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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阿伦特的作品《共和的危机》、《极权主义的起源》、《责任与判断》、《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中文版相继出版或再版。需要指出的是，阿伦特的思想体系非常复杂，向各个方向抽枝蔓延，她对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进行了新的定义与解释，理解阿伦特并不容易。

新年伊始，由歌德学院资助翻译的《阿伦特手册》面世。这本书由柏林政治学者沃尔夫冈·霍尔、贝德恩·海特尔和斯特凡妮·罗森姆勒编着完成，其方便之处，不仅在于读者能够便捷地获取阿伦特着作的相关信息，而且还有助于在其涉猎广泛的领域中找到准确的定位。该手册所收录的论文，也足以体现各类阿伦特研究者的丰富视角及其广泛的代表性。

沃尔夫冈·霍尔提醒说：“阅读《阿伦特手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阅读阿伦特的原着，因为它们可以不断激发令人称奇或引发质疑的思考。”就他个人而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偶然中与阿伦特的作品相遇，他便被吸引至今，“你总是可以在想象中与她交谈，向她询问对当下事件的看法。她全部的魅力就在于此，始终吸引你以全部的心智去与她对话。”

谈阿伦特的作品

唤醒人们作为人的责任感

新京报：你是在什么时候与阿伦特及其思想相遇的？有什么特别的契机？

霍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其中包含一些翻译工作。有一天，读到一篇文章，其中一个脚注，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来自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为了更好地把握内容，我专门去找了这本书，结果就打开了一扇进入阿伦特世界的门。

《极权主义的起源》就其探讨的主题而言，是深刻而丰富的，而且充满对话意味，你似乎可以跟阿伦特直接争论。阿伦特在前言中说：“这本书在写作时所针对的背景是，轻率的乐观态度和轻率的绝望。我认为进步和毁灭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都属于迷信，而不属于信念。”我们当时也沉浸在这种轻率中。

二战后数十年西欧盛行乐观主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又把人们推入绝望中；民族社会主义令人绝望，自由主义很脆弱，而共产主义看起来有诱人的亮色。阿伦特在这本书中为我做了清晰鲜活的辨识，它是一本实用的辨别新型政治体制的指南，使我发现自己对社会生活持有的判断是多么轻率。

新京报：你在演讲中说，二战以后的第三代人，对阿伦特的兴趣非常浓厚，是否跟他们的生活处境有关？你在大学担任教授时，就你观察而言，德国现在更年轻的孩子们，对阿伦特的关注兴趣在哪里？

霍尔：每一代人都带着自己的需求与使命。

就西欧而言，二战之后的第三代人，身处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宽松的政治环境，他们在世俗化（现代化）过程中成长起来，很少受思想史的影响。前面几代人在渴求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把改善的希望放在社会革命之上，负重的社会追求自由。到他们这一代，生活回归到正常轨道上，革命已经缺乏现实感缺乏诱惑，而他们要处理的是自由的另一面，责任。

阿伦特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唤醒人们作为人的责任感，她对责任的阐述，涵盖了个人存在的意义，也包括对政治本质的思考。在阿伦特那里，政治多少带有理想色彩，本质上是人们共享这个世界的方式。公民的政治参与，与人之存在意义相关联。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没有勇气在公共领域以行动展示自己，这样的处世姿态，会威胁自我存在的意义，使自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与此同时，弃世界于不顾，忽略其他人的存在，对生存利益与人身自由的追求，也会变得无意义。

我认为，追求独立思想，积极的政治参与，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勇气，这些都是阿伦特获得年轻人青睐的原因。

谈阅读阿伦特

需要主动摆脱不思考的诱惑

新京报：但你也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阿伦特在欧洲被视为局外人，其原因是什么？

霍尔：阿伦特的思考，是直面20世纪的政治危机的，两次世界大战，俄国与德国极权政治的兴起，冷战以及后极权主义……对人类文明构成了难以跨越的挑战。对外战争、对内的压迫，或者人为制造的灾难……这些都构成人类尴尬的历史。而普通人来不及审视过往的历史，更来不及去理解、去与那些黑暗的事实相处。比如，在德国，纳粹的极权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这段历史是如此沉重，令人不安，出于人性的脆弱，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承受纳粹时代的记忆，所以绕道而行，参透法西斯的阿伦特也就随之被绕开了。

阿伦特是一位追随自己思考活动的思想家，她的目光无比犀利，要阅读她，就得承担一个任务，不是对智力和知识的要求，而是对思考能力的要求：主动摆脱不思考的诱惑，终止使用陈词滥调，拒绝不假思索接受外来的观念，识别谎言与空话。显然，这个任务并不轻松。

另外，阿伦特对世界有着一种理解的热情，她认为，理解刚刚发生的事情，意味着审视和承担这些危机压给我们的负担——既不否认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压下卑躬屈膝，而是要坦然地、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这种热情并非一直都存在人们身上。

谈“平庸的恶”

没有人能真正抵御

新京报：“平庸的恶”，这可能是阿伦特最广为人知的概念，也是被用得最多的概念，你自己个人会如何使用“平庸的恶”？

霍尔：平庸的恶，这个概念一直是有争议的。它是阿伦特用来描述纳粹头目艾希曼的一个词。1961年，他担任《纽约客》特约记者，前往耶路撒冷，去报道以色列对艾希曼的审判。艾希曼曾是纳粹政权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600万犹太人经他的手丧生。在看了整个审判过程后，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不是什么杀人恶魔，他只是一颗纳粹政权里的螺丝钉，因为足够平庸，不会思考，而成为出色的螺丝钉，严格执行组织的命令。

反对者提出，艾希曼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是活跃积极的，他非常热情地追求纳粹体系中被认为有价值的更高的职位。但阿伦特指的思考是指不依赖外在的价值体系，独立思考我要成为怎样的人，我正在做什么，我面对的是怎样的世界。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并且强调专业化的社会，个人非常容易被淹没，无论是社团、组织还是公司，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要求个人作为更大集体的一小部分发挥作用。所以，平庸的恶，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你只要想想，自己是否曾经为了获得某个集体的认同而努力，不依靠自己的判断，通过认定外在规则，有章可循地去做事情？这样的经验大家都不陌生。

事实上，阿伦特不相信存在某一类型的人能抵御平庸的恶，她寄希望于人的多样性，独特的个人以其行动投射出光亮，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惯式和行动逻辑。她说，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仍然有权利期待某种启明。

谈怀疑者

他们才是真正可靠的人

新京报：在阿伦特的作品中，我们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内容：谈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能力抵御“平庸的恶”的人？

霍尔：是的，在阿伦特的着作当中她并没有针对我们作为人的养成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案。如果非要寻找答案，可以去看《黑暗时代中的人们》，这本书中，她对那些善于思考的人有非常细致的分析。

她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因为一个能够判断善恶的人，不一定有能力不作恶，纳粹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最早屈服于纳粹体制的，恰恰是那些正派体面阶层的成员，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他们是属于那种教养极好、道德素养很高的人群。让阿伦特惊讶的，不是道德的溃败，而是他们为何如此轻易地用一套价值体系替换另一套价值体系？不要忘了，艾希曼也能背诵看起来很高尚的道德格言。

阿伦特说，希特勒时代受尊敬阶层那种全面的道德溃败，会使我们明白，道德规范和标准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变，坚持规范和标准的人们反而是不可靠的，真正可靠的是那些怀疑者，因为他们习惯省察事物并自己做决定。

确实，在阿伦特那里，你找不到关于道德标准的内容，找不到关于人的养成的内容。她强调的是，在危机中，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不会寻求规则和律令，只会说：我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我绝对不会做任何有辱我自己的事情，也绝不会做我的记忆不能承受的事情。简而言之，我不能做某件事，因为假设一旦做了这个事情，我就再也不能够“自重”，这与周围人共同认同的习惯习俗无关。而“自重”，恰恰是无权者的最终的权力。

谈“黑暗时代”

公共领域被遮蔽，黑暗就降临了

新京报：“黑暗时代”，也是阿伦特一个非常着名的概念，按照你的说法，黑暗不仅存在于那些权力高度集中充满暴力的时代，更是存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只要我们停止独立的思考，世界就黯淡下来？

霍尔：阿伦特认为，没有人可以完全认识他自己，因为没有人像显现给他人那样显现给自己。所以，人确认自我，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公共生活中通过行动彰显自己。这也是阿伦特定义政治的基点。

但是，总有那么一些时代，人们停止思考，不再互相交流对世界的看法，不再公开谈论公共事务，而是退回到私人领域，隐蔽地生活，这样公共领域被遮蔽，黑暗就降临了。因此，黑暗时代的形成，并不是由于道德败坏，并不是由于恶的行为，甚至也不是由于极权主义的新的邪恶；只要人们避开或无视中间状态的公共性空间，就已构成了黑暗的时代。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阿伦特赞美公共领域，强调积极生活，认为公共领域的私人面孔更智慧更优雅，她同时也强调从公共领域撤退的自由。

谈阿伦特之爱

唯一的爱，是爱“人”

新京报：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把她为阿伦特写的传记，取名为《爱这个世界》（For Love of the World），你是如何理解阿伦特之爱的？

霍尔：扬·布鲁尔是阿伦特的学生，对阿伦特的思想而言，她是一个很好的诠释者，她用厚厚的一本传记来诠释何谓阿伦特的爱。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大概不能通过简述完成。

阿伦特的博士论文在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指导下完成，《奥古斯丁爱的理念：一种哲学解读的尝试》，于1929年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在柏林出版，那时她已经开始关注爱的理念以及它可能对人类交际产生的影响。完成《极权主义的起源后》，阿伦特于1958年推出了她的另一部作品《人的条件》，“从最新的经历和近期的恐惧出发，对人类境况再思考”，她自己将此书作为“爱这个世界”的表达。

还有一段话，来自阿伦特与友人的书信，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阿伦特的爱，她说：“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谈今日之阿伦特

她在学术象牙塔之外发光

新京报：阿伦特的思想体系非常复杂，向各个方向抽枝蔓延，很难归于一类，我想知道，在德国的高等院校课程中，阿伦特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

霍尔：是的，阿伦特的思想非常复杂，她思考的很多问题，至今仍在向人们发问，所以，不同国家的人们带着不同的问题去寻找阿伦特，比如，美国带着共和的危机，拉美对独裁政权的抵抗，德国带着对公民参与的渴求……

把阿伦特的作品分到哪一个科或者哪一类，一直都有不同的意见，她到底属于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大家都没有形成一个共识。阿伦特在概念的界定与运用上往往与众不同，她的思考路径总是与那些更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不同。在德国的很多大学当中没有设置关于阿伦特的课程，因为没有办法对她进行分类。

阿伦特经常被学院派、各种政党、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阵营所孤立，但她拥有广泛的读者，大家都期待从她那里获得其他地方难得的洞察。这恰恰说明了阿伦特的品质。她不是安居于学术象牙塔中的学者，她的身份，更像是公共知识分子，关切周身所在的世界，面对现实，分析具体环境和历史关头的人们，寻找人们经历中没有先例的新事物，随时给出她自己的判断，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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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的重要作品

谈及汉娜·阿伦特的思想，《极权主义的起源》无疑最让人难忘。这本书于1951年出版，是阿伦特全部着作中版本最多的一部。美国政治哲学家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说，如果为这部书写个小传，展示其酝酿、产生、发展以及（持续至今）人们对它的反应，就能从中窥见20世纪前半叶的政治史在后半个世纪是如何被理解的。

关于纳粹极权，我们会想起这些内容：人性的扭曲、道德的崩溃、有组织的大规模犯罪、血腥与暴力……阿伦特生前也承认自己是在痛苦、恐惧和愤怒中完成了《极权主义的起源》。而几年之后，阿伦特在写给雅斯贝斯的信中说：“认真地去爱这个世界，我开始得实在太晚了。”她把自己于1955年完成的《人的条件》一书作为是在政治理论上“爱这个世界”。

经历过极端的恐惧之后，阿伦特还是相信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相信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在人之生存的极端情境中，人的灵魂深处仍有不灭的光。而守护自我内在的光，正是每个人须对自己负责的事，她苛刻地要求每个人都过那种经过省察的人生，并以她一辈子的努力，来构建一种关于人的哲学：我们怎样思考，我们怎样行动，才能有尊严地过一生。

事实上，阿伦特并不认为，铭记过去就能避免重蹈覆辙，而迅速遗忘也并非不可饶恕，重要的是独立的思考与判断。她在《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一文中说：“不管发生其他什么事情，只要活着，我们就必须和自己生活在一起。”而自问：“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我是否还能容忍我自己？”在任何时刻都至关重要。

采写 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感谢《阿伦特手册》译者之一寇瑛女士担任采访翻译）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新京报评论 2015-08-23 08:4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