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太平杂说送终的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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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军靠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在1858年稳住了局势的次年，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到了南京。
　　洪仁玕是洪秀全最早的信从者之一。他的到来，使洪秀全十分欢喜。因为他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愚蠢、贪婪、没有能力、胡作非为而受到全军上下的反对；他宠信的心腹奴才蒙得恩“总理国事”，部下怨言很多，实际上这个正掌率也掌不了大事。洪仁玕是他堂弟，当然远较异姓可以信托；又通文墨、见识较广，较蒙得恩压得住台面。于是，这个天王就再一次作了匪夷所思的提拔任用。
　　洪仁玕1859年4月22日到南京，朝见之后，立即被封为干天福。洪秀全将这样一个相当高的爵号，封给不但寸功未立，而且一天也不曾随军打天下的堂弟，只是第一步棋。到5月8日，就晋封为干天义，加九门主将。义是王以下的最高爵号，九门主将是“天京”卫戍司令。但还不够。才过了三天，5月11日，就追不及待地再晋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1857年，洪秀全曾公开宣布“永不封王”，至此自食其言了。军师者也，即掌管军政大权的第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天王。最高层内讧之后，一直由洪秀全自己兼任，即所谓“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这下子也食言了。为了这突击提拔，为了压服有功将领，洪秀全特意在天父台举行仪式，令洪仁玕登台受印，向全体到场官员宣布，大家都要受洪仁玕节制。20日里放了一枚三级火箭，任命了一个大管家，很能反映洪秀全的性格与心态。在他心目中，太平军就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要谁作管家就由他说了算。至于经常自食其言，出尔反尔，多疑的独裁者向来如此。
　　这样的三级火箭式的提拔，让洪仁玕喜出望外。他没有参加从金田村到南京的造反，屡屡失去机会，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他精明，吃不准参加造反的祸福。此次到南京的意图，他被清军所俘后的供辞说得很直白：“予原意只欲到京奏明家中苦难，聊托恩荫，以终天年”。就是家里和个人都艰苦困难，现在你洪秀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我来找你讨点封赏，好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这是历代开国皇帝的本家、亲戚、故旧常有之事，并不奇怪。何况，洪仁玕是最早信从拜上帝宣传者之一，而且躲到香港也一心盼望洪秀全成事，说洪秀全好话，为洪秀全着想，自然更可以要求“恩荫”。供辞下一句是“殊我主恩加叠叠”，表明出乎意料之外，大大超过“聊托恩荫。”的期望值。极端地破格重用，为他的“苦志求名”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因而才有后来的种种作为。须知，这是他决心作文天祥第二，尽力将自已塑造成高大完美忠臣义士之时，透露出来的实话，决不是托故要求清政府从轻发落之言。他明知自己必死，也毫不抱免死幻想，岂会说贬低自己“革命动机”的假话？可惜，这几句说到点子上的话，专家们却故意视而不见。
　　洪仁玕到南京后，为报答洪秀全，更为自己实现“苦志求名”的愿望，写了《资政新篇》、《开朝精忠军师千王宝制》、《颁新政宣谕》、《天历序》、《戒浮文巧言谕》等等文件，有不少新的看法和建议。洪秀全之所以批准颁发，是为了给洪仁玕树立威信。可是，主要将领都不买这个账，没人理睬，不起什么作用．在当时都是空文。然而，后来，尤其是1949年以后，成了“太平天国”研究的一个热点，成了宣传“太平天国”的进步意义或革命性的根据而大炒特炒这种事，在现代中国，是家常便饭。
　　吃透洪秀全的心思，加上自己被封千王、军师而诸将不服的切身体会，洪仁玕提出防止“弱本强末”弊端的办法。就是广封王爵，以削弱殊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人的权力，尤其是削弱和分散兵多将广的李秀成的大权。这个建议很合洪秀全的心意。再由他的两个哥哥加以发展，不但可以加强洪家集权，还可以用来卖爵敛财。实行的结果，首先是加深洪氏集团与李秀成的对立，而李秀成却是太平军必须依靠的头号实力人物。其次是，使太平军山头林立，没有人可以统一指挥。第三是，不少将领各顾自己，争权夺利。第四是，贿赂公行，上下急剧腐败。第五是，无功受封而有功不奖，忠诚的太平军将士怨恨山积。清方的李鸿章多少看出了问题，说“增封多王……内乱猜忌之萌，愈散漫不可制”。洪氏集团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制造内部矛盾，从内部瓦解太平军的低级错误，或者也可以说超级慢性毒药。洪仁玕对此负有重大责任。
　　洪秀全很希望洪仁玕在指挥作战方面露一手，以证明自己知人善任，更可用以作为高度集权的帮手，一石二鸟。洪仁玕自己当然也想建立军功，让诸将领信服，真正抓住军权。他在攻苏杭以解天京之围的问题上，与李秀成相合，一同商讨作战方案，由李落实指挥，大破清军江南大营。对于太平军和洪秀全，应当说这个大战役，他是有功的。此战胜利，使他自我感觉良好。于是提出经营江浙、西征武昌的战略。这个主意，当然可以讲出许多冠冕堂皇的道理。不便明讲的，是他要加强对陈玉成、李秀成的领导与指挥，让他们乖乖地所从他调遣。可他并不了解实际。没考虑到陈玉成镇守的安庆随时有受攻击的危险，更不考虑李秀成先要着重稳住和经营江浙的强烈意愿。轻率地将这两张王牌用于长途征战，兵分两路去攻打武昌。这一好高骛远的决策，使“天京”的屏障兵力单薄，陈、李两军长途劳师不易密切配合，加上李秀成内心并不情愿，故而风险极大。即使占领武昌。如果江、浙、皖不稳，也得不偿失。但他一门心思、打自己的算盘，根本不营这些。结果，陈玉成上了外国人的当，能攻占武昌却没拿下；李秀成未能准确接预订计划配合，劳师无功。更坏的是，久已盯牢安庆的曾国藩，乘机重兵围困并最后攻下这个战略要地，“天京”上游失去屏障，处于清军随时可以攻打的危境。这种态势的出现，表明曾国藩老谋深算的战略眼光，也是洪仁玕自以为高明的低级错误所造成的。导致这一低级错误，是由于太重的私心的驱动，再加上没有军事指挥的经验，而又自以为是。
　　安庆被清军围困后，陈玉成急忙率军东返，力求解围。清军兵多将广，挖掘长壕两道，志在必得。如果陈玉成没有被洪仁玕派去西征武昌，清军是不可能将安庆如此困死，他也决不致如此被动。万不得已，向“天京”求援。洪仁玕只好叫章王林绍章和他一道，率兵参加解围。是时，李秀成还在东返途中。他一些未参加西征的部下因江浙较空虚，又愤于洪仁玕的瞎指挥，没人肯出兵参加安庆解围。如果说，洪仁玕在理论上还可以说一通“围魏救赵”的空话，那么。亲自带兵打仗那就完全不行。一与清军交锋，就被击败，退到桐城，不但起不了正面作用，而且损害陈玉成部下士气，助长清军必胜信心。随着安庆解围战的失败，陈玉成部下主力丧失殆尽，陈本人也因此自投罗网而被清方所杀。太平军在地理上、人事上都失去了一只臂膀。而且，因为陈玉成，是洪仁玕亲戚，同时又是李秀成的好友，本来在李秀成与洪氏集团之间一直起调和矛盾冲突的作用，他败死之后，洪氏集团与李秀成的矛盾便没有人调和与缓解了。
　　尤有甚者，在以李秀成为首的“十三王救天京”之战，洪仁玕居然同洪仁发、洪仁达一起掣肘。他们不愿看到李秀成顺利成功，害怕李秀成势力和功劳太大，希望李秀成与湘军都在费时旷目的苦战中消耗得半死不活，希望诸王从此怨恨、不理睬李秀成。于是，借口防疫，紧闭南京城门，不接应十三王之兵，更不派一兵一将里外配合，哪怕做点姿态造点声势也不肯。弄得救援之军上下都很愤怒，斗志日衰。加上补给困难，“寒衣未带”，湘军又拼死苦战。终于，在打了一个多月之后，援兵各自撤退，没能解南京之围。李秀成自然会看出洪仁玕起了什么作用。
　　从《李秀成供辞》看来，他对洪仁玕虽有别于洪仁发、洪仁达，但不满之意仍很明显。所以多处提及洪仁玕，不但没有一句好话而且流露出不少弦外之音。他常用“洪姓”一词，就包括洪仁玕在内。要不是那时洪仁玕正护送洪天贵福在突围逃亡中，要不是洪仁玕在南京危急之时被洪秀全革去大权，李秀成在供辞中一定会有更多的揭露与否定。
　　洪秀全最后预留遗诏，要洪仁玕扶佐洪天贵福，可见对洪仁玕忠诚的确认。而洪仁玕也以文天祥自命，被俘不肯投降而被杀，没有辜负洪秀全的信托。当然，要不是靠李秀成，他和洪天贵福根本不可能突围冲出南京。
　　太平军最高层的内讧，以及内讧后洪秀全的所作所为，注定了最后的失败。洪仁玕被任命为军师，非但没有遏止“太平天国”的倾颓，客观上反而加速了它的败亡。他在实现“苦志求名”的同时，也在为洪秀全及其小朝廷送终。他所作的那些政治文件，成了后来不少人做文章的好材料，成为美化洪秀全的上等化妆品。这，大约是他对洪秀全最主要的“历史贡献”。