不了。东碰西撞的，连碗热水都没有喝上，这么冷的天，这么晚了，上哪儿去呢？想想还是上你这儿来了。”

但是豆豆，还有她那位忠诚的丈夫，只是在我家歇了歇，暖和了暖和，喝了点茶水，就冒着严寒走了，消失在风雪交加的黑夜之中。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这是开放改革成交最显着的几年，几乎人人的生活都提高了，不少人还暴富发了横财，然而豆豆的工资一直只有70元（丈夫张清林是90元），由于长期生病住院，这点钱也主要用于医病了。

他们住在工棚改的小屋里，土圪塔地面，破破烂烂，冬天更是奇冷无比。他们买不起家俱，用木板和纸箱放置东西，最奢侈的物品是一架小的黑白电视机。

而最糟糕的是她的房间依傍在农药厂废水排泄沟旁，有毒的化工废料对她的身体损害很大，她患了“过敏性结肠炎”，每天腹泻不止，长期不愈。这样的身体状况，这样的经济状况，40多岁的人了，不敢要孩子，也不能生孩子。这些是一位去郑州看望过豆豆的同志讲给我听的。他说：“豆豆都变形了。”

1988年，中组部要豆豆回京治病，并安置在中组部招待所住下。去年又听说她正式分配到社科院工作，豆豆的新生活开始了。我深信，在经历了这一切的磨砺之后，她会变得成熟，永远告别了往昔那位娇弱的林豆豆。她如今叫路漫。

至于我本人，这30年来经历了“红”与“黑”的变化，弄得“不红不黑”或者说“又黑又红”。在当了20年医生后，又突然改了行，弃医从政！而全部理论住所就是“树挪死，人挪活”！可如今，我也搞不清楚我究竟挪“活”了没有？不管怎样，敝帚自珍吧！

凝视着照片上的我们，每个人眉眼都是舒展开来的，但是仔细端详，又会发现，在我们那个年轻的脸庞上，都已清清晰晰地投影上了各自父亲的特征了，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日后每个人的命运了呢？

然而命运，命运究竟是什么？是诗人的无病呻吟，预言家的占卜，心理学家的测算，还是老太太们的迷信？命运是物质的吗？它存在于遗传密码中吗？它是生物信息的某种功能吗？命运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吗？是空灵神秘无法把握的吗？……啊，什么时候我能真正透彻搞清楚，命运究竟是什么？规律究竟又是什么呢？在社会学的范畴中应该如何理解“基因”的作用呢？

聂力、李讷、豆豆，人生聚散无常，有生之年，我们还有机会再合一次影吗？

（1990年8月）

共识网 2015-08-23 08:4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